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 | 构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平台规训、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基于“送外卖”的田野调查

构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

平台规训、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

——基于“送外卖”的田野调查

作者 | 束开荣 

论文以 “送外卖”为经验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探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数字劳动的传播物质性实践，以此为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劳动研究开拓另一种分析视角。研究发现，平台经济下的“送外卖”是一个由数字劳工－技术人工物－中介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所组成的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一方面，媒介物 (即智能手机) 、数码物 (即智能算法、移动交互界面) 、电动车以及移动电池与外卖骑手的人－物网络化联结，在时空流动轨迹、信息流与能源流的跨介质交互以及骑手社群的认知分化等三个维度上揭示了平台规训的物质逻辑。另一方面，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中介劳动组织的算法协商与外卖骑手的技术盗猎，构建了一种蕴含合作、冲突与抗争的 “逆平台规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由此所形成的关系平衡与利益补偿维系着数字劳动的动态稳定性。论文认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能够在与数字劳动主流研究路径的比较论述中，为平台经济下这种新型劳动过程的经验考察提供更为灵活和多元的理论阐释空间。

传播的物质性 外卖骑手 数字劳动

物质网络 互联网平台

2020年2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将外卖骑手称之为“网约配送员”，并将其作为同一批向社会公布的16个新职业之一。2020年9月上旬，《人物》杂志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调查报道在国内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圈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报道呈现了外卖骑手在多个场景中与时间和速度的竞逐，由此强调互联网平台及其算法系统对骑手劳动的操控和异化。此后不久，2020年11月10日，《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互联网平台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考量。“送外卖”正是由互联网平台催生并主导的新兴行业，而在由平台所构筑的行业规则之下工作的职业人群理应获得更多关注。

在学理层面，“送外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字劳动过程。当前，研究者们已经就这一类数字劳动展开不少颇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其中，基于资本垄断与技术控制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成为研究外卖、快递以及滴滴打车等职业人群的主流视角。这些研究揭示了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职业群体（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在平台资本和算法逻辑中所面临的劳动与生存困境。研究者们展现了鲜明的技术批判立场以及强烈的人文关怀，并且已经较为充分地呈现了关注互联网平台及其职业人群的社会价值所在。

相比之下，本文旨趣并不在于考察平台经济视阈下的数字劳工所遭遇的资本与技术控制。而是试图聚焦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外卖骑手与环绕周遭的技术人工物（technical artifacts）（智能手机、算法、移动交互界面、电动车、移动电池、手机支架）“打交道”的具体场景，经验地描述并理论分析一个由外卖骑手、互联网平台以及一系列技术人工物所构成的传播物质性 ( materiality of communication）实践。本文认为，通过对技术物所中介的数字劳动过程的考察，将有助于拓宽平台经济语境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学术视野，并由此反哺我们对数字劳工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复杂关系的新理解。

（一）与 “物”打交道：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传播物质性

多年以来，主流传播研究对信息传播本身的关注预设了传播的非物质性。传播研究或者将传播实践得以发生的物质基础（互联网接入与输出设备、通信技术协议、各种交互界面与智能终端等）与传播本身区分开来，或者对传播关系中所涉及到的技术人工物兴趣索然。然而学术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体现于“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是无形的通讯协议; 无论是可见的接口界面，还是隐形的平台算法，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既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形构”。这些“物”在塑造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已经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实践中充分显现。由此，戴维·莫利 ( David Morly) 主张放弃传播的虚拟形态这一预设，从人与物的流动性中重新审视传播及其实践，以此将物质运输基础设施纳入传播研究的范畴，从而揭示传播的物质性（communication of materiality）。

国内传播学界对于“传播的物质性”这一研究视角及其理论取向也已不陌生。章戈浩和张磊认为，作为“物”的智能手机有别于人或文化的物质属性则是“物质性”，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是在实践过程而成为“物质性的”。孙萍主张在经验研究中跳脱传统的媒介功能主义视角，将媒介与传播的意涵扩展至更具工具性和物理性的层面，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传播与物质性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媒介学者对传播物质维度的考察集中于媒介技术对人类时空感知的重塑，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成为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总之，传播物质性的理论取向或者说研究旨趣就在于凸显传播实践中一直被符号与文化建构论所隐匿的“物”，从而跨越人与物的主客体区分，尝试打开传播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国内外传播研究者已经逐渐开始对这一新领域展开探索，作为“物”的媒介技术从工具性到生存性的转向也已经在实践上全面展开。

作为“物”的技术媒介，不仅关乎其社会功能的实现，更在于以它们为中介的生存面向，后者突破了人类行动者与技术媒介的主客二分，在与它们打交道的实然场景中去构建自身的生存境遇，去体验作为“物”的技术媒介与我们之间的延展和关系。即是说，人类与技术媒介相互构成，新媒介技术持续地将机器、网络与有机体人类进行杂糅，而作为 “物”的技术媒介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基础要素。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的物质性实践既不是技术媒介的物质与功能属性对人类传播活动的简单嫁接和机械嵌入，也不是使动和框限传播实践的某种外部性的物质要素。而是作为一种构成式的社会过程，在其与人类“打交道”的交互情境中，把自身置于多元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并将这个关系网络予以“固着”。就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所展开的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而言，人类行动者与各类媒介技术物“打交道”已然成为海德格尔意义的“操劳”。与“物”打交道，就是指作为物的技术媒介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多元行动者彼此关联，由此开展传播实践、组织日常生活并构建职业劳动方式。

（二）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物质性实践

流动轨迹与行动数据的生产从目前来看，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描述并分析传播实践及其相关劳动模式（譬如网约车、外卖、快递、同城货运等）的物质逻辑，至少包含两种可以在理论上被区分的实践脉络。其一，以智能手机、智能手表为代表的移动媒介终端以及移动电池等技术人工物对人类行动者时空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其二，以智能算法与移动交互界面为代表的数字化程序对人类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以下，本文将围绕上述两种传播物质性实践进行文献综述与概念考察，以此为后文的分析与论述提供基本的理论语境。

1.  媒介物、移动电池对人类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

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最为常见的传播实践是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与流动过程。当前，各种移动媒介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蓝牙耳机、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等）的自我追踪（self-tracing）技术对用户在实体空间中位置与轨迹的记录和储存是理解传播物质性的重要面向。这种传播实践的物质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媒介物（智能手机以及各种移动媒介终端）是记录和存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位置与轨迹的物质基底。其二，对位置与轨迹的存储和记录具有持久存在与难以修改的物质属性。它们甚至可以作为一种证据或证明被使用。譬如职场以及朋友圈的“打卡”行为、外卖骑手实时上传位置信息以获取平台的派单权限以及疫情期间各地开发的 “健康码”用以识别人群的感染风险等等。

在描述这些现象的基础上，本文以“铭刻”来描述和凸显这种传播实践的物质特征。所谓“铭刻”意在强调媒介物对人们在时空中位置与轨迹的技术刻写。这种物质性的技术刻写以一种难以被修改并持久存在的方式确认了人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场景中的行动与在场。在本文，媒介物对人类行动者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这种传播的物质性实践所要关注的就是平台经济语境下，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数字劳动者在城市时空场景中的流动轨迹，通过智能手机等媒介物得以被生产、使用和维系的具体过程。

此外，外卖骑手与技术人工物“打交道”的物质性实践不仅表现在流动轨迹的生产上，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流动性在城市时空场景中得以持续并维系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就是各类移动电池，这些电池分布于城市交通网络的换电站、充电桩中，骑手以租赁电池或者逗留充电的方式在城市空间的流动中进行能源续航。因此，本文将“送外卖”的能源动力机制纳入进来，意在构建时空流动轨迹得以被铭刻与维系的一体两面：其一，媒介物对外卖骑手在“送外卖”过程中流动轨迹的刻写和存储; 其二，以电动车及其移动电池为代表的技术人工物是流动轨迹得以顺利生产的动力维系。

2.  数码物对人类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

除了媒介物对人类时空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移动互联网语境下还有一种基于数码物（算法、移动交互界面、数据库等）的传播物质性实践，它们完成了对人类互联网数据（网购、点击、搜索、劳动等）的组织、处理与输出。简言之，就是人类的各类基于互联网的行动数据被物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物质逻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就物质形式而言，从智能算法、移动交互界面到互联网技术标准（5G/Http/超文本标记语言）再到PC桌面、多媒体文件（图片、视频、文档等），这些“形成于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物体（objects）”。它为人类与各种互联网终端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提供了“物”的概念。数码物（digital objects）成为介于无序化海量数据与真实物体之间的存在方式。其二，就数码物与人类之间的交互方式而言，它是物质化的。所谓“物质化的交互方式”是指人类需要在实体空间的物质环境中通过点击、滑动、手势等身体姿态与界面中的数码物进行互动。其三，就数码物与人类交互的物质性实践及其社会后果而言，人类经由数码物所展开的物质性实践既拓展但也框限了自身的实践能力。也就是说，人类在摆脱自然界物质环境束缚的同时，又被裹挟进一个充满数码物的物质环境中。

在本研究中，移动交互界面与智能算法是外卖骑手与数码物开展传播物质性实践以及数字劳动过程中最为主要的两种非人类行动者。各种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完成派单指派、路线规划、时间评估以及劳动绩效的记录，以此将数字劳动者的行动数据（接单与拒单的工作量、劳动时间、准时率、好评与差评率、绩效排名等）予以结构化，智能算法再对这些结构化数据进行目标导向（譬如数字劳动的时间效率、空间调度等）的组织，并通过移动交互界面（即移动APP）输出给数字劳动者，作为他们劳动过程以及个体劳动表现的数字证明。经由数码物所中介的平台经济由此呈现出一种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行动决策与管理机制。

（三）数字劳动的人－物联结：基于传播物质性实践的协商与抗争

如前文所述，由媒介物、数码物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所驱动的人类流动轨迹与行动数据的生产是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两种典型的传播物质性实践，它们凸显了当前人类与各种技术人工物之间的联结关系。这里的“联结”体现为媒介技术物作为中介力量，所具有的“连接、转化与生成的作用”，也就是说，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并非“物的本身”或者“物的自在”对于传播实践的物质维持，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与人类行动者互动过程中所促成的一种联结网络。但这种联结网络并不会自动产生，它伴随着人类行动者－技术人工物－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合作、协商乃至抗争，这一点在那些基于流动轨迹和行动数据的数字劳动中已被逐渐凸显。

在滴滴和快的争抢国内市场份额进入白热化的特定阶段，网约车司机基于平台软件的技术漏洞，挑战着智能手机与平台算法所构建的城市出行秩序，他们通过与乘客的即兴、互惠合作生产着自身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另类行动数据，由此巩固着职业的熟人圈子与交情。这意味着，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物（智能手机、算法、人工智能、数据库等）固然强大，但并非一统天下的自主性力量，货运平台司机利用个体关系网络来拓展货源，以此积极抗争甚至于摆脱其对于互联网平台与智能算法的依赖。相较而言，外卖骑手则是通过自身在劳动过程中的不断试错来理解和“再造算法”，利用平台的优惠政策和技术漏洞来实现“利益套现”的逆算法实践。而且这些临时、短期的抗争往往在微观层面会以媒介之外的技术人工物作为凭借，譬如以电动车为生的数字劳工群体的涌现，它与人类行动者、城市治理政策、公共交通之间的反复协商构成了一种社会与技术、物与人广泛关联的社会物质性（sociomateriality）。此外，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大量隐藏于技术系统背后的幽灵工人（ghost worker）在对平台与算法处理的人类行动数据进行着“最后一公里”的抵达，人类与技术物之间的这种协商与合作破解了人工智能的神话。总之，人与技术物的这种联结所要揭示的乃是“数字劳动作为一个交织着合作、博弈、破 坏、抗争的动态过程”。

在平台经济的劳动力组织与供给方面，作为数字劳工的人类主体与作为数码物的算法之间的联结，形成了一种基于行动数据来管理和组织劳动者的数字控制。而骑手对数字控制的策略化抵抗使得平台与骑手围绕算法、移动交互界面的升级和“钻空子”而形成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复杂博弈。此外，中介化的劳动组织以嵌入技术系统的方式丰富了平台经济中人－物联结的具体实践，福特时期确立的劳动模式（流水线、包工制）与技术物的相遇产生了一种超越算法控制与智能手机在线连接的混合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的组织化因素也在协调着平台经济语境下经由媒介物与数码物的传播物质性实践所构建和主导的劳动控制。

（一）研究问题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传播的物质性这一研究视角出发，探索数字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中介劳动组织之间更加多元、动态的经验实践。本文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

1. 在 “送外卖”的过程中，媒介物、数码物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如何在外卖骑手流动轨迹与行动数据的物质性实践中构建数字劳动的监控秩序及其平台规训？即数字劳动的物质逻辑何在？

2. 基于流动轨迹与行动数据的传播物质性实践如何生成并处理外卖骑手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与互联网平台以及中介劳动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商与抗争? 即数字劳动的持续维系何以可能？

3.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传播物质性，能够对我们理解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劳动控制问题带来何种帮助？即它如何与数字劳动控制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对话？

（二）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上述问题，本文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本文田野地点（H市骆岗街道）所在行政辖区，仅注册的专送骑手就达 1700 多人，外卖站点共40多个。截至2022年5月10日，笔者所在田野范围内的骆岗街道外卖站点共有35名专送骑手，这个街道的众包骑手多达57名。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持续近8个月，主要的经验资料在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期间获得，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笔者重返田野中的外卖站点，进一步了解站点劳动力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前后共访谈51人，访谈对象以外卖骑手为主，骑手群体分为两类，专送骑手（24人）与众包骑手（ 27人），以及1名外卖站点的站长。本研究所访谈的众包骑手中有11人来自国内其他城市，分别是：北京（3人）、上海（4人）、广州（ 2人）、南京（1人）、汕头（1人）、深圳（1人）、长沙（ 1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1人），他们是由笔者所在全国外卖骑手微信群分群中通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认识并进行深度访谈的。

从主流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送外卖”是一种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在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以数据生产和信息交互为基础所构成的数字劳动。互联网平台通过智能算法对数字劳动者所进行的数据收集、界面交互以及技术监控形塑着我们对这一社会群体生存境遇及其劳动异化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但与此同时，这种数字劳动却又被各种技术人工物所裹挟和驱动着，它们的物质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中介着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劳动者（即外卖骑手）之间的数据生产与信息交互过程。也就是说，当技术成为平台劳动的强中介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的“人”、“技”互动纹理。

图1  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

在本研究，媒介物（智能手机）、数码物（智能算法、移动交互界面）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电动车、移动电池）嵌入到数字劳动者－中介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三者所构建的新型劳动关系中，并由此形成人－物的网络化联结，本文将其概念化为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 ( material network of digital labor）（如图1）。在这个物质网络中，媒介物、数码物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 “以自身的在场构建着其余相关行动者的联结状态，编织他们之间的联结关系”，而这种网络化的联结“并非社会功能视角下的‘人’、‘物’组织”，而是物与人的情景式融合。经由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移动交互界面、移动电池等技术人工物对数字劳动者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以及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这两种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 与“自上而下”（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的循环，这是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物质逻辑。

那么，这种物质逻辑构建了怎样的劳动秩序？即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是如何得以维系并再生产的？毕竟在“送外卖”这种数字劳动中，外卖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层面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外卖平台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实际是“缺席”的，它主要通过与外卖站点之间的劳务合作来形成其相对于外卖骑手的“在场”。而作为中介劳动组织的外卖站点亦通过零工雇佣的方式回避了其与站内骑手的劳动关系。并且，数量规模庞大的众包骑手与第三方劳务公司所签订的规则协议亦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

对此，本文试图从数字劳动的物质逻辑中去进一步寻求这种不存在劳资关系的新型劳动模式得以维系并不断再生产的实践机制。如图1，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围绕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两种物质传播性实践，在外卖骑手、外卖站点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实践机制：平台规训（platform discipline）－算法协商（algorithm negotiation）－技术盗猎（technical poaching) 。这三种实践机制分别指向了“送外卖”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关系平衡与利益补偿。如果说，平台规训应和了数字劳动控制研究的主流视角。那么，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则以“逆平台规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拨了我们对数字劳动控制的思维定势。

基于此，接下来的主体内容将具体回答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其一，“送外卖”的数字劳动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物质性实践中构建起人－物的网络化联结，并由此呈现平台规训的物质逻辑。其二，与此同时，物质网络中的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实现了中介劳动组织与外卖骑手对平台规训的关系平衡与利益补偿，其中的合作、冲突与抗争通过“逆平台规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维系了数字劳动的动态稳定。其三，经由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及其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去构建其与技术－控制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得以对话的理论空间。

在以外卖配送、快递、网约车、同城货运以及代驾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劳动模式中，数字劳动者所遭受的平台规训是主流研究的共识。本文试图将研究视角进一步下沉，基于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去探查数字劳动者与技术人工物 “打交道”的时空场景，以此揭示平台规训的物质逻辑。

具体而言，本节将分别通过外卖骑手与智能手机、移动电池以及智能算法“打交道”的具体过程来呈现数字劳动中人与物的网络化联结，这种网络化的联结典型地表现为外卖骑手流动轨迹的铭刻与维系以及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将数字劳动中的人与物彼此勾连，致使平台规训内化至数字劳动者的行动与认知过程，由此形成相对客观化的数字劳动关系。

（一）被智能手机裹挟的城市游牧者：媒介物对外卖骑手时空流动轨迹的铭刻 

对外卖骑手来说，每一笔配送订单的完成都是他们在特定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内的 “游牧”（nomadic）。这种游牧状态意味着外卖骑手在城市中的不定时流动（从接单到送达）与空间返归（回到常驻点）。在经验层面，智能手机及其移动交 互界面唤起和强化了骑手基于位置的时间与空间意识，并由此产生有关守时、偶遇与匿名的城市社会性（urban sociability）。作为城市的游牧者，互联网平台通过智能手机中的GPS /蓝牙/WIFI/手机传感器等位置媒介来获取和反馈外卖骑手在“送外卖”过程中的实时位置，媒介物对骑手位置的铭刻”生产了他们在城市实体空间与网络赛博空间中的流动轨迹。

图2  外卖平台技术中心对骑手送餐时间的精准规划

与此同时，这种由智能手机所构建并再生产的空间“流动性”( mobility) 被互联网平台以时间轴（如图2）的方式形塑为外卖骑手们在“送外卖”过程中的时间秩序。对每一位骑手来说，一个订单配送的完成被分解为一系列的时间节点：从接单——到店——取餐——上车——配送——送达。我们能够从骑手的叙述中感受到平台算法通过时空要素的规划得以内化并塑造着他们的跑单体验，由此形成 “准时”、“快速”的劳动时间感。

美团的定位很准，能让你直接找到客户住的门牌号，就算这个客户只把地址写到楼号。

新手最好不要一边送一边接，有的商家习惯卡餐 ( 即不能及时取餐) ，卡你个15分钟，然后你刚接的单子超时可能性就很大了。

由此，外卖骑手对数字劳动过程中时空的感知与实践在于智能手机对其流动轨迹的实时铭刻，智能手机在实体空间中所划定的技术地理（常驻点）与配送时间轴，形成了基于数字劳动者－智能手机的流动网络，这种城市流动轨迹的人－物网络化联结及其物质逻辑成功地构建了“送外卖”的时空秩序。

（二）移动电池与智能手机的物质延展

能源流与信息流的融合与交互除了人－物网络化联结的流动轨迹，在送外卖的过程中，物与物之间的交互与感知边界趋向消融，并就此将人类行动者卷入其中，这种形式的网络化联结体现了数字劳动物质网络中各种技术终端之间通过连接、转换而形成的“人与技术物的共创生”。

具体而言，作为媒介物的智能手机“延展”自身的方式就是通过手机支架，将其与电动车融为一体，骑手们把这称之为“车机一体”，把智能手机用手机支架固定在电动车车把上几乎是骑手们“送外卖”时的标配。

我特地在镜子（电瓶车的后视镜）旁边装了支架，这样看导航什么的很方便。这样就车机一体了。

有段时间，（手机）直接拿手上，边跑边抢单、看位置什么的，结果连人带车摔了两次。吓得我又用支架了，低头看手机会出事。

可见，正是智能手机向电动车的物质延展使得骑手们能够将双手解放出来，他们得以在配送途中兼顾骑车和接单。本来应该拿在手中的智能手机被固定在电动车的支架上，由此构建并协调了“送外卖”过程中骑手与智能手机以及电动车之间的联结关系，进而通过电动车在物理空间中的定向移动来融入城市繁忙的交通网络。

这使得“送外卖”所要求的高效接单与快速配送的劳动秩序成为可能，并被这种人－物的网络化联结所常规化。而电动车的动力来源———移动电池的物质延则涉及到“送外卖”过程中另一个关键因素即智能手机的电量续航。对骑手来说，除了购买续航能力好的智能手机之外，比较理想的就是能够在配送的过程中给手机及时充电。对此，他们的方法是灵活利用电动车的移动电池给手机续航。

（电动）车上是有USB接口的，直接用电动车充啊，速度还快，不像充电宝那样，速度慢而且跑单充电没地方放，容易掉，放裤子口袋里也不舒服。

由此，智能手机及其移动交互界面被整合到“送外卖”的能源供给过程。智能手机对电动车和电池的依赖，进一步巩固了骑手－智能手机（移动交互界面）－电动车（电池）三者之间在“送外卖”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人－物联结，而这也使得外卖骑手在城市时空中的流动轨迹得以被持续维系。有趣的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下，智能手机（移动交互界面）中的信息流动与移动电池中的能源流动被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手机与移动电池彼此间的物质延展，实现了信息流与能源流的跨介质融合。这种人－物的网络化联结构建了数字劳动过程中信息传播与能源供应之间的交互，这是当前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城市物流体系的基本物质逻辑，而这种基于流动轨迹的物质逻辑使得平台经济所要求的灵活且持续的即刻劳动成为可能。

（三）智能算法对数字劳动者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

骑手社群的认知分化除了智能手机与移动电池，外卖骑手还时刻与“不可见”的智能算法捆绑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算法在“送外卖”过程中基于骑手行动数据（送单量、违规率、差评率、准时率）的组织和输出形塑着平台经济订单资源的分配结构，而由此造成骑手群体相对于智能算法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可见性”（即被算法青睐从而获得更多订单），进而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社群认知分化。

这种认知分化现象主要出现在众包骑手群体中。为了尽可能整合这部分人力资源，平台推出各种跑单计划———譬如忠诚骑手计划、优选骑手计划以及乐跑骑手计划等。这些跑单计划均以周为单位与骑手签约。而且，并非所有的骑手都有机会与平台签约并加入相应的跑单计划，第三方劳务公司会根据骑手以往的行动数据进行筛选。相比于不在跑单计划内的其他众包骑手，前者享受算法优先派单的特权。借此，平台通过智能算法这一数码物对骑手行动数据的组织和输出，实现了对订单资源的结构化分配。由此，跑单计划内外的外卖骑手对彼此的认知和态度颇为微妙。

骑手分派别的，算法分的。众包的先进的电梯，门口站一个乐跑的，他说他快要超时了，同一个楼层能不能麻烦带一下。一般我们都不带，算法给乐跑的单又近又高，有的时候（接单）大厅里面都没单了。

我们也知道那些跑众包的看到我们都不拿正眼看我们，好像跟我们有仇似的，说句实话，我们曾经都是一起跑众包的啊，搞成这样没必要，到头来还不是平台算法得利。

不难发现，作为数码物的智能算法并非“隐身”，外卖骑手们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因为智能算法在订单派送方面对不同骑手的“区别对待”，使得他们将这种“区别对待”进一步推移至劳动社群内部彼此关系网络的认知与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卖骑手－智能算法之间所形成的人－物网络化联结，一方面是智能算法对外卖订单资源以及劳动者行动数据结构化的实践结果，同时也是数字劳动者自身基于“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而产生的认知效应。由智能算法等数码物对数字劳动者行动数据的组织和输出，而在实践与认知层面所产生的这种双重影响，构建甚至于重组了劳动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知分化在客观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对骑手群体进行“分而治之”的技术规训与灵活管理。

本节从智能手机、移动电池、智能算法三个维度勾勒外卖骑手在流动轨迹与行动数据两个方面的物质逻辑，由此描述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人与物的网络化联结。这种网络化联结充分展现了人的关联性（human relatedness），即人对某个互联网应用、对平台、对器物的依赖和投入，并由此构造新型劳动关系及其利润来源。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这种以物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关联性突出表现为对时空感知、人－物边界以及社会关系的整合和重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联性在数字劳动中具体地凸显为对人与技术人工物之间互动情境与主观阐释的超越，它形成并被固着于传播的物质性实践，这使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趋于客观化。

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这种新型劳动关系及其平台规训的生成过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的人－物网络化联结。其一，作为媒介物的智能手机对外卖骑手流动轨迹的刻写与存储，形塑了一个节点化的时空流动网络，外卖骑手由此与城市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商业集群布局以及广泛的城市人群发生关联。其二，移动电池的能源流与智能手机的信息流交互融合，形成了一个跨介质的、无边界的传播/传递网络。其三，作为数码物的智能算法对骑手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结构化了 “送外卖”的订单资源，并以骑手社群内部的“认知分化”网络形成了互联网平台对数字劳动者的层级化管理。这三种类型的人－物网络化联结及其物质逻辑，使数字劳动的平台规训得以系统化并更加隐蔽。

前文分析了平台规训得以顺利嵌入数字劳动的物质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还存在着一些“逆平台规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它们生成数字劳工－中介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合作、冲突与抗争。对此，本节将从“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两个维度具体呈现人－物的网络化联结就劳动控制所进行的关系平衡与利益补偿，它们主要包括中介劳动组织即外卖站点对智能算法的人工干预以及外挂与刷单的微观抵抗。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论证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的传播物质性实践所维系的数字劳动的动态稳定性。

（一）算法协商：作为中介劳动组织的外卖站点

如果说劳动控制是主流研究考察平台经济的基本共识，那么中介劳动组织（即外卖站点）的介入，则让劳动控制的研究共识呈现出另外一种数字劳动景观。在理论层面，将中介劳动组织引入数字劳动研究，有利于避免因为对数字化控制的过分夸大，而系统性地忽视组织因素对劳动控制的影响与构建。由此，数字劳动的控制问题转向骑手－中介劳动组织－算法之间的动态协商。其中，外卖站点作为中介劳动组织干预着订单分配以及外卖骑手的行动数据，这在外卖站点的日常管理中完全是系统性的操作而非例外。基于此，本文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数字劳动的“算法协商”，它丰富了互联网平台及其智能算法主导劳动控制的单一向度。

遍布城市的外卖站点是“送外卖”得以被持续组织和有效动员的重要节点。具体而言，外卖站点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在数字劳动过程中进行算法协商。一是，依托第三方技术系统保持对站内骑手行动数据的整体掌控与灵活介入。如图3，与互联网平台智能算法的单一施为不同，作为中介劳动组织的外卖站点实际上会通过“后台”调度系统对站内骑手当天的行动数据进行差异化管理。

站点里面每个人跑（单）的量不一样，站长会根据你每天的数据来定，基本上要超时、没人接的单子也都是站点后台在处理。

也就是说，外卖站点作为中介劳动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人工干预着智能算法的自动化调度，并在骑手工作量、订单异常（譬如超时）以及手工派单等方面与智能算法进行常规化的动态协商。

图3  外卖站点“后台”订单数据人工调度示意图

其二，在“送外卖”的日常管理中，外卖站点还会跳过算法派单的劳动力组织方式，对站点区域内每位骑手的“接单数量上限”进行人工干预，由此动态调整站内骑手人力资源的流动状态与站点商圈范围订单总量之间的供求平衡。

从上个礼拜的数据综合来看，从下个礼拜开始，每人每天最高58单，只准少。有变动的时候6点半之前会通知大家，希望大家遵守。

其三，为了维持站点与骑手之间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站长会通过站点“后台”的调度系统将区域周边的异常订单转进或转出，这是站点利用对智能算法的人工调节机制维系骑手与站点关系的动态平衡，以此提高骑手们驻站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前段时间午高峰我有事情，实在走不开。手上来了单子，我就打电话让（站点）办公室转一下，一般站长都会帮着把单子转出去，如果这次他不帮忙，下回就别想把异常单转给我。

由此可见，外卖站点通过“算法协商”这一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动态管理和介入着外卖骑手的行动数据及其组织与输出的具体方式，由此构建了外卖骑手－中介劳动组织－智能算法之间的场景融合，这种人－物的网络化联结扭转并丰富了主流观点对平台经济下劳动控制的研究视野。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作为数码物的智能算法，经由中介劳动组织的协商与调节，它与人类行动者的网络化联结是具有“人情味”的，当然，这种“人情味”有其实践理性的一面，即外卖站点需要在灵活的日常管理中维护其与站内骑手的关系平衡与利益合作，以此保持站内骑手人力供给的相对稳定。

（二）技术盗猎：外挂抢单与合谋刷单对数字劳动秩序的微观抗争

如果说“算法协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数字劳工与劳动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平衡，那么外卖骑手通过外挂与刷单等方式所进行的微观抗争则形成了数字劳动的利益补偿。作为媒介物的外挂和刷单手机不仅挑战着既定的数字劳动秩序，而且它们与人类行动者的网络化联结产生并呈现了一种数字劳动的实践奇观。外卖骑手就像狩猎者，他们等待并“猎捕”着随时可能被平台抛出来的外卖订单。因此，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技术盗猎”。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外卖骑手主要通过外挂抢单以及合谋刷单的方式来进行数字劳动的技术盗猎。

首先，外挂能够帮助骑手在微秒级别的时间单位中抢单，并通过外挂界面设置相应的配送范围与价格来获得订单。外挂的物质性实践直接挑战着智能算法与移动交互界面对骑手行动数据的组织与输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技术盗猎”给骑手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平台运作逻辑的契机。

平台和那些劳务公司其实根本不在意谁用挂的，系统把单扔出来，立马有人送不就行了？平台花那么大力气去检测禁用外挂，成本高，得不偿失的。而且，每个商圈每天在APP上面公布的排名数据也会比较好看啊。

而且，对外卖骑手来说，哪些同行在使用外挂并不重要，他们会通过自身对外挂问题的理解来调适劳动心态并强化自己的价值认知。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什么“一入外挂深似海，从此跑单是路人”。天天琢磨着钻系统的空子，太复杂了，累得慌，还心惊胆战的，何必呢? 不用外挂才光荣，鄙视那些用（外）挂的人。

上述看似矛盾的言说反映了外卖骑手对于外挂这种“技术盗猎”行为的暧昧态度。一方面，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作为物的外挂与外卖骑手之间的联结需要在平台的管控逻辑中寻求合法性，外卖骑手巧妙地利用智能算法的技术漏洞来获得利益补偿。另一方面，作为物的外挂与外卖骑手之间的“断连”（disconnection）也成为外卖骑手调适自身诚实劳动心态的“稻草人”，外挂本身被嵌入劳动价值的认知过程。由此可见，除了明确的利益动机，这种技术盗猎的物质性实践“还包含着劳动者复杂的目的、情感、关系等社会属性，它建构了平台的地方性知识”。

其次，这种地方性还鲜明地体现为另一种技术盗猎——外卖骑手与当地商家的合谋刷单，二者利用数字劳动过程中时空流动轨迹被铭刻与维系的物质逻辑，将熟人关系注入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并将其本地化。

具体而言，合谋刷单是指外卖商家通过找人下单的方式将订单发出，当骑手接单到店后，会被告知没有商品需要配送，这时骑手只需要驾驶电动车从门店跑到订单的目的地（通常距离很近），然后点击 “送达”按钮即可获得订单配送费。很多骑手常驻一些门店，商家与骑手也是认识的，这种熟人关系强化了彼此的利益默契。

这种单子是送钱给骑手的。商家刷单，都认识附近的骑手，骑手一般就在固定的商圈活动，商家刷单，骑手配合，只要不投诉，平台也识别不了。

商家刷单都是自己贴点钱，一般会找朋友或者认识的骑手下单，人家下单花了多少钱，商家就还给他们多少，这都是帮忙的。

由此可见，骑手与商家的合谋刷单是以利益默契为基础的，通过制造实时的位置数据，以智能手机铭刻骑手在城市时空中的流动轨迹来躲避平台监控。这种“钻技术空子”的传播物质性实践通过生产人与物的流动轨迹来提升算法排名的“可见度”（对商家而言）或者获取配送费（对骑手而言），骑手与商家的每一次刷单过程确认并巩固着物质网络的本地化。在这里，使用外挂抢单以及合谋刷单成为骑手尝试与平台的数字监控进行微观抵抗并获得利益补偿的具体方式。也就是说，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既为平台规训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外卖骑手的逆平台规训提供了可能，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充当了平台规训的“解压阀”，即通过减少或补偿外卖骑手的利益损失，从而降低数字劳动者的流失风险。

通过这一部分的描述与分析，本文揭示了“平台规训”之外的两种“逆平台规训”实践，由此，数字劳动的控制权被进一步分化和重组。从外卖站点对智能算法的人工协调到外卖骑手以外挂抢单与合谋刷单所形成的微观抵抗，数码物、媒介物与外卖骑手及其中介劳动组织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化联结冲淡了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劳动过程，并由此形成一种分布式的劳动控制（distributed labor control）。也就是说，互联网平台本身既不寻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对劳动控制权的绝对垄断，而是将其分布于人类主体（包括中介劳动组织）与非人类行动者（媒介物、数码物）之间的交互过程。

在本研究中，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所构建的这种分布式劳动控制，是人－物的网络化联结得以维系下去的实践机制，它同时意味着数字劳动的某种稳定性，这是一种蕴含着合作、协商与冲突的动态稳定。其一，外卖站点对算法派单的组织协调实现了劳动过程的常规化，它以干预骑手行动数据的方式维持着站点与骑手之间的关系平衡，而这直接涉及到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其二，外挂抢单与合谋刷单制造了平台与骑手围绕行动数据和流动轨迹而形成的监管冲突。但这并不能简单解读为抗争或者违规，因为通过外挂和刷单的技术盗猎使得数字劳动者获得了利益补偿，并且这些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在骑手社群中的存在本身即调适了他们的劳动心态，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失。

如果说数字劳动控制研究的主流路径揭示了外卖骑手面对资本垄断与算法监控的劳动困境。那么，本研究则是从平台规训、算法协商以及技术盗猎等三个方面展现了人－物的网络化联结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秩序内化、协商议价与利益抗争的复杂生态。这种复杂生态凸显的是外卖骑手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所体验到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需要在数码物、媒介物与其他技术人工物所构建的时空流动网络、智能手机与移动电池的物质延展以及社群认知分化的过程中去熟悉和内化“送外卖”的规则，并适时地通过中介劳动组织与智能算法的动态协商以及外挂与刷单等微观的物质性实践来挑战既定的规则与行动秩序。而作为管理者的互联网平台、外卖站点以及第三方劳务公司的资本垄断与技术控制逻辑经由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表现得更为系统、隐蔽和灵活，这进一步模糊和淡化了其与外卖骑手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本文的研究个案中，人与物的网络化联结所形成的传播物质性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就数字劳动的构成方式而言。人类与媒介物、数码物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打交道”的具体过程，经验地构筑着外卖骑手对劳动过程的感知和体验，由此所形成的数字劳工－技术人工物－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关系网络，使得技术人工物形塑和重构着劳动者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流动轨迹与行动数据。而平台规训构建数字劳动关系的秘密在于将劳动权责分布于技术系统，从而“弱化雇佣关系，转移劳资冲突”。其二，就数字劳动的维系方式而言。经由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而实现的逆平台规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呈现了数字劳工－技术人工物－中介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冲突、合作与抗争，正是这种动态调适中所蕴含的关系平衡与利益补偿，使得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得以维系并被不断再生产。它揭示了数字劳动力的组织方式而非劳动实践的数字监控之于理解平台经济的理论意义。

最后，在前文就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与数字劳动的技术－控制视角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这里试图进一步阐明传播的物质性作为理解数字劳动的另一种分析视角与主流研究视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此促进二者之间的理论对话。

其一，技术－控制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将互联网平台视为这种劳动秩序的施为者，并以智能算法为中介主导了相关职业群体的劳动异化。在这里，技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模糊的“黑箱”或者资本的附属物存在于学术话语中。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配送员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者，其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化场景（即人类与媒介物、数码物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打交道的具体过程）由此被淡化和遮蔽了。本文予以明确的数字劳动的两种物质逻辑（媒介物、电动车以及移动电池对人类流动轨迹的铭刻－维系与数码物对人类行动数据的组织－输出) ，对于补全这种新型劳动形式的经验链条是有意义的，并且将传播的物质性实践引入此类数字劳动研究，在理论层面夯实了平台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即互联网平台－中介劳动组织－数字劳工群体，这三类范畴得以勾连并稳定化的解释路径。

其二，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进一步揭示了技术－控制视角下，平台规训中的劳动权责关系尤其是劳动控制权被逐渐模糊的经验机制，这为当前的主流数字劳动研究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阐释空间。数字劳工群体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经由媒介物、数码物以及其他技术人工物所展开的劳动实践，重塑了他们对劳动控制方式的感知和反思。劳动控制权得以重新分配的实践路径，在于这些技术人工物对资本垄断主体（互联网平台）与中介劳动组织（外卖站点）、数字劳工（外卖骑手）的分布式嵌入，这种分布式的劳动控制模式使得数字劳工、互联网平台以及中介劳动组织等多元行动者或系统性地或策略性地运用传播的物质性实践来进行平台规训、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而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也因此形成并反过来持续生产和维系着平台经济的稳定性。

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劳动控制研究中有关劳动不稳定性的主流观点。自战后福利国家逐渐确立的劳动保障制度是先购买劳动力，再监管具体的劳动输出，而平台经济视域下的劳动过程正好相反，作为一种“逆向劳动过程”，平台首先获得了“即刻的劳动实践”，它需要解决的是劳动力的稳定供给，所以平台的重点不在于怎样去监管和管理劳动。也就是说，理解平台经济语境下数字劳动所展现的灵活就业及其劳动控制过程的关键，不仅在于互联网平台对数字劳动者所实施的精细化监管，更应重点着眼于平台－技术物－组织－劳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平台经济获得劳动力的动态供给及其劳动关系相对稳定的经验机制。因此，透过数字化监管的“前台”，对平台经济语境下的数字劳动秩序何以被持续构建、动态维系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解方式需要被进一步推进。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9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张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