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文：《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序

孙玉文语言学微刊

《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序

孫玉文

鄭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是2012年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爲論文的指導老師，我與有榮焉。10年之間，鄭妞爭分奪秒，常改不懈，精益求精，立論更趨完善。現在論文作爲國家出版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馬上就要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爲此文即將在海内外更大的範圍内産生影響，感到由衷的高興，相信此文能真正對推進上古音研究起到積極作用。

上古音，是研究周秦兩漢時期漢語語音系統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學問。19世紀末葉，人們在河南安陽發現了商朝盤庚遷殷以迄商末的甲骨文，其中有一些是反映此期或此期以前語音現象的形聲字和假借字，數量不多。這些形聲字和假借字，因爲都具有歷史傳承性，所以没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是盤庚遷殷以後才開始創制或使用的。不過，其中總有形聲字和假借字可能反映了當時的語音現象。這是難得一見的材料，因此人們開始利用它們研究殷商音系，取得值得重視的成果，已有成爲一門新學問的趨勢，叫作遠古音。上古音和遠古音是不同時期的音系，不能混爲一談。

本世紀初以來，上古聲母研究突飛猛進，歷史觀和系統觀大大加强，研究方法漸加精密，考訂日趨細緻，結論逐步逼近上古聲母的事實。學者們在上古音研究的實踐，特别是21世紀初開始的漢語音韻學國際學術大討論中，認真搜集不少反映上古聲母的多方面材料，反復揣摩，深化認識，形成研究上古聲母的新範式，跟高本漢以來的傳統研究範式有諸多不同。

在新範式中，學者們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科學的歷史觀和系統觀，首先明確上古音研究的對象不是史前時期的原始漢語，而是有史以來的漢語，是周秦至兩漢的古音，跟殷商時期的遠古音也不一樣。因此，研究此期語音規律的基本材料，只能是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任何别的材料都只能是輔助性的。

新範式致力於克服有意無意將周秦至兩漢的上古音當作漢語源頭的研究傾向，自覺地將這一時期的語音當作原始漢語發展到中古漢語的一個重要階段，只是這個階段相較於中古、近現代，離原始漢語更近一些，更多地保留原始漢語的語音特徵。人們對原始漢語有不同的推測，我的推測是：原始漢語應是典型的孤立語，是單音節語，它的詞都是單音節的，有聲調，利於維護單音節語，也利於一個音節不致於長度太長。所以後來漢語詞的音節即使拉長了，形成一些多音節單純詞，但聲調仍然都附麗在每一個音節上，不管這個音節是一個語素還是語素的一部分，跟斯堪的納維亞語支有聲調的語言聲調兼跨一個詞不同的音節不一樣。當時漢語的聲調是高低升降長短的不同，跟一些非洲語言只運用一組音高不同的平調不同，容易形成抑揚頓挫；聲調往往只區别詞義，不用來區别語法意義。那時單音節的音變構詞很發達，構詞發生在一個音節内部，因此它是採取内部曲折，不太可能採取單音節詞綴的方式來構詞，以適應單音詞的格局。

原始漢語無複輔音，元音不分長短，組合較複雜，輔音應該只有鼻音和同部位的塞音才可以放在元音之後形成韻尾，開音節豐富。因此，那時的漢語就富有樂感，從而孕育出甲金文以來漢語的排比、對偶格式和《詩經》《楚辭》等大量的語音技巧，整飭的詩句；非洲有聲調的語言屬於黏着型語言，有一套繁複的、自成音節的詞綴，因此它們不能像原始漢語那樣孕育出這些語言特徵。自原始漢語開始，漢語一直没有發展出一套繁複的構形形態，也同樣便於人們組織、理解語句和篇章，就跟漢語的這些語音特徵密不可分。

在研究上古聲母的材料取捨上，新範式竭力避免古今雜糅，將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一些没有經過堅强論證而被有的學者坐實爲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堅決剔除出去。即使是直接反映上古聲母的各種材料，還必須綜合分析它們是否只反映上古音的層次，是否還有更早的層次；充分考慮各種材料中，有一些反映的只是上古以前乃至原始漢語的語音特徵。通過不同類型材料的比勘，抽絲剥繭，將只反映上古音的材料作爲研究上古音的基本材料，將反映上古以前語音特徵的材料作爲研究上古以前語音特徵的材料，將時代層次未定的材料作爲存疑的材料。即使在上古音内部，還充分注意周秦兩漢不同時段的發展演變，不僵硬地看待分期，而是根據材料顯示出來的不同，根據材料的性質進行時空演變分析。

在研究取向上，新範式竭力避免以前只將跟《切韻》音系不同的材料堆砌到上古共時音系中的“堆雜物”的做派，避免只將眼光聚焦在如何根據這些堆疊在上古音方面的材料構擬上古聲母系統的呆板、單一、扭曲事實真相的研究視角，明確認識到：反映早期漢語聲母特殊相通的材料，有些不是上古聲母語音相通的層次，而是更早的層次。異讀、假借字、形聲字反映的聲母特殊相通，就是不同時代語音相通的堆積物，有些是上古的層次，有些不是。由此研究這些特殊的聲母相通，原來是否一直是特殊相通，如果原來是一般相通，那麽它們什麽時候變成後來的特殊相通，變成特殊相通的動因如何，過程怎樣。這就由靜態的構擬走向動態和靜態研究相結合的道路了，從而成爲新的研究方向。

新範式主張：根據反映早期漢語聲母特殊相通的材料構擬上古聲母系統，必須注重漢字符號的音義匹配，注重漢語、漢字符號的歷史同一性，注重形聲字的諧聲系列和諧聲層級，注重區分語音相通的始見時代和沿用時代，重視材料在論證上的可靠性、充分性，重視聲韻調的配合研究，要求構擬音值必須符合音類，以音類研究爲基礎構擬音值，所定的任何一個音類，都能够構成一個聲韻調配合的嚴整系統，不能支離破碎，更不能想當然耳。

由於新範式建立在大量事實的基礎上，更加符合上古音研究的實際，更利於揭示上古音的規律，因此它不斷煥發出勃勃生機，形成研究新潮。學者們認識到，如果拘守20世紀初以來“一鍋煮”的研究思路，故步自封，不思進取，那麽上古聲母研究就會跟學術前沿擦肩而過，於是在學術新潮中奮力擊水，爭當弄潮兒。

在新範式形成和完善過程中，李建强《來母字及相關聲母字的上古音研究》和鄭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都起到積極作用，二文是新範式的實踐性成果，具有多方面實實在在的貢獻。關於《來母字及相關聲母字的上古音研究》的貢獻，我在給該書所作的《序》中已經表達過了。現在結合新範式的特點，談談我對《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的一些具體看法。

第一，論文嚴格按照上古音的時代斷限進行研究工作，儘量避免犯古今雜糅，泛濫無歸，將不同時期語音材料牽合在一起，凡是跟《切韻》音系不一樣的語音表現都歸結爲上古音的不科學做法，在貫徹科學的歷史觀和系統觀上大踏步前進。

漢字創制的具體時期，今已不可考。古來有黄帝之史倉頡造字的傳説，一般認爲此傳説有一定合理性。如果此見解能成立，那麽漢字的出現就遠在夏朝之前。由於早期漢字主要寫在簡牘上，不易保存；或者可能沉埋於地下，今天没有發現，因此我們現在還没有辦法知道夏朝以前的文字記載，夏朝及夏朝以前的文明基本上可算作史前文明。要研究史前文明的語音系統，談何容易！歐洲人研究原始印歐語，是對印歐語史前文明時期原始狀態的一種擬測。我們要研究夏朝以前的漢語，那就相當於研究原始漢語。就性質説，多多少少跟研究原始印歐語有些類似。原始印歐語已經有了構擬成果，這是根據它的後裔所做的一種逆推。原始印歐語變到後代各種印歐語，一般採取分化的方式，所以可以根據其後裔的存古成分，假定它未分化時的一些語言特徵；至於其後裔中都消失的語言特徵，就没有辦法擬定出來。原始漢語没有分化爲不同的語言，大概從傳説時代開始，從三皇五帝開始，我們的祖先就處於融合狀態中，融合是主流；在融合之前各部落的語言是不是更早的漢語，現在不好説定，我認爲至少其主要部分是更早的漢語分化來的，不是别的語言。至晚周代，漢語就一直有方言和雅言的對立，雅言一直在消弭方言的語言特徵，即使是南方的海隅，儘管雅言的同化作用慢一點，但是它也没有停止同化的步伐。所以，根據現代漢語方言往上逆推，基本上不可能推到漢語的史前時期；我們要構擬原始漢語，光比照原始印歐語的研究辦法，那是不可能取得圓滿的結果的。

不難看出，研究周秦至兩漢的語音，跟研究原始印歐語是不一樣的學問取向。研究周秦兩漢的上古音，是研究漢語有史以來的語音系統及其演變。我們研究漢語語音史，必須具有徹底的歷史觀和系統觀，這應該是基本常識。研究上古音，不僅不能混淆遠古音和上古音，更不能混淆原始漢語的語音，這是必須要記取的基本的研究原則。

我有時碰到這種情況。當我們問：你怎麽知道上古音有這個音？有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説：藏語有這個音，緬甸語有這個音，彝語有這個音；福建話有這個音，山西話有這個音……不一而足，就是不舉出上古内部的可靠證據。這就有點王顧左右而言他了。這如同問：梨子是什麽滋味？回答説：桃子是這個滋味，李子是這個滋味，杏兒是這個滋味……就是不回答梨子本身是什麽滋味。表面上，材料似乎一大堆，天南海北，但就是抓住些皮毛，哄哄門外漢，跟上古音的真相相差甚遠。

究其原因，是因爲不肯在反映上古音的内證材料上狠下功夫。不在上古内證材料上下功夫，怎麽能得到上古音的系統呢？在内證材料上下功夫，那要艱苦奮鬥，做出超乎尋常的巨大努力。泛泛之徒是不可能臻於這種境地的，只好採取這種迂回、取巧的研究方式，企圖得到上古音的真相。其結果，必然竹籃打水，事與願違，這是不以任何個人的主觀願望爲轉移的。

《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一文力祛此病。文章所得甚多，跟堅守嚴密的時代斷限有絶大關係。

第二，論文能小題大做，以小見大。

論文緊扣“牙喉音”和“特殊諧聲”以及“牙喉音的特殊諧聲”作爲選題依據，這樣，選題的範圍不會漫無邊際。選題範圍漫無邊際，容易導致泛泛而論，不易精耕細作；在有大格局的前提下，做窄而深的研究，就會將問題分析得通透，使研究走向深入。《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的選題體現了作者的智慧。

“特殊諧聲”是一個模糊概念。什麽是特殊諧聲，如果没有可操作的程式，就容易自説自話，言人人殊。鄭妞同志不滿足於個人推測，她希望從海量的材料分析中尋找客觀依據，形式標準。所謂特殊諧聲，是相對於一般諧聲來説的，確定了一般諧聲，才能確定特殊諧聲。爲此，她細讀《説文》，將《説文》中所有的形聲字提取出來，對《説文》形聲字的聲韻關係字做出定量統計，論文附録一、二分别爲“《説文》聲符分布表”“《説文》諧聲字聲母相遇次數表”，就是鄭妞詳細占有材料的生動體現。我看了一些上古音研究的論著，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確定一般諧聲，只是抓住幾個特例實現“小本錢做大生意”，妄言構建系統，這跟鄭妞的做法不可以道里計。由於有人心浮氣躁，在上古音研究方面不全面分析所有的形聲字，没有真正建立科學的歷史觀和系統觀，單憑音韻學教材裏得來的上古聲母的皮毛知識，再在傳世或出土文獻中找幾個特殊諧聲的例子，構擬一個音類，多爲複輔音聲母，屬於小本錢做大生意，因此其結論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鄭妞全面統計《説文》形聲字的語音交涉情況，因此她研究問題就不會片面誇大特殊諧聲的音韻作用，注重歷史分析，從而使研究結論有更宏闊的系統性背景。

鄭妞的論文敏鋭地看出粗放型研究帶來的弊端，力求找到形式化的判斷標準，全面統計《説文》所有形聲字的語音表現，得出一般諧聲，進而確定特殊諧聲。在此基礎上，她選取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的特殊諧聲作爲研究對象，研究它們的上古聲母。附録三、四、五、六分别爲“牙喉音和章組特殊諧聲字表”“牙喉音和端知組特殊諧聲字表”“牙喉音和精莊組特殊諧聲字表”“牙喉音和幫非組特殊諧聲字表”，都是水到渠成得來的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的上古字表，説服力强。

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的特殊諧聲關係，由於這種特殊的語音相通現象不是個别的，因此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研究。《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一文梳理了清代戴震以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歷程，可以看出，既往的研究代有成果。董同龢先生對上古形聲字做過全面的整理、分析，所得獨多，貢獻最大。但既往的研究有兩個最嚴重的缺陷。一是當時還没有明確看出形聲字反映的語音相通現象，有的是上古的層次，有的則是漢字初創至上古之間某一個時段的層次，在没有充分論證的情況下，一股腦兒定爲上古的層次，這就容易使上古聲母系統研究走樣兒。二是只將興趣點集中在上古音的靜態構擬上，没有仔細研究，就武斷地將這種特殊諧聲確定爲原來的一般諧聲變來的；没有研究聲母的這種特殊相通是何時變遠，成爲“特殊諧聲”的那種格局的。因此，鄭妞的論文選題定在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的研究上面，這是極有見地的創新之舉。

《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看出《説文》形聲字語音相通現象不一定是殷商爲代表的遠古或周秦兩漢爲代表的上古才形成的，而是不同時代層累的結果，有的遠在商代以前，在形聲字造字法還没有出現的時候。因爲世界上任何語言都有異讀，所以漢字創始之前，漢語必然有異讀，反映在漢字上，早期的漢字必然有異讀；漢字在創制、使用過程中，也必然會形成異讀。傳承下來的一字異讀，有些是由於本來是同形字、訓讀字等，原本是讀音彼此懸遠；有些原來音近的異讀，隨着時代變遷，會變得彼此讀音懸遠。彼此讀音懸遠的一字異讀，儘管很少，但都可以作爲創制形聲字的語音根據，所以最初創制的形聲字，有極少數字的聲母互相懸遠。於是她確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標，只研究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的上古音：“通過大量上古文獻的語音論證，逐漸回歸到真實的‘特殊諧聲’，再來尋找特殊諧聲産生的原因，力求做出科學而合理的解釋。”這樣的研究，就能收到小題大做、以小見大的研究功效了。

第三，論文在材料的搜集、審辨上做了大量工作，多真確可信。研究上古音，遠不像研究中古音那樣，有系統的材料擺在那裏，因此研究難度很大，特别需要研究人員細心爬梳，冥思苦想，找到各種反映上古音的内證材料，提煉科學方法。直接反映上古音的内證材料可以根據反映語音信息的側重點分爲：韻文、漢字異讀、諧聲字、同源詞、聲訓、假借字、聯綿詞、異文、異體字、古今字、分音詞和合音詞、漢代注音、避諱、上古辭書的語音信息、上古文章中的語音技巧、雙音詞的語音講究、擬聲造詞、漢代以前對字音及不同字字音之間關係的表述或暗示、譯音材料等。將這些材料加以比勘就可以看出，它們反映上古音的情況不一，有的反映的是上古以前，甚至是漢字初創時期的語音層次，距周秦兩漢恐怕不下千年，有的可能在兩千年以上。例如異讀字、假借字、形聲字反映的語音相通，是不同時期的層累，韻文反映的才是上古的語音層次。因此，這些材料不是都能够作爲研究上古音聲母系統的材料的。既往的研究，將一些不同於中古的特殊語音相通都强扭到上古音中，這是既往研究上古音最大的敗筆，至今仍有消極影響。到了近二十幾年，人們才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形成學術前沿，帶來新的研究範式。

《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自覺站在學術前沿，廣搜各種反映上古牙喉音跟牙喉音、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相通的材料，用功甚勤。因此，在材料的占有上，遠超前賢，達到新高度。例如作者發現在《大戴禮記·夏小正》中，有“貈、貉”並列的用例，從而斷定，“貈”和“貉”原來不是異體字的關係，而是狐屬的兩種動物，“貈”從“舟”聲，没有形成特殊諧聲，後來“貈”訓讀爲“貉”，於是“貈”開始讀“貉”。這樣的發現，若非勤搜材料，讀書得間，是不可以做到的。

鄭妞對於材料的分析理解，没有囫圇吞棗，而是一一加以消化、審核，博觀慎取。論文以《説文》所收形聲字作爲基本的諧聲材料，不輕易否定《説文》的字形分析；遇到有確實把握的意見，作者並不拘守《説文》，而是聯繫出土古文字材料，或後來可靠的研究成果，加以識斷，或糾正《説文》的錯誤，或對《説文》傳本的異文做出正確取捨。例如“疑”字不採用《説文》從“矢”聲的分析，“席”字不從大徐本“庶省”之説，“企”字不從《説文》“止聲”之説，而分别採用甲金文研究成果定爲會意字，又採用段玉裁“庶省聲”“從止”之説；論文説“歸”應理解爲會意字，不該理解爲形聲字；“妃、配”不從“己”聲，“己”是字形訛變形成的，等等，都得之於自己的認真研究。文中的分析大多有根有據，可信性强。特别值得贊許的是，她非常重視古文字材料，糾正了《説文》字形分析中不少錯誤，從而使語音研究的材料更準確。

論文對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相通的每一個形聲字，都按照相通的不同發音部位，依次一一進行微觀分析。從中可見，有些字反映上古音相通的例證較多，有的則幾乎没有其他材料，作者都在行文中體現出來，没有隱瞞材料稀少帶來的研究缺陷。對於相通較多的材料，作者根據所反映的語音層次，對每一字都一一做出細緻分析，推理較綿密、合理，邏輯性較强，新見迭出。例如根據《説文》讀若，證明至晚東漢“貈”已經訓讀爲“貉”，有牙喉音讀法；根據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證明“矢”先秦已讀舌音而“醫”上古已讀影母，“魚”先秦讀疑母而“穌”先秦讀心母，“咠”上古讀齒音而“揖”上古讀影母，“棘”上古讀見母而“僰”西周已讀脣音，等等，大都是扎扎實實的微觀考證成果。

既往的研究，不重視對反映上古音的内證材料做全面的搜集、整理，只是找出一些聲母特殊相通的證據，蜻蜓點水，演繹多於實證，往往忽視特殊相通的時代層次，忽視很多字上古除了反映它們特殊相通的材料，也有反映它們不是特殊相通的材料，也就是説，這些字上古有大量符合諧聲原則的一般相通的材料。有些前賢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忽視這些可貴的材料，多在上古有没有複輔音聲母上兜圈子。《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則另闢蹊徑，廣搜材料，縝密推導，得出這些牙喉音跟其他發音部位相通的具體字，在上古聲母早已分化，這是上古聲母研究的重要進展。

有的從事古文字考釋的學者，還在要求戰國或西漢時那些屬於特殊相通的字彼此之間聲母相同或相近，這就缺乏歷史觀和系統觀，不符合此時的聲母事實，强扭不同爲相同、相近了。

第四，論文在深入考辨的基礎上，利用傳世和出土的多方面材料，採取科學合理的考辨方法，比較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相當多富有價值的新的宏觀性結論，對既往出現的一些不當構擬或糊塗認識一一釐清，觀點鮮明，説理比較通透。

作者在一字一字微觀考證的基礎上，對《説文》所收跟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的字反映出來的語音特徵做出宏觀歸納。例如，作者看出西周開始，跟牙喉音相通的其他聲母字已經各歸牙喉音和其他聲母，推定説，跟牙喉音特殊相通的是章組、端知組、精莊組、幫非組、餘母，它們的相通基本上是上古以前的語音層次，到上古，牙喉音是牙喉音，其他部位的聲母讀其他部位，不管原來是特殊諧聲還是一般諧聲，到上古已變成了特殊諧聲。這種結論有鑿破鴻蒙之效。在我看來，應該還有些材料、角度作者還没有完全注意到。如果注意到了，可能會更進一步確證這一觀點。例如作者相當重視結合古文字研究特殊諧聲，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漢語史稿》談到詞彙的發展，指出同源詞的研究能够“擺脱字形的束縛，從語音上去追究詞與詞之間的意義聯繫”，這話極有啓迪作用。同源詞能克服古文字本身反映語音特徵的局限，將探尋反映早期語音特徵相對時代的眼光延伸得更遠一些。殷商時期，漢語已有不少同源詞，這是詞義構詞和音變構詞的産物，有學者已研究出甲骨文裏面有一些同源詞，就是明證。當我們確證了早期漢語的一些同源詞之後，反過來又對研究語音特徵的時代層次有説明。像“羑里”的“羑”，出現的時代不太晚，它從“久”聲。據前人意見，它應該是“誘”的同源詞，這能啓發我們提出新問題：早期的“久”是否有舌音的異讀，或者從“久”聲的字有的很早讀舌音？這種同源分析能説明我們認識到“羑”很早就讀舌音，不然的話，它不可能跟讀舌音的“誘”形成同源關係。《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注意到同源詞的作用，但還可加强。

作者在進行較爲翔實的研究之後認識到，既往某些上古聲母構擬不僅有混淆不同時代語音層次的大毛病，而且對材料的通盤考慮缺乏嚴密性。例如跟牙喉音諧聲的舌音字不限於章組，端知組的字也有不少，只是比章組稍微少一點而已。所以，只給跟牙喉音諧聲的章組構擬一套聲母，忽視端知組，或者給端知組另外構擬一套複輔音，這都有嚴重缺陷，邏輯上没有一貫性。再如有人根據牙喉音跟精莊組特殊諧聲現象，構擬一套*s詞頭，同樣存在着這樣的嚴重缺陷。作者細緻鑽研材料，對這些複輔音構擬提出很中肯的批評意見，有理有據，自成一家之言，對於上古音研究者來説，這是不容忽視的成果。

上古跟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的字，上古或上古某一階段基本上已分化爲不同聲母的讀音，跟諧聲相通的時間層次不同，而跟中古韻書反映的音類有很强的一致性。例如跟章組諧聲的牙喉音字，上古已分别變成了牙喉音和舌音，不能據形聲字給這個牙喉音或舌音另擬一套上古聲母，形聲字反映的這種語音相通現象應是上古以前的語音層次；至於上古以前該不該另擬一套聲母，那是另一個問題，不可混淆，鄭妞的這種研究充分體現了貫徹科學的歷史觀和系統觀的巨大魅力。

《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根據作者的認識，對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的特殊相通的成因做了力所能及的解釋，分爲同義換讀、同形字、誤定聲符、音變構詞、語流音變、語音類推等角度進行分析、解釋，舉出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特殊相通的一些較爲典型而容易被人忽視的個案，有相當的説服力，有些例證的分析頗令人解頤。這樣解釋特殊相通的成因，不失爲一種值得注意的研究思路。

論文圍繞研究上古牙喉音跟其他聲母的諧聲關係這一課題，對既往有關上古聲母研究的成果在理論和實踐上深刻反思，探究諸如既往利用形聲字研究上古聲母方面存在的問題、上古聲母研究和韻部研究在形聲字使用上的不協調、上古漢語形態構擬、特殊諧聲研究和上古音系結構的關係等相關問題，都有相當深入的見解。“音近”是研究“諧聲原則”繞不開的問題，爲了分析“諧聲原則”和“音近”説的關係，論文追溯漢代至今小學家們對“音近”的理解，比較全面地占有古人提到的“音近”材料，發掘、梳理、歸納歷代對“音近”含義的不同理解，確定其具體内涵及其變遷。附録七詳列《史記》三家注中“音近”的部分資料，這對人們理解歷史上“音近”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正確理解和運用“音近”概念研究古音都很有幫助。

一般人都會有一定的思維惰性，不想在材料和方法上花功夫，缺少主動積極的思維心態，被動接受他手頭容易獲取的材料、方法、結論，被動接受自己知識結構容易理解的現成結論，不注意更新知識，隨大流，迷信權威和現成的知識，習慣於人云亦云，想當然耳，以求心理上的一種臨時性的滿足。這是人之常情，但思維惰性跟積極進取、科學創造是天敵。鄭妞本科就讀於武漢大學國學班，打下了較好的文獻基礎，那時就酷愛古音研究，進取心强。碩士階段投在駱瑞鶴教授門下，深得嘉許，後來駱先生鄭重地將她推薦給我。讀博期間，我發現她特别能舉一反三。《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從開始寫作到定稿成書的過程充分顯示了她積極進取的實績。從開始寫作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多個年頭，從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迄今也將近十個年頭。這十年來，風雲變幻，學術界花樣不斷翻新，誘惑良多。有些學人豔羨種種誘惑，眼花繚亂，不斷調整自己適應誘惑的心態、能力和行爲，希望大撈一把，“一日看盡長安花”。仔細想想，此種追求，歷朝歷代都有，不足爲奇，只是於今爲烈。互聯網興起，世界更精彩，能讓人“動凡心”的東西多了。這些都是過眼雲煙，皆庸夫所爲，非智者所好，惟有“淡泊”和“沉潛”最可貴，是戰勝思維惰性的鋭利武器；但惟有真正的智者才能達到“淡泊”和“沉潛”。《荀子·勸學》説：“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諸葛亮《誡子書》説：“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鄭妞懂得淡泊、沉潛的内涵並能够身體力行，不斷追求新知，求真求精，終於成就了《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一書，令人欣慰。我想到，既然牙喉音跟其他不同部位的聲母相通反映的基本上是遠古或史前漢語的語音特徵，而且這種相通現象不限於形聲字，數量要大於《説文》所收形聲字，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對鄭妞充滿了期待，期待她將這個問題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的研究不斷往前推進，我相信她會始終策勵自己，繼續做出新的重要貢獻，不斷攀登學術高峰。

孫玉文

2021年8月19日於京西五道口嘉園之天趣齋

排版：清源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