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 ║ 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弁言

《四庫提要辨證》是一部訂正清代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訛誤的學術專著，是現代著名古文獻學家、目錄學家余嘉錫先生的學術代表作，也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余嘉錫先生于1948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就是因爲這部著作的巨大成就。

余嘉錫（1884－1955），字季豫，是湖南常德人。其父嵩慶于光緒初年進士及第，做過七品的商邱縣令，官至湖北候補知府，但深通經史。在父親的教誨下，余先生幼年起就廣泛閱覽了大量經史典籍，加上勤於記誦，悟解超拔，青年時就有志於撰述。十八歲中鄉試舉人，得到作有《新元史》的史學家柯劭忞賞識，被選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辛亥以後回鄉，在常德師範學堂任教。二十年代因湖南戰亂，先避地長沙，1927年經柯劭忞介紹北上北京，授館于《清史稿》主編趙爾巽家，課讀趙氏子弟的同時，也輔佐審讀《清史稿》初稿。1928年後，在北京大學等學校任講師，講授目錄學。1931年，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聘其爲輔仁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其後即在輔仁任教達十八年之久，1942年起又曾任文學院院長。在輔仁期間，曾先後開設目錄學、秦漢史、古書校讀法、《世說新語》研究、《漢書藝文志》理董、經學通論、駢體文講讀等課程，內容涉及經學、史學、文學和文獻學等諸多領域，足見其涉獵範圍之廣。1949年以後，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委員。1952年因腦溢血癱瘓，1955年除夕夜猝死，享年72歲。余先生一生著述不輟，已出版的著作除本書外，尚有《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余嘉錫論學雜著》、《<世說新語>箋疏》等。（余先生生平經歷主要依據《中國文化》十三期刊周祖謨、余淑宜《余嘉錫先生學行憶往》）

余先生生活在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他雖幼承家學，早習舉業，一生治學的主要格局也是繼承乾嘉文獻考据學的傳統，他平生服膺前人以目錄學爲治學之鑰的說法，重視目錄學的研究，重視掌握目錄以求博通群籍，一生讀書涉獵極廣，自稱“史、子兩部，宋以前書未見者少；元明以後，亦頗涉獵”（見《四庫提要辨證序錄》。後文引其自述不注出處者，皆見此篇）。他的讀書，不以孤本僻書以炫世，自號書室名“讀已見書齋”，自購書也以明清精刻本爲主，不以宋元刻本爲奇。但他對傳世典籍閱讀之廣博，鑽研之深契，分析之細微，考辨之切當，都是超邁前人的。他的研究方法，從形式來說，是非常傳統的，即從讀書校書開始，在讀書中發現問題，先將所見批註於書中，積累漸多，再將批註錄出，寫成讀書劄記，再經推敲充實，形成論著。從《余嘉錫論學雜著》所收論文可以看到，他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與傳統舊學已有很大的不同。這裏僅舉他的幾篇論文爲例。《宋江三十六人考實》、《楊家將故事考信錄》等文，將傳統經史考據的方法用於通俗小說的研究。《楊家將演義》雖多虛構故事，但並非全無事實依憑。余先生從宋元史籍、地志、筆記、文集中廣稽史料，指出孰爲史實，孰出虛擬，並進一步推論其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文化背景，揭示了因其弘揚民族正氣而得廣傳民間的原因。在抗戰後期的淪陷區有這樣的論文寫出，尤足見作者感時憤世的情懷。《宋江三十六人考實》則將《水滸傳》前身《宣和遺事》所述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的故事，追迹文獻，弄清了《水滸》主要人物的歷史原形，並從文本、制度、地理、民俗等多方面，還宋江起義以歷史真實。另《寒食散考》，研究魏晉人服食寒石散的獨特行爲，從魏晉史籍和小說中，指出這一風習的種種表現，又充分利用道教典籍和中日古醫籍，揭示所服藥物的成分，服食後的發病原因和病狀，將息節度的方法和引致百病、導致痼疾的結果，結論是服食的危害遠勝於鴉片。不難看出，他的研究極富現代學術意識，已非傳統意義的考據之學所能牢籠。又因其探討的深入和結論的精闢，他的許多看法至今仍爲學界廣泛稱道。

當然，余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還是《四庫提要辨證》。要介紹這部著作，必須先從《四庫提要》說起。

從漢代開始，中央圖書機關在廣泛徵求圖書後，都將重要的著作整理校訂，以成定本，同時撰寫提要，說明其作者、成書始末、學術價值和流布校定過程，以供學者參考利用。漢代劉向《別錄》雖僅存留八篇完整的敘錄，但這一提要敘錄的作法，爲後人樹立了良好的典範。後其子劉歆編《七略》，唐代元行沖、毋煚編《開元四部錄》，宋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都爲每一種入錄圖書撰寫了提要。這幾種書志雖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得以存其書名目錄，但提要都已失去，是學術史上很大的損失。清代乾隆年間學者朱筠提出編纂《四庫全書》時，即提議“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笥河文集》卷一《謹陳管見開館校書劄子》）。這一主張是卓有見地的，得到乾隆帝和修書學士的贊同，在著名學者紀昀主持下，得到翁方綱、戴震、周永年、邵晉涵、姚鼐、余集等人的鼎力協作，終有所成。提要的編撰方法，一般先由負責某書校定輯錄的纂修官擬出初稿，再由總纂官交上述諸位學有專長的學者進行考證、修改、潤飾，成爲分纂稿，現翁方綱、邵晉涵、姚鼐等人執筆的分纂稿還各保存了一部分。總纂官再對分纂稿作出增刪改寫，形成定稿。由於編入四庫全書的古籍多達三千四百多種，加上存目六千多種，需寫提要的書籍有近萬種之多，且每一種書都牽涉到極其複雜的學術問題，參與提要編寫的學者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有很多分歧，紀昀與各位館臣爲提要的編寫可以說是殫精竭慮，反復修改，現在可以看到四庫各閣的提要有很多不同，各書前的提要與以後彙編成專書的《四庫全書總目》差異更大，就是多次改寫而留下的痕迹。可以說，這部凝聚着乾隆年間一批最優秀學者二十多年心血的大書，對清中葉以前基本古籍作了全面清理和估價，對中國傳統學術作了系統深入的總結，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空前啓後。

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提要的撰寫，相比于文本的寫定來說，有更爲艱難的地方。文本寫定，只要得到善本，彙聚不同的文本，按規範操作，較易於見功。但提要的撰寫，作者事迹要備徴史傳勾稽線索才能弄清楚，成書過程和文本流傳的敍述則要廣引書志、詳核文本同異方得理出端末，而涉及到對一部書的學術評價，則要反覆研讀全書，引據前人對此書的評述，然後折衷群言，分析利病，作出允洽的評議。然而近萬篇的提要，且成於衆手，加上政治環境的制約，成書期程的限制，加上書館中嚴厲的考課複檢和獎懲措施，雖有衆多碩學的參與，要臻於善美，確是很不容易的事。余先生對提要多有訛誤的原因，也有很客觀的評述，認爲：“《四庫》所收，浩如煙海，自多未見之書。而纂修諸公，絀於時日，往往讀未終篇，拈得一義，便率爾操觚”，以致“紕繆之處，難可勝言”。在比對了各家的分纂稿和定稿後，他對總纂官紀昀的工作，也有很具體得當的評價。他認爲紀氏以一人之力而承擔全書的定稿責任，經其手後，不少提要稿都“考據益臻詳贍，文體亦復暢達”，但所承責任太多，也不免“恃其博洽，往往奮筆直書，而其謬誤乃益多”，也有定稿反不如分纂稿的。

余先生自述對《四庫提要》的研讀，始於1900年他十七歲時得到這部書以後，“日夜讀之不厭”，有所疑即引書考證，有所發見即寫於書端。經過三十多年，所得漸多，始於1931年決定寫成專書，最初有七百多篇，四十年代曾取史、子兩部二百多篇付印，此後又經多次修改增寫， 又得二百六十多篇。直到1954年10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三個月，才最後寫定四百九十篇，並撰寫序言。這本書的撰寫，先後歷時五十五年，可以說是傾注了他一生的全部心力。

《四庫提要辨證》全書四百九十篇（此用余先生本人之說，今本實數為四百八十九篇），其中經部六十一篇，史部一百八篇，子部二百十七篇，集部一百三篇。可以說他關注的重點，是在子、史二部，與清人的偏重經學、小學有所不同。從所涉時代來看，包括了從上古到清代的各個時期，但以宋人著作爲最多，達230種，接近全書的一半。凡此均可看出作者在博通中有所專擅的方面。

《四庫提要辨證》所涉博大精深，對近五百種書中的各種複雜難解的問題，作出了精當科學的解析。所涉如一書作者之歸屬、成書之始末、內容之分合、流傳之完殘、傳本之真僞等，都有很具體的指正和發明。應該說，《四庫提要》中帶有明確的傾向性的偏失是很明顯的，如以漢學正統之立場貶抑宋學，對西學一知半解地輕率譏評等，批評較爲容易，余先生對此雖所見十分明切，但因議論可因所見不同而發揮，毋庸逐一討論或批評，故一般較少計較。他所指出的，大多是《提要》的硬傷。在此僅舉《蒙求》爲例，以見一斑。《蒙求》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蒙書，明清間流傳較廣的是宋徐子光的注本，其作者則署作李瀚。余先生的考辨長達近萬言，所考主要是三個問題，一是此書的作者及其事迹，二是此書注的作者，三是書中用典的出處。《四庫提要》據《資暇集》有“宗人瀚作《蒙求》”的記載，從《五代史·桑維翰傳》中找到後晉翰林學士李瀚浮薄的記載，就斷此書爲“晉李瀚撰”。其實《提要》的作者讀書稍爲仔細一些，就會發現錯誤的所在，即唐文宗時李匡文的著作《資暇集》中已經提到了《蒙求》，且稱作者爲李翰，其作者怎麽可能是一百多年後的後晉人呢？再者後晉的這位也不是李瀚，而是李澣，因其先仕後晉而後仕遼，故在《遼史》中有其傳。這些問題都並不複雜。清末因此書日本傳本的舶歸，此書卷首有天寶五載（746）李良的《薦蒙求表》和李華的序，作者爲盛唐人李翰，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據此駁《提要》之失。而沒有見到日本刊本的黃廷鑑《第六弦溪文鈔》、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也廣引典籍以糾訂《提要》之誤。余先生對此書前人已有的考證成績，逐一援引，並稍作評騭，如謂楊氏稱引二李表、序，仍稱作者爵里未詳，卻忽視了表、序中對爵里均已敘及，謂黃氏所考有得，但忽略了兩《唐書》都有李翰傳，稱道周氏“特爲精密”。在此，余先生對前人的研究可說是不掩其善，不護其短，其本人的發見則另述。他據明刻本顧起倫《蒙求標注》，指出明人已知作者爲唐人李翰；又據金元好問《十七史蒙求序》，知宋、元刊本原有二李序、表，足與日刊本印證；而于李翰生平出處，則廣引唐代典籍以予發明。相比於前人的研究來說，他的考辨是最爲精當的。其次是《蒙求集注》的注者，又涉及集注者徐子光的生活時代，徐子光與徐賢是否同一人，徐注的八卷本和三卷本的關係，以及徐注所稱舊注出自何處等。余先生對此僅用不足千字，即作了允當的詮解。他的重要發現則是，徐注《蒙求》所稱之舊注，與日本刊本的原注，其實都是出於《蒙求》作者李翰本人的手筆，他的依據一是二李序、表的記載，稱“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別事可記，亦比附之”（李華序），“注下轉相敷演，約萬餘事”（李良薦表），都很明確。他又引宋人《雞肋編》和《學林》的記錄，知宋人已知爲李翰自注，但徐子光對此已不甚明瞭了。楊守敬已有見於此，余先生則進一步予以證定了。考定《蒙求注》爲李翰自作，對利用此書以作古籍輯逸，極其重要。如三十年代印《叢書集成初編》，《蒙求》有自注的《佚存叢書》本和徐注的《學津討原》本，只因徐注文繁而不取前本；而近年印《續修四庫全書》，卻選用了雖珍貴但殘缺的應縣木塔藏遼白文本，不取自注本，也未稱允當。倒是日本學者編《本邦殘存典籍輯逸資料集成》，利用自注本輯出了大量古籍佚文，很具識見。最後是《蒙求》用典的出處，《提要》對此有一大段似是而非的考論，楊守敬已作了詳細的辨駁，很見識力，《辨證》全引之，以爲“尚有未盡”，再就毛寶、韓壽二事作出解析，更見妥帖。就此一篇來說，可以說《提要》原文的十之七八已被駁倒，經此辨證，《蒙求》及其自注的價值才得到充分的證明，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余先生的治學原則也於此有所展示：一是凡研究之問題，前人已有論列者，務予援據；二是對《提要》和前人所述，平心分析，務求其是；三是凡考辨所及，皆循本溯源，知其端委變化，凡提出己說，則儘量追求博證、確證，證據不足，不妨仍予存疑。

還可以舉一些非常具體的考訂。如對作者姓名的確定，雖屬小事，但要求得確鑿的結論，也必須要有堅強的佐證。如宋代史書《東都事略》的作者，《四庫提要》作王偁，依據是此書明刻本的署銜。在余先生以前，清末陸心源在《儀顧堂題跋》中已經據所見此書宋槧本和明覆本以爲應作王稱，錢綺又據影鈔宋本提出應作王稱，並認爲其字季平與名“稱”合，余先生又揭出五松齋仿程舍人本的署名，以及《郡齋讀書附志》、《玉海》、《分類夷堅志》的書證，又舉出陳垣先生舉出的《學海類編》本《西夏事略》和宋蜀刻《二百家名賢文粹》的題名。這些多方面的書證集中起來，王稱是而王偁誤，可說是完全證定而不可移易了。再如清人從《永樂大典》和《說郛》中輯出宋末筆記《愛日齋叢鈔》，《說郛》題作者姓葉而失名，《四庫提要》遂以爲書目不著錄而作者名無考。余先生指出清初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此書爲十卷，且列作者爲葉寘，弄清了此書的作者和卷次。又進而從南宋《鶴山大全集》、《平齋文集》、《後村題跋》、《吹劍錄》等書中勾尋其生平事迹，爲今人利用此書指示了可靠方向。類似的情況還有元代《測圓海鏡》的作者應爲李治而不作李冶，也有很充分的證明，所舉作者兄弟數人名皆從水，尤爲鐵證。像這類例子在全書中很多，就不多舉了。

余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大師級學者。他能夠寫出《四庫提要辨證》這樣的力作，蓋因其讀書深入得法，研究方法科學，加上一生勤奮向學，博聞慎思，所獲自然邁越前修，爲世公認。前文已經指出，他的讀書研究方法從外在方式來說，是繼承樸學傳統，以具體文獻和事實的考據爲主的。但如作深入探求，可以發現他的讀書與前人已有極大的不同。一是掌握目錄以求全面把握文獻，對存世典籍有全局在胸的理解。認爲目錄學可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雖是清人章學誠所提出，清代理解及此的學者也頗有其人，但要真正做到，則非常不容易。余先生在其另一部經典之著《目錄學發微》中，特別將目錄學的功用歸納爲六點，即“以目錄著錄之有無斷書之真僞”、“用目錄書考古書篇目之分合”、“以目錄書著錄之部次定古書之性質”、“因目錄訪求闕佚”、“以目錄考亡佚之書”、“以目錄書所載姓名卷數考古書之真僞”（《目錄學發微》卷一《目錄學之意義及其功用》），可以說是他精通目錄以治學的心得之談。在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對每一具體問題的所涉文獻，有全面的瞭解，對每一種用書的源流變化，都有很精緻的理解，據此而展開考辨，無不舉證充分，邏輯嚴密，令人信服，即得力於此。他的《古書通例》所論雖以漢魏以前古籍爲主，但他提出讀古書應“案著錄”、“明體例”、“論編次”、“辨附益”的原則，也可以說是他讀一切古籍的原則。他特別推崇三國董遇“讀書百遍而義自見”（《三國志·魏志·王朗傳》注）和北齊顔之推“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顔氏家訓·勉學篇》）的讀書箴言，認爲“百遍縱或未能，三覆必不可少”。他自述讀書研究的情況：“每讀一書，未嘗不小心以翫其辭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於搜集證據，推勘事實，雖細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權衡審慎，而後筆之於書。”這種小心謹慎、實事求是的態度，體現在全書的每一處論述中。從細節說，凡所引書，一律援據原書原文，不據他書轉引。《四庫提要》在這方面就有欠缺，如經部諸書提要，看起來旁徵博引，頭頭是道，但仔細覆核，不難發現多是據朱彜尊《經義考》轉引的，以致許多結論並不準確可靠。余先生將其所引文字、所涉文獻、所及問題，窮源溯委，反覆斟酌辨析，以求明瞭真相。他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學術成績，原因即在於此。

最後還想提出本書中所見作者的學術氣度和良好學風。余先生認爲自晚清以降，對《四庫提要》的態度，“信之者奉爲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他都不贊同。他認爲該書“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自《別錄》以來，纔有此書”，給以極高的評價。他的工作得到學術界很普遍的好評，但他在將自己和清人的工作比較後，用射鳥爲譬喻：“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余則樹之鵠而後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於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爲《提要》，決也。”這種虛懷若谷的學者氣度，也是余先生一生謙遜爲學的自然流露。聯想到近年學術批評中常見的現象，捧場者一味吹噓，動輒就說某書有幾大優點，棒殺者發現前人的一點錯誤，就象打落水狗一樣地全盤否定，都不是學者應有的行爲。余先生半世紀以前所說的這些話，很有針砭時弊的意義。

本書於1937年7月印行史部和子部未完稿十二卷。作者身前編定全書爲二十四卷，1958年10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中華書局於1980年5月據以標點重排後出版，至今也已二十多年。雲南人民出版社這次重印，是本書的第四個印本，內容則仍完全保留作者自定本的面貌。

【本文原載《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又刊浸會大學中文系編《人文中國》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收入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的作者新著《出入高下窮煙霏：復旦內外的師長》。感謝陳尚君老師授權發佈。】

編輯：汪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