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一粟‖聆聽東京興亡聲——宋人筆記中的東京聲景書寫

專輯  I《新宋學》青年學者論文選刊

聆聽東京興亡聲

——宋人筆記中的東京聲景書寫

近些年來，受相關理論影響[1]，聽覺、聲音研究在中國古典文學界逐漸興起並開始成為研究熱點之一[2]。但學者多是以詩歌為研究對象，鮮有關注到宋人筆記中的聲音敘寫。而宋人筆記既可作為補充性的史料，又具備“接近于一種文學體裁的意義”[3]。與詩歌作品中有序且“規範”的聲音書寫相比，筆記里出現更多的是雜亂、無序或具體的聲音。

東京，乃北宋都城，王朝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不僅宋人詩詞里有大量關於東京的描寫，宋人筆記中亦存有不少對東京的各類敘寫。從聲音的角度觀之，其日常繁華的“聲音景觀”[4]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5]里被表現得淋漓盡致；而當它遭遇重大災難——靖康之變[6]時的敗亡悲苦之音也被多部筆記記錄下來，如《靖康傳信錄》、《靖炎兩朝聞見錄》、《南燼紀聞錄》、《靖康紀聞》、《北狩見聞錄》、《避戎夜話》、《孤臣泣血錄》等等。由於筆記兼備眾體，包羅萬象,因而涵蓋了來自從帝王到平民、從前朝後宮到市井巷陌等各種階層、諸多面相的聲音。通過讀者的歷史想像，這些聲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重現歷史場域中的人、物與事，從而營造出一種美學幻覺下的真實情境，並產生一種真切的回歸歷史現場感。

“戰爭與某個具體城市、與城中人、與地方的遭遇，往往被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大敘事所忽略”[7]。然而國家或時代的一粒灰，落在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身上，就成了一座山。更何況靖康之變于北宋王朝而言，乃傾覆之難。通過相關筆記中豐富多樣的聲音敘寫，可見東京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情境——“節物風流，人情和美”[8]的和平盛世與腥風血雨、分崩離析的淪陷地獄中差別鮮明，並重新審視靖康之變對於東京城中各階層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和痛苦傷害，發掘出那些深埋於史書宏大敘事下的個體和不起眼的群體，尤其是黎民百姓和小人物們的情感態度。從而在太平盛世與敗亡淪陷的大背景下將微觀與宏觀、局部與整體、個人命運與國家主權等原本抽象、模糊的概念更為具體地勾連起來。

一、盛世之聲：“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東京夢華錄》較為全面、細緻地展現了繁華時期的東京景象，乃其“城市記憶”[9]的重要組成部分，亦可視為夢回前朝的風土志。其作者孟元老于序中介紹：“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10]，可知《東京夢華錄》中描述的大約是靖康之變前二十餘年間的東京景象。它既是一種個人記憶，也是經歷了戰爭災難的文人們為避免遺忘的實錄，以及為修復心理創傷而重構的集體記憶。

彼時東京“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11]。另有蔡絛於《鐵圍山叢談》中云：“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京師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罷，故永絕蚊蚋。”[12]借蚊蚋習性襯出東京繁華氣象。《東京夢華錄》則通過五花八門的聲音敘寫，或描摹一處處國家禮樂活動之壯麗威嚴盛況，或鋪開一幅幅市井聲景，渲染出視覺敘事無法完美營造的獨特氛圍與現場感。

君民同樂的涉及國家禮樂活動之聲可謂壯麗、威嚴、大氣、震撼。這首先體現在元宵、清明、中秋、除夕等重大節日慶賀里：“相國寺大殿前設樂棚，諸軍作樂；萬街千巷，盡皆繁盛浩鬧”[13]、“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14]、“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15]。其次展現于皇帝參與的一些活動之中。譬如其觀看的一場爭標錫宴：“萬騎爭馳，鐸聲震地……鼓笛相和；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16]；又如某次皇帝登樓看戲，彙聚了“鼓笛舉”、“唱歌之聲”、“如霹靂的爆仗之聲”、“喝喊聲”等等。百官為皇帝慶壽之宴可被視作一場奢華的聲樂盛典：“樂未作，集英殿山樓上教坊樂人，效百禽鳴，內外肅然，止聞半空和鳴，若鸞鳳翔集”[17]，緊接着，笙、簫、笛、琵琶眾樂齊舉，並伴有歌者之聲。除此之外，與祭祀相關的“郊畢駕回”途中，“教坊進口號，樂作。諸軍隊伍鼓吹皆動，聲震天地”[18]。此類帶有顯著盛大氣象的官方聲樂或禮儀活動之音具備以下特點：1、種類豐富多樣：除了人們直接發出的歌唱聲、呼喊聲、效百禽鳴聲等，還有各式各樣的樂器之聲：鼓笛聲、鑼鼓聲、笙簧聲、絲篁聲、鐸聲、笙竽聲、琵琶聲等；以及其他一些聲音如擊鞭聲、爆竹聲、爆仗聲等。可見太平盛世之下，國家十分重視禮樂儀仗。並且，皇家或官方對聲樂之美的享受與追求亦達到極致。2、音量高亢且氣概宏偉：作者在描述聲音的過程中傾向于使用“萬”、“千”、“雲外”、“天”、“地”等類似帶有“無限”屬性的詞語，旨在營造廣遠、厚重、雄偉或無可抗拒之印象，從而進一步凸顯國家的繁盛與帝王高高在上的權威。

蘇漢臣 貨郎圖 絹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對市井之聲的傳神描摹是《東京夢華錄》的另一大亮點。“鬧”和“久”是東京市井之聲的核心特質，這些聲音主要可分為交易之聲與娛樂之聲。當時的東京城內經濟貿易極其發達，“夜市直到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19]，“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20]，可見豐富自由的交易活動已在最大程度上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即得益於廢弛宵禁制度與打破坊市制度的政策。各處街巷，“最是鋪席要鬧”[21]、“人煙浩鬧”[22]、“趁朝賣藥及飲食者，吟叫百端”[23]、“生熟肉從便索喚”，這些聲音描摹還原了繁榮嘈雜、熱火朝天的商品交易情形。“鬧”與“浩鬧”表現了買賣雙方人數眾多，仿佛能夠想見商販與市民們蠢蠢欲動且強烈的交易欲望。“吟叫百端”說明商品種類豐富，故而叫賣聲也各有特色，亦可想像商販們推銷商品時極盡所能發聲的樣子。因此，交易之鬧側重展現了東京百姓日常生活的聲音景觀，也在不經意間反映出北宋都城商品經濟空前旺盛的特點。

除了物質生活層面，聽覺感受上的“鬧”与“久”更加集中表現在歌舞文化娛樂層面。譬如同樣在傳統節日里，市井百姓除了參與官方的慶祝活動，也有適合自己的各種玩法：“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24]、“諸幕次中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須臾聞樓外擊鞭之聲……寸陰可惜，景色浩鬧，不覺更闌……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25]、“遠邇笙歌，通夕而罷”[26]、“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27]等等。其中，“景色浩鬧”一語極為巧妙：“景色”本為視覺對象，而“浩鬧”是聽覺感受，兩者並用，一方面體現出聲色相融之和諧感受，另一方面則說明在東京城內，聲音帶來的感官衝擊有時是強於畫面的——因為審美對象“景色”分明與視覺更為相關，到了受眾腦中，他們的主觀感知卻呈現出與聽覺更為緊密的“浩鬧”。事實上，“鬧”恰恰象徵了亂和豐富，同時將東京百姓們的狂热和愉悅包裹在了各種看似平凡、普通又瑣碎的市井聲音里。另一方面，持續時間長久且常貫穿晝夜，比如“未徹、通夕而罷、連宵、通曉”的娛樂之聲，能夠更為生動地表現出東京百姓自由、閒適、無所顧忌的作樂（狂歡）情態，並帶來一種放縱奢靡、樂聲熏人醉的如同天上人間的既聽感。

另外，東京城內尋常巷陌間亦飄蕩着各式各樣的聲音，那些喧鬧嘈雜聲，勾欄瓦子中的精彩表演聲，妓院酒樓的歌舞音樂聲，都傳遞着令人身心愉悅的“日常”聽覺感受。如“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28]，“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之叫聲，清奇可聽”[29]。它們突破視覺局限，從密閉或半封閉或不知何處的空間里傳出，巧妙地交織成一幅幅繪聲繪色的百姓日常生活或尋樂圖，表达出一种來自當時人們內心深處的安定感。再者，對於“東京城”這個空間中熟悉聲音的描摹，也宣告着作者內心的某種佔有感，即“人對於空間的佔有也是帶聲響的”[30]。進一步觀之，作者對這些作為情感的觸媒和記憶的載體的日常聲音——比如上述“已成為南渡文人追憶帝京的文化符號”[31]、蘊含了繁華逝去、承平不再的悽愴與悲涼的賣花聲的鍾情與關注，正折射出他當時在失去這種彌足珍貴的日常性後對其的深切緬懷，也是對於戰爭創傷的一種自我療愈和心理修復。

綜上，無論是國家禮樂活動或皇家盛宴中種類豐富、音量高亢、氣概宏偉之聲，還是市井日常貿易、娛樂生活中具備“鬧”、“久”特質之音，均從各自層面突顯了北宋經濟、文化、娛樂之都東京極度繁華興旺奢靡之氣象。而這種聲音書寫，實際上能夠極大程度地喚起南宋人對北宋的記憶——對盛世的緬懷。從而進一步喚起大宋子民們的一種身份認同感，強有力地聯結起個人與民族、國家間的關係。

二、危兆之聲：邊報切切，民情忷忷

只是繁華好似一場夢，沒過數年，風雲突變。靖康元年十一月，在金人的攻勢下，北宋王朝節節敗退、氣數將盡，都城東京岌岌可危。關於這些史實的記載，《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等史書視角單一，僅對帝王將相的行為和反應給予十分有限的陳述。寥寥數語，便掠過了幾百萬東京子民的悲苦情仇。而包含着他們萬千情感心緒的聲音就留在了十余部宋人筆記中。

在《靖炎兩朝聞見錄》和《避戎夜話》中，作者借助聲音媒介生動而細緻地展現了東京城淪陷前數日金軍步步逼近的緊急狀況：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州告急者踵至。

十一月十六日：邊報益告急。

十一月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然邊報益急。

十一月十八日：內外驚擾。

十一月十九日：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

十一月二十五日：逮晚，遽傳兵已滿四壁。

十一月二十七日：民情忷忷，構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渙亂……金人土木之工日夜不輟。[32]

閏十一月初九日：斧鑿之聲聞於遠近。[33]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夜，哭泣之聲，震動天地。

城初陷，滿城人鼎沸。[34]

閏十一月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請甲救駕……滿市傳呼，其聲哀怨。[35]

“聽覺在感知迫在眉睫的戰事、判斷時局的張弛緩急作用就會凸顯出來”[36]。金軍與北宋守軍之間的諸多戰況是通過“告”、“傳”、“報”、“聞”等聽與說的渠道傳達入城，同時伴隨消息而來的還有施加于城內百姓的無限心理壓迫感與恐慌感。金軍瀕臨城下後，他們準備攻城的土木之工、斧鑿聲響亦營造了令人戰慄的氛圍，足以威懾城中軍民，使其產生一種“待宰”臆想並受困於死亡威脅，從而導致“民情忷忷”。

上述聲音具有以下使人感到恐懼的特性：一是模糊性，由於距離太遠或環境過於嘈雜，無法辨明聲音種類及發聲源頭，容易引起人們各種可怕的聯想。二是持續性，金人軍馬、備戰工事之聲此起彼伏、時強時弱，幾乎日夜不停歇地向聽者施壓，蠶食人們的心理防線。模糊性與持續性共同將東京城內軍民捲入無法逃離的聽覺困境中。故而在城陷之後，城中百姓積壓已久的恐慌情緒到達極致，又是通過聲音來表現：有人“鼎沸”，有人崩潰。而“滿市傳呼，其聲哀怨”也是一幅充斥着極強動態感的聲音景象。以“哀怨”形容百姓之聲，旨在表達他們面對國都初破時悲苦、委屈的憐己之情以及不甘心、不理解乃至憤怒的責問政府的心態。當然，也少不了對異族侵略者的切齒仇恨。

以上通過聽覺內容代替視覺圖像的敘寫方式，一來反映出聲音的拓展性：空間或畫面在進入人的視野之前，首先會被聽到。因聲音能夠傳遞視覺受限、被阻隔處的信息，一方面會產生某種“聲音霸權”[37]，強行侵入人們不願聆聽的耳朵；另一方面可以因此擴大敘寫范圍和容量。二來也體現出作者在敘述視角選取上的獨具匠心，以有限視角取代全知視角，即以口耳相傳式的非確定性信息傳遞代替史書中常用的平鋪直敘式的事實呈現[38]。如此可在敘述過程中完全把控節奏，漸次推進、披露十萬火急的戰事情況，並且充分渲染令人絕望之氛圍：敵軍飛速迫近導致危機四伏，同時萌生更多未知因素：如城內百姓無法確定金軍位置，從而不得不時刻擔憂自身安全。

聲音除了作為敘述核心推動情節發展之外，還有鋪墊或烘托的作用。“對自然界萬物之聲的描摹可以作為一個故事中的非核心事件，或提供某種情報，或展示某種跡象”[39]。譬如東京城被攻破前夕，出現了“風勢迴旋，飄雪響晝夜，如雷霆聲”[40]、“風聲號怒”[41]的惡劣天氣。此處借比喻、擬人表現自然界聲響的目的明確：風雪勢頭強勁，天氣異常，暗示北宋都城之危機迫在眉睫，災難即將發生。此亦可被稱作宋人筆記中典型的讖兆敘寫模式，即在天人感應的觀念基礎上，以反常的自然之聲預示人世將有重大變故。

由以上可知，靖康元年十一月以來，北宋國都東京在金人的攻勢下危如累卵，源源不斷的聲音傳遞着災難即將來臨的噩耗和預兆。模糊的聽覺信息使得無限恐慌與焦慮的情緒在百姓心中滋長、蔓延，並在城破之際到達頂峰，進而轉化為哀怨與崩潰的心理狀態。對於這一系列事件的記載和演繹，筆記的作者們從聽覺感受或聲音角度着手可謂再合適不過：它能夠在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情節中相對自然地製造更多未知性或懸念，並具備較強的敘述節奏感。進而將金人步步緊逼以及城內百姓驚惶失措的情節細緻化與戲劇化，最終展現出有別於純史實的直接呈現或視覺描繪的更為強大的文學表現力。

搜山圖 絹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三、亡國之聲：震天哭號，吞聲涕泣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東京城被金人攻陷。《東京夢華錄》中曾經的那座禮樂威嚴、歌樂浩鬧、經貿繁華之都不可避免地墮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宋人筆記關注到了城中各個階層人們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心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諸多平民、小人物們或某類群體所發出的各類聲音被廣泛且生動地記載下來，譬如哭號聲、驚懼之聲、罵聲等等。其中哭號聲被敘寫的頻次最高，僅《靖炎兩朝聞見錄》中就出現了三十餘次哭號聲。文本中的“號”主要有兩種含義：其一為遭受痛苦、折磨時發出的慘叫或拖長聲音的呼叫；其二為大聲哭。可見悲苦與哀傷是當時彌漫在東京城內的主要情感基調。

蔡、汴兩河，遺棄老幼，幾若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42]

啼饑號寒者極可傷惻。[43]

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通夕不絕。[44]

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於遠邇。[45]

滿市號慟，其聲不絕。[46]

及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哀號之聲，震動天地。[47]

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士庶聞之，益更慟哭。[48]

是晚，王室出門，百官萬民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謝，號哀震天……宮嬪輩人人悲啼。[49]

哀號之聲，達於遠近；貴賤老幼，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餘日。[50]

於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間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51]

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52]

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53]

六宮無長少俱哭，震泰煙門動。[54]

午間皇后、太子出門……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攀轅號慟，往往隕絕於地……哭聲震天……中有一人大哭擗踴於上。[55]

在國家覆滅的災難中，上至皇族，下到平民，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其中最無助、無奈、悲慘的恰是最容易被歷史敘事忽略的黎民百姓——他們數量最為龐大，卻總是被認為無關緊要。文本中各種哭號聲通過生動傳神的修辭手法得以細膩地呈現。

首先在有關“哭”的發聲動詞選取上就頗為講究，它們語義相近但也有細微區別，如“號”、“哭”、“泣”、“啼”、“呼”等，展現了人們不同程度的悲傷或是不盡相同的表達方式。其次，運用比喻、擬人、誇張等手法全方位表現了哭聲的三大特質：1、響。相關描述有“震動天地”、“震天”、“聲動天地”、“聲聞于外”、“聞於遠邇”、“達於遠近”、“震泰煙門動”等；2、久。如“通夕不絕”、“其聲不絕”、“已十餘日”、“夜以繼日”、“七日不止”等；3、慘。主要通過聽者的一些主觀感受來表現，如“所不忍聞”、“極可傷惻”等。令人唏噓的是，曾經飄蕩在東京城內，音量高且持續時間長的主旋律卻是歡悅的音樂歌舞聲。這種由喜入悲的變化不由令聽者心如刀絞，難以接受。

仔細聆聽數十種哭號聲，它們的起因是各式各樣的人間悲劇：饑寒交迫、遭受掠奪、家破人亡、被迫獻身等。因此，複雜多樣的哭號聲能夠交集百感、包羅萬象，從聲音的維度既具體又宏觀地呈現出東京城內以百姓為主的多個階層人們的人身境況與心理狀態，從而勾勒出一幅千悲萬哀的音景。

除了大規模以略寫為主的哭號聲之外，筆記中還聚焦了幾處與聲音有關的頗具戲劇性的場景。據史料記載，金人攻下東京後，並未採取直接地掠奪，而是選擇駐紮城外，通過使者向北宋政府源源不斷地索要財帛、糧食、女人等。被迫獻身的女人們反應各異，有的默默流淚或大聲哭號；有的毅然自殺；還有的正如以下例子所示：

是日，發解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時官吏亦候駕於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駡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卻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56]

城門外，來自政府女官員及女僕的“大呼斥駡”聲震耳發聵，與北宋傀儡官吏們的“緘默”形成一對鮮明的矛盾衝突。從而突顯出這些悲慘女人們的滿腔憤怒與鄙夷之情，她們獻身前的斥駡如同一道強有力的控訴，從某一角度揭示了北宋亡國的根本原因：官員作壞國家。反襯之下，為保全性命、利益而受制于金人的北宋官吏們的無聲緘默就顯得更加無恥猥瑣。實際上，“緘默”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發聲狀態，它能被語言相對準確地形容，不似其他聲音，在被描摹時多少帶有敘述者的主觀性。但它在表達情感時，卻帶有更強的模糊性和多義性，令聽者難以捉摸。因而面對指責，“諸公回首緘默”就顯得複雜且意味深長。

另有一個包含豐富聲音元素的事件，即北宋官僚奉金人之命推戴張邦昌為國主一事。此事在《宋史》中亦有記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57]。筆記中對其描述非常詳細，通過多種聲音表現北宋傀儡政權中官員們的多種立場及人格。

是日，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迫脅之外，開封府公吏、御史台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推戴者，迫脅於內。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於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58]

通過聲音判斷，秘書省門內的士大夫群體大致可分為三類：1、順應並迫脅他人接受金人之命者。他們倚仗金人之威背叛趙宋王朝，發出的聲音頗為強勢，並帶有攻擊性，如“疾聲奮呼”、“勒令”；2、懦弱、不敢反抗的被迫接受者。這類官員良心未泯，但出於自保等目的，無法抗拒強權，故而只能“相顧號慟”、“聲聞於外”，並說些不痛不癢的話；3、正直剛硬、具備過人膽識而“獨狀論列”的秦檜。其完全迥異於身邊趨炎附勢、唯唯諾諾之輩。在緊湊的時間序列中、固定的空間里，這一系列聲音的展現帶有一定戲劇性且頗能深入人心。除秦檜外的兩種聲音，分別代表強硬的無恥派和軟弱的善良派。它們看似對立，實則一致，共同反映出東京淪陷後官僚的艱難處境及他們脆弱不堪的節操。

部分筆記中亦保存了宋帝國皇室成員們，尤其是徽、欽二帝及朱皇后于國破之後珍貴且生動的聲音敘寫材料。由於太上皇與皇帝的身份，徽、欽二帝在都城淪陷後可謂承受了首當其衝且無比沉重的心理壓力與常人難以想像的羞愧、恥辱感。他們主要發出的哭泣之聲與萬民“哭號”聲相似卻顯得更為克制。譬如多種情境下略顯隱忍的“涕泣”[59]，又如因極度恐懼或懊悔而導致的更為率真的大哭：“帝在虜營……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天明，有人呼帝出…帝哭不勝”[60]、“上掩面大哭，謂：‘宰相誤我父子’”[61]。其實，有關徽、欽二帝最具特徵的聲音表現當屬被“禁止出聲”。確切地說，它是一種發聲行為受限的狀態，並非聲音本身。它基本出現在東京城被金人攻下的數月之後，徽、欽二帝身陷金營以及被迫北行途中。譬如：“帝泣不能出聲”[62]、“帝時時仰天號泣，輒被呵止”[63]、“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64]等。從中可以想見二帝淪為俘虜後尊嚴盡失、無法正常宣洩情感、屢遭虐待的慘狀，並反映了他們因時常擔驚受怕而導致的極其脆弱敏感的心理狀態。更為可悲的是，以上例子還展現了曾是一國之主的欽宗由被動的禁止出聲（被呵止）到習慣性的不敢出聲的轉變，從而揭示了他在監者不斷恐嚇、打罵之下，已然被馴化的結果。這與杜甫在《哀江頭》中描述自己被安史叛軍抓回長安時，因“恐賊知”而不得不“吞聲哭”[65]的情境有些許類似。

朱皇后作為欽宗之妻，在伴隨欽宗北行途中，一度成為《南燼紀聞錄》等筆記的重要敘寫對象之一。它們通過諸多聲音、話語充分展現了朱皇后一路上極為艱難的處境及糾葛、痛苦的心理。據筆記所載，隨行的金國騎吏骨碌都以及後來負責押送的金軍元帥之弟澤利均垂涎朱皇后姿色，常以無禮不堪的語言與行為調戲、侮辱、侵犯她。比較典型的如：

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吾掌握之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后再歌曰……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后回身欲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66]

“怒曰”、“不勝涕泣”、“歌曰”、“笑曰”、“再歌曰”等一系列發聲行為遞進式地演繹了朱皇后接二連三受到澤利對自己的侮辱，但卻迫於威脅不得不強行振作順從，直至不堪其辱、奮起反抗，最終尋死未果的悲壯過程。事實上，許多后妃公主的下場與朱皇后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遭遇一死或淪為金人的玩物。在某種程度上，用聲音聚焦敘寫朱皇后顯然具有更為深遠的意圖：貴為皇后之人尚被欺侮至此，數萬東京民女的悲慘下場便可想而知了。

可見聲音敘寫對於君主、后妃等個體人物的情感表達與周遭困境的建構亦顯得非常巧妙、有效。在當時士庶的觀念里，至高無上且神聖的皇權自然是國家的直接象徵。在那樣危難的時刻，皇帝和他的子民是融為一體的，同時他也是百姓們在精神與尊嚴上的最後寄託與倚靠。諸多文學作品或史書記載通常會回避或簡化書寫有關帝王所受的屈辱，但上述筆記卻極盡所能、具體細緻地去展現徽、欽二帝痛苦的哭泣聲、尊嚴喪盡的被禁止出聲，以及朱皇后的備受欺淩。皇權慘遭踐踏仿佛標誌着國家最後一塊“遮羞布”已被異族侵略者無情掀起，借此進一步地映射、突顯出國家滅亡後京師百姓所遭受的更深層次的欺侮、蹂躪與傷害。

那是一幅哀號滿城的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每個階層都承受着亡國的劇痛，破財、失人、受辱、喪命在所難免，他們用各自的聲音表達着態度，訴說着痛苦，宣洩着憤怒。在國家分崩離析的災難背景下，諸多關於人性的醜惡與軟弱暴露無遺。無論是異族侵略者，還是本國權貴，他們無止境的掠奪與剝削使千千萬萬命如草芥的東京百姓的苦難更為深重。因此，雖然東京“地獄”中的各個階層、不同群體的人們都是受害者，但如同螻蟻般的人們那最為絕望的呻吟與呐喊恰是東京在最黑暗的歷史節點中最不該被泯滅的“聽證”與記憶。

陳居中 胡騎春獵圖 團扇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餘論：聲音的力量發覆

由上述可知，宋人筆記中的聲音敘寫，除了富有“敘事貴真”的實錄精神外，還包含誇張、美化、筛选記憶對象、敷演故事情節、多維度建構人物形象、豐富主題內涵等類似“踵事增華”的文學功能，故能在原有事物之上添加一層情感濾鏡，或將史書中簡略、克制的敘事進行細化和演繹。那麼，包含了盛世之聲與亡國之音的“東京聲音”究竟能夠為萬千南宋士庶帶去怎樣的心理影響和作用？

洋溢著盛世之聲的《東京夢華錄》是典型的“夢華體”筆記，即在相對真實的基礎之上承載作者諸多自覺或不自覺的美化與建構，此乃南渡北人筆下一種強烈的書寫傾向或范式。需要點明的是，對於美化或建構盛世之聲的情感心理動因，敘寫“夢華體”筆記的南渡文人是完全區別於作有相似題材詩歌的徽宗的。徽宗詩中亦有多處關於盛世之音的描寫。首先，他慣用“鶯聲”作為東京城內的基調聲景，如“海棠枝上曉鶯聲”[67]、“花枝密處有鶯聲”[68]、“緒風輕轉鶯篁巧”[69]。因鶯聲與首都、皇權和承平之間存在聯繫[70]，象徵著美好平和的意義。其次，徽宗尤愛書寫人們發出的笑聲，詩中共有七次涉及“笑語”、“謔笑”、“竊笑”等。笑是人們表達快樂愉悅情緒最為直白的方式，詩中各類人群的笑恰能反映出背後國泰民安、百姓安居樂業、帝王治國有方的社會現實。除此之外，徽宗也少不了對歌舞酒宴、禮樂之聲的描摹，比如“沸管弦”、“笙歌圍繞”、“鼓簫聲”、“度新聲”等等，借此展現出國家興盛富足、歌舞昇平、統治有序的景象。又如同樣是“賣花聲”，徽宗詩里的“簾底紅妝方笑語，通衢爭聽賣花聲”就全然一種欣欣向榮、雅致典麗的意味。綜上，徽宗筆下誇張的盛世之聲，更接近於他有意識“自我催眠與塑造”的結果，主要出於其企圖粉飾太平、營造一派“豐亨豫大”假像的心理需求，從而得以繼續心安理得地縱欲享樂。

而南渡北人“夢華體”中的東京盛日之聲，雖然在內容上與徽宗的書寫有部分相似，但在情感訴求和敘寫目的上卻大相徑庭。同樣是對於各類聲音的美化或誇大，南渡文人的敘寫帶有明顯的追憶或緬懷色彩。正是由於當下國家境況、個人生活的不盡如人意，他們才會異常想念、珍惜，並加以濾鏡地構建起往日東京太平繁庶的景象——越美好反而越顯出悲愴。這可謂“夢華體”作者們對國家借古諷今的委婉批判，亦可被視作他們通過對恢復國家應有面貌的憧憬來撫慰、療愈內心創傷的方式。事實上，此類蘊含著微小個體們期待國家復歸安定昌盛的升平之聲能夠成為正向聯結士庶、民族、國家之間的紐帶，有效提升民族凝聚力以及維繫士庶在重大災難、敗亡之後仍對國家抱有的極強認同感。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  元刻本  國家圖書館藏

相比之下，戰爭、災難背景下的聲音敘寫也承載了同樣重要的有關民族和國家災難記憶的作用。都城淪陷後，無數北宋子民只能任由異族侵略者宰割。此類深重災難的意義，需要通過一點一滴來顯現。換言之，當我們嘗試著在由各種各樣的聲音牽扯出的一個個故事，一段段記憶中直面它的時候，災難才有其意義，否則它就會被宏大的歷史敘事或抽象的數字記載所埋沒。筆記中具體、細緻、發自各個階層的、無處不在的聲音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相：每個悲劇都以它結實的羽翼覆蓋住了一組家庭或一群親人——他們才是悲劇真正的歸屬者。

從經歷戰爭災難的人們以及後世讀者看來，“國家”、“主權”、“民族”、“淪陷”等概念總讓人感覺籠統或遙不可及，亦難以將它們與自身聯繫起來。然而，“只有當最基本的生活秩序無以維繫，自己或家人受到切身的威脅，產生強烈的被排斥感時，才會擺脫看客的位置，意識到異族支配的存在，意識到淪陷與個人的關係，進而鎖定個人與國家主權的關係”[71]。隨著東京城的淪陷，城內不論高低貴賤的各個階層的人們形成了一個類似命運共同體——他們由於驚恐、焦慮、痛苦、絕望等情感而發出的各種聲音被載於筆記之中，成為聯結他們心中“國破”與“家亡”意義的有力紐帶，從而使得“國家”、“民族”等原本宏大、高上的概念落到了可在現實中被感知的范圍以內。在勾連起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意義之後，深深烙印在民族記憶里的“東京聲音”不斷催生出南宋時期一代接一代士庶們對恢復故都故土故國的志向與期待。

“東京聲音”緣何蘊含如此強大且深遠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從文學的層面視之，由於筆記中聲音敘寫的具體性、敏感性和豐富性：為讀者帶來現場體驗般的清晰與切實的惋惜與疼痛。從文化的層面觀之，“東京聲音”包含承載記憶、喚醒記憶和共享記憶的特性。首先，“東京聲音”具備人們對美好盛世的緬懷以及對靖康之難的反思的極其獨特的雙重精神內涵，“東京”便由一個單純的地理空間轉變為承載集體記憶和情感的場域[72]。其次，雖然“東京聲音”的聆聽者數量龐大，存在集體性——容易在日後的每時每刻被一喚而起。但是，每個受眾的記憶或感受並非一致，從而又生髮出個體的專屬性。因此當諸多個體——譬如南渡北人在分享專屬記憶時，便更容易被南宋士庶所認可並轉化為集體記憶，同時賦予作為集體記憶的“東京聲音”更加豐富的內容。由此可見，原本只是作為一種文學表達方式的東京聲音敘寫，能夠憑藉其特性，佔據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重要地位，並且在不斷訴說與再書寫的過程里充實壯大、代代相傳。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瀏覽）

【本文原載于王水照 朱剛主編《新宋學》第十輯，作者梁一粟：溫州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感謝梁一粟老師授權發佈。】

專欄組稿：趙惠俊

編輯：吳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