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霜雨︱鲍姆加登的感性学与康德的感性论——基于认知与审美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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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姆加登与康德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11期，责任编辑黄盼玲，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要 以感性为线索在认知与审美层面比较鲍姆加登与康德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知层面，鲍姆加登认为，清楚浑融的感性认知能促进逻辑认知并拥有自身的完善性。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将时空直观形式确立为先天知识的原则，感性形式对杂多进行整理，形成清晰的显象。二人都彰显了感性的认知价值，但鲍姆加登的感性认知与逻辑认知按清晰度划分，康德则对感性与知性进行了先验区分。在审美层面，鲍姆加登将美定义为现象的完善性或感性认知的完善性，康德否认鉴赏与完善性相关，情感的先天原则是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二人关于美的界说都指向无概念的普遍性，鲍姆加登的完善的感性认知具有知识论与心理学色彩，而康德的审美感知是非认知的、非心理学的。

　　美学史家往往局限于在审美领域考察鲍姆加登与康德的学术关联，在比较二人的感性概念及美学理论时，未能将其与知识论充分关联起来，故而缺乏哲学的全景视野。而哲学史家侧重于理性主义传统与批判哲学的关系研究[1]，在对理性主义者鲍姆加登与康德哲学关联的讨论中，鲜有充分关涉感性概念和美学思想的系统考察。

　　当我们探讨感性学的基础问题时，针对鲍姆加登感性学与康德感性论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前者标志着感性学学科的发端，后者让感性学抵达了新的思想高度。在哲学层面，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理性主义思想经由鲍姆加登输送到康德的批判哲学中。针对鲍姆加登感性学与康德感性论的比较研究，能够丰富我们对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哲学和美学进程的认知。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二人感性理论的思想关联，我们的考察必须兼顾认知与审美两个向度[2]，因为，不仅鲍姆加登的感性学是认知主义的，康德的感性概念同样需要在真与美等多个维度上予以理解。

一、认知领域的思想比较

　　（一）感性认知科学

　　鲍姆加登在博士论文《关于诗的条件的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1735，下文简称《沉思录》）中引入了“感性（知）学”（Aesthetica）一词。虽然感性学的定义及思想在哲学诗学（philosophia Poetica）中已经存在，但未完稿的《感性学》[3]常被视为鲍姆加登创立感性学的标志。无论他对感性学的命名及其为感性独立性做出的辩护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4]，承认感性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并维护感性的独立性，这些举措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

鲍姆加登《关于诗的条件的哲学沉思录》英文版

鲍姆加登《感性学》拉丁文版

　　自笛卡尔以来，清楚与明晰成为现代主体性哲学的评价术语。莱布尼茨把人类知识按照认知的不同程度分为晦暗的（obscure）与清楚的（clear）；清楚的知识分为浑融的[5]（confused）与明晰的（distinct）；明晰的知识分为不充分的（inadequate）与充分的（adequate）；充分的知识分为象征的（symbolic）与直觉的（intuitive）[6]。与清楚明晰的逻辑认知能够枚举对象的所有特性并给出其完整定义不同，清楚浑融的感性认知表征为：如果对象具有众多感性特征，我们意识到对象的复杂性，却不能分离和列举其要素[7]。这种认知是丰富的、多维的、活泼的，甚至充满情感。艺术与美定位在这一认知层级，如赏画时有一种“难言之物”（je ne sais quoi）令我们满意或厌恶[8]。不过，莱布尼茨并未根据认知差异系统与感性概念分离出感性学。鲍姆加登则借助这一认知层级创立了感性认知（cognitio sensitivae）的科学（第1节），这种认识论（Gnoseologia）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延伸。

莱布尼茨“认知差异系统”图示

　　鲍姆加登将真理分为三类[9]：形而上学真理、逻辑真理与感性真理。形而上学真理是充分和直觉的知识；理性洞见产生逻辑真理；感性真理（第三种真理）是浑融认知的结果[10]。知识遵照清晰度划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知觉一件事物并知觉其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心灵，比知觉却不作区分的心灵知觉得更多。因此，清楚的知识高于晦暗的知识。晦暗地、浑融地、不明晰地认识某物的能力是低级认知能力，不明晰的表象即感性表象[11]。逻辑真理能为我们提供确定性，但它是一种贫乏的抽象，即从具体事例到普遍概念的活动，大量具体感性经验承载着在抽象中损失的丰富性、活力与生动性[12]，抽象是一种损失[13]。与此相对，感性认知是一种处于无概念状态中的独特认知模式，感知者在其无限丰富、混沌与质料的视域中感到愉悦[14]。逻辑真理与感性真理遵循不同的标准，即形式的完善性与质料的完善性[15]。

　　感性是一种认知的独特模式，对认知具有积极作用。浑融是发现真理必不可少的条件，天性并非一跃就从晦暗跳到了明晰之中。人们必须在浑融里留意，以免产生错误，从而改善认知（第7节）。这些重要的天然低级能力[16]是必须的，它们不仅能与更高的天然能力同时并存，而且前者因为是后者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成为必要（第41节）。

　　感性认知是一种低级认知能力，其认知效果介于谬误所导致的相对性与理性所获得的确定性之间，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保持着某种类比与协调。感性因其居间属性而被称为“理性类似物”或“类理性”（analogon rationis），作为居间物的感性仍属理知范畴。对类理性的维护并不会损害作为根基领域的理性领域，追求复合的完善性并不意味着忽视思维的真正完善性（第9节）。

　　感性有其独特的完善方式，感性的完善性能够促进逻辑的完善性，感性学的目的是感性认知本身的完善性。感性学与逻辑学处于平行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姐姐。这种低级能力需要的是统帅而非暴君，感知者必须掌控诸低级能力以免它们陷入堕落（第13—14节）。首先须依据明晰地被认知的诸规则，直接迈向那些必须以美的方式来认知的事物，然后或许不时地会有某种更完善的明晰性从这些事物中产生（第8节）。类理性中的伟大生动性为精神带来理智与理性的美，带来明晰度更宽广的洞见的关联（第38节）。

　　鲍姆加登创立感性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中，理性与感性往往处于对峙之中[17]，低级且不完善的感性对理性产生消极影响。笛卡尔在近代延续了这种对感性的消极评价，提倡一种排除了感性干扰的理性认知。莱布尼茨则在与笛卡尔学派论争时强调，灵魂中存在大量浑融的知觉，对知识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感觉能够提供某种认识实在的形式，尽管只是一种不牢靠的形式。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启发了鲍姆加登，虽然后者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中将感性视为低级认知能力的思想，但他同时将感性领域包含的问题引入了哲学话语。科学不应降维到感性范围，而感性的东西应被提升到知识的层级[18]。光明是理性与启蒙的象征，感性世界却晦暗混沌。鲍姆加登将对感性领域的哲学研究合法化，可以说，他修复了灵魂中最底层、最黑暗的部分（生命之底或灵魂之底），并开始解释灵魂深处的迷惑与神秘莫测[19]。感性世界不再暗淡无光，而是一个明暗交错的地带。

　　相较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鲍姆加登的感性学计划赋予了感性更大的价值及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理性主义传统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态势，也使得这种传统更具包容性。塔塔尔凯维奇评论道，对于创立“感性学”一词的鲍姆加登而言，感性经验是一种低级认知。此概念一方面接近于传统，因为它留意到感性经验中的认知；另一方面，它脱离了传统，因为它容忍了非理性认知的思想[20]。

　　（二）先验感性论

　　鲍姆加登意义上的感性属于理知范畴，这一概念虽然弱化了理性主义传统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但也使得感性与理性没能真正得到区分，二者只是一种清晰度上的差别。依照莱布尼茨的连续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清楚浑融的感性认知进阶到了清楚明晰的逻辑认知？由于感性被类比于理性，感性的独立性难以证立，二者的边界模糊不清。

　　前批判时期的康德试图从五点上区分感性与知性。第一，感性遵循相关于心灵活力的感性法则，知性遵循相关于客观真理的知性法则。第二，逻辑完善性致力于在普遍中认识特殊，感性完善性致力于在特殊中认识普遍；前者把一切纳入概念，后者把一切纳入直观；前者从事抽象活动，后者把杂多整合到概念之中。第三，逻辑完善性的形式方面指明晰性，质料方面指凭借概念的真理性；感性完善性指直观的明晰性与真理性。第四，感性完善性与逻辑完善性分别涉及一种主观和谐与客观和谐，前者与后者分别关涉一般知识的可能性与对客体的认识。第五，两种完善性可结合起来，逻辑完善性才是所有完善性的基础[21]。

　　上述区分颇受鲍姆加登影响，但又不同于后者。康德同样在认知维度上讨论感性，认为感性与知性拥有各自的法则与真理标准。然而，康德将感性视为将一切纳入直观的能力，有别于知性将一切纳入概念的思维活动。感性完善性即直观的明晰性与真理性，有别于逻辑完善性即概念的明晰性与真理性。由此，我们看到一种有别于鲍姆加登的感性与知性之别，以及批判时期的康德区分反思性判断力与规定性判断力的思想雏形。在《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Von de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es der Gegenden im Raume，1768）中康德指出，莱布尼茨主义只是将感性表象视为理智表象的初级样态。然而，存在着某种在直观中可以充分通达却无法划归为理智表象的东西（即绝对的、原初的空间），直观与思维之间存在根本区别[22]。在接续性的《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1770）中，他聚焦于可感物与可知物如何区分的古老问题，提出了感性直观形式的概念，并试图将感性直观形式与一般知性概念明确区分开来。

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拉丁文版

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感性直观与知性思维的区分

　　康德认为，感性被以浑融地认识到的东西来解释，知性被以属于明晰认识的东西来解释，这仅仅是逻辑的区别[23]。他试图在本质及来源上区分二者。感性是一个主体的接受性，知性是主体的能力，借助它主体能表象根据其性质不能进入感官的东西[24]。就来源而言，二者表征为接受性与自发性；就功能而言，二者表征为被规定性与规定性。感性对于知性而言是质料，知性对于感性而言是形式。但属于感性认识的，既有质料，也有形式。在感性表象中，能够称作质料的东西即感受（sensatio）；能够被称为形式的东西，即如果刺激感官的杂多借助心灵的某种自然规律并列起来，就会出现事物的形象[25]。感性直观形式是心灵的内在原则，它使得对象刺激感官的杂多结合成表象的某个整体。由此，感性直观与知性思维分属不同的认识机能。具体区分如下[26]：

　　感性形式的基本属性是直观性（无限性-连续性）；知性思维的基本原则是把复合物还原为简单物。康德关于直观与概念的区分不只是柏拉图式显象与本体的区分的现代回应，还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突破，此区分在批判哲学形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时期的康德在知识论中继续发展他的感性学说。先验感性论（Ästhetik）是一门有关感性的一切先天原则的科学[27]，它独立于先验逻辑（纯粹思维的诸原则）。康德通过排除知性在此凭它的概念所想到的一切来孤立感性，以便留下经验性直观；再从这直观中把一切属于感觉的东西分开，以便只留下纯直观和显象（Erscheinung）的单纯形式[28]。他明确区分感性与知性，以及感觉中质料的单纯给予性与作为图形的显现在时空中自发的表象[29]。

　　感性是我们通过被对象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能力（接受能力）[30]。知识论中的感性具有多重含义。首先，感性的质料即感觉（Empfindung）：感官受到对象的刺激而在表象能力上产生的效果就是感觉，第三批判中它被称为“客观感觉”（objektive Empfindung），这种感觉与客体或对象相关且服务于认知。感性的表象方式涉及认知中表象与一个作为显象的对象的关系，“感性的”（ästhetisch）必然包含了“感官性的”（sinnlich）[31]。其次，感性的形式即时空：直观形式（时间与空间）对感性表象的杂多进行整理从而形成清晰的显象。第一批判中的Empfindung与Erscheinung分别对应于第三批判中的Sinn（感官）与Gefühl（情感），Erscheinung与Gefühl均涉及了确定的格式塔。

　　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却并不因此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32]。显象的形式是使得显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质料是后天给予的，但形式是在内心中先天地存在着的[33]。康德基于人类感性的先天结构，使认知根植于经验并将认知限制在经验之中。他将直观严格限定在感性领域，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纯粹的直观形式与纯粹的知性范畴是认知的先天条件，逻辑知识在知性范畴与显象的结合中产生。

　　（三）感性认知科学与先验感性论

　　当康德使用先验方法研究感性问题时，感性（它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先天结构的活动，康德的论点前所未有[34]。实际上，正是在对鲍姆加登的批判中，康德迈向了对感性在批判哲学话语中位置与功效的新思考。康德与鲍姆加登的思想交锋，是先验感性论发展的关键之一。

　　在第一批判的注释中，康德反对用Ästhetik标识鉴赏批判[35]，鲍姆加登将其纳入理性原则并提升为科学的举措遭到了他的拒绝[36]。康德不赞同鉴赏存在先验原则，认为美的评判应被划归到心理学领域。尽管他在后来的相关探讨中放弃了心理学立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先验视角，但他始终与“美的科学”“美的形而上学”保持着距离，康德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或“知识”（Wissen）与鉴赏研究无关。

　　先验感性论将时空这两种感性直观的纯形式确立为先天知识的原则。据此，尽管康德批评了鲍姆加登的感性学计划，否认先验感性论与鉴赏批判之间存在关联，但先验感性论与感性认知科学存在着亲缘性。首先，二者都将感性视为一种认知机能，并通过对感性的研究凸显其在认知层面的积极功效。就鲍姆加登而言，感性认知是逻辑认知的先决条件；对康德来说，先验感性论是先验逻辑的必要条件（思维无内容则空）。其次，在二位思想家的哲学叙述中，感性都不是一种高级能力。鲍姆加登将感性视为低级认知能力；在康德的知识论中，显象被知性概念所规定（直观无概念则盲）。先验感性论的目标是以非心理学的先验方法分离出感性的先天形式结构，此学说具有单纯的认知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尽管康德批评了鲍姆加登，但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鲍姆加登[37]。

　　然而，二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按照连续律，清楚浑融的感性认知是晦暗的感官知觉与清楚明晰的逻辑认知的中间物。这种设定使得感性认知与感官知觉、逻辑认知难以清晰划界。康德则基于感性与知性的先验区分，避免了二者的同质化。据此可说，康德在认知层面为感性独立性提供的辩护比鲍姆加登更具说服力。另外，先验感性论避免了作为认知能力的感性掉进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陷阱，因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时空形式能为认知提供清晰的显象。先验感性论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理性主义传统理路，使哲学的焦点从脱离肉体的心灵的形而上学转向对具身心灵的探究，安杰莉卡·努佐将这种研究视为对理性主义身心二元论的克服[38]。康德用“先验的”（transzendental）将“超越的”（transzendent）与“内在的”（immanent）结合了起来。

二、审美领域的思想比较

　　（一）美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为感性学的位置提供了坐标框架。他区分了理智、意愿与感觉，以及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与创制科学。创制科学（poiesis）实为诗学或技艺美学。鲍姆加登延续了这种三分法，即在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二分的基础上，将感性学从后者中独立出来[39]。他关于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拥有自由而广泛的人性这一主张，为哲学贡献了新的研究对象，感性学是哲学内部差异走向分化的结果。感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创制科学的诗学特征或技艺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在《沉思录》与《感性学》中皆有体现。感性学不仅研究感性认知，还探讨艺术与美的问题，它是诸自由艺术[40]（ars liberales）的理论、美的思想的艺术（第1节）。

　　早在被鲍姆加登确立为感性学开端的《沉思录》中[41]，诗的完善性[42]已凭借广延的清晰性得到阐明。心灵有高低之分：理性是高级认知能力，逻辑思维追求明晰充分的表象，科学与哲学是其产物；感性是低级认知能力，感性表象是通过低级能力接受的表象[43]，诗是针对感性表象的感性话语（oratio）。

　　按照哲学诗学，诗的艺术由一种有别于逻辑思维的独特方式创造出来，诗歌材料取自低级认知能力。鲍姆加登援引古典修辞学中语象叙事（Ekphrasis）的思想（如贺拉斯的“诗如画”），以强调诗歌的典型媒介是具体形象而非抽象概念[44]。感性表象是诗的要素，但由于感性表象可以是晦暗的或清楚的，诗的表象也是晦暗的或清楚的。相比之下，拥有清楚表象的诗比拥有晦暗表象的诗更加完善，清楚的表象比晦暗的表象更具诗意。进一步，如果明晰的表象在各种程度上都是完整的、充分的、深刻的，那它们就不是感性的，因而没有诗意。于是，既然诗的表象不是明晰的，所以它们是浑融的[45]。清楚浑融的表象才是诗的表象，莱布尼茨也在这一明暗交汇的认知层次定位艺术与美。

　　诗的美在于感性话语的完善性（perfectio），其表征为广延的清晰性（extensive clarity）。广延的清晰性不同于集约的（intensive）清晰性：前者是一种浑融的完善性，后者是一种明晰的完善性。针对两种清晰性或完善性，拜泽尔评论道，有两种形式的光支持了启蒙的事业：一种具有深度（穿透事物最深处），另一种具有广度（散布在事物的全部周边）[46]。具有深度的光（理性启蒙）对应于集约的明晰性，具有广度的光（感性启蒙）对应于广延的明晰性。

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拜泽尔“两种形式的光”（感性启蒙与理性启蒙）

　　在广延性上清楚的表象通过感性方式呈现的比清晰度低的表象呈现的更多，故它们更有助于诗的完善，由此广延性上更清楚的表象更具诗意[47]。意即，感性话语越能唤起感性表象就越完善[48]，感性话语的完善性在于感性表象的丰富性。广延的清晰性是通过找到结合在一起形成任何实体个性属性的最完整表达来实现的，美表象了这种广延性的量的最大值即丰富性[49]。诗的美是一种浑融的完善性：首先通过感性表象认识事物，其次是唤醒感性表象，最后是交流感性表象[50]，诗法有助于诗的完善性[51]。哲学诗学即诗的科学[52]，旨在揭示诗歌话语的典型特征，诗学应在哲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形而上学》中鲍姆加登将美解释为现象的完善性（perfectio phaenomenon），它存在于寓多为一的和谐中，源自对完善性的直观的灵魂状态是愉悦[53]。现象的完善性与哲学诗学中广延的清晰性，都偏重于在客体或作品层面揭示浑融的完善性，但这种完善性还体现在主体的感性认知层面。若对象中没有多样性的统一，就不会有美；若没有对完善性的感知，也不会有美[54]。当感性认知符合事物自身的完善性时，感性认知的完善才成为可能。在《感性学》中，感性学的目的被规定为感性认知本身的完善性即美（第14节）。在这一意义上，Aesthetica拥有双重含义：感性认知科学与美的科学。

　　感性学试图揭示感性认知的普遍美。其一，从启发学（Heuristica）[55]来看（就事物和所要思考的东西而言），感性认知的普遍美是诸思想作为一个被称之为现象整体的一致性，即事物与思想的美；这种美必须与认知自身的美、对象及其素材的美区分开来（第18节）。其二，从方法论来看（就清楚的秩序而言），感性认知的普遍美是秩序与自身的一致性，就事物是一个整体现象而言，这种一致性也是秩序与事物之间的一致性（第19节）。其三，从符号学（Semiotica）来看（就美的所思及美的有序事物之标记而言），感性认知的普遍美是诸符号的内在一致性，若表征是一种言说或对话，那么表征活动就是表达与对话（第20节）。上述三种和谐一致都是矛盾律的体现。他还强调，认知的丰富性（ubertas）、分量（magnitudo）、真理性（veritas）、清晰性（claritas）、确定性（certitudo）和活力（vita）——就这些方面在单个知觉中、在自身中是相互一致的而言，并且就认知的其他不同部分与上述方面之间的相互一致而言——带来了每一种认知的完善性。作为诸现象，这些方面带来了感性东西的美（第22节）。

　　感性学通过思维方式观察这种完善性（第15节）。但无论在对象的意义上，还是在认知主体的意义上，美都指涉一种“难言之物”。它难以言表、不可分析和定义，还表明了感性学通过逻辑与思维把握审美经验的局限性。鲍姆加登将“难言之物”表征为和谐的秩序与统一的结构，审美经验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中。针对“难言之物”，他很难说出更多，对浑融认知的研究同样具有浑融性。然而，阐明浑融完善性的内在特征恰恰是证立感性独立性的关键。为此，他招致了后人的诟病：感性学没有真正的自治性[56]。感性学的研究对象是晦暗浑融的，感性学自身却应该是清楚明晰的。鲍姆加登遭遇的困难，源自感性学的内在矛盾。感性学以理知方式研究审美经验，研究对象确实蕴含着有别于逻辑完善性的普遍结构，这种结构是有待揭示的。然而，这种结构又难以被还原为明确的概念或定义，审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排斥着理性解释的普遍性。感性学的困局在康德处同样存在，当他以自由游戏描述鉴赏所涉的内心状态时，这种不归摄于概念的游戏难以得到清楚明晰的考察。

　　（二）鉴赏理论

　　先验感性论排除鉴赏批判，康德将后者划归到经验科学的领域。鉴赏批判被纳入先验话语体系，标志性的文本证据是1787年底康德写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他谈到自己正忙于鉴赏力批判，并将揭示一种新的先天原则。情感机能的哲学批判与目的论等同了起来，虽然他过去认为这种原则不能被发现[57]，第三批判中他试图证立这一原则。康德将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改造为对三种心灵机能的批判，即认知机能、情感机能与意愿机能（Begehrungsvermögen）[58]。不过，鉴赏先天原则的发掘并未改变康德关于美的科学或美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看法：不可能像已有一门认知能力的感性论那样提供出一门作为科学的情感感性学[59]。没有美的科学，只有美的批判[60]，构成学理探究的只有自然的形而上学与道德的形而上学。美的批判区别于创制科学，前者专注于主体情感机能的批判，艺术论只是其组成部分。

　　针对《判断力批判》的起源问题，从康德体系看，第三批判承担着目的论批判与体系桥梁工作的重任；从历史语境看，第三批判源于康德与狂飙突进运动的论战，他在对新派教育家（如赫尔德）的驳斥中构建了启蒙美学。甚至有学者认为，康德对此运动长期存在的敌意，使他与赫尔德处于对立的态势，尽管两人都不愿自觉承认这一点，第三批判即源于二人的激烈论争[61]。康德与赫尔德同为鲍姆加登之后感性学转型的关键人物。对他们来说，感性皆为首要探究的原初材料。当鲍姆加登将康德引向先验感性学计划时，也将赫尔德引向了历史认知的观念，即一种以人类感官生理学为主要历史条件的知识形式[62]。

康德《判断力批判》德文版

　　以理性学说为核心，康德体系的基本元素是直观与概念。在理性的认知运用中，知性范畴规定感性表象；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超感性的理性法则规定道德情感与感性偏好；在反思性判断力的感性运用中，直观不被概念规定，鉴赏所涉的内心状态表现为想象力（直观能力）与知性（概念能力）的和谐一致，这正是反思性判断力区别于规定性判断力的关键[63]。先验感性论、道德感性论[64]与鉴赏感性论分别是康德的第一、二、三种感性论。第三种感性的特质在前两种感性论的基础上得到揭示：这是一种非认知的、非实践的、非心理学的新型感性。它拥有自己的先天原则，而非遵循知性规则或理性法则。由于概念不再规定直观，感性在审美领域比在认知与实践领域更具活力。鉴赏中想象力与知性的敏锐度在自由游戏中达到高峰，从而止步于相互激活与自我维持的和谐状态。ästhetisch这一术语既不用在直观上，也不用在知性的表象上，而只用在判断力的活动上[65]。

　　知识论中的ästhetisch不与Urteil结合。康德谈论“感性直观”，却不谈论“感性判断”，判断的权限属于知性。鉴赏批判中康德却将ästhetisch与Urteil结合起来，感性判断不是在认知层面对客体进行规定，而是在感性层面对主体及其情感的规定[66]。一方面，鉴赏判断（Geschmacksurteil）区别于感性的感官判断（ästhetisches Sinnenurteil）。前者与后者分别涉及形式的合目的性与质料的合目的性[67]。鉴赏判断是纯粹的、反思的感性判断。另一方面，鉴赏判断区别于认知判断。前者绝不提供关于客体的任何知识（哪怕是晦暗的知识）[68]，鉴赏对认识没有丝毫贡献[69]。康德区分了主观感觉与客观感觉[70]：前者即快与不快的情感，它不服务于认识，而仅仅标志着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后者是服务于认识的感觉，即知识论中感性的感官性因素。

　　鉴赏理论与美的科学存在思想差异：第一，康德在审美领域突出了感性的非认知属性，由此与鲍姆加登强调感性的认知价值的思想拉开距离；第二，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情感（主观感觉）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情感，客观性是认知领域的评价术语，而鲍姆加登并未像康德那般严格区分认知的感性与审美的感性。

　　诚然，康德区分了鉴赏判断与认知判断，二者并非量（清晰度）的区别，而是质的不同。与认知判断不同，鉴赏判断是感性的[71]。二者的区别可借助两种判断力的划分得到理解，也可依照诸认知能力在鉴赏与认知中运作方式的差异得到揭示。然而，当康德用自由游戏解释审美经验时，他实际上在审美领域保留了理知因素，甚至后者为情感的主体间性提供了辩护。诸认知能力的和谐一致即“一般知识”（Erkenntinis überhaupt）是认知的必要主观条件[72]，鉴赏判断因此被理解为前认识判断[73]。德勒兹指出，反思性判断力表明并释放了在规定性判断力里一直被隐藏着的一种深意，且规定性判断力只有凭借这一深意才成为了判断，即，诸能力任何规定性的一致都以自由的、非规定性的一致的可能性的存在为先决条件[74]。感性判断力是一种先天立法的能力，它必须仅仅被列入判断主体及其认识能力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是一切哲学的入门[75]，在直观与概念分离的基础上研究二者的综合。“一般知识”类似于鲍姆加登将感性认知视为逻辑认知的必要条件和前阶段的思想。且如前所述，康德用自由游戏解释“难言之物”，但他的解释不够清楚明晰。“一般知识”作为认知的感性条件只是感知的对象，而非思维的对象，因为愉悦感是对自由游戏的意识[76]。康德对鉴赏的批判性研究更加契合感性学的特征：它的理论表达难以达到清楚明晰，感性学不是科学，只是批判。

　　此外，第三批判的主题是目的论，这种目的论展开为反思性判断力的感性学与反思性判断力的逻辑学，正如两版导言都划分了自然合目的性的感性表象与自然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这种划分图式不仅与第一批判的感性论与逻辑论形成呼应，而且与鲍姆加登体系中感性学与逻辑学的平行关系类似。

　　（三）感性完善性与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

　　到此，我们还不能说美的科学与鉴赏理论的异同已经得到阐明，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提及，即美学史书写中常谈到的康德对完善性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康德指出，客观合目的性唯有借助于杂多与一个确定目的的关系，因而唯有通过一个概念才能被认识。客观合目的性要么是外在的合目的性（对象的有用性），要么是内在的有用性（对象的完善性）。一种客观内在合目的性即完善性已经非常接近于“美”这个谓词了，因而也被“著名的哲学家们”认为与美是一回事（如果这完善性被浑融地思维的话）。然而，鉴赏判断是基于主观根据的判断，通过美的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77]，绝对没有把对象的完善性设想为形式的客观合目的性[78]。康德否认鉴赏判断与完善性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这里的“著名的哲学家们”指谁？学界看法不一[79]。无论如何，不应指鲍姆加登。否则只能说，康德误解了鲍姆加登，而且他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远离审美理性主义。针对鉴赏的关系要素（Moment）合目的性，就主体内的和谐关系而言，康德以诸表象力的和谐确保情感的主体间性，再将此和谐追溯至合目的性原则。鉴赏不仰赖完善性概念，情感的先天原则是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就主客间的和谐关系而言，无关切（Interesse）的愉悦作为中介，使主体关联于对象的形式，表象在快和不快的情感的名义下完全关联于主体的生命感（Lebensgefühl）[80]。康德以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来解释愉悦感的可能性：这种情感所表达的无非是客体对那些在反思性判断力中起作用的认识能力的适合性（Angemessenheit），即客体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81]。

　　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与浑融的完善性具有相通性。就对象而言，康德主张完善性的评判应依据该物的概念或确定目的，他在纯然客观的意义上理解完善性概念。但浑融的完善性是一种广延的清晰性或现象的完善性，它并不必然涉及目的，甚至是潜在的目的。这种完善性与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类似，都是无概念或无目的的。就主体而言，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与感性认知的完善性都指涉一种鉴赏主体或认知主体的主观的、内在的、偶然的和谐，而这种和谐蕴含着理知因素。完善性仅仅意味着审美经验背后仍然存有某种秩序或和谐，而不必涉及客观合目的性的含义，完善性寓于和谐一致、多样性的统一中[82]。

　　康德与鲍姆加登都赋予审美经验某种和谐统一的特质，由此审美经验区别于混沌无序的感官知觉。审美经验中的和谐拥有独立于逻辑活动的原则或标准：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或浑融的完善性。康德的审美感知（想象力无概念而图型化）与鲍姆加登的完善的感性认知（想象力的丰富性并不将多样性带入概念之下）都指向一种无概念的普遍性。此外，康德对自由美与依附美的区分似乎表明了鉴赏判断并不完全排斥客观的合目的性或完善性概念。伽达默尔评论道，在鲍姆加登那里，判断力所断定的东西是单个事物的完善性或非完善性，这里并无预先给予的事物概念；这里已经涉及康德以后称之为“反思性判断力”并理解为按照真实的和形式的合目的性判断的东西；这里不存在任何概念，而是单个事物被内在地判断[83]。

　　然而，“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与“浑融的完善性”并非等价的表达。首先，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探索与界定以及对鉴赏的研究，都基于先验视角。相比之下，鲍姆加登对诸认知能力缺乏清晰的界定，先验基础的缺席使其完善性理论带有心理学色彩[84]。其次，康德的鉴赏判断区别于感官判断与认知判断，鉴赏并非感觉与认知的居间物，三者在属性上截然不同。鉴赏开启了一种非心理学的、非认知的新型感性模式。但按照鲍姆加登，感性认知介于晦暗的知觉与明晰的逻辑认识之间，三者处于连续统之中并据清晰度得以划分，居间物难有独立属性。由此可说，类似于鲍姆加登，康德也试图证成感性的某种独立性，但他的论证更为有力。感性学由鲍姆加登创立，但感性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辩护是由康德完成的[85]。

结语

　　鲍姆加登感性学与批判时期康德感性论的思想关联复杂而微妙，强调二者思想的异质性可能会遮蔽鲍姆加登感性学有别于理性主义传统的洞见，隔离其与康德感性论的学术关联。虽说在知识与审美领域，康德对感性独立性的辩护都比鲍姆加登更具说服力，但回归审美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又能领略鲍姆加登感性学的独特魅力。

　　拜泽尔将审美理性主义的核心教义概括为：美学的核心概念及主体是美，美存在于对完善性的感知中，完善性存在于和谐（多样性的统一）之中；美学批判及生产由规则支配，哲学家的目标是发现、系统化并将其简化为首要原则；真、善、美是一个基本价值即完善性的不同方面[86]。审美理性主义的灵感来源是苏格拉底的导师狄奥提玛，她在《会饮篇》中将爱洛斯设定为原理性（protorational）和前理性（prorational）的驱力[87]，真、善、美皆源于此。正是这种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思想，使得鲍姆加登将所有感知或认知理解为连续统一体。从根源上看，感性与理性不可能彻底划清界限。感性学是形而上学者对感性领域引发理知兴趣的产物。感性与理性在感性学中充满张力，二者也在此处会通。卡西尔评论道，鲍姆加登是第一位克服了感觉论与理性论的对立并对理性与感性进行创新综合的思想家[88]。

　　康德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即直观与概念，二元素的不同综合形式构成三种机能，批判哲学由此呈现为多元而庞大的知识体系。尽管各领域的关联性在体系全景视野中得到强调和论证，三大批判最终统一为广义的理性学说，但不同领域的过渡（如从自然过渡到自由）以及不同元素（直观与概念）的综合也成为哲学难题。康德的确提供了为感性问题寻求独立论域的尝试，但划分真、善、美又弥合真、善、美，都使得真、善、美的割裂越发成为一种思想倾向。

注释

[1] 甚至有学者指出，在思想史上没有一段时期像从莱布尼茨到康德这段时期那样，评价中总是充满着陈词滥调（See Karl Aschenbrenner and William Holther, “Introduction”, in Reflections on Poetry: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s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 trans. Karl Aschenbrenner and William Holth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p. 1）。

[2] 严格说来，这项研究还应兼顾伦理的向度。

[3] 文中所引《感性学》（Aesthetica）据鲍姆加通（登）：《美学（§1—§77）》，贾红雨译，杨震校，《外国美学》2018年第1期，下文出自该译文者均只随文标注节数。译文据下述德译本略有改动：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Theoretische Ästhetik: Die Grundlegenden Abschnitte aus der“Aesthetica” (1750/58), Lateinisch⁃Deutsch, hrsg. und übers. von Hans Rudolf Schweize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3.

[4] 学界关于鲍姆加登对感性学的贡献的争议，可参见Katharune Everett Gilbert and Helmut Kuhn, A History of Esthet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9, pp. 289-290。

[5] 邓·司各脱最早提出“浑融认识”（confusa conception）的说法，经院哲学中知觉（perceptiones）分为晦暗的（obscurae）、浑融的（confusae）、明晰的（distinctae）。confus源于动词confundere，con意为一起或一致，fundere意为倾泻、流动、涌出、扩展和延伸。confus指扩展和延伸，诸多不同事物同时一起出现。confundere有无序、混乱、搅乱、毁坏和晦暗之意，故confusus带有消极意味（Cf. 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7-128）。学界常将此术语译为“混乱的”，该译法表达了其中的消极意涵，却无法彰显鲍姆加登赋予它的积极意义。鲍氏的confusa conception既是消极的，因为感性认知是不够明晰的低级认知；但也是积极的，因为它对高级认知而言必不可少，感性认知拥有自己的真理标准且涉及和谐的秩序与统一的结构，而非纯然晦暗的。本文将其译为“浑融的”，以兼顾感性认知的消极面与积极面。

[6] G. W. Leibniz, Leibniz: Philosophical Essays, ed. and trans. Roger Ariew and Daniel Garber,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e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 23.

[7] 卡西尔对此解释道，在一切感性直观中产生了各要素的融汇，且我们不能把单个要素从直观整体中分离出来（Vgl. Ernst Cassirer, Die 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1932, S. 463）。例如，当我无法将毛茛与雏菊、牵牛花区别开来时，我对毛茛就有一个晦暗的观念，这种观念不足以将毛茛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浑融的观念能够将黄金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却不能枚举黄金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所有标志或属性。明晰的观念就像化学家对黄金的观念一样，基于延展性和在王水中的可溶性，他们将黄金与所有其他金属区别开来。充分的观念如同化学家对黄金的充分认知，能够具体说明黄金的每一个区别性特征所涉的东西，例如他们能准确解释延展性与在王水中的可溶性由什么构成。充分的认知在于对每一个区别性特征的明晰认知，不充分的认知则相反（Cf. 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 38）。

[8][12] Kai Hammermeister, The German Aesthetic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6, p. 10.

[9] 真理也分为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前者分为逻辑真理与感性真理，后者即形而上学真理。

[10][13][14][15]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Theoretische Ästhetik: Die Grundlegenden Abschnitte aus der “Aesthetica”(1750/58), Lateinisch⁃Deutsch, §423, S. 53; §560, S. 145; §564, S. 149; §§558-559, S. 141-143.

[11][53]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ed. and trans. Courtney D. Fugaite and John Hymers,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515, p. 200, §520-521, pp. 201-202; §94, p. 117, §99, p. 118, §100, p. 118, §662, pp. 239-240, §655, p. 241.

[16] 低级认识能力包括感觉（sensus）、想象力（phantasia）、洞察力（perspicacia）、记忆（memoria）、创作能力（facultas fingendi）、预见（praeviso）、判断（indicium）、预期能力（praesagitio）与标记能力（facultas characteristica）（Cf.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pp. 96-97）。

[17] 这种对峙可追溯到巴门尼德残篇中关于感觉与理智的区分，他将感觉对应于变化、杂多，理智对应于不变、一。柏拉图延续了这种区分，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二者之间是递进关系（参见杨震：《感性学的历史、危机与新生——当代德国美学的重构路径》，《哲学研究》2023年第7期）。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可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表达，但此处为凸显鲍姆加登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某种拓展甚至突破，故更多涉及柏拉图的哲学传统。

[18][88] Ernst Cassirer, Die 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S. 456, S. 476-477.

[19] Hans Adler, “Fundus Animae⁃der Grund der Seele. Zur Gnoseologie des Dunklen in der Aufklärung”,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Bd. 62 (1988): 197-220. 有学者指出，鲍姆加登不仅要与自柏拉图以来贯穿哲学史并成为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主导动机的对感性的贬低作斗争；还要与天主教的中世纪传统决裂，新教虔敬主义对鲍姆加登影响颇深。受到虔敬派的启发，感性材料在感性学中不仅被视为更高阶认知过程的刺激，而且是认知本身的独立形式（Cf. Kai Hammermeister, The German Aesthetic Tradition, p. 8）。这段评述颇具革命叙事的色彩。将对感性的贬低视为理性主义传统的主导动机，这种一般性描述遮蔽了理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差异。

[20] Wladyslaw Tatakiewicz, A History of Six Ideas: An Essay in Aesthetics, trans. Christopher Kasparek, Warszawa: 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80, p. 322.

[21] 参见科学院版《康德全集》（Immanua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o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de Gruyter, 1900-1955）第16卷，第117、148、151、153、102页，简写为“AK XVI: 117, 148, 151, 153, 102”，下文出自该全集的引文均按此格式标注；其中对《第一导言》《康德书信百封》《道德形而上学》中译本进行转述的引文均先标注中译本出处，并附原文卷次和页码。

[22][23][24][25][26] 《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388页，第400页，第397页，第398页，第413—414页。

[2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第一批判引文均为对中译本的转述，同时参考德文本（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56，简写为“KrV”）。后文均先标注中译本出处，并附原文页码。

[28][30][32][3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6页（KrV: 65），第25页（KrV: 63），第1页（KrV: 38），第25—26页（KrV: 63）。

[29][49][61] John Zammito, 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48, p. 20, p. 9.

[31] 康德：《第一导言》，邓晓芒译，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AK XX: 221）。

[34][38][62] Angelica Nuzzo, “Kant and Herder on Baumgarten’s Aesthet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44, No. 4 (2006): 581; 578; 577, 597.

[35] 康德并非完全在先验意义上使用“批判”（Kritik）一词。

[3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6页（KrV: 65-65）。从1781年A版到1787年B版，康德文本中存在着术语的让步：在论及美的批评性评判的规则或标准的来源问题时，康德分别在“来源”（Quellen）与“先天法则”（Gesetzen a priori）前添加了定语“最主要的”（vormehmest）与“确定的”（bestimmt）。术语的让步为基于先验立场的鉴赏批判预留了可能性。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分析，可参见John Zammito, 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pp. 48-53。

[37] Angelica Nuzzo, “Kant and Herder on Baumgarten’s Aesthet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44, No. 4 (2006): 584. 拜泽尔也有类似说法（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 133）。

[39] 杨震：《感性学的历史、危机与新生——当代德国美学的重构路径》。

[40] 自由艺术指传统意义上使用更高智力的技艺方式，如语文学、解释学、诗学与音乐等（第4节），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美的艺术”（fine arts），后者是18世纪后期才完全建立并流行起来的术语。

[41]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Seine Bedeutung und Stellung in der Leibniz⁃Wolffischen Philosophie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Kant, ed. Bernhard Poppe, Borna⁃Leipzig: Noske, 1907, S. 66, 70.

[42] 以“完善性”阐发美与艺术是审美理性主义的思想特色。莱布尼茨虽无专门的美学论著，却对审美理性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于神学目的论，他主张事物的完善性源于上帝对被造世界所做的最优选择。上帝作为最高且最具完善性的单子预定了受造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之美存在于多样性的统一之中。美是为了确证神圣完善性在宇宙中的存在，快乐源于对完善性的感知。拜泽尔反驳了卡西尔关于莱布尼茨哲学中审美动机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论点。他指出，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中有一条深藏的美学线索（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p. 32-34）。沃尔夫则认为，美存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性中，只要它适合于在我们那里产生愉悦。美是多样性的统一，只要我们能通过愉悦感来感知它，但对完善性的审美感知始终不是对该完善性的最理想认知（Cf. Paul Guyer,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54-55）。盖耶与拜泽尔对沃尔夫的完善性概念持不同解读，前者在客观上理解沃尔夫的完善性概念，以强调沃尔夫与鲍姆加登的思想差距，后者将二人的完善性概念理解为相通的。

[43][44][45][47][48][50][51][52] Reflections on Poetry: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s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 §3, p. 38; §38, p. 52; §§12-15, pp. 40-42; §17, p. 43; §8, p. 39; §§7-11, pp. 39-40; §11, p. 40; §9, p. 39.

[46][54][82][86][87] 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p. 128, p. 145, p. 19, p. 2, pp. 21-22.

[55] 《感性学》分为第一部分“理论美学”与第二部分“实践美学”。“理论美学”分三章：“启发学”“方法学”“符号学”。“实践美学”没有进一步划分。鲍姆加登的写作停留在第一部分第一章。

[56] 卡西尔、克罗齐均持这种立场。还有学者质疑道，鲍姆加登的秩序的诸类型类似于理性揭示的诸秩序类型，但它们自身没有理智关联。因此，他将突如其来的、清楚浑融的王国与逻辑推理及数学上明晰定义的王国区分开来。在感性知识中，理性所揭示的诸秩序类型的等价物是什么？如果美只是一种把握多样性统一的模糊（vague）方式，而这种统一性可以通过清楚的理解更好地领会，那么他并未真正划分出它的领域，也未证成感性完善性的独立性（Katharine Everett Gilbert and Helmut Kuhn, A History of Esthetics, p. 294）。

[57] 《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0—111页（AK X: 513-515）。

[58] 《康德美学文集》，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第三批判引文均为对中译本的转述，同时参考了德文本（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1，简写为“KU”）。后文均先标注中译本出处，并附原文页码。

[59][63][65][66][67] 康德：《第一导言》，第151页（AK XX: 222），第151—152页（AK XX: 222），第151—152页（AK XX: 222），第152页（AK XX: 222-223），第154页（AK XX: 224）。

[60][68][69][70][72][75][76][80][81] 《康德美学文集》，第130页，第67页（KU: 82），第45页（KU: 40），第48页（KU: 52），第57页（KU: 67-68），第40页（KU: 40），第59—60页（KU: 71-72），第45页（KU: 48），第36页（KU: 33）。

[64] 第二批判中不存在第一、第三批判中感性论与逻辑论平行的结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1797）中提出道德感性论，但这种感性论并非纯粹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而属于道德人类学［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AK VI: 217）］。

[71] 《康德美学文集》，第45页（KU: 47）。此处的ästhetisch首要强调这种判断的感性属性，而非审美属性，ästhetisch不应译为“审美的”。

[73] Cf. Paul Guyer, “The Harmony of the Faculties Revisited”, in Rebecca Kukla (ed.), Aesthetics and Cognition in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2-193.

[74] Giles Deleuze,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Faculties,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4, pp. 60-61.

[77]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Zweckmäßigkeit ohne Zweck）、“形式的合目的性”（formale Zweckmäßigkeit/ Zweckmäßigkeit der Form）、“合目的性的形式”（Form der Zweckmäßigkeit）以及“主观的合目的性”（subjektive Zweckmäßigkeit），这些术语各有侧重，共同解释了这一原则的丰富内涵。第一，合目的性是无目的的，其排除了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无关切且无概念的鉴赏判断区别于感官判断、认知判断、道德判断。第二，合目的性是形式的。当形式的合目的性（formale Zweckmäßigkeit）强调对作为质料的目的的排除时，它等同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当形式的合目的性（Zweckmäßigkeit der Form）强调对作为质料的感觉的排除时，它等同于排除了主观目的的主观的合目的性。第三，合目的性是主观的。只有对象表象的不带任何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因而只有合目的性的单纯形式构成了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第四，康德的论述从形式的合目的性过渡到合目的性的形式。他对诸力和谐的解释包含了作为这种和谐的条件的某一形式概念，而这反过来又解释了从形式的合目的性到合目的性的形式的转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formale Zweckmäßigkeit与Zweckmäßigkeit der Form不能完全等同视之（Cf. Henry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Taste: A Reading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2）。王维嘉将formale Zweckmäßigkeit与Zweckmäßigkeit der Form分别译为“形式性的合目的性”与“形式中的合目的性”（参见王维嘉：《优美与崇高——康德的感性判断力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69—70页）。

[78] 《康德美学文集》，第65—66页（KU: 79-80）。完善性有两个维度：质的完善性即事物中杂多与此概念的协调一致，量的完善性即事物在其种类上的完备性。形式方面，完善性指它的诸实在与一个理想的对应物；质料方面，完善性指这些实在（AK XVIII: 322）。

[79] 拜泽尔认为，著名哲学家指的是鲍姆加登、迈耶与门德尔松（Cf. Fred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 18）。王维嘉认为那可能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优美与崇高——康德的感性判断力批判》，第89页）。这不仅牵涉理性主义者完善性理论的差异问题，还涉及康德是否误解了完善性概念的问题，此外不展开讨论。

[8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1页。

[84] 经验心理学在沃尔夫与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心理学的一般原则支持着鲍姆加登的感性学［鲍姆加通（登）：《美学（§1—§77）》；Reflections on Poetry: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s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 §116, p. 121, §78, p. 114］。在《形而上学》中，鲍姆加登将感性学置于经验心理学中（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533, p. 205）。康德则将经验心理学从形而上学中驱逐了出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39—640、288—289页（KrV: 760-761，371-372）］，其鉴赏理论反对伯克的经验心理学研究方法［《康德美学文集》，第108页（KU: 152-153）］。

[85] 由于篇幅有限，针对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与浑融的完善性的思想比较，此处无法充分展开，需要另外撰文详述。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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