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紹衛||敦煌本P. 4980《秋吟》新探

敦煌本P. 4980《秋吟》新探①

《秋吟》系僧人化緣所用唱本，目前在敦煌文獻中共發現四號六本，即S. 5572、P. 2704V、P. 3618、P. 3618V（1）、P. 3618V（2）和P. 4980。就內容而言，六本《秋吟》文可分為兩類：S. 5572、P. 2704V和P. 3618、P. 3618V（1）、P. 3618V（2）所抄五本《秋吟》乃是夏安居結束後僧人求加提衣之唱詞，可稱之為“乞衣”類《秋吟》；而P. 4980乃是僧人巡門求椽木以建寮房之唱詞，可稱之為“乞木”類《秋吟》。

兩類《秋吟》文在內容上有密切關聯，但卻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僧團生活形態，簡而言之，“乞衣”類《秋吟》很可能是五代宋初時期從中原出發西行的求法僧帶至敦煌的，反映的是游方生活；“乞木類”《秋吟》則是敦煌當地僧人根據外來文本改編而成，揭示的是敦煌當地僧團生活形態由居家到返寺的變遷。限於篇幅，本文僅擬從文本的操作利用等角度對乞木類《秋吟》進行新的討論，以期揭示乞木類《秋吟》文背後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增進我們對敦煌僧團生活形態變遷的認識；至於乞衣類《秋吟》等相關問題的探討，將另文展開②。

行腳僧圖，紙本，大英博物館藏

一、“乞木”類《秋吟》的文本分析

關於P. 4980，前輩學者雖多有釋錄，但可能是囿於當時研究條件，一些關鍵字詞的識別仍有改進空間。更為重要的是，P. 4980是談信的底稿，卷中留有豐富的修改痕跡，在幫助我們更近距離地理解敦煌僧眾對外來文本的學習借鑒以及當時僧團的生活形態等方面極有價值，但前輩學者錄文都未很好地予以保留。在此，筆者首先在前輩學者工作基礎之上，按其底本形態，將P. 4980重新錄文於下：

根據P. 4980的抄寫形態，可以看出，在初稿完成之後，P. 4980的改動有兩處：

第一處“總向朱門陳懇切”的表達與前文“舍吝貪，生喜悅”不合：“舍吝貪，生喜悅”的主語其實是施主，而“總向朱門陳懇切”的主語則是巡門僧。改動之後的句子則比較契合，其含義是希望施主可以發善心、不貪吝，施捨僧人物品，免除僧人凍餓之苦。

第二處原文大致是承續P. 2704V之“不是三冬總沒衣，誰能向此談揚說”而來，如果只從內容來看，實無改動必要，而這裡刪改原因大概在於全文多使用“XXXX遮寒熱”的句式，為保持一致，所以進行了改動。

除此之外，P. 4980因其主旨乃“巡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而P. 2704V等主旨是“秋後巡乞冬衣”，故而從形式上來說，P. 4980雖然大體承自P. 2704V等，但二者目的有本質性差異，所以需要對具體內容做出大量刪改。從P. 4980呈現的面貌來看，其改編者確實對細節多有把握，如將P. 2704V中諸如“衣”、“三冬雪”等關鍵字都改為了“房”、“遮寒熱”等，以使得語句圍繞乞討椽木展開。此類改動處處皆是，不待詳列。從中可知，改編者確實基本可以在原有底本基礎上，根據自己的需求，完成合理改編。

P. 2704V中有“律藏中，分明說，親許加提一個月”，被P. 4980改編者改為“經教中，分明說，能施針草濟貧闕，閉眼必得上天堂”。P. 2704V乞求加提衣，確實是按照《四分律》等內容而來，故言“律藏中”；但P. 4980希望眾人施捨椽木則非依律藏規定，而更多的是出於施捨福報思想而來。改編者必是意識到此點，所以進行了改編，明言“經教中”。這種改動頗合經義。

但P. 4980的改編並非徹底，如第2行“遣加提而益壽”、第18行“佛流（留）大教許加提”，這兩處都是延襲P. 2704V而來。“加提”即加提衣，P. 4980對這兩處予以保留，顯與全文主旨衝突。實際上，P. 2704V中共有5處文字提及“加提”，除了P. 4980保留的兩處外。其餘三處相關文字是在描述乞討僧自己的不堪生活，如“秋來未有禦寒衣，加提佛敕千門化”、“佛留明教許加提，受利千門正是時”、“送福吟經今日至，願開恩惠賞加提”。此類內容俱不見於P. 4980，可以說明，P. 4980的改編者並不是將這3處“加提”相關文字改編為了其他文字，而是對與P. 2704所體現的游方生活有關的文字都沒有採用。如此，再來看被保留的兩處“加提”。只要是P. 2704V中與“衣”相關的文字（如“青緡”、“杖笠”等），在P. 4980中都得到了改動；但“加提”系梵語kārttika之音譯，如單從字面來看，則看不出該詞與“衣”相關，故而P. 4980保留的兩處“加提”反映出改編者很可能並不清楚“加提”的含義，故而予以保留。

第20—27行改定後的內容展現的主要是談信等人逐一讚歎巡門之家成員生活奢華舒適，並訴僧人無房客居之苦、乞求椽木之情。這裡有大量改動，並且改動前後的敘述邏輯與表現方式有很大變化。先看改定前的情況：

可能是談信等後來意識到初稿存在的問題，便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茲將修改後的邏輯整理如下：

總體上看，修改後的本子，更加齊整，也更加便於使用。修改之前的本子，只讚郎君、娘子，顯然過於偏狹，而修改之後則涵蓋了一個家庭的所有核心成員，可以供談信等在巡門乞椽、應對不同家庭時隨機做出選擇。

觀經變相圖（1919,0101,0.37），絹本，大英博物館藏

二、“乞木”類《秋吟》的改編年代及其所反映的敦煌僧團生活形態

 關於P. 4980的年代，文書中的一些非常具有時代性的詞語，值得特別注意。

 第4行“節兒古刹、新建鴻名”中的“節兒”一詞，唯有陳祚龍先生釋讀出來，但似乎並沒有得到廣泛接受④。“節兒”乃是吐蕃統治時期於敦煌設立的官職。“節兒古刹”即節兒所建寺院。節兒建寺，敦煌文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但吐蕃官员建寺實有其事。P. 2765V《尚起律心兒聖光寺功德頌》記載，吐蕃尚書令起律心兒曾“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內建聖光寺一所”。此事當在823年之後，826年七月之前⑤。宋初，敦煌僧眾也將吐蕃時期修建的這所寺院稱之為“古跡”（S. 4760《宋太平興國六年（981）聖光寺闍梨尼修善等請戒慈等充寺職牒並判辭》：聖光之寺，相承古跡）。故而根據敦煌諸寺存續情況以及P. 2765V的記載，“節兒古刹”可能指尚起律心兒所建聖光寺。此文書中以“古刹”稱之，那麼其寫作年代當在歸義軍時期（848年以後）。

P. 4980所參考的P. 2704V等乞衣類《秋吟》文的流傳年代也可以為P. 4980的改編年代提供參考。五本乞衣類《秋吟》文中，唯S. 5572本《秋吟》後有明確紀年：“顯德三年（956年）三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P. 2704正面抄有長興四年至五年（933—934年）施入疏，所以利用其背面抄寫的《秋吟》定然在此之後。劉鑒毅認為P. 2704V中有關“三冬雪”部分的內容更可能是改編自P. 3618⑥，任半塘甚至認為S. 5572、P. 2704V和P. 3618“彼此宜出於同時代之同一作者”⑦，基於此，P. 3618在敦煌的流行年代可能也大致與P. 2704V差不多。綜合來看，“乞衣”類《秋吟》的流行年代都比較一致，即五代宋初。所以P. 4980的創作年代也應當為五代宋初。

談信等欲覆蓋屋舍居住，文書中便反復強調屋舍對僧人的作用，即“冬夏遮寒熱”。在此《秋吟》的後半段，談信等多次突出了僧眾夏日露天生活艱苦：“僧師孤露誦經文，熱風吹體生躃血”、“沒屋房，值熱月，臺（抬）頭見天心酸切”等。這種表達應該是一種應景式表達，反映出談信巡門化緣的時令正在夏季，而非其他季節，如此可以使聽者更容易體會到僧眾無房可居、酷暑難耐的窘迫。

下面重點分析一下P. 4980所反映的這一時期敦煌僧團生活形態。

此件文書為巡門求椽建寺院寮房而寫，文中多處用語反映出了當時敦煌僧團的生活形態。第13行“坐更蘭（闌），殘燈滅，討語尋經愁萬結，只為居在俗人家，甚深教理難分別”，是根據P. 2704V“座更闌，燈殘滅，討義尋文愁萬結，抱膝爐前火一星，如何禦被三冬雪”而來，二本中的“討語尋經愁萬結”（P. 4980）、“討義尋文愁萬結”（P. 2704V），雖然文詞相近，但語義差別甚大。P. 4980強調的是談信等人不通經義；而P. 2704V強調的則是無衣遮體、酷寒難耐，故無心讀經。P. 4980“只為居在俗人家，甚深教理難分別”，顯系根據談信等人具體生活狀態——居家改寫而成。僧人居家是吐蕃統治以來，敦煌僧團常見的生活形態。這種現象的存在實際上是僧團嚴重膨脹、寺院經濟衰退，以及地方社會僧人與世俗家庭關係不曾分割等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⑧。就此件中談信自己的切身感受來說，僧人被迫居家實際上是寺內無房造成的；並且寮房不足的窘迫，不僅僅只見于古刹，也是新建寺院面臨的困境，也就是《秋吟》中所言“節兒古刹、新建鴻名，邀住僧徒，全無院舍”。

談信講到他們因多居俗家，以至於“討語尋經愁萬結”、“甚深教理難分別”。很明顯，談信等人平時的義學學習主要是在俗家進行。但居家會導致寺院清修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持。歸義軍時期僧團中經律論等佛教課業的修習情況便比較糟糕，即使是僧團官方組織的試經活動，也有很大比例的僧人不會參加，如P. 3092V《戊子年（928）十月一日淨土寺試部帖》顯示出當時有將近一半徒眾沒有理睬試部帖⑨。這種態度也必然導致僧人文化水平相比于過往有大幅下降，談信等人的義學水平自然也比較差了。

談信等本居於家，但此時卻求椽建房，以為返寺居住準備必要的物質條件。這種努力本身便是對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居家生活形態的反動，反映出當時敦煌僧團內部存在著一些意欲離俗返寺的呼聲，並且他們已經付諸行動。筆者曾從諸如邈真讚等材料中整理出了吐蕃歸義軍時期在整治寺院屋舍建設方面卓有成效的高僧⑩：

P. 4980展現給我們的是談信等人巡門求椽的行為，但很難想像僅憑談信等數個水平有限的師僧使用著一份臨時刪改而成的唱本便可以完成一寺院寮房的建設工程。他們的巡門化椽是一規模更大的離家返寺、復建寺院運動的組成部分。

也許談信幾人的出行，可以理解為是一個向社會傳遞僧團需求的過程，雖然我們並不知曉最後的結果。不過，吐蕃以至曹氏歸義軍時期確實不斷有人向寺院施入木材以供寺院修建所用，根據北大D 162《辰年正月十五日道場施入疏》的記載⑪：

從敦煌文獻保存的材料來看，巡門乞木可能是敦煌僧團長久以來的傳統。S. 1733《吐蕃時期諸色斛斗入破曆算會稿》曾明確提到寺院有一筆支出是“白麵四石六斗四升，粗面壹石，油五升，已上充設賀歸滿等乞木日設及載木、截木人等”，可見當時可能有寺院組織的“乞木日”活動。根據唐耕耦先生的估算，當時載木等工人一天工錢為一斗麥⑫，而這裡使用了“白麵四石六斗四升，粗面一石，油五升”，據此估算當時用工可能在四五十人左右，用於運輸和截治所乞得之木的工人規模相當大，所以其收穫定是頗豐。P. 3763V《十世紀某年淨土寺諸色入破算會稿》也顯示出，當時淨土寺也有“屈諸官乞木”的活動。並且，同件還有“教化椽時散施入布壹丈七尺”等記載，從“教化”一詞也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寺院官方組織的化緣行為。但這些乞木活動是否也像談信那般是為那些“只為居在俗人家”的僧眾而進行的，因材料有限，尚不能遽作判斷。

很難知曉談信等人是否屬於那些被寺院所派遣的乞木諸僧，但他們的乞木行為定然也向僧團內部以及社會傳遞了寺院的需求，推動了寺院與具體僧人以及世俗信眾之間互動的完成。

敦煌繪畫（1919,0101,0.87），絹本，大英博物館藏

三、小結

編輯：吳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