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廖鸿钧教授

深切缅怀廖鸿钧教授

（摄于1980年代初，左起贾植芳、廖鸿钧、倪波、谢天振）

（1984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廖鸿钧先生为主要创办人之一）

    廖鸿钧教授著述甚丰，曾主编《苏联文学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组织翻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编的9卷本《世界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翻译《比较文学导论》（【瑞士】约斯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组织编写并审定《中西比较文学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组织编写《当代英国文学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编译《比较文学译文集》（与干永昌、倪蕊琴合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当代世界名人传记》与《当代世界著名短篇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等，并撰写了一批俄苏文学和比较文学论文。

   以下推送的廖鸿钧先生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展望”一文发表于1981年6月。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廖鸿钧先生便大力倡导开展比较文学研究，并为此组织周昌枢、朱威烈、陆永昌等一批上外老中青学者，撰写了5篇介绍国内外比较文学的论文（除廖先生此文外，依次还有：朱威烈的“简述比较文学的产生”，周昌枢、王坚良的“比较文学——根据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词条编译”，陆永昌的“比较文艺学——根据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条目编译”和署名上海外国语言教学资料中心编译室的“国外获得比较文学学位的必要条件”），集中刊发于《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廖鸿钧教授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对于推进我国比较文学、俄苏文学、翻译文学乃至整个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重新推送此文，与海内外学人共同缅怀廖鸿钧先生。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一些文化较发达的国家，主要在本语系的各民族文学中，开展了较广泛的比较研究，出版了有关比较文学的书籍、刊物，成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在有的大学里，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文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尽管在这时期以前，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俄国等国家的个别学者或作家相继采用比较的手法，就两个不同国家的诗歌、戏剧以及文学作品的主题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些研究都是分散的，“单干”的，还不是在有组织机构或集体探讨的情况下进行的，还不足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当时，这种研究只是处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前奏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匈牙利出版了《比较文学杂志》（1877-1888年，两年后改名为《比较文学学报》），德国出版了《比较文学杂志》（1886-1910年），美国出版了《比较文学学报》（1903年），一八八六年，英国波斯奈特（H. Posnett）的专著《比较文学》问世，一八九九年，俄国维斯洛夫斯基（А. Н. Веселовский）发表了《历史诗学三章》，一九〇〇年，美国哥雷（C. M. Gayley）的《文学评论方法与素材入门：美学与诗学基础》出版；一八九八年和一九一〇年分别在法国的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一八九〇年在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先后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一八九九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先设立比较文学系。这些国家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专著和论文，以及举办有关比较文学的演讲会等，从而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较广的范围里开展起来，并形成一个新的趋势。

当时，亚非拉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还处在殖民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下，所以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根本谈不上有系统、较大规模地开展，只能是个别学者或作家零星地从事一点研究。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印度、菲律宾等等）设立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比较文学杂志，建立专门独立的学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推进，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tterature Comparee），先后在意大利、美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召开了具有国际规模的有关比较文学的学术会议，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悉，一九八二年八月，将在美国召开第十届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数必然超过历届。

“比较文学”这个术语，自维尔曼（A. F. Villemain）一八二九年在巴黎大学讲学时采用以来，已经沿用了一个半世纪，但对比较文学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局限于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认为研究国际间文学关系是一个比比较文学更为开阔的学术领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也就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文学。有的学者把思想史、艺术、社会、宗教、哲学等等都看成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的学者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看成是寻找两国文学之间的直接联系。另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共同的相似之处，同时也要研究其不同之处。有的学者把比较文学的概念与世界文学等同起来。也有的学者把比较文学看成是一种“催化剂”，借此来促进各国文学在不久的将来放弃各自的特征，融合成唯一真正统一的文学。尽管看法是各式各样的，可并没有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大家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和繁荣起来。
      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史上，人们根据各国开展研究工作的不同特色，将它分为两大学派：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形成的时间较早，大约在本世纪初。这一学派侧重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文学之间的直接影响，强调“‘比较’这两个字应摆脱全部的美学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巴登斯贝格（F. Baldensperger）和凡·提格亨（V. Tieghem），其刊物是《比较文学评论》（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创办于一九二一年。美国学派形成的时间较迟，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学派不主张把研究局限在直接影响上，认为这样做会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变成“一潭死水”，主张把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联系起来探讨。它的代表人物是弗里特里赫（W. P. Friederich）和威莱克（R. Wellek），其主要刊物是《比较文学杂志》（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比较文学和普通文学年刊》（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分别创刊于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二年。尽管人们把这两个学派称做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但是他们不代表该国家所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的观点，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所以，两大学派的划分只是根据研究的主要倾向而定，况且不同的学派也不是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

我们在谈论学派的时候，不可忽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现的苏联学派。苏联在六十年代以前，尽管已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但对西方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一直持否定态度。甚至在一九六〇年初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有关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讨论会上，苏联人公开宣称，“我们是拒不接受所谓比较文学的” 。他们强调“文学的比较研究，决不是文艺学的一个独立领域”，并把二十世纪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加以否定。因此，在六十年代以前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和六十年代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都没有把比较文学这一词条收进去。可是，一九六七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五次世界比较文学会议时，苏联却派了一个人数不少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一九七六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十四卷和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九卷（补充卷），把比较文学分别用“比较历史文艺学”（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和“比较文艺学”（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的词条收入进去。苏联学派强调文学发展的平行性和由它所引起的各种文学间的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类型学上的类似，以及国际间文学的相互影响。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姆·阿历克谢耶夫(М. П . Алексеев)和符·日尔蒙斯基(В. Жирмунский）。它没有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

在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欧洲文学中心论”和“苏联文学中心论”。“欧洲文学中心论”者强调以欧洲文学为中心，轻视东方各民族文学；“苏联文学中心论”者则批判“欧洲文学中心论”，一面强调重视东方各民族文学，一面却鼓吹苏联文学是一切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源泉”。无论这种或那种论点都是不利于比较文学研究工作朝健康方向发展的。国家不论大小，它的文学同别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主从关系，而只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关系。

在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较迟。三十年代初傅东华将法国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30 年），戴望舒将法国提格亨的《比较文学》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31 年），中国这时才出现“比较文学”这个名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撰写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如钱钟书的《谈艺录》，范存忠的《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等。解放前，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和作家，由于没有专门的讲坛、杂志和刊物，只是个别地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吴宓在清华大学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可谓是罕见的现象。

解放后，本当是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当时一味地强调向苏联学习，把西方的文学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有毒素的东西而加以批判、封锁或半封锁。由于在五十年代苏联对“比较文学”持否定态度，所以那时在我国的报刊杂志上未就“比较文学”作过专门介绍。但这不等于没有发表过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因为比较文学毕竟是一个与外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专门领域，不少学者和作家都写过学术性的文章，如冯雪峰的《鲁迅与果戈理》(1953年），戈宝权的《陀思朵耶夫斯基在中国》(1956年），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年）等。不管怎样，这方面的文章毕竟比解放前多了。

在文革时期，不用说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不能开展，连一切带有外国字样的文学作品，包括世界名著在内，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划入“大批判”和禁锢之列。其结果是我国的文学遭受极大的摧残，而外国文学则依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在发展。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结束十年浩劫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以后，我国各条战线都百废俱兴、万象更新，文学研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除我国的台湾省外，其他各地都尚未正式建立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和出版有关比较文学的刊物，大学里也都没有设立这门课程，但不少学者已在埋头著书立说，发表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近年来，发表了戈宝权的《关于荷马和荷马史诗的中译本》，赵毅衡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赵乾龙的《歌德与东方文学》，徐志超的《外国文学和我国新文学》，张又君的《莎士比亚在中国》等文章，特别是钱钟书的《管锥编》更是题广意新，引人注目。他们的文章和专著犹如一帖帖“催化剂”，正在促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

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搞四个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发展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科学。比较文学不是像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学科。不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就不能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五四”以来我国新文艺的产生和发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过，他创作《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提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鲁迅的这段话说明了他创作《狂人日记》是和阅读外国作家的百来篇作品分不开的，特别是和他所喜爱的作家分不开的。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曾明确地写道：“民七的秋间……在那时做的《鹭鶿》《新月与晴海》《春愁》等诗明白地还在泰戈尔与海涅的影响之下。”“我那时候不知从几时起又和美国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德国的华格纳的歌剧接近了，两人都有点泛神论的色彩的，而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便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从以上两个例子看来，如果我们不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怎么能理解鲁迅和郭沫若的创作，又怎么能理解我国新文艺的形成和发展呢？我国当代的一些著名作家曹禺、巴金、夏衍、冰心等的创作同外国文学作品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不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就不能了解这些作家创作的来龙去脉，也就很难避免研究工作中的片面性。

不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就会对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缺乏理解。希腊神话中关于赫泼保利亚人所居住的福地的描述同我国神话中的《列子·汤问》篇相类似。北欧神话中关于天地毁灭再创造的传说又和我国神话中女蜗补天的传说相当。自古以来，尽管几个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但是从神话到文学，不论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相似之处。要科学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只有通过比较文学研究。

不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作家和作品在本国不那么受重视，而在别国却很受读者的欢迎。我们很难说明为什么几十年或几百年前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我们的现代文学还有借鉴作用。反之，我国的古典作家和作品至今还影响着外国文学。研究类似的文学现象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国别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不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我们要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会受到限制。五十年代，由于我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没有把外国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与中国民族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没有做到既借鉴外国，又立足于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它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相似点找出其历史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学的特征，并极力发扬它。只有这样，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事业才能繁荣。不是像有的比较文学学者所设想的那样，相互影响增多，民族特色减少，使世界文学“把所有的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文学”。如果我们用比较文学去研究各国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既扎根于本国、本民族，又放眼世界，我们就有可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立起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从以上几方面看，我们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尽快地建立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使文学研究工作能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我国与外国文化交流工作不断扩大的需要。

比较文学研究，不是国别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所能代替的，它是在凭借各国文学的基础上，和各国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但是它不等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地区文学，更不等于世界文学。后面的数种文学都是具体的指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整个世界的文学，它们不涉及国与国之间文学的对比关系，而比较文学不是具体的指某一种文学，它研究甲国和乙国文学的关系，但不是甲、乙两国文学的总称，它只是利用甲国和乙国文学的共同现象或不同现象进行比较研究。

各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面是很广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影响研究是研究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影响有单向的，如古希腊文学对罗马文学的影响，但较多的是相互的，如意大利、法、英及德等国间的文学，印度、中国、日本等国间的文学。影响研究大多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种是研究作家创作时受到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作品的直接影响，追溯其渊源，这包括主题、情节、人物、风格、技巧等。这种研究称之为“渊源学”。另一种是研究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一国的作家对另一国作家影响的途径，包括翻译文学作品及评论文章、参加国际性的会议以及其它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等方式作媒介，这种研究称为“媒介学”。

平行研究是研究那些无直接关系，却在作品的内容或形式上，以及作家的创作方法上有可以互相比较的文学现象。平行研究一是研究毫无直接关系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家就同一题材或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之为“主题学”，二是研究不同国家，既无直接影响、又无直接联系的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文学现象，这称为“类型学”。有的研究者把“神话学”也包括在这一类中。

跨学科研究是把两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时与两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等社会科学，以及哲学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要求有扎实的社会科学知识。目前已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国家，多半是通过前两种途径进行研究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少作家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我们通过开展比较文学研究，就会更加珍惜这份遗产，使它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使它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我国许多辛勤的中外文学工作者正在发奋地培植着比较文学之花。三年多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译林》《书林》《读书》及有的大学学报上都刊载了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几家主要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四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各个大学以及各行各业的在职人员十分重视外语学习，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从事中外文学教学、研究的人员之多，我国和外国文化交流之广泛，参加国际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入数之众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北京大学、华东师大以及有的大学都在筹备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筹备成立比较文学教研室，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也已把比较文学列入重点项目之一。更可喜的是，去年在成都召开的外国文学学会的年会上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的筹备机构。这一切都说明了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外国的学者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国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比较文学的蓓蕾一定能为我国的文艺园地增添异彩。

（原文刊于《外国语》1981年第3期，第48-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