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李松：交往对话、文化转型与平行比较：巴赫金理论的中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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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摘   要：巴赫金理论为中西方文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面貌。中国学者运用巴赫金理论阐释文学、文化以及社会问题,对文学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思想、狂欢化批评为中国文学与社会的转型提供了理论启迪,为新时代文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学术界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路与方法,可以概括为巴赫金理论中国接受的三种范式,即交往对话、文化转型与平行比较。

关键词：巴赫金理论；交往对话；文化转型；平行比较

巴赫金理论为中西方文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学术平台,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面貌。巴赫金理论的鲜明特点是,立足于文本建构诗学思想,在理论与批评相结合的实践中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中国学者运用巴赫金理论阐释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推进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巴赫金随着国际学界的“三次发现”而成为炙手可热的重要思想家,其思想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研究堪称当代显学。国内外关于巴赫金研究的成果丰硕,数量惊人。据统计,截至2000年,用俄文撰写或译成俄文的成果至少有1465种;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西班牙文撰写的成果至少有1160种;截至2009年,用汉语撰写的研究巴赫金的文章与著作至少也有600种。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8年间,中国期刊上发表的以巴赫金研究为题的文章有302篇,居于德里达研究(295篇)、福柯研究(274篇)之上(陈众议440)。学术界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与巴赫金研究相关的专著和论文。(1)曾军是巴赫金中国接受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情况也就是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的复活史,这种复活已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思想文化语境,离不开接受者的改写与重释。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接受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与巴赫金接受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曾军总结了接受史研究的三种模式,即刺激—反应、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文化帝国主义。他提出,复调的接受史研究应该建立一种多元的历史描述框架,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64-65)。曾军的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具有开创性,确立了接受研究的范式与模型。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推进巴赫金在中国的本土化考察提供了科学的思路与方法,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巴赫金中国接受的三种形态,即交往对话、文化转型与平行比较。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包括两个论域,其一是西方理论在中国,也就是中国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其二是西方理论中的中国问题,指的是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为了适应内在需求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异。(1)本文探讨的“巴赫金理论的中国接受”属于第二种论域。正如萨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所说,理论与概念从一种文化旅行到另一种文化,由于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所以其最初的用法与意义会发生扭曲、改变或扩展,进而超越原先所翻译介绍的西方理论本身。刘康曾以美国理论家詹姆逊为例指出,詹姆逊主义跟詹姆逊的理论本身相差甚远,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理论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导致了对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184)。这一研究结论提供的启迪是,应该在具体个案解读的基础上分析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结果。本文试图论述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思想、狂欢化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重构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体现出中国文论综合性思想创新的智慧。

从域外思想接受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接受者不对一种未经任何改造的西方理论进行有意识的主观调适与改造,它就很难顺利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自身经验的具体而独特状况在考察接受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必须经历过本土学术的融合和改造。一种渗透中国经验的理论只有经历脱胎换骨,才有可能凭借后发优势而超越原生的西方理论。

齐泽克关于“美国化的后现代主义”的解释有助于理解理论传播中的误认与误读。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本身在法国)并不存在,因为它发明于美国,来自于美国的学术关注(academicgaze),并服务于美国的学术关注,带有其所有各种构成上的局限性。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中的前缀‘post’[……]实际上包含着对感知它的主体的视角的某种参照:‘post’指的是美国人(或德国人)的关注已经感知之后在法国理论中受到感知的事情,‘structuralism’简单地说指的是受到外国关注之前的法国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是在受到国外关注之后的结构主义”(Žižek243)。(2)齐泽克的这段论述如果类比巴赫金在中国学界的大放异彩,则颇有阐释的有效性。回首巴赫金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学者或者中国巴赫金主义者的翻译、阐释与建构是值得考察的个案,在众多的中国巴赫金接受者中,著名文学理论家钱中文的影响堪称最大。(1)钱中文是中国最早研究巴赫金的学者之一,他主持翻译了《巴赫金全集》,抓住了巴赫金的思想精髓,从复调理论入手解读其理论。从接受心态而言,他与巴赫金都带有中苏某种意义上共同的历史经验的印记,以及个人学术历程中的反思,(2)因而他在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建构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新理性精神文论。钱中文的“‘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在国内学界率先指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主要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分析而形成的。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73)。他从“复调”理论进而扩展到“对话”理论,认为“对于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对话’实际上是巴赫金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它强调人的独立性,人与人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对话的关系,虽然在存在等级、阶级的社会里不可能做到这点,但作为社会理想,这一理论自由其独特之处”(同上)。总之,钱中文认为: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他未立体系,却自成体系。这是关于人的生存、存在、思想、意识的交往、对话、开放的体系,是灌注了平等、平民意识的交往、对话、开放的体系。巴赫金确立了一种对话主义,如今这一思想风靡于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巴赫金的交往理论、对话主义,使他发现了自成一说的人和社会自身应有的存在形态。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艺术研究,促成他建立了复调小说理论、一种新型的历史文化学思想,为文学、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474)

钱中文借巴赫金理论论述中国问题,提出新理性精神的论述融合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新理性精神努力奉行‘交往对话精神’。需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由价值的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的关系”,从而“确立起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以促成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追求真理之风,提倡学术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钱中文333)。钱中文改造性地挪用巴赫金等西方理论家的观点,试图建构一种适合中国的现代性文论,打破文学思想的封闭和僵化,从封闭排他的体制中获得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空间,瓦解主流文化模式对边缘话语的排斥。他在吸收西方理论时摆脱了被动消极的过分依赖,自主地开创了中国文论的新思路。

刘康的专著《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1)是国际学术界较早推出的巴赫金研究的成果,他重点探讨了巴赫金的语言杂多式的复杂理论,并体现了个人的独特视角与旨趣。“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个笔者所理解的巴赫金,即将巴赫金视为本世纪的一位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家”(1995:247)。在刘康看来,巴赫金作为“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家”,其思想资源可以为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参照和启发:

这个观点来自于两方面的思考。首先,我认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的是理论与批评的开放性、未完成性和对话性,而对话关键是要有自我与他者起码两个声音。我提出一个文化转型的理论问题,正是为了确定我自己的声音,来与巴赫金的理论进行对话。其次,把巴赫金理论对(2)问题突出和强调,是出于我对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化(主要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认识。我觉得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小说话语理论等等,都是他对于文化断裂、变化和转型时期的语言杂多现象的理论把握。拿这种把握用来了解和认识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文化的转型也是十分贴切的。(同上)

总之,刘康试图把巴赫金思想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这两大坐标系(也即“折叠”)中来理解(2019:25)。我们可以称这种批评话语为巴赫金接受的“中国式后学话语”。

(一)巴赫金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内涵

刘康基于中国的语境与问题,从巴赫金理论发现了它对寻求中国道路的参照意义,他给出的学理依据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建设性的理论,语言杂多和狂欢节均蕴含着创造的勃勃生机是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作为一种理论和批评的思路,其根本特征创造和建设意味着主体的确立,而对自我充满信心的创造性主体,又是永远开放和未完成的。晚年的巴赫金,一再重申着这个贯穿了他一生的基本信念”(1995:250)。具体来说,刘康认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孕育了“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推平精英/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界线的当代国际性文化”。

这种文化,在西方知识界看来,是所谓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巴赫金的理论主要是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辩论之中被重新认识和阐发的,因为他的理论对当代国际性文化的跨民族、跨语言的特征,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因此,巴赫金思想传向中国,更多是从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辩论这个渠道,这使中国知识界超越巴赫金思想的本土局限,接近其理论的国际性内涵。(同上)

刘康的上述观点体现了十分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他在强调巴赫金的思路对于阐释中国所具有的启迪的同时,也认为生硬照搬、简单套用会有牵强附会之嫌。“用语言杂多、狂欢节等理论范畴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常常失之简单化,流于肤浅表面。”(247)作为巴赫金研究的先行者,这一看法对于巴赫金中国接受的研究具有可贵的警醒意义。

(二)巴赫金理论的中国折叠

时隔20多年,刘康对于巴赫金理论与中国关系的思考有了进一步推进,他提出“理论的中国折叠”来论述这种关联。巴赫金的理论并未直接提到中国问题,至今也无法找到他与中国思想界接触的事实依据。那么,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框架里来讨论呢?

巴赫金不像阿尔都塞和詹姆逊那样,两位都是殚精竭虑地主动思考中国问题,把中国理论纳入自己的体系核心,并倾心构建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中国理论,即毛主义。但出自俄苏的巴赫金,不同于美国的詹姆逊和法国的阿尔都塞,本来又是最有理由与中国产生亲密接触和对话的,而且这种亲密接触,也最应该源源不断地爆发出思想火花。(刘康2019:27)

虽然历史并未提供巴赫金直接与中国对话的机缘,但是并不妨碍后来者从其思想中发现与中国问题的内在关联,即思想的呼应与语境的暗合。

刘康的理由之一是,基于两国历史背景的相似性以及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巴赫金理论产生的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土壤和背景与中国有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在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本文关注的文艺理论方面,俄苏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在这个意义上,从俄苏土壤中生长、对苏联模式有深刻反思的巴赫金的理论,对于中国就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24)刘康在《美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所提出的“延安—模式”中就探讨过两国意识形态层面多年的恩怨与纠葛。理由之二是,巴赫金进入中国的历史时刻恰好满足了中国所渴望的思想资源。“由欧美后现代主义这个思想折叠所映照、发掘、重构的巴赫金文化转型思想,跟中国20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高度吻合。”(26)对此,刘康曾经在《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一书中有过论证。他梳理了巴赫金在欧洲和中国产生辐射作用的内在脉络。“巴赫金的思想跨越欧洲文明的各个时空,博大精深的思考,充满了深邃的洞见。他在思想与文化转型领域的先锋性和预见性在20世纪70年代被欧洲学术界重新发现,与西方后现代思潮有着惊人的契合。[……]在这个时代,中国分别从俄苏文艺学、西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两个不同脉络,认识和了解了巴赫金,发现了巴赫金理论与中国问题的高度契合与启迪。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不仅有深远的普世意义,也几乎是给中国量身定制,为思考中国的文化转型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空间。”(25)中国的文化转型的动力来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也与社会分层结构以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有关。文化的转型方向是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启蒙理念,从而建设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文明国家。理由之三是,巴赫金的理论方法与批评实践契合了中国学界关于学科建制的需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他对文本深入的形式分析基础上的。可以说,没有形式分析、话语与结构分析,就没有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对于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以文本形式结构为核心的范式和批评方法贡献很大。这也正是他针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特殊意义。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在学科建制上,划分为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诸多不同分叉学科,但都受到俄苏范式与方法的深远影响(或许比较文学是一个例外)。而巴赫金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俄苏模式纠缠、驳诘、对抗一生。在方法与批评实践上,巴赫金对中国的启迪也是显而易见的。”(2019:25)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针对具体作家的创作展开文学批评,从文本的艺术性出发,从人物、思想、话语的分析逐步上升到复调、狂欢化、超语言学这些宏大的诗学问题。总之,刘康认为:“巴赫金跟中国的关系,似乎更像是棱镜、镜鉴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和批评实践的角度,我们都可以从巴赫金那里看到自己的镜像。巴赫金的中国问题,就更像是思想与实践上与中国的多重折叠与交替,更具动感与纠缠,也更为贴近巴赫金的理论独创,具有‘复调’‘多声部’,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恢宏意象。他与中国的复调式折叠,唯有以巴赫金的范式与方法,展开巴赫金式的形式与结构的文本细读与对话,才可不间断地发现他与中国的种种折叠及其意蕴。”(同上)刘康从巴赫金与中国问题的镜像中彼此互鉴,看到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多重折叠与交替”以及动态的纠缠关系。某种意义上,他创造性地拓展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思路。

正如周启超所说:“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辐射力超越了文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的独创性与深刻性、开放性与可操作性,已引发并还在引发当代中国学者多种多样的话题。巴赫金理论思想内在的对话性、互文性、跨学科性,正引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驻足其中,领略其思想艺术的无穷魅力。”(19)比较视角的考察是巴赫金中国接受的重要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拓。

(一)巴赫金与钟敬文的文化诗学对话

从事俄苏文论研究的学者程正民对于钟敬文和巴赫金的比较研究,树立了文化诗学阐释思路的典范。他认为,钟敬文与巴赫金虽然有各自的文化语境、研究领域、独到的思考,但在文化诗学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具体体现在:传统的文艺学只概括上层文学不概括民间文学,这是偏狭的做法;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互动的整体,在社会转型期下层文化对新文化的形成有激活作用;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等等(5)。钟敬文作为具有国际声誉的民俗学家,在狂欢化文化研究问题上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简单地搬用和阐发巴赫金的思想,而是在巴赫金思想的启发下,对狂欢化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结合中国狂欢化文化的特点,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钟敬文首先认为,应当“全面了解狂欢的概念”,弄清楚这个概念的不同层面的含义,狂欢可以细分为以下层面:节日狂欢、文学狂欢、意识形态狂欢。他认为中国的狂欢化文化现象同欧洲的狂欢化文化现象有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民族特点(钟敬文152-158)。在研究方法上,钟敬文与巴赫金都强调实证的态度,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研究者的民族意识等等。程正民认为,钟敬文并非西方理论被动的吸收者、介绍者与阐释者,而是具有自主主体性的对话者。钟敬文和巴赫金就文化诗学问题的对话给了我们进行中外诗学对话的信心和勇气。“以往在中外诗学对话中,人们往往感到底气不足,感到失语,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一流的学者比起国外的一流学者来是毫不逊色的,他们完全可以同国外顶尖的学者平等地展开对话,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完全可以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程正民11)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深刻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可以具有超越个别历史的普遍性。随着中国学术界思想实力的逐步提升,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学者与西方理论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

(二)钱钟书、奥尔巴赫、巴赫金的循环式比较

如果说以上的平行比较研究还是一种二元关系的参照式分析,那么王德威开拓了一种三者循环比较的思路。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情感与意象因为“危机时刻”的爆发而更为扣人心弦。他以战争时期在上海的钱钟书为中心,同时并举伊斯坦布尔的奥尔巴赫、莫斯科的巴赫金,在三者之间找出互相参照的可能性———即3位学者在面对民族危机和个人的困境时,如何通过文学来创造世界,干预历史,寻求应变之道。王德威从历史、方法、修辞三方面分析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事业并评估其贡献。《谈艺录》《摹仿论》《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这3部作品,就体例、风格、方法学以及世界观而言固然极为不同,其比较的正当性在于各自的历史语境———战争年代具有的某种契合之处,而且这三人面对文明崩解以及个体生命的困顿都有严肃的反思,他们所展现的宏大历史视野、浑厚的学术知识、锐利的批评洞见,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增添了现代意义的内涵。具体而言,王德威指出:

三位学者被抛掷在不同情境里面对“现代”的挑战:钱钟书生活在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阴影里,奥尔巴赫逃离法西斯迫害成为难民,巴赫金则困居莫斯科。历史危机让他们深深体会所谓“现代”虽然方兴未艾,却早已千疮百孔:号称理性的意识形态将历史单向化、直线化,种种非此即彼的乌托邦选项充满野蛮和暴力元素,“除魅”以后的人间情境显得无比散乱虚无。(38)

王德威认为,这三人除了历史的因缘,即战时著述的动机以及所投注的情感模式,他们的3部经典具有方法学的启示,从文学中发现应对时局的可能性:钱钟书提出了“旁通连类”,奥尔巴赫提出“写实喻象”,巴赫金提出“众声喧哗”的构想。从上述三者的并列比较中不难看出其间的对话线索,即都在非常的年代“忧患著书”,借文字、修辞研究投射庞大的知识体系。从片段枝节的例证开始,由小识大,形成脉络,以此对抗现实世界的分崩离析(王德威38)。总之,王德威以钱钟书《谈艺录》为中心,兼及奥尔巴赫与巴赫金三者的循环比较,展现了“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复杂历史关系与文学史意义。

结语

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全球与本土、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学批评话语需要在跨越语境解读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建构。巴赫金理论成为阐释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构建新的知识形态的重要资源,它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跨越了学科的疆界,成为众多学者共同的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学界建构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当代思想。跨文化的阐释对巴赫金理论在中国的移植与接受的内容进行了变异、修正与融合,同时使自身和他者发生了某种改变,因而探讨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历程,也就是考察西方的概念和话语形态如何在保留其方法论创新的同时,进行主动的修改和调整,从而适应新的社会与历史环境的过程。

原刊于

《中国比较文学》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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