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世紀初葉供給了我們一種頭等的好材料，就是叫做“漢音”的日本借音。日本人把他們的兩種漢字借音追溯得很遠很遠，他們說吳音是第三世紀（一）由高麗去的阿直岐跟王仁所創（二）；漢音是第六世紀中在日本所通行的一種與漢語音讀稍有出入的讀法（三），又説是由於聖德太子跟他的同道們所推行的（四）。這些真是沒有根據的臆說，因爲史料中並不能給我們一些確證。只有一件事是靠得住的，就是吳音比漢音較古，而且由漢音又產生了另一種方音。我在這裏不能細細討論這個問題；可是我們知道漢音所代表的漢字讀音是屬於唐代中葉的，它的構成不能早過第八世紀；日本史中且有種種關於那時企圖改造讀音以及規定應考員生須用漢音的確鑿記載。實際上，拿直到那時候還算作正式音讀的吳音（說不定是在第六世紀傳入的、當時漢語是日本的正式書寫文字）和唐代由中土到日本的中國學者以及同時日本在中國居留的學生們所講的語言一比，它們的差別竟是格外顯明，因爲除了由年代的不同跟地方的差異之外，又另加上了一種方音的不同。這套新讀音的推行時期可以很清楚的斷定出來的。在公曆七一二年時古事記還祇用吳音的漢字來寫日本字；七二〇年時日本記中便已用了幾個讀漢音的字。從另一方面言，“音博士”這個學位在持統皇后治下（六八七—六九六）才初次出現，是六九一年爲兩個漢人續守言跟薩弘恪（五）而設的；而在奈良朝全期中，特別是在第八世紀下半葉中，頒行新讀音的條例還不斷地陸續公布。本居宣長（六），考據了這些文獻以後，説道：歷史家所謂漢音並非現在人們所認定的漢音讀法，而是當時漢國的讀音。不過這種區別在這裏是沒有意義的：近代的漢音乃是根據當時從漢人借入的讀音在日本語音本身的影響之下經過若干世紀所形成的一種讀法。因爲這種讀音的演變情形，那末要考察一下漢字在假名沿襲的寫法裏所保存的古讀便不爲無用了：不過這種寫法歷代以來逐漸簡化，因此追溯古代字體例是很有意義的事；可惜它們的材料太少了。有一本研究假名字體古寫法的圖表叫做假名遣及假名字體沿革史料，稍爲提着它們一點兒，回溯到比第九世紀更早。此外，古代日文小説中常常有用假名註些漢字的通俗讀音的；它們也保存了些個可貴的讀法。
這類非正則的漢字譯音材料是必須謹慎處理的。它們不一定總是古代字體的遺跡；有時恰好相反，它們不過是改良寫法的一些試驗，打算把當時他們從有些中國學者那裏所聽來的漢字讀音模擬的最像罷了。比方説，第七第八世紀中常有拿n來註舌根鼻音的[2]，這顯然並不是古法，因爲日文裏用來寫n尾音的記號比起別的音綴來是較晚的一種新辦法（在萬葉假名裏便沒有代表n尾音的記號）並且這個晚近產生出來的音素在第八世紀中還沒有呢，那時候它也像別的日本子音一樣，都得由一個母音維持着才成呢。這種寫法爲得是想用一個日本鼻音來拼譯漢語鼻音，免得用那叫人莫名其妙的u，i等寫法把字的原樣給弄走了。同樣的道理，當第七世紀初濟賢和尚爲玄奘傳註釋（七）時把“訓”字譯作Ku-wi-n，我們可不能就把這種寫法認爲實際譯音的古代正則寫法。因爲在近代日語裏Kuwin演變作Kin，而漢音的實在讀法乃是Kun：還有，從第十一世紀起，我們才遇見新的讀法，譬如“渾”字譯作Ku-ni（八）。Kuwin這類的讀法乃是代表當時直接拼譯漢語讀音的一種試驗而已。
所以，這些日本的註解究竟是按照一種因襲的寫法，可以推溯到第八世紀的漢語讀音，還是僅僅表明和這些文獻同時的漢語讀音（第十至第十二世紀），我們有時是得猶豫一下的；在這問題上我們還沒法弄出一個通則來：每一種情形得分開來單獨研究。
另外還有一種可用的材料，只是可惜太少了，那就是那些日語固有名詞，或是地名，或是族名。所用字裏的不規則的音值：其中大部份的音讀是屬於吳音的，因此保存了一些古讀法，但是其中的少數還是應該歸到漢音的。
（註一）關於日本借音問題的研究上，我很樂於在這裏向我的同事伯利先生Perl表示謝忱；由於他的不斷的幫助，我才得把那些麻煩的問題弄明白。
（註二）我們知道日本對於那時紀年是不可靠的，差不多推早了一個世紀以上。
（註三）本居宣長漢字三音考，第九二八頁。
（註四）赫本（Hepburn）日語字典叙論（Japanese Dictionary，Introduction）。又可參觀最近史學雜志（XXVIII 1917，第1142頁）裏中村久四郎的唐音考：據他說吳音所代表的漢語字音是東晉宋齊時（第四至第五世紀）的，漢音是隋唐時的（第六至十世紀）。
（註五）國史大系第一冊日本書記第五五九頁第三十圖。
（註六）漢字三音考本居宣長全集卷四，九二七頁。
（註七）假名及假名字體沿革史料第十九頁。
（註八）大智度論西曆八五八年時的註釋，係鈔本，石山寺藏，前引書第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