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平 | 人类大同的法律先驱：米海伊尔·戴尔玛斯-马蒂

文 /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2022年2月13日突然收到一封电邮，是我的老朋友法国律师纪尧蒙（Robert Guillaumond）发来的，告知我的法国恩师米海伊尔·戴尔玛斯-马蒂（Mireille Delmas-Marty，简写为MDM）已经于昨日（2022年2月12日）上午仙逝，享年81岁......

这个消息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以我的年纪和阅历，特别是近年随着自己父母的相继离世，生老病死已然看淡，而且也逐渐疏远了很多的人情交往，然而MDM的去世仍然让我感到无比的悲伤。静坐窗前，雪花漫天飞舞，绵绵无际，我的内心哀思无限，就像门前的一江春水缓缓东流......

首先我要表达的是忏悔之心。去年MDM八十大寿系列学术活动，我因疫情阻隔，未能成行；后来她的生日活动推迟到了9月18日，地点也换到了里昂附近的古特拉（Goutelas），虽然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我去现场祝寿的难度，但是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然而最终我还是嫌手续麻烦没有去成。活动的当天，李晴兰在现场和我微信联系，希望我能够和MDM视频连线说上几句话，表达来自远方的祝福，我却因为正在进行的网络会议而没有和她连线。总是以为来日方长，其实已是去日无多、再无相见的机会了......如今回想起来，懊悔不已！

其实，自从2019年她的先生保罗去世之后，我的内心就有了不太好的预感，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2020年她的大作《一起迈向世界的共同法——统一与多元》（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问世，我为其作序，借机对她的生平、学术历程以及对她影响至关重要的人与事做了简要的介绍。如今在中国法学界尤其是刑法学刑事政策学界，不知MDM大名的恐怕没有几个人了。她在中国的朋友同行和学生众多，然而要论起来，我与她的交往，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合作，恐怕是最早的，也是最长久的。

米海伊尔∙戴尔玛斯-马蒂，1941年生于巴黎，最初学医，后因故中断，之后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Langues-O）学习中文，最后转学法律；1969年获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0年通过法国私法与刑事科学教授资格，1970-1977年在法国北部的里尔三大法学院任教授，1977年起任巴黎十一大教授，1990-2002年执教于巴黎一大，1992年当选法国大学研究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院士，2002年3月法国总统任命她为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教授，2007年又当选法兰西科学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

1984年，在蒙彼利埃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上，我初次听闻MDM的大名。那时我正在法国攻读刑法与刑事科学的硕士学位（法文简写为DEA）。刑事政策学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授课老师克里斯蒂娜·拉塞杰教授（Christine Lazerges）给我们讲刑事政策的模式与运动，课上常常提到一个很长的名字，由于教授的语速奇快，而我当时的法语还未完全过关，难以将这个名字记全，于是只好把她记成了MDM。不成想，这个名字不仅仅是如此地如雷贯耳，而且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多年以后米海伊尔告诉我，她的很多学生也是这么记的。下了课我就直奔书店，买了MDM的几本书，一是《刑事政策的模式与运动》，二是《惩罚的道路》（Chemin de la répression），三是《经济刑法》（Droit pénal des affaires），都是她早期的刑法刑事政策学著作，囫囵吞枣地看完，虽然似懂非懂，但已然觉得这位女士真不简单，很有学问。

自那时起，我就决定，在学问的道路上我将终身追随她。不过，最终我却食言了。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术上的追随就像马拉松途中的跟跑，基本都是一阵子的事，所谓“圣人无常师”，更何况我等凡人！起初是因为她的研究主要限于刑事政策和刑事法领域，这对我来说相对容易，毕竟是在同一个专业领域。然而随着岁月的递进，她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迈进更为广阔、深邃的比较法、国际法、法哲学等领域，特别是她到法兰西学院任教以后，学问精进，思考的都是事关人类命运和全球治理的宏大问题，我是明显感觉跟不上了。因此，要我现在来评说她的学问，真是勉为其难。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在我而言只是一句口号，在她而言却是终身的行动！

如今斯人已逝，升入天空，去和她最爱的云彩作伴了。追随左右已不再可能，只能追忆了！余生无论短长，对于她的追忆将是永恒的。这种追忆，因为超越了学术，显得不是那么抽象或做作，反映的是内心深处的真实记忆，点点滴滴，鲜活，生动，感人......当然，追忆的不仅有她，还有她一生的伴侣和爱人保罗-布歇（Paul Bouchet）。

第一次见MDM其人是在1985年 6月。因为当时已经确定将刑事政策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因此当课程学习阶段一结束，我便立即去巴黎。巴黎7区圣-纪尧姆大街28号，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所在，同时也是法国比较法研究院和法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在此，我拜访了法国刑法学的泰斗、国际刑法学界的元老、新社会防卫思想的创始人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先生，并经这位仁厚长者的引荐，我认识了他的得意门生米海伊尔∙戴尔玛斯-马蒂教授，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近四十年的学术交往和友谊。

瘦瘦的身材，同样瘦瘦的脸，一头褐色的头发做成一个巨大的爆炸头，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这是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而且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呈放射状的爆炸头与她的学说思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以后每每见到她的大作频频问世，我就会想起她的爆炸头，心里暗自惊叹：这个头颅里面究竟蕴藏了多少智慧呀？

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MDM的专业领域是很难界定的。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她最多只能算是个法学教授吧！因为她所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及所参加的研究工作，涉猎的往往不是同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她的博士论文是《刑法中的建筑公司》，1971年在《法国大学通识教育系列丛书（Que Sais-je）》系列丛书出版《婚姻与离婚》，1973出版的《经济刑法》上下卷是其成名作；此后便是在法国著名的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塞伊出版社（Seuil）、经济出版社（Economica）、法亚尔出版社（Fayard）等出版《惩罚的道路》（1980）、《刑事政策的模式与运动》（1983），《模糊法》（1986）、《理性审视国家理性》（1989）、《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1992）、《未审即罚—从行政惩罚到行政刑法》（1992）、《共同法》（1994）、《人类共同法》（1996）、《世界法的三大挑战》（1998）、《法兰西学院开讲》（2003）、《法律的想象力量第一卷：相对与普遍》2004、《法律的想象力量第二卷：有序的多元主义》（2006）、《法律的想象力量第三卷：权力的重整》（2007）、《反人类罪》（2009）、《风险世界的自由与安全》（2010）、《法律的想象力量第四卷：价值共同体》（2011）、《抵御、责任和预防》（2013）、《法律世界化时代的工作》（2013）、《八面来风：世界化海洋中的航行指南》（2016）、《从大加速到大变形》（2017）等等一系列学术著作。

同时，受法国总统、总理的委托，她以专家身份领衔主持或参与了法国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工作，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任欧盟、欧洲议会刑法典草案起草委员会主席、欧盟反欺诈指导委员会主席，领导创制了欧盟第一个《保护欧盟财政利益的专家法案（Corpus juris）》。

她主编了《经济犯罪与共同市场》（1982）、《刑事案件揭秘》（1991）、《刑事诉讼与人权》（1992）、《欧洲刑事政策》（1993）、《欧洲刑事诉讼》（1995）、《基本权利与自由》（1996）、《欧盟保护财政利益法案专家建议稿》（1997）、《欧盟保护财政利益法案专家建议稿之实施》（1995-2001），《国际犯罪与国内司法》（2002）、《国际犯罪与国际司法》（2002）、《共同法的变量》（2002）、《克隆人：法律与社会》（2002）、《欧洲刑事制裁的协调化》（2003）、《克隆人—法律与社会：中法比较》（2004）、《规范整合之批判》（2004）、《国际刑法的渊源》（2005）、《MDM在巴黎一大的岁月》（2005）、《新政治想象》（2007）、《刑法协调的道路》（2008）、《法律国际化的多维度考察：法美比较》（2009）、《恐怖主义：历史与法律》（2010）、《阿拉伯世界刑事政策的演化》（2013）、《人文主义与法》（2015）、《认真对待责任》（2015）、《环境及其变异》（2015）、《国际刑法的补充性》（2017）、《法律的宪法化：中法比较》等等，这些都是她牵头组织的各类合作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

综上可见，她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政治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国际刑法、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人权法、欧盟法、国际法、比较法、共同法或世界法等。她的学术影响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如德语、英语、阿拉伯语、中文、意大利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波斯语、瑞典语、土耳其语等。她长期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比较刑法与刑事科学杂志》主编等职务，同时兼任国际经济法协会理事、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利时鲁文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学府的名誉博士学位。因为其广泛的学术影响和杰出的理论贡献，1999年她获得法国荣誉勋位团勋章，2003年又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团骑士勋章。

因此，虽然她是刑法出身，早期的教学研究也基本以刑事法为主，但给她巨大的爆炸头上按一顶刑法学教授的帽子显然是委屈她了，仅称她为法学家也是慢待她了，她应该是哲学家、大学问家或大思想家。随着她学问的不断精进，她的学术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由巴黎十一大教授到巴黎一大的教授，再到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最后到达巅峰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虽然她的学问越做越大，但我们的交往一直延续，关系也从最初的师生，变成同行、合作者，变成忘年交，甚至是至亲，我也从小卢（Xiao Lu）变成了老卢（Lao Lu）。

近来常常回看我和她的来往信件邮件，以及她送我的诸多著作扉页上的留言。她对我的称呼不外乎两个，老卢（Lao Lu）和小卢（Xiao Lu）。老卢应该算是尊称，是富有智慧的成熟的学者同行，类似于法语中的le vieux loup，而小卢则是爱称，是年轻活泼甚至调皮捣蛋的后生，近乎法语的le jeune loup，偶尔犯错，但总体是听话的。1994年5月23日，她在送我的新书《共同法》(Pour un droit commun)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谨以此书惠赠俨然以老卢的智慧为‘共同法’效力的小卢，作为友谊和希望的见证”（ A Xiao Lu qui travaille déjà “pour un droit commun” avec la sagesse d’un Lao Lu, en signe d’amitié et d’espérance）。

2018年6月她最后一次来北京，送我一本新书，书名是“八面来风：世界化海洋中的航行指南”，扉页上写：谨向长期航行在“八面来风的世界化海洋”中的亲爱的老卢，献上友谊、敬意和情义（Pour le très cher Lao Lu qui navigue depuis longtemps déjà “Aux quatre vents du monde” avec toute mon amitié, mon estime et mon affection）。

然而，严格地说，我并非MDM的门下弟子，因为我的硕士博士导师都是克里斯蒂娜·拉塞杰教授，而她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同行，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闺蜜。克里斯蒂娜是MDM思想的热情传播者，她在课上讲的几乎全是MDM书上的东西，之后她在Que Sais-je系列出了一本《刑事政策学》，运用MDM刑事政策的模式运动理论分析法国的刑事政策。后来MDM离开巴黎一大，就推荐了克里斯蒂娜来接替她的教席；不仅如此，克里斯蒂娜后来还接任了保罗曾经担任过的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主席一职，足见她们之间的交情之深。1985年10月我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曾经也动过北上巴黎跟着MDM念博士的念头，但考虑到巴黎的环境、生活成本等等，当然也顾虑到MDM与克里斯蒂娜的关系，最终作罢。

谢朝华是MDM指导的第一位中国博士，而我应该是与她合作最长的学生。1985年6月在巴黎当面向她具体请教了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依我当年的幼稚和率真，除了向她表示崇敬心情之外，一定也和她争辩过中国的刑事政策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模式之中。在《刑事政策的模式与运动》（Economica，1983）一书中，她以越轨和犯罪、国家反应和社会反应、是否依赖法律等要素进行组合，勾画出刑事政策的诸多模式如国家模式、社会模式，以及诸模式的运动变化。由于当时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全或过时，书中对于中国刑事政策的部分描述分析不尽准确，我们之间进行过多次沟通商榷。及至后来我翻译她的《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法律出版社，2000），她曾坦言，有关中国刑事政策模式的阐述，应以我的中译本为准。我的硕士论文和之后的博士论文得到她很多的指点。1987年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她慨然应允担任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对我的初稿进行了详细的审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1988年3月26日，她和马克·安塞尔先生不远千里，从巴黎南下蒙彼利埃，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展现了师者和长者对于年轻后生的关爱提携。1988年回国以后，我与她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和她虽无师生之名，但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教益、帮助、指导，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

1992年春节刚过，我受MDM之邀赴巴黎访学，本想待的时间尽可能长些，但一到巴黎即看到报章杂志上刊载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心潮澎湃，急急就掉头回国创业了（1992年底创办了涉外经济法研究所，翌年又创办了律师事务所）。而她也急切地想和中国的同行们进行深度的学术合作。当年12月她到北京访问，特意约我在她下榻的北京饭店面谈，商议由她牵头，由我牵线，和国内刑法学者进行第一个中法刑法合作研究项目。这个后来影响广大的《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项目，其最初的设想就记在北京饭店茶几上的小小记事本上。该项目前后进行了六年，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合作研究任务，在北京、巴黎分别举行了多轮次的双边会议，用中文法文出版了多卷本的研究报告，而且借此搭建了中法两国法学界司法界交往的平台，推动了中法法学教育的高层次合作。因为在MDM组建的课题组里，诸如法国最高法院的几任院长、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行政法院的副院长（其院长由法国总理兼任），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席，驻华大使，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律师公会的主席等一干政要，都只是课题组的一般成员，都要听命于MDM这个小老太太，因为她是课题研究的负责人！此后，几乎每年的五六月，我都会去巴黎，借着参加国际刑法学协会、国际犯罪学会理事会等空挡，与她见面，商讨各式各样的研究计划；她也借助自身的学术威望以及先生保罗的社会资源，不断把我们推向国际学术交往的第一线，中法甚至中欧之间的法学交流合作局面渐次打开。

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几件事：如1997年5月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因为在中法学术交流合作中的表现（主要是MDM和保罗的推荐，因为他们与戴高乐家族关系亲密），我受邀参加了总统的私人午宴，在西单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与希拉克总统和夫人共进午餐，之后坐着驻华大使毛磊（Pierre Morel）的专车，到国家行政学院聆听希拉克总统《关于法治国家》的演讲。此次演讲中，希拉克总统特别赞扬了中法刑法合作研究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1999年我申请了中欧高教合作研究项目，去法国和欧洲大半年，她则以监护人的身份，首先是督促我的研究工作，同时督促我翻译《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一书。她对工作之认真的确是一丝不苟，一点不打马虎的。比如我三月初到的巴黎，刚刚安顿好，学校急召我回国，商量四校合并以后新浙大法学院的组建以及我的工作安排等等，兹事体大，我急着回国，然而她没有同意，反而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违背了事先与欧盟方面达成的协议。一直等到我给她写出保证按期完成研究课题、按期完成翻译任务的书面承诺和计划书，她才勉强同意。监护人的第二重任务是关心我的生活。她常常请我去家里，维克多雨果大道（Boulevard Victor Hugo）的公寓，保罗拉着小拖车去买菜，回来以后洗洗刷刷，有时MDM也亲自下厨，老两口张罗着请我吃饭喝酒。菜分三道，酒必三巡，甜点奶酪，一应俱全，觥筹交错，其乐融融。保罗是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学生领袖，战后成为著名律师和人权活动家，曾经担任里昂律师公会的主席、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和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他不仅交游广泛，知识渊博，堪称活的百科全书，而且为人极其友善谦逊，平易近人。家里家外都是他老人家一人照应，对MDM更是一往情深，出国总是全程陪同，不离左右。顺带透露一点MDM的个人信息，她是新教徒，所以她与保罗的结合纯粹是为了爱情而非婚姻，即便二人相伴生活了一辈子，她和保罗只是准婚姻的同居关系，她依旧保留自己的姓氏戴尔玛斯-马蒂，而没有随了保罗姓布歇。她的解释是，只要两情相悦且长久，婚姻就是多余的累赘；一旦感情基础消失了，无论什么形式的婚姻，世俗的或是宗教的，都无济于事。爱情是灵魂，婚姻只是躯壳，没有了爱情的婚姻就是坟墓。她的以上见解应该是极其专业的，因为在她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在著名的《法国大学通识教育系列丛书（Que Sais-je）》系列丛书中写了《家庭法》（1972年）和《结婚与离婚》（1978年）两本书，俨然已是家事法领域的大专家了。

2001年，MDM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邀请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首任庭长安东尼·卡塞斯教授（Antonio Cassese,昵称尼诺）等在巴黎举行《国际犯罪与国际司法》研讨班。她请我去参加并负责中国国家报告，为此她亲自出面协调，给我安排了在圣米歇尔广场（Saint-michel）附近的公寓；活动期间，又特意安排我和尼诺一起去法兰西电台（Radio France）就国际刑事司法审判的话题接受采访，而她则和保罗两人在家守在收音机旁。为此，我和尼诺笑称她是躲在幕后垂帘听政的慈禧老佛爷！

2002年她离开巴黎一大，担任法兰西学院“比较法与法律国际化”讲席教授，即开始筹划世界共同法的研究项目，期间多次邀请我去法兰西学院主讲或听讲。2007年6月，我去巴黎开会，她开始和我讨论，要在刑法、克隆人等合作项目之后，组织一个中国、法国、、美国巴西四国合作的《法律国际化》项目。2007年6月20-21日，邀请我参加法兰西学院主办的《中国的死刑与自杀：历史、现状与比较》国际研讨会，并就中国刚刚将死刑核准权全部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背景与前景做主题发言，题目为《中国死刑改革的多维考察》。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MDM和我共同主办的《法律国际化》研讨会在香山饭店如期举行。她是带病来北京开会的，所以尽管保罗年事已高，膝盖也刚刚动过手术，但还是坚持陪同前来。那时的她身体确实不好，手脚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眼泪也会不期而至，但她一直在会场，主持或演讲，直到会议结束。临别时，也许预计因为健康原因，再来中国可能会很困难了，她泪流不止，对我和李滨嘱咐再三，要我们一定加强比较法、国际法或法律国际化方面的研究与交流合作！那种惜别之情，那种不舍和牵挂，也让我们潸然泪下。好在回法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修养，她康复得很好，不仅身体健康，学术研究也是峰回路转，佳作迭出。此后她也多次来华，各地讲学访问，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的见面虽然少了，但书信联系不断。2018年6月，她到东京讲学，我特意邀请她再访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主讲《携手迈向共同的世界法》，宣传她的最新研究成果。保罗因为年纪实在太大而不再伴随左右，她的面颊和身板已日渐消瘦，但精神依然矍铄，思维敏捷如旧，我们以为她再来北京、和我们欢聚一堂的机会还会很多。不曾想，这是她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了。翌年保罗去世，现在她也随着保罗去了！

在追忆MDM的同时，我也在反思一个问题，也即学术引进的“吃偏食”现象，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之后的先学美国，后学德日，而且往往认准一个人、吃准一个人就不松口，都以为在洋人身边学到的就是大学问、真学问，就是西天的真经，就是真理，然后全盘吸纳，翻译引进，鼓吹推广。我之推崇MDM也不免有吃偏食的嫌疑。然而，我由衷地认为，MDM的学问是大学问，是真学问！所谓文如其人，MDM追求真善美，也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国训精神的模范践行者。她崇尚学术自由，喜欢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跨越，从医学、人文科学跨到社会科学、法学，从私法到公法，从国内法到比较法、国际法、全球法，从法律实证主义走向法律多元主义和法律人文主义，始终引领着学术前进的方向；她尤其欣赏法兰西学院的使命，也即“不是传授那些已经定型了的知识，而是正在形成的知识” （connaissance qui sont en train de se faire），正像她的前辈梅尔洛－蓬提（Merleau-Ponty）所指出的那样，“法兰西学院从其诞生时起就承担起向其听众传播自由研究这一理念的任务，而不是讲授已经获得的真理” （Pas de connaissance acquises, mais l’idée d’une recherche libre）。她推崇平等，不仅是男女平等、师生平等，而且是民族平等、文化平等，她的很多研究是跨文化（欧洲文化，美洲文化、东方文化，阿拉伯文化）、跨国界或洲界的，她的立场和主张从来都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她也是博爱精神的化身，关爱人类，尤其关爱动荡不安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时时刻刻都在践行费希特所说的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MDM是我从心底里崇拜的真正的学者，因为她不仅有学者的眼光，更因为她有中国的情怀！MDM的中国情结不是深藏不露的，而是表露无遗的。记得第一次见她时，她就给我们用中文背诵了“庄周梦蝶”，演唱了“打倒列强”，足见当年她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是认真刻苦的，绝非打酱油混日子。此后她坚持自学不辍，在中国时常带个小本子，随看随记，并不时和我们切磋。她的学术思想和中国的渊源极深，远可上溯至孔孟老庄，近则连接康有为梁启超、沈家本、孙中山，在她的论著中，常常可见老子的《道德经》、康有为的《大同书》、沈家本、梁启超等名字。她崇拜沈家本，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末年，沈家本就在思考着如何进行中西法律的融合了。

从她的著述和演讲中，我们不仅结识了萨莱叶(Raymond Saleilles，著名比较法学家)、卡博尼耶(Jean Carbonnier，著名民法学家)、安塞尔(Marc Ancel，著名刑法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著名法理学家）等近现代法国法学大家，也重新认识了几乎被历史湮没的张彭春、吴经熊、陈绍源、钱志豪等等前辈先贤。她的院士佩剑上镶嵌有中国的玉石，古特拉（Goutelas）的指南针（Boussole des Possibles）也是受了中国宋代最早的指南鱼的启发。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在她家的露台上闲坐，听着从她自己设计的喷泉里流出的泉水叮咚，她会趁着酒兴背诵一些中文的经典，背诵最多的是“濠梁之辩”与“庄周梦蝶”。此时的她，似乎是庄子附体，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眼神迷离，似乎已脱离尘世，飘向遥远的地方，确有一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情了。

当然，她的情怀，更多地是关注当下的中国，关心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研究。基于她的中国情结，她热心于招收培养中国留学生，在她名下的中国留学生是最多的，已经毕业的硕士博士至少数十位了。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游说下，1995年法国政府（后来也有欧盟的介入）启动了面向中国学生的欧洲法培训项目，至今已进行了十多期，近200人受益。2000-2005年她担任欧中法律司法合作项目顾问，最早提议在中国建立欧洲法学院；她积极推动法国欧盟与中国法学界的各种交往与学术合作。继《刑法国际指导原则》项目之后，她与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合作进行了《克隆人——法律与社会》研究（2002年），2007年启动了由她和我共同主持的《法律国际化—中法合作研究网络》，2017年她和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共同发起了《法律的宪法化：中法比较》等项目。

截止目前，她的一些著述已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世界法的三大挑战》（法律出版社，2001年），《一起迈向世界的共同法：统一与多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起迈向世界的共同法：理念与规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但这些远远不够，远远不能反映其丰富的学识与思想，也无法充分表达她对中国、中国法、中国法学在未来法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所寄予的深切期望。

我以为，她的共同法思想深受中国大同思想的影响，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多有关注。她在书中写道：我们处在所谓的人类纪，是一个人类发现自己能够影响地球未来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中国宪法在2018年的修订中增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大同这一理念转化为现实。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她持续关注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对此抱有极大的期望。她写道：

记得一次闲聊之中她和我谈起一件趣事：某次出国讲学，机场转机时，遇到一位同行的德国人，话题谈开以后对方才知道，对面坐着、侃侃而谈、活力四射的女子，原来就是神话般的人物MDM！这个德国人老实得很，说没想到你还活着，而且还如此年轻，精力旺盛！大概在他的意识里，学问做得如此之大的学者，早该升天了！MDM听后不怒也不恼，只是淡淡一笑，回道：很抱歉让您失望了，也很荣幸与您同行！

是的，MDM还活着，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并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征程中一直与我们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