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座丨梁慧星：走进沙滩北街十五号

沙滩北街，是京城景山东侧一条南北走向、长不足百米、极其冷僻的小街。北端与沙滩后街相交处一座小院，即是国内外闻名的沙滩北街十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之所在。院门东向，与街左文化部大院后门相正对。我有幸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之十月，进入这座朴实无华的小院。惊异于其中人我关系之平等、尊重、友善，以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之氛围。遂浸淫其间，历三十寒暑，虽衰发满帻，亦不弃不离，不改其乐。回首往事，仍有感概于当初走进这座小院之匪易。

我于1962年在四川省眉山县青神中学以全优成绩毕业，在眉山县中学考场参加高考。高考分理工、农医和文科三类。当时风尚，重理轻文。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学谚。班主任倪海光老师动员我报考理工，说：你考理工一点问题都没有，考文科就不保险，文科招生少。我不听班主任的劝告，执意报文科。在填志愿表时，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到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凡可报的中文系全填上了，剩最末一个志愿，填四川行政学院充数。倪海光老师踱到我课桌前，低头看看我的志愿表，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用两个手指头点着我填的四川师范学院和四川行政学院，然后做了个交换的手势。我心想：交换就交换，难道我真的就进这个学校不成！于是把四川行政学院由普通校最末换到普通校第一。殊不知就这一换，注定了我的文学梦的破灭。我真的收到四川行政学院的录取通知。

因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实行调整政策，撤销主管法律教育的司法部，把五所政法学院下放地方。西南政法学院下放四川省，改名四川行政学院，设政治、法律两系，培养政治教员和政法公安干部。我被录取在四川行政学院法律系政法公安专业。进校第二年，政治系撤销，仅保留法律系。此后又恢复了西南政法学院校名。所学习的专业课程，唯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宪法学教材的作者是王珉、王叔文。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同样，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自编的民事政策学教材和刑事政策学教材，薄薄的两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本科四年真没有学到什么法律知识。所幸毕业前有三个月实打实的实习。

1966年春季开学，即往江津县法院实习，使我们这些法律系本科生多少对政法工作有所了解。当时的江津县法院，在县城法院住所设一个院内庭，另在各区设一区法庭。我被分派在院内庭，由庭长带着办理刑事案件。庭长姓廖，文质彬彬，富有审判经验。教我怎样阅卷，在阅卷中怎样发现问题，怎样写阅卷报告，怎样担任书记员，怎样做询问笔录，怎样写判决书，以及结案后怎样装订案卷。到看守所讯问被告和下乡调查案件，多数时候是和法警一道。法院仅一位法警，开庭时履行法警职责，平时也做与审判员一样的工作。法警身材魁伟，待人很和善，一道下乡调查案件，对我照顾有加。可惜已忘其姓名。三个月时间，我参予办理的案件不少，因而对从事审判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和廖庭长办过一个案件。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到公安局要求进监狱劳改。接待干警没好气地说：”你不够条件。”问：”要啷个才够条件？”答：”去把火车掀翻嘛。”认为此人有神经病。殊不知这个人真的去掀翻火车，搬几块大石头堆在铁道上，然后蹲在附近草丛中，当巡道工巡查过来发现时，主动跑出来承认。廖庭长认定被告不构成犯罪。另一次我被暂借到检察院，随检察长下乡查一件纵火案。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将自家住房点燃了，目的也是进监狱劳改。检察长认为不构成犯罪，教育后把人放了，也把红杏出墙的妻子教育了一番。两个案件作案动机相同，都是妻子红杏出墙，丈夫不是要求离婚，而是想自己进监狱劳改。令人难解。我还参予复查平反过一个冤案。解放初土匪暴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山坡上一边跑、一边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镇反时这个男孩被当作匪首判了重刑。我和法警去劳改农场宣布平反，当场释放。服刑十多年，才三十来岁，完全一个老头。我和法警一路唏嘘不已。三个月的实习结束，想到不久就要走上政法工作岗位，真的有一股豪迈之气。恰似唐人诗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没有料到，实习返校，马上就传达”五一六通知”，宣布停课闹革命，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1968年底大学生分配工作，按照当时”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政策，我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市。到昆明市革委会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知道分配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其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均已撤销，即所谓”砸烂公检法”。大约在元月中，被分配到市革委会人保组。到人保组报到，负责接待的军人很热情。我被确定在办案组。然后是人保组负责人五十四军某部张副政委接见。张副政委态度严肃却不失和蔼，真的语重心长：专政工作，需要知识分子，到了人保组就算到家了。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定要服从纪律，一定要讲党性，不能讲派性。一定要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是毛主席一手创建、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队伍，从来最讲党性、最坚持党性。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张副政委一席话，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听后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在外漂泊多年后终于回家见到亲人的感觉。决心好好工作，报效国家，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张副政委的殷切期望。

张副政委接见后去食堂用餐，餐后要去办案组与组长和同事们见面，次日正式上班。不料，刚吃过饭，负责接待的军人前来宣布张副政委的指示：刚来的大学生，打那儿来，回那儿去。犹如晴空一个霹雳，人一下子就懵了！很快回过神来，自己警告自己：逐客令下，军令如山！自己也是一条汉子，不能说半句软话，露半点贱相，让人看轻了。于是故作轻松状，不迟疑地回接待室取了行李，同负责接待的军人步出大院。跨出大门警戒线，回头与军人告别，浅浅一笑、挥一挥手！此处不留人，应有留人处。人保组大院在北京路，向北不远就到了邮电大楼，右转东风东路，很快就回到市革委大院，进到大学生分配办公室，负责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态，显然已接到人保组的电话，说：等过了春节再说吧！

待过完春节，市分办负责人和颜悦色、试探性地问：如果分配到工厂，去不去？回答一个字：去。此日此时，距到达昆明也近两月。五十多天，兜里揣着派遣证和工资关系、粮食关系证明信，没有单位，不能报到，不报到就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没有工资、没有粮票靠什么吃饭？靠什么住店？靠什么活？！若非六八级李锡昆同学的父亲母亲收留我，真不知五十多个白天如何挨过，五十多个寒夜何处投宿？！此时此刻，且不说是去工厂，就是宇宙洪荒、虎穴龙潭，别人能去，我亦能去！别人能干，我亦能干！别人能受，我亦能受！恰似溺水之人偶抓漂木，岂有放脱之理。犹自庆幸天不绝我。于是到了昆明市重工局所属农用轴承厂，厂在昆明东郊大板桥，距市区20公里。当地谚云：三尺长一座大板桥，这头踏上那头摇。又云：大板桥，一大怪，三个蚊子一盘菜！另据史料，长征红军佯攻昆明，先头部队抵达大板桥，省主席龙云急调滇军回防，红军乘机夺路西进，顺利渡过金沙江。

我在轴承厂十年，先后担任政工干事、劳资干事和工会宣传干事，而担任工会宣传干事时间最长。厂工会宣传干事，负责墙报、广播站、图书阅览室，组织职工体育活动、文娱演出，以及订报刊、收发信件，等等。厂是新厂，1966年筹建，1969年投产，200多号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青工，一度文娱体育活动很活跃。常有车间之间的篮球比赛、排球比赛，与兄弟工厂和当地驻军的篮球比赛、排球比赛。节日厂内有文娱演出，还到山下炮团和干海子炮四师师部慰问演出。一次重工局举行田径运动会，三十多家厂，三十多支代表队，我厂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和男子四百米接力第二名，在厂史上是仅有的最好成绩。10年的工厂经历，经受了各种磨练。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实际有了感性认识，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较深了解，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回忆我在工厂，领导交给的工作，无论是否属于本职，没有讲过条件，而且总是完成得很好，没出过错。我的禀性，不是心高气傲的人，也不是爱提意见的人。获得这样一个为人民服务、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机会实在不易，自当积极工作、改造思想，夹住尾巴做人。岂敢恃才傲物，说话伤人！十年时间，真没对谁提过批评意见。自觉与厂、部门、车间领导和班组长、老工青工关系颇融洽。全厂上下对我的评价都不错，1971年很顺利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政工干事马学书同志。其时党章取消预备期，一经组织批准，即为正式党员。但一次支部书记提名我担任厂工会副主席，却在领导班子未获通过，使我对自己有了清醒的判断。认识到做文字工作是我所长，也是兴趣所在，与人交往特别是与领导交往是我所短。此所谓”短”，实是不得不然。因我有成见在胸：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关系，不做任何人的铁杆。此是我20岁左右时，受当时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启示，决定于人我关系采不结盟主义。文革中的经历见闻，更使我坚信不移，决心终生信守。注定我不适于官场。

工厂工会宣传工作本就轻松。自己出身农民且正当青年，不怕吃苦，参加车间劳动自不在话下。个人生活也颇顺利。1972年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上班工作胜任愉快，业余时间开荒种菜，饲养鸡鸭鹅兔。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办广播、编墙报、组织文体活动，也算党的事业之一部，也算精忠报国之一途。心如止水，不生波澜。孰料文革结束，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相继恢复。中央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号召专业归口。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竟又死灰复燃。我想归口到中级法院或者基层法院，经校友吕廷远兄介绍见了中级法院邓院长。邓院长对我曾分配中级法院及到人保组报到有所耳闻，当即表示：很需要，很欢迎，只要工厂放人。但是工厂不放人。归口法院的希望再次破灭。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调出厂后透露：当时市委组织部来了调令，厂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把调令锁进抽屉，严密封锁消息，终未泄露一点风声。一个基层支部，保密如此之严，你不得不佩服。

西南政法学院复办，张序九老师推荐我回校任教。张老师善于识人，校内有小伯乐之誉，推荐过不少教员。据张老师来信，学院领导已经通过，家属安排亦有考虑，要我即向厂领导提出申请。厂长姓栾，从市标准件厂调来不久，为人十分直爽。我提出调回母校任教，栾厂长当即爽快答应，说：你去大学任教可以为党多做贡献，校方函来即可办理调动手续，全家一道走，厂里绝不刁难。真是快人快语，令我感佩不已。庆幸遇到好人，老天助我。不久西政真来函调人时，厂长、书记一齐推翻前诺，一致表示绝不同意调出，理由依旧：工厂工作也是党的需要。我厂先后分配来四位大学生，其中云南大学一位，外语专科一位，加上我的西政同学共三位，均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归口名义，相继先后调走。同一个政策，同一个厂，同一个支部。何以独留我一人？！个中缘由，请谁人点拨？！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第二批招生专业目录公布，其中有法学专业。这时母校张序九老师来信，鼓励我报考，谆谆告诫：机不可失！当时政策规定，任何单位对于职工报考研究生不得阻拦。先自喜不自胜！我要考上研究生，纵是天王老子恐怕他也拦我不住！复转念一想，顿生踌躇。全国招生，漫无限制，无论本科、专科，已经毕业、尚未毕业，工农兵学员，老三届知青，工人、农民、干部、群众及有无职业，均可报考，考生人数之众多，可想而知。丢开书本，抛弃专业，十有余年，仓促应考，其困难程度，亦可想而知。虽然政策不允许单位阻拦，但工厂领导态度未变，我要考上了不打紧，若要考而不上，工厂领导将如何对我？我又将如何面对工厂领导？其难堪与尴尬，亦可想而知。是故瞻前顾后，反反复复，犹犹豫豫，迁延难决。

而时不我待，转瞬之间，报名期间将过。报名最后日之前日，竟日心烦意乱，忐忑不安。是夜辗转床榻，不能成眠。扪心自问：何以畏首畏尾？何以迟疑不决？纵然折戟考场、名落孙山，又有何可惜？冷嘲热讽，尴尬难堪，又有何可惧？俗语云：佛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争而不得，应承认自己无能，岂可怨得他人！张师认我有才，举荐任教不果，复又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一再叮嘱勿失良机，我若临阵畏缩、未上考场，将来如何面对夫子？如何面对自己？遂决定报考，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即唤醒妻子，告知我意已决。时在报名期限最后一日凌晨两点。工厂起床号响起，顿觉一身轻松。赶早到办公室请假、打证明信，乘11路公共汽车进城，到设在官渡区的省招办填写报名表。法学专业，仅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单位招生。谨遵张序九老师建议，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

当时国家的政策，工作单位应当给考生一个月假期备考。斟酌自身境遇，未便向厂领导请求。好在张序九老师寄来50年代教材，并托云南大学屈野老师辅导。犹记周日进城去屈野老师家请教。其时屈师住在云大附近青云街，房屋老旧，居室局促。屈师自己尚待落实政策，且又胃病缠绵，身体虚弱。每次登门，屈师精神为之一振，仿佛重登杏坛，再掌教鞭，征引比喻，耐心讲解，诲我不倦。复向故纸堆中，寻出50年代在人民大学上学时，苏联专家讲授民法讲义油印资料，供我参考。有时留饭，师母上班，屈师亲做韭菜炒鸡蛋，师生对食，情同父子，令我终生不忘！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感觉时间飞快。突发奇想：如果人类一日一餐，三日一睡，当可节省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学习。

收到准考证后的一天，有重工局领导来厂，由厂政工干部陪同，约我在厂大门口商店对面小平房接待室隔壁房间谈话。主题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我专业对口，改任厂人保组干事，并涨一级工资。条件是：我放弃研究生考试。我暗自思忖：现今恢复研究生招生，恰似历史上皇帝开科取士，此是国家急用人才之时。有志之士理当踊跃应试，各显其能其才，但凭国家挑选。盼能有幸得中，竭忠尽智，报效国家。利钝成败，在此一举。如因领导许诺涨一级工资、换一个部门，就放弃考试，铩羽而返，我拳拳报国之心，岂不化成谎言虚话！从此往后，将如何做人？！如何面对厂长、书记、车间领导与全厂员工？！于是答复：报考研究生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已经报名，不能不考。

考生之进考场，犹如将军临阵。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更是如此。昆明市研究生招生考场，设在官渡区小学，教室桌椅均很破旧。头天已经探场，熟悉路径。开考进场仍极紧张。我的课桌靠墙，瞥见右手邻桌考生带了两个药瓶，其紧张程度更胜于我，于是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两天四场：作文、外语、法理、民法。考完回家，即瘫倒在床，四肢无力，浑身酸痛，脑子一片空白！待稍缓过神来，逐科回忆，自觉法理、作文、民法均可，而外语很差，是在预料之中。犹记民法考试论述题：”论合同制度”。孰料研究生期间到重庆调查合同制度试点，1980年在法学研究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重庆市推行合同制度的调查报告》；1981年毕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论合同法律制度》；毕业留法学所参加撰写第一部合著《合同法》。1988年起首次参加国家立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93年起参加设计起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冥冥中疑有定数！

收到法学研究所的复试通知。考试成绩：作文88分；外语37分；法理70分；民法90分。与自己估计吻合。于是向厂里请假，进京参加复试。乘坐62次特快，行驶61个小时，于第三日晚9时30分抵达首都北京。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通过长长的地道，走出北京站，放眼望去，夜色朦胧，路灯黯淡，车少人稀。社科院复试在北太平庄北京师范大学，今夜如何得到？稍事踌躇，即决定露宿街头。用两张报纸铺地当床，行李袋做枕，仰卧在位于北京站街与北京站东街交叉街口的一家餐馆檐下。环顾两侧露宿者，无非失路之人，尽是他乡之客。旅途劳顿，一夜无梦。北京之夏，四时天晓。于是起身，收拾报纸，让出人行通道，手提行李袋，出北京站街，转建国门内大街向西，过东单，沿东长安街前行，过王府井南口，过南河沿、南池子，抵达天安门广场，见神圣城楼两侧红旗在晨风中轻轻摆动，遂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花坛边公用水管龙头洗漱，然后到位于正阳门城楼东侧22路公共汽车站，乘车经新华门、西单、西四、新街口，至北太平庄北师大社科院复试报名处报到。
中国社科院借北师大复试研究生，后研究生院亦借此办学。考生不分专业，依报到顺序，入住北师大校园东大门北边一栋教学楼。沿着教室四周墙壁铺草荐打地铺，被褥清洁，与北京站口街头露宿，判若天壤。来自四面八方的考生，互通问讯，其乐融融。我左临考生，来自广西，是中学教员，儒雅帅气，讲起所教学生送其离校时之依依不舍，很动感情。还谈起电影刘三姐主演黄婉秋受迫害的情况。右临考生是我同乡，四川乐山人氏。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取消餐厅服务，用餐顾客须先到一个窗口交款购牌（票），然后持牌（票）到另一窗口端菜、端饭。这位同乡就一直在乐山一家面馆售牌（票）。紧挨同乡的考生来自新疆，是一个煤矿挖煤工，身材黑瘦结实，自谓干半个月即可完成工作量，剩下半个月用于看书和睡大觉。言谈之间，颇带豪气。睡在我左边稍远的一位考生，也来自广西，告我正按照美军在越南丛林对付虫氓的高科技，制造一种电子驱蚊器，其发出的超声波，可致有效范围内的蚊子心脏爆裂而死。这位老兄自谓特喜欢钓鱼，可传我制鱼饵秘方，就在复试期间，竟还偷空去颐和园垂钓，真是个奇人。报考历史专业的陈祖武兄，睡在另一间教室，身体瘦弱，文质彬彬，自述一直在昆明铁路局凉亭货场做搬运工，扛每个百十来公斤的货包。凉亭货场在昆明城东，地名八公里，距我所在大板桥仅十余公里。其余考生也大抵相若，非处江湖之远，即在草莱之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犹如历史上之大开恩科，多少豪杰之士、不逞之徒、弹铗之辈，藉以脱颖而出，乘风而上，踔厉奋发，遂其尽忠报国之志，成就一世英名。

法学专业复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在北师大，考法理和民法两科。面试在城内沙滩北街15号法学所院内。院门向东，进门南边一溜平房，两间驻车，几间住人。北边一栋曲尺型三层灰砖平顶楼房，为法学所各研究室及机关所在，楼门南向。此楼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早年设计作品，有南墙根碑记为证。楼前一大石碑南向，碑座乌龟和碑身体量甚大，碑文应是满文，估计小院原是一家王府。院内有几株老树，临近办公楼门口是一株杨树，石碑西侧一株老榆树，一株老桑树。另有几株杂树。西墙根也有一排平房。办公楼北还有一栋曲尺形三层平顶灰楼，是图书楼，楼门南向。西边一栋二层小楼，楼上住人，楼下是会议室。图书楼、西小楼与办公楼围成后院。据介绍，原是老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之所在。建筑老旧，墙壁斑驳，颇有历史感。民法专业一位江苏考生，谈起作文中描绘心目中的法学研究所，”红墙绿瓦，雕梁画栋，金壁辉煌”，一时传为笑谈。面试在各个研究室分别进行。导师王家福在外地未归，由黄明川老师主持民法复试。先抽取口试题，依次进去面答，并回答主考老师随机提问。在我面试中途，一位慈祥如邻家姥姥的老人进来听考，闻是副所长韩幽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同事多以韩老太太呼之。老太太突然问我愿不愿意改学法理学。我报民法乃是张序九老师建议，怎好中途改变？遂勉强作答：我还是学民法吧！老人闻之，并不以为忤，复加以温言勉慰。恰如春风细雨，润我心田。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复试回来，照常工作，静候录取通知。不料政治审查又生波折，几乎断送我读研究生的一线生机。因文革后期，发生林彪事件，中央号召学习五本马克思主义原著。工厂党支部指派我担任学习马列著作辅导员，参加市里举办的辅导员学习班，回厂辅导全体干部职工学习马列著作。几位青工自发成立马列著作自学小组，用业余时间学习马列原著，邀我参加。自学小组成员十多人，除我是唯一党员外，均是共青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定期集中，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结合各自思想和工厂实际，谈学习体会，斗私批修，提合理化建议，批评坏人坏事。所谓坏人坏事，包括一些工人自由散漫，上班出工不出力，”明八、暗五、实干三”，及个别领导干部的多吃多占问题。自学小组得到党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的勉励。其存在不过两三个月。文革结束时，重工局党委向各厂派驻清查整顿工作组。被自学小组批评过的人，向工作组揭发，认为成立自学小组是政治错误。工作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最后认定自学小组”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公布此结论。我报考研究生时，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尚未调走，工厂支部出具的政审意见是正面的，要不然法学所不会准考。

我收到法学所寄来的复试通知书，法学所收到工厂寄去的一份新的政审材料。法学所党组派刘海年、叶维钧两位老师赴昆明进行政审，下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招待所。次日高级法院院长决定派车并派六七级校友唐代洪法官陪同刘、叶两位老师，于上午9时左右到厂。后据刘海年老师说，工厂党支部坚持认为自学小组是政治问题，直到中午，不变态度。两位老师已经失望，拟在工厂职工食堂用餐后返城。食堂女管理员杨慧仙是部队转业的老同志，听客人说从北京来政审，顺口说了一句：小梁可是个好人。听了食堂女管理员这句话，两位老师颇受触动，于是改变计划，重又进厂找支部书记，要求再开支部委员会，不谈政治结论，而逐一列举自学小组做了哪些事情。也就是：自学小组曾经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问：被揭发批判的同志有无多吃多占的事实？众支委诚实回答：有这样的事实。遂使僵局缓和，出现转机。

下午4时左右，厂党支部慎重研究决定，更改先前的政审意见。命运之神终于向我敞开了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大门。不久收到法学研究所正式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活工作十年之久、至今仍魂牵梦绕的昆明东郊大板桥的小小国企昆明市农用轴承厂，走进了紫禁城北景山东侧沙滩北街十五号，由此踏上了从事民法学术研究的漫漫长路。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