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从“赶稿游戏”到“老板游戏”：互联网平台中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

从“赶稿游戏”到“老板游戏”：

互联网平台中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

作者 | 刘战伟 刘蒙之 李嫒嫒

在新闻业“赶稿游戏”的基础上，非正式工作的自由撰稿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仍然努力工作的原因是“老板游戏”的存在。互联网内容平台对自由撰稿人的同意制造与劳动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劳动入场上以“自雇”与“自由”的命运自主理念制造同意，实则是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二是劳动过程中以“报题”、“抢题”与“赶稿”的时间自由制造同意，实则是隐蔽的时间技术控制；三是劳动成果上以“计件制”、“计档制”与“计流量制”的公平感知制造同意，实则是隐蔽的数值控制。“工人”与“老板”双重身份的重合，引发自由撰稿人“以自我为企业”的自我程控与意识规训。此时，自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幻想，是包装成“自由”的“控制”。

自由撰稿人 劳动同意 劳动控制 赶稿游戏 老板游戏

随着现代社会行业信息化、平台化的发展，灵活雇佣的方式和自由职业者的规模逐渐扩大。本世纪的头二十年，全球新闻媒体组织与记者数量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萎缩。尽管新闻编辑室在缩减人员，但是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选择，部分原因是自由撰稿人的兴盛。然而，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已离职记者去向的研究显示，大多数被裁减的记者并没有恢复他们的全职新闻工作。尽管89%的人找到了工作，但只有28%的人找到了新的全职新闻工作，其余找到工作的受访者要么转行，要么兼任其他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以兼职合同工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受雇。

组织单位体制的松动、资本市场的冲击和数字技术的创新，迫使很多“卖文为生”的人从组织内转向组织外生存。以自由撰稿人为代表的非正式雇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快速增长。媒体组织和教育工作者鼓励自由媒体工作者将自己视为个体企业，而不是一个应该集体保护其权利和公平报酬的工人阶层。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平台经济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工业经济正在逐渐向数字平台经济转型，劳动方式也从工业时代封闭式、集体化、工厂制朝着数字时代的开放式、原子化、协作制变迁。

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自由职业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通过在线平台的自由职业作为一种新现象出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包括自由撰稿人在内的“数字灵工”经济孕育而生。面对这一现象，经济学家丝毫不吝于给出“自由”、“解放”、“灵活”、“打破朝九晚五”等溢美之辞，却忽视了灵工经济背后数字劳工面临的劳动控制问题。过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机构媒体雇佣的职业记者，注意力一直聚焦在职业新闻记者的角色上，而非平台主导下的那些随机应变、饱含技能、相对灵活的自由撰稿人。

自由撰稿人被媒体行业自由撰稿工作所带来的自治、灵活、创造力和兴奋所吸引，但他们也正常地接受了与这项工作相关的高风险、不稳定性，无法享受到五险一金、最低工资、加班津贴以及各类劳动权益。因此，究竟是“自由赋予”还是“自由剥夺”，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做自己的老板”如何构成了自由撰稿人“同意”不稳定、无保障工作的基础？自由撰稿人脱离组织控制是否获得更多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又存在着怎样的劳动控制？

（一）劳动的媒介化与平台劳动的时间控制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出现，引发了社会的“媒介化转向”与劳动的媒介化。遗憾的是，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媒介化的无限侵入，重塑了工作、娱乐等生活形态与生产方式，学术研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活维度，对生产领域劳动媒介化的关注与研究相形见绌。

时间控制的成功，是工业文明战胜农业文明的重要表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探讨资本家对工人的时间控制。工厂的劳动产出依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间成为资本控制劳动者的重要手段。在时间维度上，平台控制下的劳动者不必遵守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工业社会“朝九晚五，上班打卡”的时间限制。平台劳动者可以摆脱时间束缚，自主安排工作地点与时间，获得极大的时空自由。然而，反思“平台”的价值隐喻，公共话语中伴随着开放、连接、机会和中立的假设应接受批判性反思。

李胜兰、江立华通过对外卖骑手的研究，指出平台通过为劳动者营造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宽松的工作场域吸引向往自由的劳动者加入，但却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以时间为单位和节点，对骑手的劳动过程实施了严密而细致的记录和监控。姚建华对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劳动控制研究发现，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托客往往夜以继日，不断压缩休闲时间。虽然他们在选择工作时间上有着自主权，但这种看似自由的安排，实质上并不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由任务发起者所发布和分包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属性决定，强烈依赖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结构和规则设计。

在网络文学生产的非物质劳动领域，张铮与吴福仲发现网络文学平台通过产量竞赛、创意规训和权责置换的方式,分别达成对“执行”、“概念”和“契约”的控制。蒋淑媛与黄彬认为网络作家数字劳动异化是主体地位逐渐弱化的过程,也是在技术升级换代的作用下主体地位慢慢被蚕食分化的过程。胡慧、任焰对网络作家的研究指出，不同于工业劳动控制的“坐班”与“打卡”制。网络平台的兴起，正隐蔽地挖掘网络作家的时间，进一步加深网络作家生产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化。上述研究揭示了平台文化生产者的时间控制陷阱，却不足以解释自由撰稿人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控制。

平台劳动放松了对劳动时间的直接控制，并不意味着“从控制中撤退”，而是依托于劳动产品与任务时间的结果导向，通过时间控制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折射出在平台资本主义下信息社会中个体被过度商品化的困局。数字劳工需要分层研究，不同层次的工作者工作过程的特征并不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相比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等平台劳动研究的硕果累累，新闻传播学对互联网平台内容生产与劳动控制方面的原创性研究寥寥无几，上述研究成果无法完全解释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问题。

（二）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与“同意”制造

对于劳动控制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中劳动过程的分析，资本家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就必须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资本家通过专制对工人施加劳动控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在马克思主义劳动控制理论的基础上，泰勒主义等科学管理原理取代专制主义成为劳动控制的手段。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各国政府开始推广“去管制化”，如何制造“同意”成了摆在资方面前的重要问题。

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的“赶工游戏”(game of“making out”)是劳动过程理论中解释“劳动同意”的核心理论。通过将劳动过程“游戏化”的处理，营造出一种工人积极主动、努力工作的和谐氛围。通过对游戏中最直接的工作环境的掌握，胜出的工人在车间体验到了想象的自由。有学者在对Uber和Lyft等平台劳动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劳动者心甘情愿地从事按需工作，不仅是为了挣钱，也是在管理制度的模糊性激励下进行的学习游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自我满足感和自主控制的幻觉。

在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赶工游戏”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提出了“性别游戏”等。以上三种理论均无法解释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与建立稳定雇佣关系的工厂劳工不同，自由撰稿人属于非正式、不稳定的就业形式。经济的不稳定与数字技术的发展，非正式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快速增长，与之相关的劳动控制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提出“情感游戏”与“理想游戏”。尽管自由撰稿人属于非正式工作的一种，但与新闻实习生、娱乐产业实习生的非正式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学者根据“工作期待”提出“老板游戏”。研究人员延续布若威“赶工游戏”的思路,以广州市中大布匹市场周边聚集的小型制衣厂为例,探讨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问题，将非正式就业的制衣工人在不受保护的劳动状态中仍然努力工作的原因归结为“老板游戏”的存在。希望“当老板”的期待缓和了劳动者与资方的冲突，使得劳动者将目前生活遭遇和境况视为是暂时性的而加以忍受。“做自己的老板”对劳动者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建构起劳动者“同意”的基础。

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丰富的劳动“同意”制造理论，揭露和解释劳动者日常劳动背后的自我控制和其他系统控制。在正式与非正式工作劳动控制的研究中，现有的同意制造和劳动控制理论并不能解释自由撰稿人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问题。平台经济下的用工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劳动控制机制也发生了迭代。本文采用劳动过程的理论架构，来探讨和解释自由撰稿人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问题，并基于新的劳动现象和经验材料来拓展固有理论。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型的研究方法，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收集资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直接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通过体验与观察获取一手经验资料。帮助研究人员深入认识研究对象与问题，为理论建构提供全面深入的现实经验材料。笔者于2016年12月至2021年2月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R、W、F三个平台的三个直属栏目与多家自媒体机构供稿，三家平台均为头部互联网公司。其中R平台位列互联网内容平台头部，创建了众多具有良好口碑的内容品牌，其内容生产系统不雇佣全职内容创作者，而是以众包的形式，依托分布式个体自由撰稿人生产内容。

R平台诸多栏目的内容主要来自个体自由撰稿人，他们在平台的内容生产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笔者在R平台从事“自由撰稿人”期间，先后与平台主编、编辑、自由撰稿人等直接接触，并参与各项工作，深入体验和观察互联网平台上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日常。此外，利用参与自由撰稿工作的经历，间歇与主编、编辑和自由撰稿人交流，以获取丰富、扎实的经验材料。笔者还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另两家互联网平台W和F，以及多家平台媒体撰写稿件，全面系统地观察和获取不同平台与机构自由撰稿机制的运行逻辑与经验材料。

研究者从2019年7月开始到2020年9月分别访谈了19位为互联网平台媒体供稿的自由撰稿人，具体撰稿任务主要以热点新闻分析类文章、评论类文章、非虚构文章、深度报道和编译文章为主，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形式包含全职与兼职两类形态，覆盖各大互联网内容平台，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访谈主要通过微信和电话进行。结束后，研究人员对访谈资料进行反复阅读，从中提取核心话题与关键概念，最后就其展开现象分析与理论归纳。

互联网内容平台对自由撰稿人的同意制造与劳动控制显现出强迫、异化的制度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劳动入场上以命运自主制造同意，实则是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二是劳动过程中以时间自由制造同意，实则是隐蔽的时间技术控制；三是劳动成果上以绩效公平制造同意，实则是隐蔽的数值控制。

（一）制造同意：命运自主的意识形态

权力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否定”。权力也许表现为暴力或镇压，但并不以此为基础。韩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权力不必是排他性的、禁止性的或者封锁性的。它不仅不反对自由，甚至可以将自由为己所用……今天，权力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肯定”、“自由”的姿态。主动认可的“同意”，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劳动控制。

1、自雇：自己“做自己老板”

劳动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选择做自由撰稿人，是为了获得对劳动过程的相对控制权，做自己的老板，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更高的经济回报、更好的工作满意度与灵活的雇佣关系。自由撰稿人成为自己的老板，拥有一种企业家的角色认知。在以知识创业精神为主要意识形态立场的背景下，自我品牌（self-branding）塑造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关键手段。自我品牌等同于社会理论所称的社会资本，在数字知识经济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

拥有决定自己时间的能力也有不利的一面，意味着自由撰稿人必须强迫自己，将管理者角色内化。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公司”的工作任务与压力。自由撰稿劳动中项目制、短期合同、一专多能和灵活的工作安排显示出文化工作的一些根本矛盾：这些关系给予生产创意作品所需的相对自主性与灵活性，而平台企业可以由此免去支付工资和劳动保障方面的福利。自主性的益处被这种不确定性破坏了。要想成为内容平台的自由撰稿者，就必须接受并适应这种间歇式、全天候、不稳定的劳动形式。

自由撰稿人积极主动地形成了一种自我控制的文化。在这种控制下，他们规训于平台商业逻辑，视压榨自我的进取式文化为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机会，由此忽略甚至否认劳动过程中可能遭到的剥削和不公。身为自己的雇主，原本组织机构对人的剥削和规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对自我的剥削与规训，为了追求更高的产出，自我剥削与规训隐藏在“自由的面具”之下。

这种自我的自治比外部的制度规训更难逃脱。自由撰稿人必须极其自律，时刻准备好工作，还要适应他人，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像在体制单位中那样可以“混日子”。一个要实现经济和生活“自由”的自由撰稿人离不开“自律”，也就是“自我规制”、“内化的规制”。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

2、自由：灵活的弹性雇佣关系

互联网内容平台依托自由、灵活、自主等意识形态，吸纳崇尚自由的劳动者加入自由撰稿人行列。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将这种临时雇佣制度称之为(contingent employment)“弹性雇佣关系”。自由撰稿人是摆脱小隔间身体控制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其他人，尤其女性，自由撰稿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体面、合法工作场所的门面。全职雇佣制让成为“职业女性”越来越艰难，因为她们陷入了时间限制与期望的两难境地，既需要做全职工作，也需要做全职照料家庭的（second shift）“第二轮班”。

原则上，进入自由撰稿人行列的劳动者来去自由，不用委身于严格控制日程、项目和同事的组织雇佣形式。弹性工作制度赋予自由撰稿人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可以自主地安排工作时间与空间，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能够度过更长的假期并灵活地满足家庭的需求。许多自雇者甚至愿意牺牲作为受雇者的相对稳定的收入而选择自由职业，以获取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性、任务的灵活性等非物质回报何。与雇佣制相比，自由与自主性触发其对工作的“主动同意”。

从央视离职后我给腾讯《谷雨》写过一些稿子，还给网易《真实故事计划》写过。我就觉得这种平台突然给了我一个不用受原来编制身份的约束，就是可以非常自由，然后又有一个呈现的平台。（S2）

在关于自由撰稿人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两类模型。“投资组合模式”是将具备高技能和专业特长的人纳入自由撰稿人，他们具备较强的能力，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另一个是“边缘化模式”，由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原本的产业进行升级，能力比较弱的就会被淘汰，被迫从事自由撰稿人。

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冲击，传统媒体大量裁撤关闭。许多依靠文字谋生的人，在平台自由、灵活与高稿酬吸引之下，主动成为了为平台短期工作的熟练文字工人。自由撰稿人本意是追求自由灵活的工作与生活，但现实恰恰相反。口头协议的聘用制，使其成为一个特别脆弱的群体。没有固定工作场所，缺乏稳定收入与福利保障，工作过程中需要高度的自律。安全感的缺乏与弱势地位意味着自由撰稿人要受到平台的“摆布”。

（二）报题、抢题与赶稿：自由工作下的时间控制

时间是一种权力，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在时间技术层面，平台的弹性工作制度让自由撰稿人获得较宽的时空自由，制造出劳动者的“主动同意”。然而，媒介技术催生的时间自由，不仅可以赋权自由撰稿人，也能为资方所用，成为平台劳动控制的技术工具。互联网平台主导下的自由撰稿工作过程，从“日常领题”、“自主报题”到“赶稿劳动”，时刻都要面对媒介化劳动的技术时间控制。

1、报题：自主选择下的自我规训

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化生产机制，作为劳动者的自由撰稿人积极、主动地争夺劳动份额与工作机会。区别于事业体制中的规定任务与严苛限制，自由撰稿人可以自主地选择感兴趣的选题，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与空间，制造了这一群体的劳动同意。

传媒业的快速迭代，产业形态也在急速变化，自由撰稿人的数量激增。尽管评论经常称赞自由撰稿人是信息时代的理想工作，适应能力强、多才多艺、富有创业精神，但尼科尔·科恩认为，自由撰稿人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其特点是收入下降、对工作失去控制、工作负荷大、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和社会保障。她记录了自由撰稿人职业的转变，从一种为了追求自主性而放弃工薪劳动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平台加强对自由撰稿人劳动剥削的战略。

我觉得像自由撰稿人的话，就是温饱解决的问题，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养活自己，这个职业是不固定的，他不像一些职业，你按部就班每天去上班就好。我觉得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选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S4）

平台栏目或机构的撰稿任务主要包含“自主报题”与“日常领题”，编辑会不定时在微信作者群内发布待领选题，大家依照个人能力与兴趣领题并完成稿件；大多数情况都是“日常领题”，编辑不定时发布选题。（R平台田野笔记）

热点话题流量高，我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要系统的刷一遍微博、豆瓣、知乎，看看有什么好的热点话题，可以用来作为稿件选题。（S6）

互联网内容平台上自由撰稿人的报题，看似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实则并非完全随意自主，而是要遵从平台的风格与需求。为了寻找合适的选题，自由撰稿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信息海洋中甄别选题，然后将其报给编辑审核。此时，耗费大量的时间，同时也面临被编辑毙掉的风险。

2、抢题：时间自由下的“时刻待命”

平台放弃雇佣制劳动控制，转而寻求突出劳动者自主性的灵活用工。自由撰稿工作放大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催生超额赶工劳动。媒介化劳动的社会，自由撰稿人面临着更长的工作时间、多变的截稿时间、紊乱的生活节奏。更糟糕的是，还需要面对不稳定的收入、社会保障及组织协助的缺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章质量标准的降低，也不意味着平台放弃内容的时效性。

基于时间自由的弹性工作制度一方面意味着灵活的时间安排，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工作的“实时待命”状态。弹性的工作制度，工作任务随时可能出现，面对个体与平台双方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自由撰稿人往往难以拒绝编辑分配的任务。没有基本工资与社会保障，自由撰稿人单纯以“挣工分”为生，能否接到足够的约稿，抢到足够的选题，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生存的经济压力会直接影响自由撰稿人的劳动行为。

撰稿群里抢题的速度，堪比春节抢火车票，秒没。（S4）

大家领题的手速特别快，往往编辑发布选题之后几秒钟就被领完了，一般不超过十秒，跟“饿狼扑食”一样。所以，你得时时刻刻开着微信，时时刻刻关注群里的消息动态，时时刻刻准备抢题，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S10）

“抢题”机制让人时刻有一根“紧绷的弦”，因为害怕被同行抢走“选题”机会而不能“关机”和“关网”。这实际上意味着自由撰稿人出卖的商品不只是他们的文章内容，而是他们作为传媒内容生产者，几乎“永久待机”（permanent standby）的眼睛、耳朵、脑力和所花费的时间。

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认为：“我们把自己从旧式的公开权威中解放出来，可是我们看不到自己又成了一种新权威的牺牲品。”劳动的媒介化转向，工作和休闲时间的混杂是一个新的趋势。自由撰稿人“没有休息时间”，数字劳动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界限。工作全方位、沉浸式地渗透到个人生活中，侵蚀原本属于个人休闲娱乐的私人时间与空间，追求“时间自由”的劳动主体反倒陷入“时刻待命”的时间控制。

3、赶稿：流量规训下的时间竞赛

互联网平台主导下的内容生产体系追逐流量，以流量指标为考核标准，将“10万+”作为普遍追求，并且直接关联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平台对稿件的时效性要求非常高，撰稿人需提前与编辑沟通版面，原则上当天16:00点前交稿，如有特殊原因，截稿时间为20:00点。作为内容生产者的自由撰稿人积极加入这种流量游戏，为了追逐流量，自由撰稿人会快速捕捉热点、搜集资料、撰写稿件。出稿越快，发布越早，传播越广，往往更能吸引用户的点击与流量。

计流量制绩效薪资体系，推动内容行业成为一场“追热点”、“赶时效”、“抢独家”的时效竞技游戏。自由撰稿人进化出敏锐的“热点嗅觉”，一旦有突发新闻或者热点事件，便会主动、快速地捕捉热点、寻找角度，以最快的速度撰写稿件，并完成发布与传播，从而实现蹭热点、蹭流量的目的。“10万+”为代表的流量图腾，推动自由撰稿人主动、积极地追求高流量稿件，为平台吸引和制造流量。

很难把家庭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一个是在时间上，这个投入是个无底洞，你的时间投入，你的精力投入那是无底洞。第二在空间上。是在家庭里写作，还是在咖啡厅写作，包括你要加班儿，工作与家庭生活就纠缠在一起。（S18）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指出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是一个“加速社会”。社会化媒体技术的出现，极大地压缩了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时间性，在提升资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为劳动者的自我规训与平台控制提供了技术支撑。一篇稿件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结束，短暂的停歇之后面临的是继续寻找选题，陷入循环往复与永无止境的“赶稿游戏”。即使休息时间，自由撰稿人也在思考着选题与写作。

“赶稿”劳动的时间压迫感与紧张感，生成一种“数字泰勒主义”的机制化控制，强化平台化劳动的时间控制。过去的十多年，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迅猛发展，并崛起为整个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雇佣大量非正式劳工，占据行业垄断地位，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面对平台背后的技术与资本，个体沦为系统的“螺丝钉”。传统上全职工作所提供的支持是昂贵的，特别是对于推动大规模增长的基于应用程序的平台而言。

（三）计件、计档与计流量：绩效薪酬的公平感知

平台经济时代似乎回到了19世纪，资本批发式购买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本身，也就是即刻的劳动实践，这是一个“逆向劳动过程”的问题。平台的重点在于如何依托数字媒介技术，精确地测量劳动成果。互联网平台采用市场化的量化考核制度，具体表现为“计件制”、“计档制”与“计流量制”的绩效薪资制度。绩效薪酬制度给予自由撰稿人一种“公平感知”，触发自由撰稿人的主动同意。

1、计件制：“挣工分”的薪酬激励

20世纪末，电信产业和大型计算机为下一代计件制工作铺平了道路。平台将大量工作外包出去，不仅仅是削减成本，还涉及不断加强的抵制和对长期存在的现有劳动法规的逃避。企业裁减了有资格集体讨价还价或争取工人福利的“在现场工作”的全职雇员，越来越依赖广泛分布的临时工网络。

自由撰稿人没有基础底薪，收入主要来源于“挣工分”式的计件制工资。平台通过“挣工分”的组织策略，个体的积极性被高度激发出来。计件制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赶稿游戏”，激发自由撰稿人异常亢奋的工作热情，制造出对平台劳动规则的“同意”；自由撰稿人自发地接受平台规则，投身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内容生产、利润制造与资本增值。

没有组织机构的财力、人力和社会资本支持，自由撰稿人少有资金、时间去从事较长时间的调查项目，更倾向于接一些“短平快”的稿件。此外，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冲突，导致自由撰稿人为了提升数量而向质量妥协。此时，他们从高尚、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属性的文化创作，转化为低层面、趋向于一般劳动化的信息生产。

马克思对计件工资的观察指出了自由职业中的矛盾：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计件工资一方面给予个人以个性，以及伴随其中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控制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所有人类活动都会被惯例化。计件制的“挣工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塑着劳动者的思想和行为，即使面对不稳定和无保障的缺陷，自由撰稿人也很少向平台方主张劳动权益，反而愈发强调自己应更努力。

2、计档制：“活水机制”与游戏化晋级

在计件制的基础上，平台为了提升稿件质量，区分稿件水平，采取“计档制”，将不同文章划分为不同档次，并以此作为稿酬发放的标准。下文为笔者在互联网内容平台R做撰稿人时的部分考核指标，将之称为“活水机制”：

所有上交的稿件将按质量与交稿期限进行评级，分为A+/A/B/F四个等级，并会统计接稿的频率，开展机制化考核，进行活水。具体如下：

1、未接稿的作者会沟通激活，超过半年接稿次数仍为0，淘汰；

2、其它质量问题导致评级为F的，累计三次淘汰，评级F的稿件不给稿费；

3、3次评级为B，会进行沟通，且第三次评级为B的文章稿费减少20%；

4、2次以上评级为A+的文章，稿费增加20%；

5、有拖稿和返工现象，评分下降一个等级。（R平台田野资料）

A+/A/B/F四个等级对应着不同的稿费标准。借助游戏化的升级心理与晋级规则，平台将工作游戏化（gamifizierung）,以“评级为A+的文章，稿费增加20%”的货币刺激来激发主体的积极性。然而，能够拿到A+/A档的稿件几乎没有，大量稿件都是B档。这与农耕生产中的控制方式具有本质的相似，“一头驴的眼前吊着永远吃不到的玉米，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加快脚步追赶着往前走”，本质上是一种“欲望治理术”。

单篇稿件“计档制”之外，单月稿件也采用“计档制”。为了进一步稳定稿件供给，某平台与部分自由撰稿人签订“兼职协议”，对于签约作者当月出稿量大于4篇的情况下，税前人民币3000元每月。每增加1篇原创稿件，底薪增加750元，奖金相应增加；对于签约作家当月出稿量小于4篇的情况下，最低底限每月2篇，底薪1000+奖金；3篇，底薪1800+奖金。具体而言，每月产出稿件篇数从低到高不同，对应的单篇稿费底薪分别为500元、600元与750元三档。

平台采用阶梯式的计档稿酬制度，形成一种软性的希望劳动控制形式，旨在增加平台所期望的劳动者对撰稿的心理投入和参与。经济“诱导”的规训，加速知识劳工的商品化。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赚钱”被视为工作的最大动机和意义所在；另一方面是其劳动价值的界定完全以个人利益为导向，工作之于集体的意义逐渐被侵蚀。

3、计流量制：数字绩效下的赶流量游戏

基于“用户点击”的流量是制造自由撰稿人劳动同意的另一个关键技术机制。这样的“用户点击”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分散和可扩展的管理技术，该技术将控制主体转嫁给平台用户，从而创建了一种通用的流量文化。互联网平台创造并应用“计流量制”——“以流量为薪酬考核计算标准”，作为内容与薪酬的评价体系，标榜公平、透明等理念，激发自由撰稿人的“赶流量游戏”。

绩效机制：

情况1——复合阅读量高于8500，奖金200元；

情况2——复合阅读量高于1.5万，奖金500元；

情况3——复合阅读量高于3万，奖金1000元。

备注：因栏目仍处于上升发展期，若出现阅读量整体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则可能会在与签约撰稿人协商的情况下进行改制。（R平台田野笔记）

流量是平台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形成一种新型的数字治理术。为了激励自由撰稿人提升稿件内容质量，平台会根据用户阅读量进行绩效薪酬考核。自由撰稿人被裹挟进这种流量游戏，主动迎合平台算法和用户的偏好，臣服于基于“阅读量”的用户控制。基于流量的阶梯螺旋递进式的薪酬体系，通过一系列“游戏晋级”式的激励规则，诱导自由撰稿人追求更高等级的流量和薪酬，激发其主动提升稿件流量转化。

数据化是平台的核心控制机制。生产管理者采取数据化控制策略，每周会将自由撰稿人不可见的后台“转载量”与“转载账号”等统计数据公布在撰稿群中，制造直观、量化的“同侪压力”。生存需求和写作质量之间时常出现一种紧张关系，意味着自由撰稿人不会冒险把时间花在一篇不引流量的稿件上。平台设计的“计量流制”反噬内容业，将基于技术的流量规则植入信息的价值理性，引发内容生产“逐量不逐质”的价值扭曲。

在平台经济中，工作环境不拘泥于传统的工厂物理空间，劳动者逃离了流水线上的狭小操作空间及工头们无时无刻不在的监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拥有了工作上的真正自由，而只是平台在“责任自治”的框架下采取的一种貌似自由的新型劳动控制策略。

（一）界定“劳动关系”：明确工作标准与责任

自由撰稿人在为互联网内容平台供稿前，需要与平台签订“兼职劳动协议”。该协议由岗位与协议期限、工作内容与报酬约定、报酬与绩效、保密义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七项条款组成。协议明确了双方为“临时劳务关系”，这就为平台设置评估和奖惩的标准与规避劳动保障责任埋下了伏笔。具体协议条款如下：

1、每月完成4篇以上原创稿件，建议以每周1篇的频次出稿；

2、选题由撰稿人自选或甲方提供，但都需在“签约作者群”中沟通、确认再进行撰稿，否则甲方会根据情况拒稿，不算在4篇定额之列；

3、文章需要保证高水平质量，需依情况使用配图、配音频、配视频、配表格、配采访等辅助形式，需有翔实的资料准备与稳定的文章发挥，否则甲方会根据情况拒稿，不算在4篇定额之列；

4、本合同为排他性协议，在与本平台签约期间不得与其他平台合作，若被甲方查出立即永久性终止合作。（W平台兼职协议条款）

平台根据工作需要，安排自由撰稿人撰写稿件，在协议期内承担一定的兼职服务；自由撰稿人应按照平台要求按时按量完成规定的劳务服务，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否则会面临拒稿、罚款与中止合作等惩罚。同时，平台与自由撰稿人之间签订排他性协议，也就是在双方合作期间，自由撰稿人不能与其他平台合作，不能在其他平台上传播自己的任何原创作品。

甲方仅为乙方提供从事信息内容生产的平台服务，双方签订临时兼职协议。乙方同意及承认甲方并非乙方的雇主，亦无需承担任何劳动保障责任。

上述规则为平台控制自由撰稿人与逃避劳动保障责任提供了书面依据。平台选择与自由撰稿人合作的目的不仅在于灵活地组织内容生产，而且在于回避因直接管理撰稿人而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法律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用工成本与劳动保障责任。此外，版权协议规定一切知识成果的知识产权及未来收益均属于平台。

（二）“转嫁”劳动关系：控制权力再转移

埃德沃兹在《充满斗争的领域》中对工业生产劳动控制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从“控制系统”的视角出发，提出三项控制要素，分别为工作指导、劳动评估与奖惩制度。在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中，平台将任务分配、数据监测、稿酬发放与管理自由撰稿人的职责“转嫁”给平台，将评估自由撰稿人劳动成果的工作“转嫁”给用户，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平台劳动的数字治理。

在某互联网平台上，明确表示“对于文章出现错别字、标点误用、资料性错误、常识性错误等情况，若被读者在后台留言查出，每处扣50元”。此处，平台负责执行惩罚控制，将惩罚的决定权“转嫁”给用户。在稿酬确定维度，“计流量制”的薪酬规则由“用户”的阅读量决定。平台将用户纳入到评价与监督体系之中，比如好评和点赞，这看似赋予了用户很大的权利，但实际上为矛盾转化提供了便利。

工业社会中劳动控制被镶嵌到技术组织里，流水线上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被资本转嫁到生产技术上。工人反对的不是资本的剥削，而是对高速生产线技术控制的反抗。在平台经济的劳动关系中，传统的“雇主-雇工”建制化劳资关系被“转嫁”给了虚拟的数字软件系统与纸片人用户。以数字信息硬件和软件为基础的“平台”（platform）取代了作为雇主的传统组织单位，平台的设计者和实际控制者，仿佛披上了“隐身衣”，几乎置身于灵工经济的各种纷争之外。

（三）“媒介化”劳动：中介化的数字治理术

平台资本主义的渗透与控制，离不开作为中介的数字媒介技术。追求扩张与增殖是资本的本性，这一过程必须依赖技术工具。自由撰稿人无处不在工作之时，无往不在工作之中，笔记本电脑、iPad、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工营，“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对这种劳动状态的真实写照。媒介技术的进步，完善了平台的时间控制装置，将劳动者卷入数字化商品的价值提取链中。

在劳动入场的同意上，从“自雇”、“自主”到“自由”，平台对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脱离了媒介技术则无法施行。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在劳动过程的控制上，“报题”、“抢提”与“赶稿”的“时间自由”与“时间控制”，处处依托于媒介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劳动时间的媒介化，让再生产时间演变为生产时间，其结果便是再生产时间劳动的制度化。

在劳动成果的考核上，互联网创造了流量这一技术装置，侵入新闻业的信息传播，成为主导性的评价指标。对内容本身的评价简单化为对流量的计量，这是新媒体时代传播发生的重要变化。数字指标为代表的受众分析工具在新闻编辑室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概念化为一种管理监督形式。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是商业资本增殖目的与媒介技术工具理性的共谋。

在马克思关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工人还带有客体性的色彩，而在当代的雇佣劳动当中，劳动者则显现出清晰的主体性维度，即劳动者首先不是表现为一个受强迫的客体，而是表现为一个能决策的主体。因此，要牵住平台用工劳动过程的牛鼻子，就需要认识到劳动者的主体性，而不能仅停留在客体维度。

（一）做自己的老板：“工人”与“老板”身份的重合

福柯的规训社会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构成，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自由撰稿工作离不开“自律”，也就是“自我规制”、“内化的规制”。平台主导下的劳动形态并不直接控制劳动者的身体，而是通过结果作用于劳动者劳动过程中的程序、规则与产品。“自由”不是逃避劳动控制的屏障，与之相反，它是平台控制的核心手段。

“以自我为企业”，自由撰稿人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就是“伪装成老板的打工仔”，在工作中面临的任务远远多于组织单位中的雇佣劳动者。这表明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老板时，企业主的形象就逐步内化，这与尼古拉·罗斯的自治思想相一致。因此，以严苛的“自律”换取“自由”，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

自由撰稿人收入预期不如就业的情况下依旧选择这份工作，其追求的并非完全是经济收入，而是“成为自己的雇主”（being your own boss）的支配感和自由。然而，作为自己的老板，自由撰稿人承担着“经理人”与“管理者”的角色，要向内容市场推销自己。没有组织监督与约束，需要自己承担起“监督者”的角色。这表明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老板时，管理者的形象就会内化，开启了个人“自我管理与经营”的自治模式。

（二）意识形态幻想：包装成“自由”的“控制”

布若威认为意识形态已经与经济基础交融在一起，在劳动之中消解了劳动者反抗的可能性。自由撰稿人的特点是非标准的、无保障的、不稳定的自由职业。平台规定“除定向约稿情况外，自行撰稿出现被举报、被删稿，无稿费”，意味着“无效劳动”。这种“创业劳动”将“风险”转移到自由撰稿人身上，使风险正常化和魅力化。劳动者必须逼迫自己将“过量价值”生产出来这一事实本身，是劳动者必须将资本的欲望当作自身的欲望承担在自己身上，变得像资本一样锱铢必较、分秒必争、“多多益善”的处境。

劳动者的个体思想与行为，脱离不了社会结构和权力转移。自由撰稿人“自认为”拥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实则只是资本驱动的结果。平台由此可以不必承担雇佣正式员工的压力，省去各项人力成本，也不用为非生产时间支付费用。跳脱出个人的选择，回到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中，自由撰稿人的“自由选择”，是平台资本推动的多元社会结构力量共同合谋制造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更加形塑和巩固了个体在多重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被控制地位。

马克思揭露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欺骗，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除了是一种社会存在之外，还是构造实存社会的幻觉。自由的感知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是包装成“自由”的“控制”。自由撰稿人可以获得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可惜，这都是隔行人士的想象。自由撰稿人必须将“虚幻的自由”与“实际的自由”区分开来：“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感觉，但必须记住，这种感觉比实际的自由更强烈。”此处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

（三）超越身体规训：主体性过剩的意识规训

在权力话语下,纪律、法规、时间表、知识等在其中发挥权力策略,管理和规训着身体,身体在此过程中变得驯顺而有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权力控制，已经发生了转变。福柯笔下的“身体规训”正在部分失去效力，权力资本转而寻求超越身体规训，即新自由主义下的意识规训，释放自由本身具有的天然强迫性。

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加持下，自由主义意识成为一副智能、高效与隐蔽的劳动控制体系。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自由，以明辨并逃离使自由演化为控制的意识规训。马克思认为个体自由是对资本诡诈本性的掩饰和伪装。基于个体自由的“自由竞争”仅仅是一种资本的表述，将自己包装成另外一种形式，即将真正的资本行为作为资本；依靠自由竞争变身为另一资本，是资本推动自身增殖的方式。

在自由竞争中，真正获得自由的并非劳动者，而是资本。平台资本主义强化劳动者间的个体自由竞争，外在的劳动控制变成了自我内部的矛盾。有鉴于此，我们需要破除将劳动者的“主体性”一般地等同于劳动者的“解放”的神话，转而把握两种不同的“主体性”之间的对立：一种是能够承担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的主体性；另一种则是已然“资本化”的、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再生产的主体性。

本文将“老板游戏”的适用范围拓展至“非物质劳动”与“非正式用工”领域，并提出“赶稿游戏”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反思“赶工游戏”与“老板游戏”的局限性。如前所述，布若威的“赶工游戏”聚焦于正式工厂体制中的劳动者；郑广怀的“老板游戏”弥补了前者的缺陷，聚焦于小型制衣厂非正式就业的制衣工人，两者均属于物质生产劳动，也包含实体劳动生产空间。本文通过对自由撰稿人生产劳动中“赶稿游戏”与“老板游戏”的深入分析，为解释数字经济中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非正式就业劳动控制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空间。

齐泽克（Slavoj Zizek）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建构我们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虚幻的自由背后是从“他者”的制度规训逃脱出来的“自由人”，为自己加上了另一重“自我”规训。当代劳动者心理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幻象，而支持幻象的不过是对自由的信仰。“老板游戏”在多个维度上拓展了既往关于工作场所劳动控制的研究。“做自己的老板”的现实实践与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着多重矛盾，“员工”与“老板”身份界限的含混，想象中的自由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是包装成“自由”的“控制”。

媒介技术催生的现代劳动形态，并非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宣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的相互协作的“大众”，而是自我孤立、自我斗争、甘愿自我剥削的企业主“个人”。媒介技术非但未能解放人，反而成为劳动控制的工具。当下劳动过程的强度叠加，并非完全来自外部力量的强控制，更多来自劳动者的主体性，从而陷入自我规训下的工作窘境。1980年代以来，劳动力就业的“临时性”和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成为资本全球化下的“新发展”，其实所谓“新”的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

媒介化技术形成的“千里眼”，造就了“全景监狱”的当代隐喻，让劳动者实时处在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权力系统，所建构的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监视与规训。媒介技术的进步，是包装成“赋权”的“控制”，其正在试图放松对劳动者的“身体规训”，转而寻求更为隐蔽的“意识规训”。“自由”与“控制”之间从最初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合谋关系。事实上，资本不仅没有放松管制，反而形成了一种“不在场的强控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本文旨在批判性地检视与拷问，当劳动者追求自由时，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高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