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暄 孫道萃：中國刑法立法的最新進展 | 澳門法學202102

【副标题】以《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為場域

【作者】高銘暄（“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京師首席專家”，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孫道萃（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學術部主任，法學博士）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澳門法學》2021年第2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居於基礎性、保障性地位，對於懲治犯罪、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穏定和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經此，1997年《刑法》再次迎來較大幅度的修改。總體看，本次修改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決貫徹落實好黨和國家重大戰略安排，突出以人民為中心，遵循總體國家安全觀。不僅切實響應社會熱點，也為我國刑法立法教義學的發達提供新的場域和動能。其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為了實現刑法與行政法、民法典以及社會法等部門法之間的立法銜接需求，顯著增設新罪名（主要以單獨的罪刑條文為主，少量為單獨條款，個別為修改原有條文）。而且，新增罪名以法定犯為主，輕罪（微罪）與危險犯的占比明顯較高。增設上述新罪名有助於實現法定犯的行政違法性和刑事違法性之內在的一致性，既是積極刑法觀在立法層面的具體實踐，也有助於在新的犯罪情勢下對輕罪（微罪）問題實現更妥當的刑罰處罰，以及強化對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治理。儘管不乏關於此次修正是否存在重刑化、情緒化、象徵化的疑慮，但司法者不負有批評立法的使命，而應當務實地面對立法活躍的態勢並強化建構性的刑法解釋理念。因此，深入系統地闡明《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罪名的法理，不僅是為了闡明我國刑法立法的最新進展，也意在梳理我國刑法理論的最新演變。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主要涉及14個獨立的新增罪刑條文、2個新增的單獨條款與1處系對原有條款的修正規定。上述規定彙聚了我國刑法立法的最新成果，對我國刑法理論發展與實踐將產生重大影響。本文結合本次立法背景，逐一闡明上述新增罪名的立法要旨、基本犯罪構成要件要素與適用界限。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條在《刑法》第133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133條之二，罪名為妨害安全駕駛罪。增設該規定充分顯示通過刑法保護公共交通安全的決心，以及充分發揮刑法對公民行為的積極引導與規範作用。

　　根據第133條之二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公共交通安全，而且主要是陸路公共交通安全，並限於公眾在出行安全上尤為關注的“體感治安”方面。本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是典型的輕罪（微罪）。本罪的客體不應當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安全、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與乘坐人員的人身安全。這應由其他更重的犯罪規定予以保護。（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行為人（主要是乘客）或駕駛人員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危及公共安全。本罪的發生場所限定在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其危害行為有兩類：一是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二是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在認定時，主要或關鍵看是否“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主要表現為上述行為妨礙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運行，使之陷入“失控”狀態，無法正常的安全行使，並且處於很可能出現傾覆、翻車、撞車等迫切的危險狀態，以至於乘客以及行人、車輛面臨其他重大危險，具體可以從交通工具的載客人數、行駛路線等方面考察。關於“干擾”的暴力程度，從罪狀表述以及法定刑的配置看，雖然有使用暴力或者搶控與互毆、毆打之表述，但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一般是指會影響正常駕駛的較為輕微的暴力情形，實踐中表現為相對輕微的威脅、言語辱駡、捂眼睛或噴灑辣椒水等遮擋駕駛視線、輕微撕扯與推搡等情形。構成本罪的，必須達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基於“危及”之罪狀規定，表明本罪是具體危險犯，只要實施上述任一行為，即構成犯罪，而不論是否實際發生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結果；特別是對於在大型公車或在危險路段、高峰交通時段、人流量很大的路段實施上述行為，一般應予認定。（3）本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即任何已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駕駛人員也可以是本罪的主體。（4）本罪的主觀方面出自故意。行為人對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並可能危及公共安全持希望或者放任的心態。通常而言，行為人在上述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行為時，置其行為可能進一步對公共（交通）安全或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脅而不顧，反映其主觀惡性往往較深。這是本罪作為具體危險犯的緣由之一。此外，應區分駕駛人員與他人互毆的行為，與遭受他人突如其來的暴力、出於自衛而對他人不法侵害實行反擊的行為。駕駛人員的反擊行為具有職務上的正當防衛的性質，但應當在充分有效履行好保障乘載人員安全的首要職責這一前提下進行；置乘載人員安全于不顧而反擊他人的毆打，也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危險駕駛罪的界限。關於本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公通字〔2019〕1號）作了規定。但該規定較為籠統，沒有充分考慮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在實踐中可能出現擴大化的從重從嚴處理。本罪與交通駕駛罪在發生的領域、主觀心態、是否需要出現嚴重危害結果、結果犯還是危險犯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界限。實施上述行為，導致實際的危害結果的，按照本條第3款的規定，應當按照交通肇事罪論處。本罪與危險駕駛罪都是典型的輕罪（微罪），也都是危險犯，在主觀方面均限於故意。但通說認為，危險駕駛罪是抽象危險犯，雖然主觀上是故意，行為人對危及公共安全卻持放任的心態。二者存在以下差異：一是前者的行為主體一般是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人員，或者是共同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後者的行為主體更為寬泛而不那麼具體，並且還包括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二是在行為方式上，前者僅限於兩種特定情形，後者限於四種特定情形，行為方式上一般不存在明顯的交叉問題。按照本條第3款的規定，出現犯罪競合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也即本罪處理。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條在《刑法》第134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134條之一。罪名為危險作業罪。增設本罪既是刑法主動與其他法律保持緊密銜接的結果，也凸顯刑法的積極一般預防功能。雖然本罪系新型的公共安全之具體危險犯，反映了刑法規制的前置化，但也正確地釋放寬嚴相濟基本刑事政策的功能。

　　根據第134條之一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應當是生產、作業安全及其管理秩序，也即《安全生產法》（2020年修訂）第1條規定的國家安全生產、作業與管理秩序。安全生產、作業的管理規定是安全生產、作業的最基本前提要素與保障制度。違反上述規定，對公共生產、作業安全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應當對其追究刑事責任。本罪法定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是典型的輕罪（微罪）。本罪的客體不應包括從事生產、作業的不特定或多數人的實際生命、健康的安全和重大公司財產的安全，這應由其他更重的犯罪規定予以保護。（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具有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現實危險的行為。危害行為包括三種法定情形，即“關閉、破壞、篡改、隱瞞、銷毀直接關係生產安全的設備、設施以及相關資料、資訊等保障措施”“拒不執行整改措施”“未經批准、許可擅自生產作業”。其中，“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資料、資訊”在內容與形式上是全新的罪狀規定，改變了事後規制安全生產的陳舊觀念，轉而宣導積極的事前防控觀念，並注重與現代生產、作業的資訊化、資料化、智慧化等趨勢保持一致，充分體現與時俱進的立法精神。根據立法原意，“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資料、資訊”，是指篡改、隱瞞、銷毀監控、報警、防護、救生設備設施的資料資訊。既包括設備設施記錄、採集、儲存、傳輸的資料資訊，也包括資訊安全設備設施自身記錄、採集、存儲、傳輸的資料、資訊。篡改、隱瞞、銷毀，是指將設備設施記錄、採集、存儲、傳輸的原始資料、資訊進行修改、隱瞞、銷毀，破壞其真實性和安全性。同時，構成本罪的，還要求達到“具有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現實危險的”，是指即將出現重大險情，應當是非常迫近的重大危險，是一種較大的現實可能性判斷，但並非一定必然或已經實際出現了危害結果。這說明本罪是具體的（業務）危險犯，體現了將刑事處罰階段適當前移的立法旨趣。在實踐中，可以從違反有關生產、作業安全管理規定的次數，關閉、破壞直接關係生產安全的監控、報警、防護、救生設備、設施的數量及其重要性，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資料與資訊的數量及其重要性，拒不改正的次數與主觀態度以及潛在的風險程度，擅自生產與作業的時長或範圍等方面予以判斷。（3）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主要包括對生產、作業負有組織、指揮或者管理職責的負責人、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投資人等人員，以及直接從事生產、作業的人員。單位也可構成本罪的主體，以嚴懲相關企業不依照法律法規規定生產、作業現象。（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行為人對其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是明知的，對此有著非常明確的刑事違法性認識；而且，對其行為可能具有引發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現實危險是持一種希望或者放任的心態，但也有觀點認為是過失。鑒於本罪是典型的法定犯罪，考慮到安全生產事故高發、多發的原因很多、情況複雜，不能一刀切，導致打擊面過大；要重視綜合治理，與其他法律的規制保持良好的梯度結構。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第134條第1款、第2款規定的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的界限。從罪狀看，本罪限定在三種特定的情形，此乃與另外兩個罪名的主要區別所在。總體來看，本罪是故意犯罪，是（具體）危險犯，以實施上述行為具有發生現實危險的高度可能性為入罪的前提；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是過失犯罪，是實害犯。而且，相比於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規定的法定刑，本罪是輕罪。儘管如此，根據本罪客體的內容及其刑罰配置，應當看到，本罪與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共同組成了一個輕重有序、處罰梯度合理、罪名配置科學的“犯罪群”。本罪是基本犯罪形態，後者是加重犯罪形態，可以更好地保障生產、作業領域的公共安全及其管理秩序，也體現了刑法保障的前置化。此外，還要分清本罪與破壞電腦資訊系統罪的界限。本條規定的“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資料、資訊”，可以是侵入、破壞電腦資訊系統的行為，但只有造成電腦資訊系統不能正常運行，情節嚴重的，才可能涉嫌構成破壞電腦資訊系統罪。當這兩個罪名發生競合的，應當擇一重罪論處，也即構成破壞電腦資訊系統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7條在《刑法》第142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142條之一。罪名為妨害藥品管理罪。增設本罪旨在及時響應社會公眾的重大關切，強化對重大、基礎民生領域的保護力度，增強藥品安全，保障群眾身心健康。

　　根據第142條之一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國家的藥品安全管理制度與管理秩序。本罪設置了兩個法定刑檔次，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以更重的刑罰。因此，本罪的客體還應當包括不特定或多數人的生命與健康安全。（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違反藥品管理法規，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違反藥品管理法規”之規定，既凸顯本罪違反了行政法規範，也契合了規範違反說的入罪依據。因此，本罪是典型的法定犯罪。本罪的危害行為限定為四種特定情形，即“生產、銷售禁止使用藥品”“生產、進口、銷售未經批准的藥品”（藥品“黑作坊”）“騙取藥品申請註冊”“編造生產、檢驗記錄”。實施上述行為，需要達到“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才構成犯罪。本罪的基本罪形態是（具體）危險犯，反映了將刑事處罰適當前移的立法精神，以加強對藥品犯罪的懲治。關於“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認定，實踐中可以主要根據禁止使用藥品對人體傷害的程度、未經批准藥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程度、騙取藥品申請註冊的藥品是否上市流通及其數量與範圍、違反藥品管理法規的次數、違反藥品管理法規且拒不執行改正措施、違反藥品管理法規定的持續時間、被行政處罰後再犯、違法所得的數額、違規藥品的實際數量等方面加以認定，且一般是以具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為前提。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加重處罰。關於“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認定，既包括實際發生的人身傷害結果以及具體人數，也包括多次實施、非法獲利等其他嚴重情節。（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犯罪主體。自然人和單位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4）本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行為人對於其行為違反藥品管理法規是明知的，具有明顯的刑事違法性認識；而且，對其違反藥品管理法規的行為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危險，或者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是持希望或放任的態度。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的界限。根據《藥品管理法》（2019年修訂）第98條第2款、第3款之規定，假藥與劣藥有著明確的種類和範圍。生產、銷售假藥罪與生產、銷售劣藥罪是以假藥、劣藥為犯罪對象的。但是，本罪的犯罪物件明顯不同，是具體的藥品管理制度、法規。因此，從客觀方面（行為方式）看，本罪與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當然，按照本條第3款之規定，如果同時構成第141條、第142條規定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3條在《刑法》第219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219條之一。罪名是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本框架下，充分保障經濟安全至關重要。同時，增設本罪是為了與智慧財產權的最新立法保持一致，以建立更加完整和全面的商業秘密刑法保護體系。

　　根據第219條之一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商業秘密安全及其負載的商業利益，隸屬于國家經濟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管理秩序。商業秘密事關市場競爭秩序與營商環境，商業秘密安全直接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關於〈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徵求意見稿）〉的說明》（2020年）指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關於“加強企業商業秘密保護”的決策部署，為了加強企業商業秘密保護，制止侵犯商業秘密不正當競爭行為，激勵研發與創新，優化營商環境，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故出臺《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徵求意見稿）》（2020年）。《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徵求意見稿）》第二章“商業秘密”之第5條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並經權利人採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資訊、經營資訊等商業資訊。第6條、第7條、第8條、第9條分別規定“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經權利人採取相應保密措施”以及“權利人”的內容、要件及其範圍等。這為理解本罪的客體和客觀方面提供基本依據。（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危害行為包括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四種情形，而且是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前述行為。本罪共分為兩個法定刑檔次，基本罪形態配置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有期徒刑，因而，本罪不是行為犯，而應當是結果犯。在立案追訴標準上，應主要從商業秘密的級別、洩露的範圍、實施的次數、導致商業利益的實際損失、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危害等方面進行判斷。（3）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包括任何已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單位。（4）本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明知系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並會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等危害結果的，希望該種結果的發生。常見的犯罪目的包括非法牟利、重大經濟利益的交換等。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後的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界限。這兩個罪名有不少相似之處，包括犯罪物件是商業秘密，行為方式也包括竊取等違法方式，部分客體的內容相同等。同時，二者之間最大的界限在於發生的場域不同，本罪的行為具有涉外性，最終目的系為了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並具體實施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共四類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關於本罪與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檔、資料、物品罪的界限，主要在於犯罪對象的不同，以及後幾種罪所涉的領域應當是國家安全、政治安全或國家經濟安全。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條在《刑法》第236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236條之一。罪名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近年來，利用職責實施性侵事件持續見諸報端。一些案件雖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無法按照強姦犯罪論處。出於更好地保護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應當嚴厲打擊利用職責的身份優勢實施性侵的行為。

　　根據第236條之一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未成年女性的性權利和身心健康權利。增設本條與《未成年人保護法》（2020年修訂）的立法精神完全契合，旨在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本罪的被害物件具有特殊性，是指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而非《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條規定的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這也說明增設本罪有特殊的立法目的。（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危害行為的本質內容是與上述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並使用“發生”作為關鍵字，用於界定前述性關係內在的“刑事違法性”以及“悖德性”。據此，實施本罪的行為，不要求使用暴力、脅迫等具有物理、心理、乃至精神強制方式。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雖然具有相當的性自主權或同意的能力，但當行為人利用特殊職責及其形成的優勢地位，即使獲得前述未成年女性的同意，也仍然違反本條之規定，是嚴重背離社會道德倫理的性行為。易言之，無論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是否同意，都不能作為行為人逃避刑事責任的理由。因此，本條實際上提高了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齢的上線。但行為人必須利用特殊職責實施上述行為的，才可能構成本罪；行為人沒有上述特殊職責，但系利用優勢地位、依賴關係或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等，與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一般應按照強姦罪論處。同時，考慮到本罪的被害物件之特殊性，在發生性關係的既遂標準上，應當採用“接觸說”而非“插入說”。（3）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必須是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如養父母、學校教師、醫護人員等。本罪的行為主體具有特定的身份，因而本罪也是法定的身份犯。（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而且應當盡職盡責地履行，卻仍利用這些特殊職責所形成的優勢地位、信任關係等特殊條件，與上述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同時，鑒於行為人負有特殊職責，其對發生性關係的物件是“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這一特殊的犯罪事實有著非常明確和清晰的認識。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強姦罪的界限。其區別在於：一是在被害物件上，前者是特定的，後者包括婦女和不滿14周歲的幼女在內。二是前者的行為主體有一定的限制，是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後者沒有該特定要求。三是在發生性關係上是否要求採取暴力、脅迫等強制性手段不同，前者是行為主體利用身份或職責優勢地位而與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一般不需要有暴力、脅迫等明顯具有高強度的物理強制、心理強制，通常是平和或溫和的方式；後者必須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如麻醉、灌醉等，明顯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之性交，或者說與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係。同時，本罪與猥褻兒童罪的界限首先在於被害物件不同，以及在危害行為的內容、方式上均存在明顯的差異。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1條對《刑法》第227條第5款作了修改，並設置新的罪名為襲警罪。增設本罪旨在對當前高發多發的襲警現象加以專門規制，以更好地預防、懲治襲警行為，保障民警依法履行職務，維護社會安定有序。

　　根據修改後的第277條第5款之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國家公務活動的管理秩序，具體是指人民警察執行職務活動的管理秩序，以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身體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本罪的行為物件是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關於“人民警察”的範圍，應當根據《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訂）的第2條、第二章“職權”等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判斷。但關鍵是對“是否執行職務”進行綜合判斷，不能形式上僅根據“身份”便下結論。（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其內容包括：一是必須是使用暴力方式。這裡的“暴力”，與侵犯人身權利犯罪、侵犯財產犯罪兩章中的“暴力”具有相似性或相當性，可以作為判斷的參照標準。而且，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屬於典型的嚴重暴力行為。其中，在第5款規定的第二種情形中，“等手段”系指與前述行為具有相當性的情形，也即往往是襲擊者借助工具或其他力量來襲擊，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更為嚴重。二是必須有“襲擊”行為。一般是指毆打、捆綁、攻擊等人身強制行為。通常是行為人通過肢體及其身體力量實現，但也經常表現為通過器械工具實現的方式。三是必須針對“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實施上述行為。“正在依法執行”的規定，既強調對“執行職務”的實質判斷，也強調對“執行職務”的時間條件進行嚴格判斷，以此限制本罪的適用。關於“正在執行”的理解，應當根據人民警察執行職務的具體時間、被執行的物件情況、場合、方式、空間、法律依據、執行職務的內容與要求等要素進行綜合判斷。正在執行職務的狀態，可能因被執行人的襲擊而中斷，但人民警察經勸解或警告後繼續執行，被執行人仍然襲擊的，可以視為原狀態已經“恢復”。本罪的基本罪是結果犯（情節犯），需要達到一定的程度才構成本罪。其中，本款規定的“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僅限於對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造成“重傷”的情形。在認定時，應考慮到我國人民警察管理的社會事務相當廣泛，有的執法依據和規定並非都科學，有的員警執法還沒有達到完全依法公平公正的程度，需要結合執行職務的實際情況、襲警的具體原因等進行綜合判斷，防止擴大適用。（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也即已滿十六周歲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而且一般是直接故意。犯罪目的通常是妨害員警執行職務。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根據本條第2款的規定，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構成本罪。但同時也可能涉嫌觸犯故意傷害罪。在區分標準上，應當考察是否具有妨害員警執行公務的犯罪目的。如果只是傷害他人的犯罪目的，則一般不構成本罪。而且，根據《刑法》第234條的規定，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考慮本條對加重犯罪形態配置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如果適用本條之特殊規定，在量刑上明顯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根據想像競合犯的處理原則，應當從一重罪論處，也即按照故意傷害罪論處。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2條在《刑法》第280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280條之二。罪名為冒名頂替罪。近年來，時常發生冒名頂替上大學等事件，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嚴厲譴責。這類事件嚴重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單獨規定為犯罪，維護教育公平，夯實公平正義的基石。

　　根據第280條之二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公民身份管理制度及其直接相關的教育權、社會資格、社會待遇等。公民身份與資格的管理是關係到每個公民的基本社會制度，特別是對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社會待遇、社會福利等具有非常關鍵的證明作用。本罪重在打擊嚴重違背社會誠信、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破壞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正義底線的行為，但不僅限於高等教育領域，因而不只是侵犯公民權利犯罪的問題。本罪的行為物件是他人（公民）基於其真實身份而依法已經或應當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關於“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的範圍，參照《高等教育法》（2018年修訂）第15條、第16條、第18條、第22條等的規定予以認定。關於“公務員錄用資格”，是指《公務員法》（2018年修訂）第2條、第32條規定的經過公示的“擬錄用”或“錄用”資格。關於“就業安置待遇”，主要是指《退役軍人保障法》（2020年）第21條、第22條、第23條規定的“退役安置”等退役軍人保障制度。（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盜用、冒用他人身份，或者組織、指使他人盜用、冒用其他公民的身份，並以此最終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的。在危害行為上，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盜用、冒用他人身份；二是組織、指使他人盜用、冒用其他公民的身份。無論何種行為方式，最終都是為了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根據本條對危害結果的規定，本罪是複合行為，既包括手段行為，即指各種盜用、冒用他人身份的行為；也包括目的行為，即指實際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的行為。二者之間存在牽連關係，缺一不可。本罪既遂的標準應當是結果行為已實施完畢且犯罪目的達到。此外，國家工作人員組織、指使或者說明實施上述行為，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已滿十四周歲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是本罪的主體。（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行為人明知盜用、冒用或組織、指使他人盜用、冒用他人身份是違反國家規定，會對公民造成嚴重危害結果的，而希望這種結果的出現。犯罪目的通常是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獲得不應當屬於自己的特定資格或待遇。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偽造、變造、買賣身份證件罪、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的界限。在實踐中，偽造、變造、買賣身份證件罪、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都可能是本罪的上游犯罪，或者說是本罪中的手段行為所可能涉嫌的犯罪。構成本罪的，前述手段行為不是最終目的，關鍵要看結果行為的實現情況，也即看頂替他人取得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的實現情況。此外，根據第280條之一第2款的規定，構成本罪的同時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條在《刑法》第291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291條之二。罪名為高空拋物罪。對於高空拋物問題，已有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但為了明確刑法介入的前提和範圍，故增設本罪，加強保護“頭頂上的安全”。

　　根據第291條之二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公共場所的安全管理秩序以及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具體是指公民的“頭頂上的安全”管理秩序。《民法典》第七編“侵權責任”第八章專門規定“高度危險責任”，對高空拋物引發的民事責任作了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亦可規制高空拋物。但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結果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近年來，高空拋物案件不斷發生，嚴重威脅人民群眾“頭頂上的安全”，嚴重危害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往往也一般嚴重危害公共安全。這是增設本罪的背景。（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從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本罪的危害行為是高空拋擲物品，並限定如下基本要素：一是犯罪場所或場域必須是建築物或其他高空。關於建築物或其他高空，需要結合本罪的客體來確定。不應當泛指所有的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而應當立足“頭頂上的安全”管理秩序，進行限制解釋，一般是指居民樓社區、商業圈或人流量大、人群密集中地區的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至於“高空”並不是片面地強調與地面的“高度”，“高空”也不可以直接理解為“高處”，而應意在強調拋擲物品的特定場域與空間可能會對不特定或多數人的安全造成極大的不可控風險；一旦實施，往往無法預測和控制，後果更可能不堪設想。二是行為方式是從上述地點拋擲物品，而不是物品自行墜落。三是物品一般是可以通過人力的方式拋擲的，體積明顯過大、體量明顯過重的物品，因無法“拋擲”，故一般不在其內；不作限制的看法不合理。四是在建築物或高空放置物品墜落的，不在本罪的規制範圍內。根據本條所規定的法定刑，本罪雖是典型的輕罪（微罪），但也是結果犯（情節犯），必須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關於“情節嚴重”，一般是指“多次拋擲”“在人群密集的場所拋擲”“經有關部門勸告後仍拒不改正”“向大型群眾集會場所拋擲物品”“拋擲物品具有明顯或嚴重的傷及人身安全的”等。對拋擲物品行為所可能引發的人身危害結果，根據法定刑的規定，一般限於造成他人輕微傷的情形；不應當包括尚未造成嚴重後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造成致人死亡、重傷、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等情形，如屬於這些情形，應當構成其他更重的犯罪。（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也即任何已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行為人對自己拋擲物品的行為是明知的，對於拋擲物品所可能引發的危害結果一般是持放任的態度。

　　關於本罪的司法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法發〔2019〕25號）對如何準確認定高空拋物犯罪、故意從高空拋棄物品但尚未造成嚴重後果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過失導致物品從高空墜落致人死亡、重傷等問題作了規定。上述規定對本罪的認定仍具有指導意義。簡言之，通常的高空拋物行為，不具有導致不特定或者多數人傷亡的具體危險，不能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實踐中，應注意本罪與《刑法》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第233條、第235條、第134條第1款規定的犯罪之間存在實質差異，最大的差異是客體的內容以及輕罪（微罪）的性質。應當嚴格遵從公民的“頭頂上的安全”管理秩序這一要素進行限制解釋，並充分考慮本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一年有期徒刑，這才是依法打擊高空拋物犯罪。如果已經造成更為嚴重的危害結果，按照本條之規定。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3條在《刑法》第344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344條之一。罪名為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罪。近年來，外來入侵物種事件頻發，嚴重威脅國家生物安全。增設本罪旨在嚴懲這類新型生物安全犯罪。

　　根據第344條之一的規定，本罪的構成要件為：（1）本罪的客體是我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的健全性、完整性，它們是我國生物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物安全法》（2020年）第2條第5款建立從事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活動制度。外來入侵物種問題隸屬于國家生物安全治理範疇。截至2020年8月，根據生態環境部發佈的《2019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中國已發現660多種外來入侵物種。增設本罪是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系統功能，預防和控制外來物種入侵，遏制外來入侵物種的重大負面影響。關於“外來入侵物種”及其範圍，以環境保護部、中科院聯合發佈《關於發佈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第三批）的公告》（公告2014年第57號）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分別在2003年和2010年分2批發布的《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的相關目錄為准。有觀點認為，“外來入侵物種”的範圍如果擴大至《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以外的物種，實有強人所難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行為人往往無法認識到或缺乏認識能力。該看法總體是正確的，但外來入侵物種的“專業性”及其對認識能力的偏高要求，也不能一概作為出罪事由；即使該名單具有動態調整的必要性，也不能完全只依照《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進行“單一”判斷，尚需結合全案情況進行綜合判斷。（2）本罪的客觀方面是違反國家規定，非法引進、釋放或者丟棄外來入侵物種。“非法”主要是指違反《生物安全法》等相關的國家規定。在危害行為的方式上，分為引進、釋放和丟棄。“引進”是指該外來入侵物種源自于國（境）外，“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是指在國（境）內實施的，從而導致我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功能遭到破壞。構成本罪，還需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主要考慮外來入侵物種的數量、外來物種入侵的實際範圍或實際區域、導致國內物種滅失的數量及其程度、對生物多樣性的實際危害程度或預期的危險等因素加以認定。（3）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也即已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單位有關人員。（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必須明知是外來入侵物種。

　　關於本罪的認定，主要涉及與危害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之間的界限。這二者在犯罪物件上存在實質差異，凡涉及外來入侵物種的，一般應當適用本條之特殊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