为什么似乎总会有论文造假？

想必大家都对前一段时间《肿瘤生物学》“107篇中国论文被撤事件”有所耳闻吧，舆论上对此事莫衷一是，不过总体而言还是以批判学术造假成风的声音为主流，毕竟有“汉芯事件”、“肖传国事件”之类的劣迹在前，而这些事件的处理结果似乎又略显无力，舆论一片声讨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一切问题的关键当然就在于我们这些一线的科研人员，这也没有任何洗地的余地。不过如果将此事停留在一桩丑闻的层面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背后存在着更加深刻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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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注意的是，学术造假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某几个学科才有的问题。不过，学术造假在生物医学领域却的确有愈演愈烈之势。早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员John Ioannidis就曾在PLOS Medicine上发表文章宣称（DOI: 10.1371/journal.pmed.0020124），医学领域有着很普遍的学术不严谨问题，以至于“多数已发表的学术成果都是假的”。与之类似的，法国波尔多大学的Estelle Dumas-Mallet等人也于今年2月在PLOS One上撰文指出（DOI: 10.1371/journal.pone.0172650），有大量的医学实验结果会被后续的研究所推翻，只是媒体往往更乐于报道各种“科学突破”，而对于这些负面消息却兴趣缺缺。

除了学术界本身以外，制药公司由于对学术研究的真实性极为看重，故而也多次抱怨来自论文的实验结果不靠谱。2011年，拜耳公司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上发表文章表示他们只能重复出大约25%的学术成果（DOI: 10.1038/nrd3439-c1），而数据更悲催的安进（Amgen）则表示他们即便是在求助了论文作者的情况下也只能重复出大约10%的实验结果（DOI: 10.1038/483531a）。

虽说结论不可重复和造假不能划等号，但是这么大范围的不可重复则必定意味着在学术圈内，有某种机制在促使研究人员主动或无意地使用不靠谱的数据。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稍加抽丝剥茧的话，就不难发现现在的医学研究中，有很多行为都给结论不可重复埋下了隐患。例如很多实验室都存在污染的问题，这里的污染不是指环境不干净，而是他们的实验材料有问题。举个例子，很多研究癌症或者多能干细胞的实验室当中都会培养各种各样永生化的癌细胞或者多能干细胞，这些细胞生存能力极强，很容易经由共用的实验器材交叉污染，而不同的细胞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化特征却很难通过肉眼分辨，由此就会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

比如说前些年沸沸扬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根据RIKEN的最终调查结果，小保方的“阳性结果”就来源于其“STAP细胞”培养皿遭到了一株小鼠胚胎干细胞的污染，虽然此事究竟是主动造假还是意外污染还不清楚，但是由此也可见实验材料污染对研究结果的毁灭性打击。

“小保方晴子事件”并不是一个孤例。根据国际细胞系认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ell Line Authentication Committee）所公布的结果，他们迄今为止已经鉴定出了超过450株被错误辨识或是遭到不相干细胞污染的细胞株系。很显然，就现在全世界数量庞大的生物实验室而言，这些数据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而已。

除了污染以外，重复数不足、挑选数据（pick up data）等等也都是现在几乎每个实验室都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问题再更进一步，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这不好，却还要这么做呢？

我认为最直接的问题出在科学家的评价体系上，由于现行科学分支繁琐，每个领域真正精通的不过都是一些小圈子。这就导致评审者往往不能直接通过研究本身的质量来评判学者的能力，只能通过其发表期刊的权威性来间接对其作出评价，因此现在的期刊其实拥有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

然而，期刊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很糟糕的角色，更大的权力反而使之变得更加懒惰且腐败，数百年前，期刊的稿费甚至是科学家科研经费的来源，然而现在，期刊不但不会给作者一分钱，甚至还要收取高昂的版面费，同时针对读者的订阅收费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作者想要看自己写的文章都要缴费。可是滚滚的利润并不需要配套以相应的责任，论文的文字修饰与图片排版早就转嫁到了作者身上，而且期刊对于内容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把关。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的“掠夺性期刊”，它们与论文代笔黑中介狼狈为奸，套取版面费成了其唯一的目的。利润之下必无底线，如今掠夺性期刊可谓蓬勃发展，跟据 BMC Medicine 统计，2010 年在掠夺性期刊发表的文章约为 53000篇，但到了2014 年，他们统计的大约 8 千个掠夺性期刊就发表了差不多 42 万篇文章。

而且即便不是位列掠夺性期刊黑名单上的“正经期刊”也没好到哪去，比如在这次“107篇中国论文被撤事件”当中，造假者只是随便注册了个邮箱就能以著名学者的身份向期刊推荐评议者，而且这居然已经是连续第三次被披露，让人简直难以不怀疑期刊本身是否在这其中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

另一方面，评审体系的严重不合时宜也催生了其它问题。比如说，现在医生评职称到定奖金乃至取得行医资格都多少需要论文作为敲门砖，而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居然来源于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现实。当时人类并没有多少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送到医院的病人多少都有着一种“治病不治命”的思想，当时只要一封内科医生的推荐信，外科医生就能在病人身上实验任何未经证实效果的手术，甚至在美国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尝试中，医生直接把一只黑猩猩的心脏移植给了自己的病人。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病人都是试验品，医生的治疗经历很容易就会转化为论文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将行医水平与论文挂钩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如今，循证医学已经非常成熟，病人对医生的要求也今非昔比，还用当年的标准套今天的医生无异于刻舟求剑。更何况，在今天科研和诊疗都已经各自发展成了两套截然不同但都需要投入巨大精力才能掌握的高级专业技术，很难想象一个医生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的工作之余还能抽出精力完成一般博士需要四年本科以及五年以上研究生训练外加数年博士后工作才能掌握的科研技能。因此医生群体成了问题论文的重灾区也就合情合理了，在先前提到的掠夺性期刊中，生物医学领域的掠夺性期刊数量在非综合类期刊中排到第二位，这和医生群体旺盛的“论文需求”脱不开关系。

同样的，政府和学术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一样难辞其咎。如今，投入到科学研究领域的资金在逐年缩水，而与此同时青年科研工作者数量却呈井喷之势，根据美国政府的宣称，按实际货币计算，2003年至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的资金金额减少了22%，中国虽然是逐年增加，却也是跑不赢从业人数的膨胀，更何况这里面还涉及科研经费分配的问题。升职、加薪乃至生存，每一个科研人员都迫切需要有研究成果，在这个僧多粥少的环境中，投机取巧一般没什么风险，而坚持底线却面临淘汰，那么大多数人会如何选择呢？

经济学上有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也称“格雷欣现象”，说的是如果制造低劣、实际价值较低的金属货币（劣币）也能像制造精良、实际价值较稿的金属货币（良币）一样流通的话，那么良币就会因为被重铸成更多的劣币或是被私人收藏等原因而逐渐退出市场，最终导致市场上只有劣币没有良币。学术也是这样，当学术造假蔚然成风，轻松编造数据成为套取功名利禄的普遍手段的话，那么真正想做科研的学者也会因为积极性受挫以及资源短缺而退出学术界，这是我们所有科研人员共同的末日。

从今年开始，包括美国NIH在内的科研机构都增强了对科学家实验材料的污染问题的关注，同时也都开始着手改革科研从业人员的职业评审机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们呢？

（本文由鬼谷藏龙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