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中的“数据劳动”： 现状、困境与行动策略——一项基于电竞主播的探索性研究

电竞不仅日渐融入当代青年人的生活，而且还孕育出电竞主播这一新兴的职业群体。电竞主播通过直播电竞比赛或录制和编辑与电竞相关的视频，上传至网络来获取报酬。与此同时，观众或粉丝通过弹幕、评论、赠礼、打赏等方式与电竞主播展开互动（曹书乐，2021）。一个欣欣向荣且极富创意的电竞直播市场吸引着“Z世代”电竞玩家积极投身其中。

电竞直播的勃兴与网络直播产业自直播“元年”以来的井喷式发展密不可分。不少学者聚焦直播和活跃在各类直播平台上的网络主播，广泛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围绕网络主播与新媒体技术、平台经济、情感劳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的研究。

电竞主播与其他网络主播不同，它是一种结合电竞和网络主播两种职业特征的新兴职业。这种结合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网络主播为电竞提供了新的变现途径，“人气”的商业价值使电竞不止于休闲娱乐，而成为主播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徐林枫，张恒，2019）；另一方面，电竞为网络主播提供了新的直播内容。网络主播往往会基于身体或产品，通过拟剧和表演的方式来“俘获”观众或粉丝的注意力，获得礼物打赏（汪雅倩，2019；李怡萱，2020）。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网络主播为了提高他们的收入，不仅需要在直播间内积极地“编织”自己的社交关系网络，还需要在直播间外与忠实且大方的粉丝保持频繁的互动，确保粉丝能在他们直播时持续打赏，从而完成由“情”向“钱”的“关键一跃”（王斌，2020）。也就是说，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构成了网络主播的核心技能（于铁山，2020）。然而，与这些网络主播不同的是，电竞主播只要游戏打得好，在操作层面有自己的“绝活”，甚至不用“出镜”就能积攒可观的粉丝量（吉，2003/2020）。因此，他们大多是身怀高超游戏技能的电竞玩家，这也为他们不断扩大粉丝规模，为电竞赛事增加流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由电竞主播与观众或粉丝共同构筑的“趣缘空间系统”中，电竞主播过人的游戏天赋、反应力、判断力和心理承受力远比其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来得重要，而成为不可替代的特质（马中红，刘泽宇，2020）。

本文旨在将“数据劳动”的概念引入对电竞主播的研究，通过剖析这一群体的劳动形式、劳动过程以及控制方式，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进行探索性研究。“数据劳动”这一概念较早出现在粉丝劳动研究中。与饭圈女孩的“数据劳动”相似，电竞主播既没有确定的劳动场所，也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他们“以屏为劳”，在“流量”大棒的指挥下，通过游戏操作、粉丝互动和娱乐效果来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或粉丝进入直播间。一方面，对于电竞主播来说，持续上涨的观看量、点赞量、弹幕量意味着更多的打赏和带货收入，这些构成了绝大多数未与平台签约的电竞主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保障其职业稳定性的重要条件；而另一方面，对于平台来说，流量不仅仅是数据集合，而且是粉丝经济的催化剂和黏合剂，以及平台营销的未来和爆发点（胡岑岑，2020；晏青，侯涵博，2021）。电竞主播不得不为了争夺流量与同行展开激烈的竞争，同时面临着一旦流量持续缩减，就有可能随时被平台“清退离场”的威胁（肖珺，郭苏南，2020）。那么，在平台经济中，“数据逻辑”是如何具体嵌入电竞主播劳动过程的？也就是说，电竞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为了获得可观的流量，需要关注和提升哪些具体的数据指标？当他们的劳动高度围绕着“做数据”而展开时，面临着怎样的劳动困境？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来摆脱困境的？在这背后，资本、技术与劳动者三者之间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关系？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与回应，旨在为剖析和洞察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形式及其控制方式提供有益的学理阐释与丰富的经验材料。

为了更准确把握和深入探讨中国电竞直播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电竞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者于2020年12月来到总部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HY平台JA电竞公会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参与式观察。JA公会成立于2019年12月，以移动端MOBA类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为其主打的直播内容。JA公会旗下共有主播3969人，其中活跃主播人数为690人。HY平台采取分频道管理机制，共有15个分频道，直播时间涵盖全天24小时。在研究者的参与式观察期间，共对10名主播和3名运营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每次与主播的访谈时间为35-40分钟，与运营人员的访谈时间约为1小时。出于研究伦理的需要，所有受访者在本文中均使用化名。接受访谈的主播类型主要分为技术主播、陪玩主播、娱乐主播和颜值／声优主播四种类型。这些主播的直播内容特色和收益来源如表1所示。其中，部分电竞主播兼具多种主播类型的一般特征。

表1：接受访谈的电竞主播的不同类型

JA公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其运营能力十分出色。根据应用程序“头榜盒子”所提供的数据，在2021年2-3月间，JA公会旗下《王者荣耀》主播贡献资金流水总计达503.8万元，单一分频道最高月流水达175万元。JA公会资金流水总体稳定，属于主营《王者荣耀》板块的头部公会。研究者在主播CW的陪伴下，来到2020年JA公会的年会现场，结识了本次研究中接受访谈的电竞主播和运营人员。此外，研究者为了更全面审视和深刻揭示出JA公会电竞主播“数据劳动”的现状与困境，在此次年会结束后，又对HY平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线上观察，与电竞主播和运营人员保持着十分畅通的沟通渠道。表2和表3分别整理和归纳了接受访谈的10位电竞主播和3位运营人员的基本信息。

表2：接受访谈的电竞主播的基本信息

表3：接受访谈的运营人员的基本信息

研究发现，电竞主播的劳动过程受制于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的双重“数据逻辑”，因此他们的劳动日渐转变为一种专注完成各项数据指标的“数据劳动”——“做数据”构成了电竞主播劳动过程的内核。在巨大的数据指标压力下，电竞主播由“自我创业者”逐渐转型为“数据劳动者”（Lin & Zhao，2020）。

（一）游戏对局的“数据逻辑”

通常情况下，作为电竞玩家的主播在其直播过程中，需要遵从游戏操作规则，达到观众或粉丝所期望呈现出的数据指标，进而完成直播内容的生产。以《王者荣耀》为例，游戏对局的数据标准，包括：KDA值、对局数据评价和英雄熟练度。

首先，KDA值，即电竞玩家在游戏中，击杀人数、死亡数、助攻数三项数据指标的集合，是衡量玩家对局操作水平的基础数据。尤其是对于技术主播来说，这一数据表现至关重要，评分太低会招致观众或粉丝的非议。接受访谈的多位以技术见长的电竞主播表示，当KDA数值过低时，满屏“主播真菜”的弹幕十分影响他们在游戏中的情绪与表现。

其次，对局数据评价，即游戏系统根据玩家在对局中的输出伤害、承受伤害、参团率等数据对玩家所进行的综合评分。获得较好的对局评价是对玩家在游戏中高质量发挥的肯定，也是对其游戏技能的认可。

最后，英雄熟练度，即基于玩家对某一英雄的操作熟练程度所进行的数据化评价，包括英雄的使用场次和在不同对局中的表现等。一般来说，观众或粉丝可以通过英雄熟练度了解到电竞主播有哪些操作熟练且拿手的“招牌”英雄，英雄熟练度也是电竞主播自我介绍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网络直播的“数据逻辑”

网络直播的“数据逻辑”决定了电竞主播的劳动过程紧密围绕着提升人气值、订阅量、虚拟等级、资金流水等数据指标而展开。

首先，人气值，即电竞主播直播间实时观看人数和活跃程度。与电视直播相似，晚间7-9点是电竞直播的黄金档，主播能在这一时段积聚30-50万不等的人气值。一方面，随着主播人气的提升，他们有机会在HY平台上挑选到更好的直播时段；另一方面，更高的人气值能够激发主播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直播中，达到更理想的直播效果，进而吸引更多的观众或粉丝进入直播间，形成正向激励与循环。

其次，订阅量，即平台用户对电竞主播直播间的长期关注。HY平台会对订阅直播间的用户推送开播信息，更多的订阅量意味着主播拥有更多潜在的粉丝与资源。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都会“自我营销式”地推荐大家点击订阅和关注自己的直播间，以期增强用户的黏性，并和他们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

再次，虚拟等级。每位电竞主播账号都对应一定的等级，HY平台主播账号的等级从0-50级不等。如表4所示，主播账号升级所需的经验值由他们收到的虚拟礼物的总价值直接转化而来（每1点经验值对应0.1元的虚拟礼物）。直播平台会根据主播直播时长和积累的虚拟礼物总价值来对他们进行“升级”，等级越高，主播成为HY平台官方签约主播的机会就越大，其与平台的关系也就越可能趋于稳定。

表4：部分主播账号等级及其升级所需的经验值

最后，资金流水，即电竞主播的直播礼物收益和陪玩收益的数据，一般以月为计量单位，这也是他们“做数据”最直观的劳动收益。JA公会举办的主播年会是邀请制的，拥有月流水十万以上的主播才有资格出席。一般而言，主播的资金流水会与公会分成。在JA公会中，主播与公会的分成比例大致为7：3。

概言之，当数据成为衡量电竞主播劳动价值和决定他们劳动报酬最重要的因素时，电竞主播会专注完成各项数据指标，因此在直播平台中，“数据逻辑”已经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劳动控制方式。同时，电子游戏与平台规则都是依据算法建构的，各类数据不仅是评判电竞主播和运营人员直播业绩最为直接的指标，更是主播与平台用户之间互动的基础：主播凭借数据反馈来判别付费用户的喜好、上线时间和观看习惯，并根据实时数据的反馈，调整自己直播期间的状态，以追求更好的直播效果。需要强调的是，在平台经济中，“数据逻辑”是该经济形态奉行“流量至上”原则的产物。不同的平台就流量展开激烈的争夺，因为流量是平台进行商业变现的基石，是实现资本积累与增殖的要素（张志安，姚尧，2020）。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电竞主播生产的数据成为了直播平台吸引流量的重要手段，如更高的KDA值、更好的对局数据评价和更熟练的英雄使用度意味着直播平台能够得到更多观众或粉丝的关注；另一方面，电竞主播本身数据生产的过程与吸引流量的过程是同构的，如电竞主播的人气值和虚拟等级越高、订阅量和资金流水越大，主播直播间和平台的流量也就越可观。流量不仅意味着电竞主播能够获得更稳定的用工关系，还意味着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变现的渠道，将自己的经济收益最大化，更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加重了他们在跳槽时与其他电竞直播平台议价的“筹码”。

当“数据逻辑”成为电竞直播产业的支配性逻辑时，电竞主播与直播平台和公会之间形成了一整套新型的劳动规则。在这套规则下，原本颇具趣味性的游戏操作直播转变为一种“去技能化”的劳动和“去玩乐化”的“游戏”。

（一）“去技能化”：电竞主播的劳动“降格”

在马克思（1867/2009）看来，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劳动者操作技能的削弱，进而使他们逐渐丧失对劳动的控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生产因在工作场所中引入的自动化技术和推行的科学管理制度而持续受到被“降格”的威胁。他们因此普遍陷入“去技能化”的困境：劳动者大多从事“无需繁复思考或特殊技巧的低技能工作”（布雷弗曼，1974/1978：194）。他们既不需要通过学习来提升个人能力，也不需要从整体性层面来对劳动进行把握，而只需成为劳动生产过程中细微且可替代的一个部分。

对于电竞主播来说，全面掌握游戏操作，拥有熟练的游戏技能是从事这份职业应该必备的基本素养，如前所述，高超的游戏技能构成了电竞主播不同于其他网络主播的核心竞争优势。在JA公会，许多主播不仅是《王者荣耀》的头部选手，甚至还是某位英雄熟练度的头号玩家。但在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双重“数据逻辑”的持续压力下，电竞主播并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职业选手。相反，他们一步步地将自身的劳动“降格”为单调重复的机械操作，并时刻面临着被其他同类型主播替代的窘境。

1.英雄池：电竞主播难以摆脱的困局

截至2021年3月，《王者荣耀》可供电竞玩家在对局中操作的英雄共计104个，依照MOBA类游戏对抗路、中单、打野、射手和辅助位置的不同分类，电竞玩家只有熟练掌握25-40个英雄，才能从容地应对比赛禁选英雄和英雄阵容搭配的问题，这就是在职业电竞中常常提到的“英雄池”问题。但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电竞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迫于游戏数据指标的压力，一次次拿出自己的“招牌”英雄，虽然他们是某个或某类英雄的最强操作者，但却常常向观众或粉丝展示相同或相似的游戏技巧。

然而，电竞主播在使用英雄方面“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会导致直播间观众或粉丝的视觉疲劳，进而选择放弃观看或离开直播间，这样电竞主播就很难完成网络直播的数据指标。随着主播年龄增长所带来的游戏操作水准下降，部分电竞主播往往会主动选择脱离高分段，去低分段展现自己多样化的技术操作。由此可见，“数据逻辑”导致电竞主播的劳动不断“去技能化”，且与游戏的竞技性意涵渐行渐远。

2.绩效对局：可复制和可替代的电竞主播

MOBA类游戏的研发者十分注重游戏对局的观赏性：他们鼓励电竞玩家在游戏中有更多的“击杀”和“推塔”，而非靠掌控地图内的经济和资源来取胜。这就导致一局游戏的时长越来越短，超长对局变得凤毛麟角。在有限的时间内，游戏本身的多样性和社交属性被极大地削弱，电竞玩家在技术操作上的差异性也不断消失。

赢得游戏对局胜利并展现更好地互动效果，是电竞主播获得观众或粉丝支持的主要方式。因此，他们迫切需要“绩效对局”，即在同一时间段，尽可能多得取得胜利，且尽可能快得结束对局，将剩余精力多投放在与用户的互动上。以陪玩主播为例，对局总数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收益。为此，主播通常会联合起来，以双人或三人配合的方式，快速带动游戏进程，取得胜利。主播EB在访谈中表示：“我们同一公会的主播肯定会经常互动，相互帮助上分。这样节省出来的精力还可以做一些‘节目效果’，粉丝看直播也会更轻松些。”

战术上的“取巧”是“数据逻辑”下电竞主播的最佳选择。然而，“绩效对局”导致主播个体游戏技能的弱化。久而久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其直播方式和内容都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和可替代性，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被直播平台“清退离场”的风险陡然加剧。

3.漠视游戏创新：版本依赖症

除了重复使用自己擅长的英雄，高效率地赢得游戏对局外，电竞主播越来越漠视游戏中的创新性，且对游戏版本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如前述说，越来越多的电竞主播只关心自己熟悉的位置和擅长的英雄。即使当他们在面对游戏版本更新时所带来的某些英雄操作数值上的增强与削弱时，他们也很少会选择“逆版本”的操作，即出于兴趣爱好去创造一些具有新意的游戏阵容或开发更有趣的玩法，而是选择在“数据逻辑”的支配下，挑选游戏版本鼓励的英雄，以最少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体力成本和脑力成本）获取游戏对局的最终胜利。

对版本的强烈依赖，导致电竞主播都倾向于选择一些观感较好、技能连招帅气的英雄，且以此来命名自己的直播间以博得观众或粉丝的关注，如“国服前几马超”“国服第一李白”等。在参与访谈的10位主播中，有3名主播主打“马超”这个英雄，他们之间很难在本质上进行区分，直播过程的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创新性的游戏操作更是无从谈起。不少主播在访谈中表示，全年无休、高强度、机械重复的“数据劳动”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厌恶情绪。下播时，他们都不会再看游戏一眼，有时候连手机都不想看，而这几乎是拥有2-3年直播经历电竞主播的共同状态。

（二）“去玩乐化”：丧失趣味的“游戏”

在法国哲学家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看来，劳动是一种游戏，劳动的“游戏化”（或“玩乐化”）是人们摆脱艰辛和追求快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力量（转引自胡冰，2019）。但电竞主播的劳动恰恰存在明显的“去玩乐化”特征：电竞主播不再是出于兴趣爱好的电竞玩家，“数据劳动”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导致直播过程成为一种“丧失游戏性的游戏”（Bulut，2014：201-202）。换言之，在电竞直播这一源自主播兴趣爱好的“玩乐劳动”中，主播能够感受到游戏所带来的轻松、自由、有趣、愉悦等多维度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41/1993）所指称的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体力和脑力的无尽的“苦修”。由此，电竞直播从轻松的“游乐场”转变为具有强制性的“社会工厂”，对电竞主播来说，“玩乐”变成了“奢侈品”。

1.体验的让渡：直播中的粉丝至上

一般而言，不管是技术主播还是陪玩主播，他们的游戏操作技术都优于普通游戏玩家。因此，当他们（尤其是陪玩主播）与粉丝一同组队对局时，通常需要放弃自己熟悉或舒适的游戏操作节奏，不断照顾粉丝的游戏体验，而这个过程一般也是主播作为电竞玩家丧失游戏乐趣的过程。主播CA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像我玩《王者荣耀》一般都是玩打野，节奏很重要。有时候和我一同组队的粉丝自认为消费了，就要求我既要带他赢，又要照顾他的游戏体验。我只能放弃打野去帮他，担心他的游戏心态出现问题。”为了提升游戏对局的胜率，电竞主播有时会选择“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操作节奏来完成对局，但这样的“意气用事”通常会导致大量观众或粉丝的流失。

2.数据比较：电竞主播之间的同侪压力

电竞主播直播时的各项数据均在公会的考察范围内，运营人员会根据线上数据第一时间与主播进行反馈与沟通。“头榜盒子”将电竞主播“做数据”的能力不断可视化，实时数据的生成使所有主播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如图1所示。在直观的数据面前，电竞主播提升数据水平的方法相对单一：即通过不断加播和不断播的方式，实现直播间观看人数的最大化。同时，数据水平名列前茅的主播会成为其他主播争相效仿的对象。他们之间重复彼此的劳动，绝大多数电竞主播几乎完全丧失了开创独立游戏风格或直播风格的能力。

图1：“头榜盒子”中部分《王者荣耀》电竞主播数据一览图

一方面，电竞主播只强调“做数据”而忽视游戏直播内容和质量的劳动过程必然导致他们充满技巧性和专业性的劳动“降格”为一种操作简单、可复制性强、技术含量低的“数据劳动”，电竞主播陷入“去技能化”的困境之中。精湛的游戏技能是电竞主播吸引观众或粉丝观看、获取流量的基础，但当他们以满足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的多重数据标准为其主要劳动目标时，上述这种非专业性和非技能化导向的“数据劳动”使他们无暇提升自身的游戏技能，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电竞主播相关专业技能的钝化直至丧失殆尽，“数据劳动”与专业技能提升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在此凸显。另一方面，电竞主播选择这一职业的部分原因来自他们将电竞直播视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或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但当他们受“数据逻辑”的控制与规训时，电竞直播持续面临着“去玩乐化”的威胁，而成为一种“苦修式”的劳作。在此，工作与休闲、劳动与玩乐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数据劳动”进行如下定义：在平台经济中，一种以吸引流量为核心，并在“数据逻辑”的主导与支配下完成多重数据指标的劳动形式，具有“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的基本特征。“做数据”的压力会导致数据劳动者内部竞争的白热化，他们的工作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游戏技能和兴趣爱好原本是电竞主播劳动同意形成的重要基础，随着他们的劳动被不断“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这一基础正在受到侵蚀。在“做数据”的持续高压下，电竞主播需要通过长时间和重复性的劳动来完成各类数据指标。那么，电竞主播在直播实践中有哪些“逆数据逻辑”的行为策略呢？

（一）停播或跳槽：电竞主播的“无声抗议”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网络直播带来了一波可观的人气，许多“Z世代”电竞玩家选择进入该领域。本研究中的4名主播都是在那段时间选择开播的。但是，随着电竞直播市场的饱和以及直播热潮的消退，当电竞主播“做数据”的压力持续增大，且长期得不到公会的资源支持时，他们纷纷选择停播或跳槽。主播ME在访谈中分享道：“现在电竞直播市场基本比较饱和，别说主播了，像我们新成立的公会都是前期投入很大才有了在平台上的影响力。主播停播或跳槽都很正常，有些公会不好好运营主播，卡着主播合同不让播，于是这些主播就会选择离开。”

对于电竞主播来说，直播时没有虚拟礼物、接单率和流量就意味着没有经济收入，因此他们的工作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而这又极易造成这一行业从业者的高度流动性。以JA公会为例，公会中的电竞主播大多没有相关的从业经验，且直播时间也很少超过一年。

（二）二次创作与多平台投放直播视频：“数据压力”的消解

由于直播平台的各项数据直接决定了电竞主播的收入，大多数主播只能用延长直播时间的方式来换取他们在平台上更多的曝光机会，与不确定的流量进行“对赌”。面对曝光渠道单一，曝光率不足的问题，JA公会的电竞主播往往会对直播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并将具有创意性的内容投放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以吸引更多的粉丝。主播AY在访谈中分享道：

有时候直播进入状态后会曝出一些金句，我自己也感觉效果不错，就会在直播结束后剪辑一些短视频上传到我的主页或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这样即使我没有在播，一些观众还是能够看到我的直播内容。等我再开播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我的粉丝了。有时我也会看看短视频里的一些评论，那些正面的评价和鼓励成为我每日坚持直播的动力。

一方面，在电竞主播对直播视频进行二次创作的过程中，他们能够积极运用短视频平台提供的各类热门模板和背景音效，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与能动性，更好地向观众展示自己独特的游戏风格或直播风格，以获取成就感和认同感。这往往是他们在受“数据逻辑”支配的劳动过程中所无法体会到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电竞直播过程中“做数据”的压力。另一方面，当多个短视频平台播放这些视频时，电竞主播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商业合作的机会和更多用户的喜爱，这些都将给他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很多主播表示，有了这笔收入，他们对直播收入的依赖性就会变小，也就不会只在乎直播过程中的各种数据指标。

（三）日常交往：电竞主播与运营人员的“趣缘共同体”

电竞主播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上的差异性导致他们之间很难形成情感联结，更不用说通过线下活动来强化彼此之间的情感，这也是他们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摆脱当前困境的原因之一。但研究者在对HY平台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且值得进一步观察的现象：虽然主播和运营人员之间是一种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但他们正在结成“趣缘共同体”。主播CW在访谈中强调：

ZY是我的运营，我在之前的公会不太了解HY平台的一些数据规则，比如平台发放的奖励都能用来干什么。同时我也不太清楚公会和主播礼物分成的原因，来到新公会之后，我才逐步弄清楚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加盟JA公会也是因为公会所有运营人员都来我直播间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主播团队，他们没有通过后台操作“机器人”给我引流，而是来我直播间和我互动，我十分感动。因此，我预感这里的团队气氛会很好。

由此看出，虽然电竞主播“做数据”的压力是通过“平台—公会—运营人员—主播”层层传导的，但电竞主播和运营人员也可以基于日常交往，进行情感互动、形成彼此之间的认同，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主要源自他们对电竞的共同兴趣爱好。因此，对于电竞主播和运营人员而言，兴起爱好是建构他们之间“趣缘共同体”的基点所在，情感成为了他们之间的纽带（蔡骐，2014）。两者的兴趣爱好和情感联结使他们相互帮衬，“趣缘共同体”中长效且稳定的亲密关系有助于电竞主播消解“数据劳动”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当“冰冷”的“数据逻辑”逐渐被“温暖”的“情感逻辑”替代时，电竞主播在访谈中表示，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对自身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明晰和准确的判断与认知。

电竞直播是电竞商业和网络直播相结合的复合体，“数据劳动”的概念构成了理解和检视这一复合体的关键。本文以HY平台JA公会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首先揭示出电竞主播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劳动过程受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双重“数据逻辑”主导与支配的实质，因此他们的劳动演变为一种以吸引流量为核心，专注完成各类不同数据指标的“数据劳动”。这些指标既包括电竞方面的数据指标，如KDA值、对局数据评价和英雄熟练度，又包括直播方面的数据指标，如人气值、订阅量、虚拟等级和资金流水。其次，本研究发现，当电竞主播以“做数据”为劳动过程的内核时，他们与直播平台和公会之间形成了一整套新型的劳动规则，使其不断陷入“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的困境。电竞直播既被“降格”为一种非技能化劳动，又成为一种“丧失游戏性之游戏”。最后，本文阐述了电竞主播摆脱上述困境的行动策略。与停播或跳槽等“消极的”行动策略相比，电竞主播往往会主动对直播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并将其投放在不同的短视频平台上，吸引更多的粉丝，同时以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情感作为联结，与运营人员形成“趣缘共同体”。当这些“积极的”行动策略发挥出日益显著的作用时，“数据逻辑”被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大，电竞主播也就越有可能摆脱“向数据妥协”或“向流量妥协”的境况。

从本质上来说，平台经济中的“数据逻辑”作为一种劳动控制方式是传统劳动中“赶工游戏”的延续（布若威，2008/2015）：为了满足更多的数据指标和追求更优异的数据表现，电竞主播积极地与观众、粉丝和运营人员展开良性且频繁的互动，持续进行数据生产，为平台“俘获”更多的观众或粉丝，进而实现平台的资本积累与增殖。但与“赶工游戏”不同的是，这种劳动控制方式具有高度的严密性、隐蔽性与欺骗性。

首先，“数据逻辑”的劳动控制方式更为严密。在电竞直播产业中，平台通过“数据逻辑”的控制方式，得以全面精确量化电竞主播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过程中的每一个数据，以及电竞主播之间每一项数据上的差异，进而掌握他们劳动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主播绩效考核的达标门槛，不断淘汰尾部主播。这种严密的劳动控制将电竞主播的劳动强度推向极致（Stabb & Nachtwey，2016）。

其次，“数据逻辑”的劳动控制方式更为隐蔽。这主要表现为：电竞主播在“数据逻辑”的支配下通常会将工作中的现实困境归因于自身未达成某项或某些“客观”的数据指标，而不会将矛头直指直播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这与詹森·休斯（Jason Hughes）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休斯（2010）认为，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控制方式正在经历从社会强制（social constrain）向自我约束（self-constrain）的转型，同时孕育出“自我控制”的文化。在此文化背景下，劳动者更易“规训于市场逻辑，视压榨自我的进取式文化为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机会，由此忽略甚至否认劳动过程中可能遭到的剥削和不公”（丰瑞，2019：120）。在电竞主播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数据逻辑”的劳动控制方式更具有欺骗性。不少电竞主播怀揣着成为“明星主播”或“头部主播”的梦想而进入直播领域，“成名的想象”不但有效地遮蔽了长时间、高强度、机械重复的“数据劳动”对电竞主播劳动的剥削，而且还建构了一整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他们甘愿受“数据逻辑”支配，以“自愿”“愉快”的状态为平台持续付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此外，在电竞主播看来，当他们的实际收入与完成数据指标的结果直接挂钩时，这样的薪酬计算方式既标准、又客观，因此电竞主播对直播平台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大多持认可的态度。很多学者（邓智平，2021；蓝江，陈朦，2021）认为，这极大地削弱了主播对平台的反抗意识。

有学者指出，在平台上，一大批拥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的青年群体构成了“数字灵工”（牛天，2021）。与由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服务员等体力劳动者构成的“数字零工”群体不同的是，“数字灵工”以脑力劳动、精神劳动和情感劳动为核心（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2021），是“灵工时代”的创意劳动者。然而，在本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数字灵工”的电竞主播在“数据逻辑”的支配下，其劳动并没有展现出灵活、灵气和灵捷的特征，而是被简约为数据的生产，以更好地遵循平台经济时代“流量为王”这一不二法则。在平台资本的驱动下，电竞主播的劳动力商品化进程被不断加速，陷入劳动“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的困境，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过程的创造性无从谈起。概言之，在由“平台—资本—劳动者”构成的平台经济闭环中，不管是“数字零工”，还是“数字灵工”，这两类群体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商业齿轮运转中的一颗颗螺丝钉”（庄曦，董珊，2019：42），服务于平台资本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据劳动”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地阐释和深刻地揭示出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且当“数据逻辑”成为“数据劳动”的控制方式时，它所具有的高度严密性、隐蔽性与欺骗性特征，加剧了劳资关系之间的不对等。

从更为宏大的社会语境出发，“数据劳动”的出现与“数字泰罗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与扩张密切相关。以量化的形式对劳动进行评估是工业化大生产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彼时“泰罗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对劳动者集中化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计件劳动与绩效考核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姚建华，2018）。而在当前，伴随着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泰罗制”被广泛应用于基于互联网媒介平台的数字经济中，“数字泰罗主义”应运而生。它主要表现为：平台通过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将劳动过程不断标准化和碎片化，而当“数据”成为最具增殖效应的数字资本时，数据及其背后的流量也就自然演化为衡量一切劳动价值的准绳（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在本研究中，电竞直播这种“数据劳动”形式的出现正是“数字泰罗制”日渐渗透平台经济的结果。需要警惕的是，兴起于20世纪初的泰罗科学管理原则不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时期对生产车间（封闭的劳动空间）中集体体力劳动的控制和对身体的规训，它同样适用于当下对网络空间（开放的劳动空间）中个体脑力劳动的控制和对大脑的规训。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封闭空间的劳动与开放空间的劳动、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通过数字化管理和控制而被“泰罗化”时，劳动者又将如何掌握和实现对平台的所有权、控制权和治理权（崔学东，曹樱凡，2019）？挑战数字资本主义技术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设计的力量又将来自何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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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小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