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司佳︱被隐没的角色：沙州刺史李无亏与莫高窟北大像的营建

原创文艺研究编辑部文艺研究

莫高窟第96窟“九层楼”外观［孙毅华、孙儒僩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图14］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12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要 武周时期始建的北大像是敦煌莫高窟第一座带有像阁的巨型造像。载初元年至延载元年任沙州刺史的李无亏应在这一工程的规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赴任沙州前，李无亏曾宿卫于洛阳，有条件目睹天堂及其内部干漆夹纻大像建起，此即洛阳天堂大像和北大像之间观念和形式的关键纽带。一方面，对北大像开凿过程的分析表明，石窟、大像和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严密设计，其中蕴含建造像阁的强烈意图，反映出与天堂大像相近的营建思想；另一方面，从李无亏面对的社会现实来看，组织本地人开展此项工程有利于维护边地稳定，有效实现了刺史职责。对《莫高窟记》的重读将北大像的历史信息来源指向“沙州图经”，后者的性质和功能导致其书写隐含典出《诗经》的政治话语——“子来”，亦即李无亏角色被隐去的根源。

　　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时期，创造远超人类日常尺度的事物都是充满挑战性和象征意义的工程。从北魏云冈的昙曜五窟开始，中国中古时期陆续出现多座高度超过十米的巨型造像，而唐代是其营建的高潮。佛教对尺度的关注源自佛经，后者包含描述数量的丰富词汇，扩展了人们对世界尺度的认识与想象，也奠定了巨像的理论基础，即宫治昭所说的“大佛思想”[1]。除了观念背景外，大像营造亦有“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2]。考虑到庞大的工程量和非实用性，营建背后必然有着某些个人的强烈需求与复杂动机，它们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形塑，但最终由个体的经历和感受所决定。

　　敦煌莫高窟拥有两座始建于唐代的大像。其中的“北大像”即敦煌研究院编号第96窟，建于武周时期，主尊为一座高达35.5米的垂足倚坐弥勒佛像（图1、图2）。晚唐《莫高窟记》明确提到：“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卌尺。”[3]从这条记载出发，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北大像的营建与武则天的政治宣传的关系，且大多认可北大像的出现是阴氏家族及敦煌百姓对这些宣传的回应[4]。亦有学者注意到，在《莫高窟记》提到的两人之外，载初元年（690）至延载元年（694）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很可能也参与规划了北大像的营建[5]。综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李无亏的生平事迹和北大像的建造细节来看，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尽管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明确证实李无亏与北大像关系的史料，但可以尝试通过勾连同一时空中的事物，探索影响个体行为的种种因素。同时，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为何李无亏在大像营建工程的历史书写中被隐没，以及该工程对于他个人及沙州民众的意义。

图1 莫高窟第96窟主尊“北大像” 初唐高35.5米（《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图15）

图2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1925年拍摄的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孙志军编著：《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44—45页）

一、洛阳天堂大像的启示

　　2002年，李无亏墓在陕西杨陵被发现，出土了精美的石墓门和《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志铭》。根据墓志，李无亏为麟德二年（665）进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33岁时，为定州北平县丞，后历任许州司兵、宋州司法。永淳元年（682），46岁的李无亏出任并州阳曲县令。其时突厥进犯此地，他“下琴堂而赴军幕，罢磬学而议兵韬”，率兵击退敌人，获授上柱国。垂拱三年（687），“授芮州府果毅，仍兼长上。致果之职，实掌外兵；警卫所资，寄重中禁。千庐徼道，彰悬猷之劳；七萃羽林，应司阶之列”[6]。“芮州府果毅”即芮州折冲府果毅都尉，“长上”则意味着他的实际工作地点是都城洛阳[7]。莫高窟北大像的故事要从这里讲起。

　　李无亏初到洛阳之时，武后临朝执政多年，正在神都大兴土木，给这座城市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垂拱四年，明堂作成，坐落在被摧毁的乾元殿基础之上[8]。同年五月，武后下诏称她将亲自拜洛受图，并且准备在仪式结束后于明堂会见群臣。同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9]。召集令的发出，无疑是对所有李唐宗室成员和天下诸州的一次宣告——不顺应武氏政治意图的人将会受到惩罚。在明堂建成后不久，其后方也落成了一座名为“天堂”的建筑，内奉一尊干漆夹纻大像。史料虽未明确提及大像的尊格，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都认为它应是一尊弥勒佛像，并由政治和宗教思想的背景论及天堂大像对同时期其他大型倚坐佛像的影响。罗世平指出，莫高窟北大像是对天堂大像的忠实模仿[10]；大西磨希子的文章亦涉及同一时期倚坐像和弥勒大像的传播[11]。不过，包括两位学者在内的相关论著皆未细谈“影响”“传播”或“模仿”的具体发生方式，也未涉及大像材质与建造方式的细节。实际上，这两座分别位于都城与边境的大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纽带，即本文的主角李无亏。

　　按唐代兵制，中央禁卫军的十六卫或东宫十率府领府兵，府兵又分内府和外府，外府即为折冲府[12]。墓志铭没有提到李无亏在禁军中的具体所属，不过禁卫军的职能基本不离守卫或巡逻宫城与皇城。另据《唐两京城坊考》，唐东都南衙诸卫多分布于应天门外皇城第一横街以南和第三横街以北的地带，也就是说他的官署距离宫城非常近[13]。李无亏供职洛阳三年，在此期间，宫城中的明堂和天堂建成，他必然目睹了这两座宏伟建筑拔地而起。身处其间，他能够充分感受到都城的政治氛围、武则天对祥瑞事物的喜好，并领会诸多大型工程的象征意义。

　　鉴于物质与视觉在个人经验中的重要性，我们尝试勾勒李无亏所见大像的模样。唐张鷟《朝野佥载》描述道：“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14]在关于武则天明堂的论著中，意大利学者福安敦（Antonino Forte）关注到这尊巨像的高度、材质和象征意义等问题[15]。他在书中提及一处文献细节：第一座天堂和第一座大像毁于约691年的大风，而在694年，重建的天堂未完工便遭大火，但重建的大像并未受到影响——它后来被改造变小，供奉在圣善寺报慈阁中。由此可知，大火发生时大像被存放在距离较远的另一栋建筑中[16]。福安敦的观察是极为敏锐的，他意识到巨像与建筑的结合应发生在建筑完工之后。结合干漆夹纻造像的制作方式等物质性方面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推测。

　　干漆夹纻造像在6至14世纪的中国文献中皆有出现，唐代尤为流行，期间该技术又传至日本[17]。它比石质或铜铁的造像轻巧，在中古时期常用于“行像”活动。隋唐时期的干漆造像存世量甚少，其中较为完整的几尊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地，均接近真人等身大小。干漆造像的制作流程，大致是先做出木胎或泥胎原型，然后用漆将粗布片层层附着于其表面。若像内为泥胎，则需要在漆干后挖除像中泥土，加入木板或木棍作支撑结构[18]。在日本，这两种造像方法被称为“木心干漆造”和“脱活干漆造”。后者的代表作之一是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中的主尊卢舍那佛（图3），时代约为8世纪后半叶，坐像高3米，为想象唐代大型干漆造像提供了参照。一张在修复造像期间所摄的照片展现出其内部样貌，支撑性木结构清晰可见（图4）。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何《朝野佥载》称天堂大像“鼻如千斛船”：这一尊巨大的干漆造像分部件制作后组装而成，单独制成的巨像鼻子在除去泥胎、内加木构后，若外表面朝下放置，外形恰似一艘可容千斛粮食的大船。同理，“（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表明大像的小指也是一个巨大的中空部件。对于后来被改小并移至圣善寺的第二座大像，则有“虚中，盛八石”的记载[19]。

图3 卢舍那佛坐像 8世纪后半叶干漆夹纻像高304.5cm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藏［水野敬三郎、岡田英男、浅井和春『東大寺と平城京：奈良の建築·彫刻』（講談社，1990年）図版106］

图4 卢舍那佛坐像内部结构［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日本美術院彫刻等修理記錄I（解説）』（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1975年）図版17］

　　福安敦认为，虽然《朝野佥载》属于笔记小说，但《资治通鉴》沿用了书中关于大像的部分描述，反映出司马光对其史料价值的认可[20]。司马光的时代去武周已远，他也不了解夹纻像的制作过程，无法理解何为“鼻如千斛船”，故只采“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的信息[21]。《朝野佥载》记叙了许多为正史所不载的轶闻，作为生活在武则天统治时代的人，张鷟很可能见过“鼻如千斛船”的实物，或听闻过目击者的描述。在从制作地运送到天堂的路途中，平民百姓有机会见到大像部件。从武则天的诸种行为来看，她必然不会放过每一次展示政治奇观的时机。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下令制作的九州鼎铸成，其中神都鼎高一丈八尺，“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22]。按此，李无亏尚在洛阳时，甚至有可能护送过大像部件前往天堂。吕博将武则天的明堂、天枢、九鼎等工程称为“仪式性建筑”“仪式景观”，指出“皇帝-臣民”的帝国秩序构造，不断吸收“宗教偶像-信众”的支配方法[23]。在围观者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人们对新领袖的崇拜随宗教情感一同高涨。大像的局部充分刺激了观者对佛像巨大整体的想象，并试图用熟悉的事物来比拟这些陌生的巨物。“千斛船”的比喻，令人想起满载粮食的大船，源源不断地沿着洛河前进的景象，而含嘉仓与回洛仓正待填满。

　　对干漆夹纻大像制作过程的探讨，也使巨像与建筑的紧密关系变得更为清晰。隋唐时期，多层大像阁建筑的快速发展是天堂在这个时代出现的重要背景。宋敏求《长安志》记载，长安曲池坊建福寺有“隋弥勒阁”，高150尺[24]；唐代的五台山佛光寺则建有“三层七间弥勒大阁”[25]。而据《资治通鉴》可知，天堂是一座五层的高大建筑[26]。傅熹年指出，明堂、天堂的建造打破了宫中主殿为单层建筑的传统，极大地改变了洛阳宫的面貌和立体轮廓[27]。1977—1980年，武则天时期的天堂及其周围建筑基址得以发掘，考古工作者推定其中的一座“圆形建筑”即天堂（图5）。它的夯土基址为圆形，直径约64.8米。天堂遗址留下了结构严密的中心坑和内外两周柱基石，坑底部还有以三块条石组成的柱础石，约四米见方[28]。由此推断，天堂是一座像木构佛塔一样有中心柱的建筑，大像的各个身体部件，应是在天堂完全建好后，倚靠中心柱及其附属的支撑结构安装起来的。因此，从技术手段来说，巨像需要依赖建筑方能迈向其完整形式。对观者而言，建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从远处眺望，只见天堂不见大像，像之巨大是通过天堂的高度得以表达的。若是入天堂观像，同样能感受到建筑的支配性地位。建筑的存在，决定了内部任何角度的观者都无法获得关于大像整体的印象。无论身体如何移动，所见到的大像永远都是变形的。多层楼阁既予人以亲近佛身的可能性，又处处限制着视线，必须结合想象力才能领会其整体[29]。建筑与大像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观看模式，连同对都城中狂热氛围的感触，必然深深印在包括李无亏在内的每个亲历者的脑海之中。

图5 洛阳天堂基址局部初唐（方孝廉、商春芳、史家珍主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图版7）

二、牧守之志：北大像与像阁营建史事探微

　　载初元年，李无亏出任沙州刺史，兼豆卢军经略使。《旧唐书·地理志》述及沙州概况如下：“旧领县二，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在京师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三百九里。”[30]从户数上看，沙州属于不足二万户的“下州”[31]。从地理上看，它距离都城遥远，是《唐六典》所举“边州”之一[32]。从热闹的都城一路西行至动荡不安的边地，也许李无亏心中会产生心理落差。但无论如何，他是带着某种使命赴任的。根据墓志，他在任并州阳曲县令期间成功率兵抵御了后突厥对阳曲县的进犯，展现出军事才能[33]，故而后来的官职迁转都与军事有关。

　　武周时期的沙州时常面临战争的威胁，给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带来了很大挑战。垂拱二年，武则天下令撤回安西四镇唐军，其后吐蕃“大入西域……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34]。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中关于驿道的条目中，有不少因“迂曲近贼”而奏请改道的记录，所谓的民间歌谣也表明了沙州边境不宁的状况：“地邻蕃服，家接浑乡；昔年冠（寇）盗，禾麦调（凋）伤。”[35]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36]。李无亏应是配合王孝杰军队据守敦煌，防御有功，于长寿二年获得封赏，进爵长城县开国公。延载元年，他在战役中负伤，终于官舍[37]。总的来看，李无亏任沙州刺史的近五年间，敦煌一直都受到边境战事的影响。此外，或许由于战争的缘故，武周时期大量沙州民众逃亡他处，如大谷文书2835号就反映了长安三年（703）一次检括沙州逃户的行动[38]。

　　似乎很难想象，在战事频仍、社会经济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如北大像这样宏大的工程仍然顺利地进行了。天授元年（690）十月，“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39]。敕下后，各地具体执行方式虽有不同，但均须通过刺史或都督等地方官员落实政令。前辈学者已辨明，敦煌出土的S.2658和S.6502两件《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就是正史中所谓伪撰的“大云经”[40]。考虑到北大像窟的建造时间等因素，它与沙州大云寺应当有紧密关系[41]。而时任沙州刺史的李无亏，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此之外，细察刺史的职责，亦可说明大像建造的可行性及其意义。一般而言，作为地方长官的唐代刺史，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州内的税赋并上缴，因为税收是关乎国家命脉的大事。而推动州内的建设工程、招辑逃亡、教化百姓等行为，其实都与刺史的税收任务有关[42]。《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长城堰”条目记载，过去因造堰不成，百姓不得灌溉，李无亏造堰后，“百姓欣庆”。接着又叙述了“长城李氏”之由来，最后提到时人称此堰为“长城堰”正是由于李无亏拥有武则天所赐“长城县开国子”的爵位[43]。李无亏能够成功建造堰塞水利工程，说明他具有相当出色的工程规划和组织能力，这正是建造大像所需要的。作为莫高窟崖面上第一个打破水平延伸营建机制的垂直洞窟，第96窟充分展现了“原创性洞窟”的特质，为崖面整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视觉中心[44]。《莫高窟形》考古报告中估算其容积为6502.02立方米，直观地说明了工程量之巨大[45]。北大像及其像阁的营造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木材原料和劳动力，还要求主持者具备相应的设计理念和组织能力。

　　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北大像的初建确实经过了非常缜密的规划。大像前由下向上的第一、第二层明窗从岩石中凿出，而其上数层今为砖砌壁面。此外，已知大像为石胎泥塑，且窟前发现有初唐时期的建筑遗址[46]。由此推测，北大像工程的大致顺序为：1. 开凿石窟，并留下前壁和大像石胎；2. 建造窟前殿堂等附属建筑；3. 窟内搭建脚手架并对大像进行泥塑、妆彩及壁画绘制等工作[47]。除了脚手架的架穴，最后一个步骤的遗存基本上已经无迹可寻，故只对前两个步骤展开分析。

　　先看开凿工作。莫高窟开凿于玉门系砾岩上，这种岩层由大小不同的卵石和沙土混合而成，硬度极不一致。此外，崖壁上部常年有流沙冲洗[48]。鉴于崖面的这些自然特质，北大像开凿时应为从上向下施工，落下的渣土使得窟前地面升高。在北大像之前，莫高窟的窟龛多是凌空开凿。作为莫高窟第一座拥有窟前殿堂的大窟，其窟前地面升高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窟前殿堂受到大泉河水患的影响[49]。莫高窟数个窟前殿堂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用窟内排出的碎土石作为铺平台基面，上再填土、盖殿堂，这一做法在晚唐以后普遍存在[50]。除了从上向下凿出洞窟内部的空间和明窗，开凿者还留下了大像石胎。同时，凿通了大像佛座下的通道。在大像腿部的中间位置，凿有两孔作为采光的明窗[51]。这类通道可供信徒绕行礼拜，发现于克孜尔石窟、巴米扬石窟的大像窟，也出现在云冈石窟和彬县大佛寺石窟，而不见于莫高窟南大像、榆林窟大像及河西地区其他唐代大像。

　　再看像阁建造。1999年北大像脚下发掘出的唐代殿堂遗址，台基南北24.2米，东西9.4米，周围用砾石块垒砌。殿堂南北面阔五间，东西进深二间[52]。据敦煌文书《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以下简称《张氏修功德记》），最初的像阁仅有四层，晚唐时改为五层[53]。伯希和在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显示，当时石壁上的两个洞口和楼层仍是对应的，不似如今般错开（图6）；而且第二、三层之间以及第三、四层之间的分层位置，均与天然岩壁的分层对应，因此清代的“五层楼”很可能保留了早期楼阁的分层状况。从照片还可以看出，第三层楼建造在第二层楼明窗所在的石壁上。笔者推测，初唐“四层楼”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两座两层楼阁上下组合在一起，第一层地面殿堂及第二层窟檐建筑以石壁为西壁，第三层和第四层则像是一个凌空建造在前壁之上的二层楼阁[54]。

图6 20世纪初伯希和拍摄的“ 五层楼 ”（Paul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Pein⁃ tures et Sculptures bouddhiques des époques des Wei, des T’ang et des Song, Pari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1914, pl. VI）

　　“四层楼”在具体施工中被分为上下两部分看待的事实，也可以从两次重修活动中找到证据。《张氏修功德记》记载了晚唐张淮深重修北大像的具体过程：“曳其栿（桁）檩，凭八股之椟轳；上壑运泥，斡双轮于霞际”，都是在描述崖壁高处施工的行为；“玉豪（毫）扬采，与旭日而连晖；结脊双鵄，对危峰而争耸”[55]，“玉毫”指佛眉间白毫，“双鵄”指楼阁屋脊两端的鸱吻，皆高处景物。此次将四层像阁改为五层，只是拆去了建在石壁上方的两层，重建为三层，而对下方两层未作过多改动。1999年北大像窟前殿堂发掘出初唐、西夏（或宋）、元代、清代四个时期的窟前殿堂遗址或窟内地面，而没有发现晚唐时期的地面遗迹，可为一证[56]。宋乾德四年（966），曹元忠夫妇重修北大像楼阁，当时维修前的情况是“下接两层，材木损折”[57]，表明上方三层较下方两层保存状况更好，正说明了晚唐时只修葺了前者。曹元忠时期的重修则主要在下方两层动工，还重绘了大像佛座底下通道的壁画[58]。

　　对初唐时期北大像窟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石窟、建筑、造像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它们是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严密规划并施工的。开凿时仅为大像下半部分预留岩石前壁的做法，不见于存世的中古时期的其他山岩巨像，应是为了建造一座更接近独立建筑的像阁而实施的权宜之计。半露天的设计使得像阁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进行施工，降低了工程的总体难度，又使得整体外观呈现为一座独立的四层木构楼阁。这种营建多层像阁的强烈意图，以及将弥勒大像和像阁建筑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思路应来自洛阳天堂，其层数比天堂少一层可以解读为对僭越的规避。这些设计都蕴含着建造者的政治考量和缜密构思。此外，选择以山岩为胎建造泥塑大像，而非借鉴天堂大像使用干漆夹纻或其他材质，则充分利用了敦煌本地的传统。玄奘法师曾在瞿萨旦那国王城西南的一座伽蓝中见到来自龟兹国的夹纻立佛像[59]，说明唐时西域确有这种工艺。然而，干漆夹纻造像的制作极其费时且昂贵，当时的沙州不具备都城和皇室那样的条件去制作一尊大像。要实现与之类似的视觉奇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当地信仰中心莫高窟的山崖上开凿巨像，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本地的技术与人员优势。

　　从李无亏面对的现实情况来看，开展一项大型工程可以作为团结当地民众的有效手段。如前所述，敦煌长久以来就是唐帝国的边地，虽不像四镇那样的战乱频仍，也存在遭遇外敌骚扰的威胁。同时，这里还是一个多民族交融之地，内附的突厥人、经商的粟特人与汉人杂居。在此情况下，减少逃户、稳定民心是现实需要。众人齐心合作完成一项大型工程，有利于增进官员与民众以及民众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工程的直接参与者还是到过莫高窟的其他敦煌居民，在体验和目睹了这一工程的逐渐完成之后，能够切实地体会到自己与这项工程的联系。更何况，这是一尊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宏大佛像，必然可以激起佛教信徒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山田明尔在论及巴米扬石窟时，认为佛教文化圈“边地”的自卑感会使之倾向于建造“中央所没有的巨大壮丽佛像”，以达到向外部炫耀和自我确认的目的[60]。在这种中心与边缘关系的视野下，敦煌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边地”，有着确认自身身份与价值的迫切需求。巨像和大阁带来了或是关于宗教的或是关于乡土的精神力量，它们是边地敦煌人心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刺史李无亏和阴氏家族借以向中央表明其存在和成就的独特方式。

三、庶民子来：政治话语中隐身的地方官员

　　如果李无亏确有参与北大像的营建，为何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关键史料《莫高窟记》中？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莫高窟记》。该文位于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左上角处，同时又见于敦煌文书P.3720的背面[61]。鉴于其重要性，兹录全文如下：

莫高窟记

　　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年中（之世），有沙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遥（巡）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已（以）后，镌造不绝，可有五百余龛。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卌尺。又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二十（廿）尺。开皇年（时）中，僧善喜造讲堂。从初凿窟至大历三年戊申，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年。时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记。[62]

通过仔细剖析题记所在的语境，结合P.3720正面有“悟真文集”等证据，沙武田得出《莫高窟记》由沙州高僧悟真所作这一结论。他认为，该文是在第156窟即张议潮的功德窟完成数年后，于咸通六年（865）上元岁首燃灯日被题于窟中，而P.3720背面是题记的抄本[63]。这些探讨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对于《莫高窟记》文本性质及其生成过程，或许还有未尽之处。在理解上述语境的基础上，笔者对其文本作进一步分析。

　　沙武田指出，莫高窟在正月十五日上元节会举办隆重的佛事活动[64]。考虑到第156窟是张议潮的功德窟，此次题壁很可能也是提前规划好的上元活动之一，甚至因题壁者的身份而带有一定表演性[65]。为了题壁活动顺利，必然提前准备写好的稿本。《莫高窟记》题于壁上后加的榜题框中，其下边框距离地面约2.4米，这个高度使得观者需要借助梯子才能看清文字。因此，题写活动结束后，几乎不会再有人去阅读，也说明了文本内容并不重要。文本本身可看作为了表演性活动而制作的“道具”，故撰者不需要特别注重文字内容和行文逻辑，只要临时从几种资料中选取重要信息拼凑成文即可。可供撰者参考的资料，应是现成的、易于获得的，且在当地有一定传播程度。正如李正宇的研究所表明，《莫高窟记》的叙事时间顺序混乱，而其中关于乐僔、法良事迹的叙述来自圣历元年（698）的《沙州效谷府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以下简称《李君莫高窟佛龛碑》）[66]。此外，应当尚有其他参考资料。

　　记文起首第一句话“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这种以“右”为开头介绍地理信息的句式，显然不是一篇独立文章应有的起首句。在敦煌文献中，该句式多见于“沙州图经”相关的写本（S.2593、P.2005、P.2695、P.5034），如“土地神：右，在州南一里”[67]。在唐代，图经类文献是地方志书的一种，由地方州县官员负责定期编修并呈送中央。以莫高窟的重要性和知名度而言，必然会被收录于沙州所编图经中。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原著撰于后汉乾祐二年（949），其中即载有莫高窟相关的内容，但此条目并不完整[68]。《莫高窟记》参考的文献很可能包括某年的“沙州图经”。京都有邻馆藏51号文书《大中四年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请户口牒》表明，沙州在张议潮治下恢复唐制、重建里坊之时，曾令各户申报人口[69]。申报人口是为了造籍帐。大中五年（851），张议潮遣其兄入朝献十一州图籍，也就是将图经和籍帐一同呈送以示归顺[70]。那么，大中四年造籍帐的同时可能也会对图经进行修订。《莫高窟记》中“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年”的庚午年正好为大中四年，这句话应是从最新修订的图经直接抄来。在历史地名条目末尾叙述其创建和存续时间的惯例，亦见于《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的“莫高窟”和“沙州城”条。考虑到第156窟窟主张议潮的地位，为《莫高窟记》撰者提供最新图经以资参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莫高窟记》中关于两大像关键信息的句子也应来自某年的“沙州图经”。有一旁证如下：《莫高窟记》所见南大像事亦见于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并序》，其中“辛酉开元九年”条记载：“僧处该与乡人百姓马思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廿尺。”[71]这条材料比《莫高窟记》对南大像的记载多了“百姓”“发心”的细节，但相似度很高，应有同样的史源。《瓜沙两郡大事记并序》为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孔目官兼御史中丞杨洞芊所辑，同卷还记有开元年间杜楚臣、赵义本等地方官员在沙州古迹张芝墨池的活动，文字与《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张芝墨池”条多有重合。因此，杨洞芊作大事记时必然也参考了图经类文献。

　　明确北大像史料信息来源与图经的关系后，我们可以从图经类文献的特点入手，进一步解释关于大像营建者的问题。由于需要定期呈送，每次编修图经时必然不会全部重新修纂，而是在已有文字基础上更新一些内容[72]。如此，记载北大像营建的句子，最早可能出现在它完工之后的第一次图经编修中。当然，延载二年（证圣元年）时李无亏已经去世[73]，将北大像营建之事编入图经的应是后来的沙州刺史。赵贞提出，唐代地方州县图经是一种地方与中央沟通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岭南、河西这类“边地”而言，图经能够帮助他们谋求中央的重视与认可，从而获得相应支持[74]。《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祥瑞”条包含了四条出自天授二年的祥瑞，每条皆有刺史李无亏之表奏，内容为对《瑞应图》的引用以及李无亏对该祥瑞的进一步解释。紧跟祥瑞之后的是赞颂武则天的歌谣[75]。周绍良已经指出，歌谣应为地方长官所作，并借口“百姓”为歌谣之由[76]。图经明确提到了李无亏在修堰渠、改道路等事情上的作为，却在祥瑞与歌谣这种不可缺少地方官员谋划或参与的事件中“隐身”，仅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客观的民风民情收集者、记录者。出现此种差别的原因是祥瑞与歌谣涉及意识形态，地方行政者必须通过弱化自己在这类记述中的主动角色来彰显中央政治力量的存在。

　　关于两大像的历史书写也遵循了这种思路。造大像者“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都可以被归类为“百姓”。同祥瑞相似，大像营造是用来暗示统治者和管理者贤明有德的话语，地方宗族借此获得自身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77]，地方官员则通过这些记录向君主展示边地治理与教化的成果。百姓出于对仁君的信任和爱戴，自发地营建大型工程，是儒家描述的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经典图景之一。《诗经》便如此歌颂周文王对灵台的营建：“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何谓“子来”？笺注释“庶民子来”为“众民各以子成父事而来攻之”[78]。也就是说，大型工程所需的劳动力无须强制征来，而是平民自愿奉献其力量，儒家圣王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在唐代文学中，这一典故不仅可见于叙述君王营筑宫室和礼仪性建筑的文章，还出现在一些关于寺观修造乃至路桥建设的碑铭或记文里[79]。不过，福安敦注意到，武则天在洛阳大兴营造之时，尤其在意“子来”的话语，其亲享明堂所下制中即有“爰藉子来之功”一句，还曾任命官员泉献诚为“检校天枢子来使”[80]。或许武氏欲借这一典故，强调自己的王朝与周代的联系。又，长安四年，武则天欲于白司马坂造大像，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钱以助成之，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三阶教的无尽藏[81]。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敛聚天下财产以造大像可能还出于塑造政治话语的需求：通过将大像描述成众人齐心协力之作，暗示其背后有一个明君治下富庶太平的社会，其内在逻辑与“子来”话语高度一致。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中或为李无亏撰写的“歌谣”写道：“明堂之兴，百工时揆；庶人子来，鼛鼓不胜。……子来之作，不日而成。”[82]包括天堂大像在内，武则天在洛阳进行的多项宏大工程使用了大量力役，当然并非“子来之作”，但这种用来描述政府主导的大型工程的话语，不仅被武则天不断运用，也为地方政府官员所熟知。将“百姓造大像”这一事件纳入呈给中央的图经之中，对一位边州刺史而言是争取中央关注的必要策略。地方长官在文本中的缺席，恰恰表明他们就是话语的制造者。

余论

　　北大像及像阁建成之时，李无亏已经离世。这一宏伟巨构究竟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或是在人们心中激起了何种新的情感，已不是故沙州刺史可以预见，也无直接史料留给后世。我们只能回到莫高窟的整体历史中去试述其意义。

　　在北大像建立之前，“大”的概念往往通过突出主尊相对于其他造像的大小表达出来，以显示主尊的地位。莫高窟最早的几个窟龛中就有这样的表现手法。对于初入第272窟的观者而言，主尊的塑像或许不算大，接近一个普通成年人的体量。然而，结合四周壁画中数量庞大而尺寸较小的千佛和菩萨来看，在这一佛国世界中，主尊是其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最大者（图7）。早期的塑像、壁画等图像元素，可以看作激发人们想象佛菩萨形象的媒介，是观想的手段和工具。在这样的观念中，像本身的绝对大小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人们见佛运用的主要是心眼而非肉眼。以中心柱为洞窟礼仪中心的空间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尊像体量的发展。至隋代，造像的体量有了明显进展。在第427窟中心柱的正面和南北两壁东侧，竖立着三组高近五米的三尊立像[83]（图8）。这样的高度接近佛教文献中对佛身为“丈六”的记载。另一种与山崖大像有关的造像是神异故事中的“凉州番禾瑞像”，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举身丈八”。初唐时期，许多地方都图写其形象并加以供养。莫高窟一些壁画和出土绘画中也有诸多描绘番禾瑞像及其故事的图像[84]。番禾瑞像一般被表现为三至四人高的大像，测量佛像、安装佛头等工作都需要人们爬上数层的脚手架（图9）。

图7 莫高窟第272窟内景 6世纪上半叶（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敦煌北凉·北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版6）

图8 莫高窟第427窟内景隋代（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109）

图9 莫高窟第72窟壁画中的凉州番禾瑞像五代［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图134］

　　与上述造像都不同，北大像是一尊真正的巨像。康德在论及“崇高理念所要求的对自然物的大小估量”时，区别出“领会”（apprehensio）和“统摄”（comprehensio aesthetica）两种感受尺度的行为。前者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把握表象的活动，后者指感性的统握，它有一个想象力所不能超出的最大值[85]。上文已经提到，由于像阁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视觉获得关于阁中大像的完整形象，也就使得“统摄”成为不可能之事。这种不可能性反而刺激了观者的想象力，并激发出如惊奇和崇敬等种种强烈的感情。

　　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凉州番禾瑞像的形象中没有包含像阁建筑。它需要突出的是从自然山体中显现的神秘与不可思议，而建筑的形象往往象征着某种理性与秩序。唐代经变画中描绘的净土世界常常包含了规整的建筑群，它们是荒野或山林等充满混乱的世界的反面，使观者向往其清净平和。从这个角度考虑，北大像外接楼阁建筑的意义之一，就是将这一本可远距离瞻仰的宗教奇观纳入到一种人为的秩序中。在遥远的都城洛阳，那尊干漆夹纻大像也需要服从明堂和天堂建筑群的整体。如果我们将巨像看作主体，就会发现像阁建筑对巨像而言是逼仄的、封闭的。观者在象征弥勒兜率天宫的楼阁中上下穿行，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运动逐渐获得了对佛身整体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可将自身登楼和下楼的行动分别解读为“上生”兜率天宫和随弥勒“下生”人间。由此，人们能够在这样的体验中发掘出自身在宗教活动中的主体性。

　　北大像宏伟的外立面，使本地人开始以整体的目光看待莫高窟。这是一个从“看”到“看见”的过程。这种“看见”带来了思考，空间感知的延伸也激发了对时间的感知和表达。这一点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中有着很好的体现。该碑立于北大像营建不久后，包含有关莫高窟历史及环境的重要信息。碑文看似未提及北大像，却处处显示出大像及像阁的营造给莫高窟整体视觉景观及观者体验带来的影响。这种体验首先有空间维度的。文中充满了如同电影中远景镜头的描写，述其川原物色等地理环境，以及从远方观察到礼拜者涌向莫高窟的场景（“云趋兮赩赫，波委兮沸腾”）。“山为塔，构层台以造天”“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描绘出山岩表面的垂直性建筑景观和人们的垂直移动，这是多层像阁出现后得到强化的视觉印象[86]。正是北大像像阁接地至天的巨型构造，刺激了人们开始整体地欣赏莫高窟的景象并产生了描述与记录的欲望。同时又有时间维度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是目前所见最早详述莫高窟历史的文献，大致梳理出沙门乐僔和法良禅师初建窟龛、到建平公和东阳王修大窟、再到后来“合州黎庶，造作相仍”的时间线[87]。很有可能，正是在标志性的北大像及像阁落成后这一时期，作为整体的“莫高窟”才真正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形成，并获得关于自身的历史叙事。

　　“知道”大像的存在，让莫高窟作为神圣地理和人间世界的双重角色得到完美的整合，促进了本地人对莫高窟、对沙州的认同感。人们将目光从狭小的洞窟中抽离，从巨佛双足所踏的大地延伸到像阁顶部的沙漠和天空，进而重新审视整片莫高窟和自己世代居住的沙州。更重要的是，小城沙州与国都洛阳获得了某种连结，大像的形式与尺度昭示着唐帝国在边地无可撼动的存在。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李无亏的人生轨迹和重重思虑里找到缘起的痕迹。

注释

[1] 通过梳理有关佛教经典以及北印度陀历大佛造立的背景，宫治昭尝试从宗教思想上对中亚与中国大佛的源头问题作出了回答，指出大像寄托着人们的弥勒下生信仰。此后诸多讨论弥勒图像或大型造像的学者，大都绕不开宫治昭的研究（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李萍、张清涛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45页）。

[2]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第334页。从历史观念、技术传统、空间环境、窟前建筑等不同视角切入的中古时期大型造像的研究，参见陈金华：《神话、疾病、转世观念与佛教圣迹：新昌弥勒大佛考》，刘学军、李曈译，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332页；Sonya S. Lee, “A Landscape Fit for the Great Buddhas: On Cliff Tombs and Buddhist Cave Temples in Leshan”, in Wu Hung & Paul Copp (eds.), Refiguring East Asian Religious Art: Buddhist Devotion and Funerary Practice,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9, pp. 237-260；彭明浩、李若水：《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唐代的补凿与加建》，《考古》2020年第2期。

[3] 王重民：《莫高窟记（敦煌史料之一）》，《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宿白：《〈莫高窟记〉跋》，《中国石窟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49页。

[4] 寧強「敦煌大仏の生命——コンテクストの変化と機能の変化」（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編『うごくモノ：「美術品」の価値形成とは何か』平凡社，2004年）309—322頁；张清涛：《武则天时代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浅议》，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428页；张景峰：《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134页；马德：《从弥勒下生信仰看佛教的社会化——以敦煌石窟唐代弥勒大像相关历史信息为中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5] 王惠民：《〈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跋》，《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陈菊霞和马丹阳分析了阴氏家族成员与李无亏之间的可能关系，认为北大像当是由李无亏倡导，并由阴氏家族出资营建（陈菊霞、马丹阳：《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及其窟前楼阁营建史》，《美成在久》2023年第1期）。

[6] 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引文标点有调整。

[7] 唐制，凡卫兵皆更迭番上，兵部选取骁勇、材艺可任统领者长期入直而不番代，谓之“长上”（俞鹿年编著：《中国官制大辞典》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页）。

[8] 关于毁乾元殿、造明堂的具体实施时间，各文献所记有出入，但明堂“毕功”“成”均系于垂拱四年（吴玉贵：《唐书辑校》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7—728页）。

[9][21][26][39][70]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48页，第6498页，第6455页，第6469页，第8048—8049页。

[10] 罗世平：《天堂法像——洛阳天堂大佛与唐代弥勒大佛样新识》，《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2期。

[11] 大西磨希子「唐代における倚坐形彌勒佛の流布と武則天」（『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号，2016年）423—436頁；大西磨希子『唐代仏教美術史論攷——仏教文化の伝播と日唐交流』（法藏館，2017年）385—408頁。

[12]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7页。

[13] 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139页。

[14] 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页。“小指”二字据《太平广记》补（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93页）。“斛”为唐代容量单位，一斛约为公制60升，“千斛”约为60立方米（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334页）。

[15] 福安敦的论著是关于武则天明堂建筑群最为详实深入的研究。他提出，武氏明堂呈现出许多佛教特征，它最初是由多个建筑组成的复合体，而天堂在这一复合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Antonino 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8）。

[16][20][80]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pp. 82-91, pp. 75-79, pp. 104-108.

[17] 伯希和：《中国干漆造像考》，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8—74页。

[18] 关于干漆造像技术及所涉材质的研究，参见Donna Strahan & Blythe McCarthy (eds.), Research on Early Chinese Lacquer Buddha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Forbes Symposium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Ltd., 2023。

[19] 李绰编，罗宁点校：《尚书故实》，《大唐传载（外三种）》，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23页。

[22][30][36]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68页，第1644页，第123页。

[23] 吕博：《转轮王“化谓四天下”与武周时期的天枢、九鼎制造》，冻国栋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24] 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25] 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0页。

[27] 傅熹年：《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傅熹年中国建筑史论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28] 方孝廉、商春芳、史家珍主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2页。

[29] 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33—137页。

[31]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09页。

[32]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3页。

[33] 陆离：《〈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所记唐朝与吐蕃、突厥战事研究》，《西藏研究》2015年第4期。

[34] 崔融：《拔四镇议》，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16页。关于垂拱二年拔四镇事，相关讨论参见王小甫：《崔融〈拔四镇议〉考实》，《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50—259页。

[35][43][67][75][82]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8页，第48页，第52页，第56—58页，第58页。

[37] 关于这次入侵敦煌的势力，李宗俊认为是吐蕃与突厥的联军（李宗俊：《读〈李无亏墓志铭〉》，《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陆离则结合藏文史料分析后认为仅有吐蕃势力（《〈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所记唐朝与吐蕃、突厥战事研究》）。

[38] 该文书收录于以下文献：内藤乾吉「西域發見の唐代官文書の研究」（西域文化硏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下）』法藏館，1960年）頁12—14。针对该文书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孟宪实：《中央、地方的矛盾与长安三年括户》，《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耿虎：《也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长安三年括户——与孟宪实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0] 《大云经疏》的学术史及详细研究，参见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 S.6502,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5。

[41]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李永宁：《莫高窟北大像与〈大云经〉〈大云经疏〉》，《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第171—175页。

[42]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71—386页。

[44] 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第86—89页。关于垂直性窟前建筑的研究，参见Zhenru Zhou, “From Earth to Heaven: An Architectural Spectacle of the Dunhuang Mogao Caves”, Athanor, Vol. 39 (2022): 171-192。

[45] 石璋如：《莫高窟形》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版，第79页。

[46] 彭金章、王建军、郭俊叶：《敦煌莫高窟“九层楼”考古新发现》，张先堂主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中国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2000年，第67—68页。

[47] 1999年修复第96窟时清理出大像初建时的地面，发现了用以设置脚手架的架穴［孙毅华、孙儒僩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页］。

[48] 赵正之等：《敦煌石窟勘察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49] 唐代以前，莫高窟极少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窟，即使开凿也很快废弃，应是在大泉河出现洪水时易被浸泡的缘故（《敦煌石窟勘察报告》；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隋唐以前，窟前地面远比现在要低（潘玉闪：《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8页）。

[50] 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51] 马德：《从弥勒下生信仰看佛教的社会化——以敦煌石窟唐代弥勒大像相关历史信息为中心》。

[52] 吴军、刘艳燕：《敦煌古代石刻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53] 《敦煌碑铭赞辑释》收录的该文本由S.3329、S.6973、S.6161、S.11564、P.2762等五件文书拼接而成，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对各卷定名不一，有《张氏修功德记》《张议潮勋德记》《张淮深修功德记》等多种称法，本文采用《张氏修功德记》［《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4—213页］。

[54] 周真如在其论文中提到，唐代的上层廊道可能建造在前壁顶部平台上［“From Earth to Heaven: An Architectural Spectacle of the Dunhuang Mogao Caves”, Athanor, Vol. 39 (2022): 175］。

[55]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57页。

[56] 彭金章、王建军、郭俊叶：《敦煌莫高窟“九层楼”考古新发现》，《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第67页。马德认为，北大像窟前殿堂遗址发掘中发现的所谓西夏遗址，时代应为宋（马德：《宋乾德四年重修敦煌北大像的“二期工程”——关于莫高窟第96窟前第2层遗址的时代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57]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143—144页。

[58] 马德：《宋乾德四年重修敦煌北大像的“二期工程”——关于莫高窟第96窟前第2层遗址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5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14—1015页。

[60] 山田明爾「インダスからパミールへ」（中村元編『アジア仏教史·中国編5·シルクロードの宗教』佼成出版社，1975年）73—75頁。关于佛教的中心与边缘问题，参见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结”：论圣地及祖谱的建构》，《佛学研究》总第2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61] 王重民：《莫高窟记（敦煌史料之一）》；宿白：《〈莫高窟记〉跋》，第248—249页。

[62] 录文主要依据P.3720背面的版本，并以括号标出156窟题记版本与之稍有不同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72—73页）。

[63][64] 沙武田：《〈莫高窟记〉题于莫高窟第156窟相关问题研究》，《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9—70页，第63—65页。

[65] 沙武田只探讨了撰者的身份，而没有讨论题壁者的身份（《〈莫高窟记〉题于莫高窟第156窟相关问题研究》，《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第65—70页）。结合本文的分析，笔者推测题壁者的身份更为重要，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该记文没有署名——它的题写是一次性的“表演”，其意义在于题写上壁的时刻，即通过特定身份题写者的出现彰显该窟的重要性。题写完成后，很少再有人专门观看，故并不需要署撰者或题者之名。关于唐代其他题壁传统的研究，参见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66] 李正宇：《乐僔史事纂诂》，《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沙州效谷府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又称《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李义碑》《圣历碑》，全文参见《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20—31页。

[68] 《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58页。

[69]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帳研究——概観·錄文』（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566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7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对照前引《莫高窟记》，此处“僧处该”应为“僧处谚”之笔误。

[72] 关于唐代图经不断补修的特点，参见李宗俊对《沙州都督府图经》撰成与补修年代的分析，他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撰成于长寿元年，在武周证圣元年（695）和开元初略有补修（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有学者发现，图经里的“政绩景观”类条目会因官员的流动而随之增删变化，不如“人文景观”类条目稳定持久（王晶：《敦煌图经中的景观与权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4卷第2辑）。考虑到莫高窟明显属于“人文景观”，关于大像建造的书写应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73] 有学者认为“延载二年”之误可能是因为敦煌地处偏远，不知改元（《莫高窟北大像与〈大云经〉〈大云经疏〉》，《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第174页）。《莫高窟记》的创作年代距离此节点已过去近170年，载有“延载二年”这一错误纪年信息的文本经流传转抄而未改正，令人怀疑。一种可能性是，《莫高窟记》的撰者在转录文献中的信息时，误将“元年”抄成“二年”，同时题壁者也并未注意到这一错误。

[74] 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76] 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77] 孙英刚：《谁的祥瑞？——唐代乡村的权力与秩序》，《山西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78] 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74页。

[79] 如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因缘盛力，人以子来。”（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0页）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全唐文》，第2950页）

[81] 松本文三郎著：《佛教史杂考》，许洋主译，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66页；肥田路美：《奉先寺洞大佛与白司马坂大佛》，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83] 有学者认为这是隋人在前代凿好的中心柱窟中制作的塑像，且该窟造像呈现出皇室造像的特点（Janet Baker, 《Dunhuang Cave 427: Evidence of Imperial Iconography》，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年版，第61—71页）。

[84] 关于凉州瑞像的研究，参见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杭侃译，李崇峰、王玉东校，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1—454页。

[85]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70页。

[86] Zhenru Zhou, “From Earth to Heaven: An Architectural Spectacle of the Dunhuang Mogao Caves”, Athanor, Vol. 39 (2022): 178. 关于中古时期建筑的垂直性，亦可参见Wei⁃cheng Lin, “Performing Center in a Vertical Rise: Multilevel Pagodas in China’s Middle Period”, Ars Orientalis, Vol. 46 (2016): 100-134。

[87] 《沙州效谷府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21页。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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