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 |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

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遗址的系统发掘，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这处遗址内涵丰富，有夯土城垣和宫殿基址，有规模较大的奴隶主贵族墓葬，发现了殉人遗骨及成组的青铜器。古城东北部的宫殿台基，东西长达39.8米[1]，而过去在殷墟小屯村北发现的宫殿基址，最大的也不过长46.7米[2]。种种现象表明，盘龙城在它的繁荣时期是一座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的城市。

盘龙城的发现，为商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过去在一部分人中间存在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商朝的活动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殷墟甲骨出世后不久，就有学者断言：“卜辞所载地名，大抵在大河南北数百里内。”[3]形成这种看法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商代文物的发现地只有殷墟和距离不很远的几个地方。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考古工作迅速发展，这个框框逐渐被打破了。盘龙城这座商代中期城市，远居长江中游的云梦泽滨，遗址的面貌又同河南郑州等地同时期遗迹十分相似。长江中游地区在商代究竟是不是王朝的统治区域？本文想根据考古材料和古书记载，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试探。

商朝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后来的周朝大致相仿。以商王为首的中央政权，有自己直接治理的地区，在古籍中称为王畿。王畿的四周，是商王分封的许多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在这些诸侯国之间以及周围，还有臣服于商朝的大小方国部落。各诸侯国和服属商朝的一些方国，对中央政权都负有贡纳、防卫等等义务，他们都在商王的管辖之下，也都属于商朝的统治区域。

商周国家的统治区域，当时叫做四土。《左传》昭九年记载周景王的话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周朝的四土，包括由世袭的诸侯治理的各诸侯国在内。

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也常常提到四土，例如下列武丁时期的卜辞：

甲午卜辵贞，东土受年？

《乙编》3287

甲午卜亘贞，南土受年？

拓本

甲午卜韦贞，西土受年？

《乙编》8167+8320

甲午卜宾贞，西土受年？

《乙编》3409

甲午卜毌贞，北土受年？

《乙编》3925

甲午卜离贞，亚受年？

《乙编》8172+8176

从现有材料来看，商朝的四土非常广袤辽阔。在北方，商朝分封的同姓诸侯孤竹国，都邑在今河北卢龙，其管辖地域向北延伸到遥远的地方。在长城以北约300公里的克什克腾旗,曾出土商代的青铜器[4]。在东方，山东益都苏埠屯有商代晚期大墓，所出青铜器多有“亚”铭文，应与卜辞的“小臣”有关，该地当为强大的商朝诸侯国。滨海的海阳等地，也发现了商代青铜器。至于在西方，陕西省很多地点都出有商代青铜器，在那里兴起的周本来就是商朝的诸侯，周文王所伐的崇国更是商王的同姓。在商朝王畿的东、西、北三方，所封诸侯的分布都很远，与之对应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商文化遗址和遗物。

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一带发现的商代遗址，除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有湖北省的黄陂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5]，湖南省的石门皂市、宁乡黄材[6]，江西省的清江吴城[7]等处。湖南华容、石门、桃源、宁乡、长沙以至常宁等地，又多次发现过商代青铜器。在这一区域里，也应该有商朝的封国。盘龙城扼居通向我国南方的要道，地理形势极为冲要。有理由推测，这座城市是商朝南土的一处重要都邑。

商朝的势力达到长江中游，在古书中有所记载。

《诗•商颂》中描写商王武丁事迹的《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句表明，在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已经向商王臣服朝见，属于商朝南土的范围。后来荆楚的叛商，可能与商王阳甲以来王朝势力的中衰有关。郑笺：“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武丁）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险阻，谓逾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所谓“裒荆之旅”正是战争中掠取奴隶的景象。经过这次战争，荆楚又重新服属商朝。

按“荆”“楚”本义是一种丛木，一木二名，所以作为地名及国号时也互相通用。古代聚居在今湖北省荆山山区的部族，被称为“荆蛮”或者“荆楚”。《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左传》昭十二年，楚国的子革也讲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箪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周代的楚国公室仅系荆蛮的一支，所以“荆楚”这个名称并不是从周成王封熊绎才存在的。处于湖北西北隅的荆楚既然服属商朝，对比之下，长江北岸的盘龙城应为商朝封国的都邑，是合乎逻辑的推论。

必须指出的是，上引郑玄的笺文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他用“逾方城之隘”来解释《殷武》的“入其阻”，实际是拿春秋时期的情势去套商代的古史。春秋时楚国强盛，其北部“方城以为城”，方城是山名，据《史记正义》在叶县西南。楚国在这一带建筑了长城，也号为方城，所谓“楚盛周衰，控霸南±,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8]。在楚国吞灭北面甫、申等国以前，楚人决不能以方城作为自己的险阻,怎么能将方城之隘充作商代荆楚扼守的地域呢？认为今河南西南部是商朝统治区域的南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此外，《吕览•当用》有汉南四十国归服商汤的故事，虽不一定可信，但它可以证明，在战国时期人们的心目中，汉水以南是商朝南土的一部分。

在卜辞里，关于商朝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关系，也有不少明确的记录。这方面的材料我们以前曾讨论过[9]，现在应当从考古学的新认识出发，进一步分析鉴定。

《佚存》498是一版武丁时期的卜骨，刻着几行同文的卜辞，内容是：

……贞，令望乘乏虎方？十一月。

望乘是商朝经常率师出征的武将。“”义为及。“乏”假为“犯”，《说文》：“侵也。”卜辞是记载武丁命令望乘和侵伐虎方。

与此有关的同时期卜辞有《明》2324和《掇续》62，两片同文，可以互补：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左比？

这条卜辞中的右、中、左，应指商朝的三军。卜辞里商军同诸侯的武装力量相配合，都称为“比”，如“余其比侯甸”、“王比沚”，这里是三军各与一国的武装配合。和《佚存》498的显然是同一国名。

“”字从“舁”，字中间的不是“东”，而是囊橐的象形，和商代铜器铭文中象人背负囊橐的字（《金文编》附上11）一致。这个字像众手共举沉重的囊橐，应为“与（举）”字的古体。《古玺文字徵》“”字所从的“与”（）,也就是这个字。“”应读为“曾”，铜器铭文作“”。与（举）和曾是商朝南土的两个封国。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角的新野，出土了大量周代的曾国青铜器，卜辞的曾当在这一范围内，与（举）应在汉东举水流域，详见《水经•江水注》。

《掇续》62“立事于南”，“立事”即古书中的“莅事”、“位事”，意思是视事、治事，因此这条卜辞反映出商王武丁对南土的统治。

有一组西周初年青铜器的铭文，正好可以印证卜辞中与、曾和虎方的地理方位，这就是公元1118年（北宋重和元年）在今湖北省安陆地方发现的“安州六器”。据《金石录》说,六器“凡方鼎三、圆鼎二、甗一”，郭沫若先生指出“圆鼎”中的一件其实是觯，是正确的[10]。六器铭文表现了周初伐虎方的路程，其中地名分述如下：

⑴唐、厉：中觯（《大系》7）铭：“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锡中马自侯四，南宫贶，王曰：用先。”按“唐”字从“庚”声，“庚”即唐国，据《郑语》注是姬姓国，所以周王在唐检阅公族。“”，即厉国，传出于岐山的玉戈铭“令太保省南国，帅（率）汉，南，令侯辟”也证明“”确是汉水流域的厉。唐国在今随县西北，厉国在随县北，两地邻近。

（2）曾：中甗（《大系》8）铭：“王令中先，省南国，串（贯）行，（设）在。史儿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周王命中充当先行，省察南国，通除道路，在曾设置了王的行帐。从这件铭文看，曾的地望应在随县以南。铭文“”的写法与卜辞全同，甗铭后面还有“□汉州”等语。知道曾的位置确在汉水流域。

（3）夔、虎方：两件中方鼎（《大系》6、7）铭：“惟王令南宫伐反（叛）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串（贯）行,朝（设）王在夔，负山。”夔应即后来楚国熊挚所居的夔,地在今湖北秭归东。夔当指夔地的一处山口，中在那里设置了周王的行帐，背山而居。

  以上铜器铭文所记载的路线，是从今随县北面的唐国出发，经过随县、京山间的曾，出使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沿江而上，直抵秭归的夔。卜辞中武丁的征伐虎方，治事南土，也动员了曾和与的武装力量，和周初伐虎方的地理背景基本相同。另外还有一片廪辛卜辞《甲编》2830：“庚午卜王贞，其呼小臣烈从，在（曾）衣?”也是商王亲到曾地的记录。分析这几个事例,不难看出江汉地区的大小邦国一直是归属于商朝以及后来的周朝的。

□□卜贞、弜、雀噩在南土，（果）告事？

戊午卜，弜克贝（败）南邦方？

己未卜，惟方其克贝（败）弜在南？

己未卜贞，多亡祸在南土？

己［未］卜贞，雀亡祸，（果）告事？

庚申卜贞，雀亡祸南土，（果）告事？

辛酉卜贞，雀亡祸南土，（果）告事？

壬戌卜贞，多亡祸［在］南土，（果）告［事］?

癸亥卜，王曰：余自征？不征？

［甲］子卜，千授王祐？

乙丑卜，示授王祐？

……千其弃方？’

庚午卜贞，土（“多”字之误）亡祸在南土？

甲戌卜，于来丁酉父乙颒？

两版卜辞时日连续，所卜主要是雀和多宵在南土是否安全无祸，以及商王要不要亲征，征讨的对象大约就是辞中的方。

这两块胛骨的背面都刻有关于卜骨来源的署辞，《甲编》2902的署辞是：“己未，［入］,在壴，三。辛巳，且辛□，在毕（厥），二。”2907的署辞是：“□未，［入］七。”其正面有一条卜辞是：“壬子卜贞。在六月，王在氒（厥）。”此外，另有《甲编》2329胛骨，署辞是“丁丑，入七。”这几版卜用胛骨都是向商王贡纳的。“”字像以手提举囊橐，应即“”字的省文。“”是商朝在今湖北省境内的一个封国，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王在厥”的厥，大概就是楚国的屈[12]。《左传》宣十二年“韩厥”，《公羊》襄元年作“韩屈”；《左传》文十年“厥貉”,《毂梁》同，《公羊》作“屈貉”，足证“厥”、“屈”通用。《离骚》注说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屈的位置虽不能确指，但从楚武王时期楚国的领域推断，它在今湖北或其附近是没有疑问的。以上引述的两版胛骨，是商王在长江中游活动，并命雀（即卜辞常见的亚雀）出使南邦方的事迹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卜人的卜辞在殷墟甲骨中时代是最早的。小屯村北发现的杀殉奴隶墓M362曾出土一片字体和卜辞非常相似的卜骨（《乙编》9100）,而M362及邻近的同时墓葬出有不少类似盘龙城的青铜器，所以我们谈到的这两版卜骨时代和盘龙城遗址比较接近，对于了解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形势有一定参考意义。

商朝在长江南北的活动，又可以当地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铭文来证明。

1962年，在湖北江陵万城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西周前期的青铜器，有几件有族氏“北子，”铭文。我们知道，（“爯”字、“冓”字所从）是商代铜器最重要的族氏之一，曾见于安阳侯家庄1550大墓，估计是商朝的王族。这个族氏在湖北地区出现，表示在商朝复灭后，那里还居住着商奴隶主贵族的遗裔[13]。类似的情形，在中原以及北方曾多次有所发现。

  同年，在湖南宁乡张家坳出土两件青铜鼎，其中一件饕餐纹分裆鼎，有“己，'铭文。1963年，从宁乡炭河里的河流中又发现一件饕餐纹囱，铭“癸，”[14]。这两次连续发现告诉我们，在商代晚期，这个族氏的活动已经越江，到了洞庭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