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丨王国维：《史籀篇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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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籀篇证》序
《<史籀篇证>序》书影
叙曰：《史籀》十五篇，古之遗书，战国以前未见称述。爰逮秦世，李、赵、胡毋本之以作《苍颉》诸篇。刘向校书，始著于录。建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许慎纂《说文》，复据所存九篇存其异文，所谓“籀文”者是也。其书亦谓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称。《说文》于“皕”“缶”“女”三部三引《史篇》，盖存其字谓之“籀文”，举其书谓之《史篇》，其实一也。
《史篇》为字书之祖，故《苍颉》以下亦蒙其名。《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小学、《史篇》者。”《王莽传》：“征天下史篇文字。”《扬雄传》：“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扬子《法言》：“或欲学《苍颉》《史篇》。”皆以“史篇”为字书之通名，犹汉时闾里书师呼《爰历》《博学》二篇为《苍颉》，魏晋以后，并呼扬雄、班固、贾鲂之书为《三苍》，六朝以后，呼《字林》为《说文》也。然其名固自《史籀》篇出。唐元度谓此篇废于晋世，而自许君以后，马、郑诸儒即不复征引。盖自《三苍》盛行，此书之微久矣。今就《说文》所存遗字疏通证明之，而论其最要于篇首，览者详之。
一，“史籀”为人名之疑问也。自班《志》、许《序》以史籀为周宣王太史。其说盖出刘向父子，而班、许从之，二千年来无异论。顾余窃有疑者。《说文》云：“籀，读也。”《方言》：“抽，读也。”又云：“读，籀书也。”《毛诗・鄘风传》云：“读，抽也”。古籀、读二字同音同义。又古者读书皆史事，《周礼・春官》大史职：“大祭祀，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大丧，遣之日，读诔。”小史职：“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内史职：“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册命之。谓读册书。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聘礼》：“夕币，史读书，展币。”《士丧礼》：“主人之史读赗，公史读遣。”是古之书皆史读之。《逸周书・世俘解》：“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尝麦解》：“作策许诺，乃北向繇书于两楹之间。”作策即《书・洛诰》之作册，乃内史之异名也。“繇”即“籀”字，《春秋左氏传》之“卜繇”，《说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繇”本作“籀”，《逸周书》之“繇书”亦当即“籀书”矣。籀书为史之专职，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名其篇。《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大史籀书，犹言大史读书。《太史公自序》言“䌷石室金匮之书”，犹用此语。刘、班诸氏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大史，其生当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苍颉》，其时去汉甚近，学士大夫类能言之，然俗儒犹以为古帝之所作，以《苍颉》篇为苍颉所作，毋惑乎以《史籀》篇为史籀所作矣。不知“大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而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书，此可疑者一也。
一，《史籀》篇时代之疑问也。史籀之为人名可疑，则其时代亦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至其文字，出于《说文》者才二百二十余，然班固谓《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许慎谓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之者，疑之；“颇”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大良造鞅戟亦然。新邦虎符作于秦并天下以前，其符凡四十字，而同于篆文者三十六字。《诅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五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若谓其字颇或同于殷周古文，当为古书，则篆文之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处宗周故地，其文字自当多仍周旧，未可因此遽定为宗周之书。此可疑者二也。
其可得而断定者又有三事：
一，籀文非书体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为三体，谓籀文变古文，篆文又变籀文。不知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往而不变，故有一卷之书而前后异文，一人之作而器盖殊字；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许君谓《史籀》大篆与古文或异，则固有不异者。且所谓异者，亦由后人观之，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罗叔言参事《殷商贞卜文字考》谓：“《史籀》一篇，亦犹《苍颉》《爰历》《凡将》《急就》等篇，取当世用字，编纂章句，以便诵习。”其识卓矣。此可断定者一也。
一，《史篇》字数。张怀瓘谓籀文凡九千字，《说文》字数与此适合，先民谓即取此而释之。近世孙氏星衍序所刊《说文解字》，犹用其说。此盖误读《说文叙》也。《说文叙》引汉尉律“讽籀书九千字”，“讽籀”即“讽读”，《汉书·艺文志》所引无“籀”字可证。且《苍颉》三篇仅三千五百字，加以扬雄《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应《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断定者二也。
至《史篇》文体，段氏玉裁据《说文》所引三事，“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姚”下云：“《史篇》以为姚易也。”以为亦有说解，又疑即王育解说中语。然据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说解。凡此三者，亦得由其文义知之。苟篇中有“周旦”“召丑”语，便可知丑为召公之名；苟假“匋”为“缶”，便可知匋字之读；苟姚、易二字连言，便可知其以姚为姚易字，不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为王育说《史篇》语，则《说文》引《苍颉训纂》《苍颉故》等书，但称“扬雄说”、“杜林说”，不称《苍颉》；则其引《史篇》解说语，亦当如为“秃”“无”诸字下径称“王育说”，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文体，决非如《尔雅》《说文》，而当如秦之《苍颉》篇。《苍颉》篇据许氏《说文序》、郭氏《尔雅注》所引，皆四字为句。又据近日敦煌所出残简，又知四字为句，二句一韵。《苍颉》文字既取诸《史篇》，文体亦当仿之。又观于“其墙”二文，知篇中之有复字；“雱”、“姚”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与《苍颉》篇同。此可断定者三也。
编辑 | 王二
校对 | 马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