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史学观念与宋代音乐研究的意义 (三）——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的解读

（续）

林萃青先生《小序》中有几行文字特别值得注意，他说，在其跨国跨文化的音乐史学模式的过程中，他谨记多位前辈的启示，除了王光祈、杨荫浏，特别提及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仁宇所发表的大历史理论，及其深入探究历史人物心灵的分析和描述；1991年郭乃安发表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学术呼吁。正是由于这样的学术关注视角，我们在《文集》中读到两篇关于人物的论述，完全不像一般的人物传记的叙述，林萃青先生非常用心地分析，以至于重新塑造了两位大家熟知的人物形象：宋徽宗、姜夔。

　　《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符号意义》一文不单追索宋徽宗的生平和大晟乐的受容历史，更以个案的形式讨论音乐作为个人身份符号的功能。宋徽宗在世时的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礼乐符号；他死后，这些礼乐符号仍然是其身份的象征，被后人不断地演绎。这恰好说明旧乐的过去与现在都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

　　众所周知，姜夔的生平和词乐作品是宋代音乐研究重要内容。我们从前文的统计中已经得知，姜白石歌曲和词乐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盛，研究主题最为集中、研究传统最为悠久、研究成果数量也为最多，但成果质量的现状也是最令人堪忧的。因此，怎样撰写音乐家的传记，特别是古代音乐家的现代的音乐传记，成为学界一直来具有很大挑战的课题。林萃青先生在《撰写古代东亚音乐家的传记——姜夔的个案》中，从多文化语境的角度对此进行的阐述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他说：

　　为姜夔书写一部现代的音乐传记却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工作。其困难不仅在于资料的有限性，更重要的是要将传统与当代、特殊文化与全球文化语境下有关“音乐、音乐家、传记”的概念梳理清晰。现代传记作者既不能单一地把姜夔描述成一位异域的“他者”，也不能仅仅把姜夔视为本土的“我者”来看待。他们需要把姜夔阐释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并且把他生平及作品的中国的、世界性的意义说清楚。

　　棘手的问题来自于对传记写作视角、方法和阐释方式的争论。把姜夔的传记资料堆砌在一起并不会自动排列成一部具有启迪作用的音乐传记：这些经考证的史料只能证明姜夔生平活动的真实性，但却不能够单独地解释这些活动出现的原因及其在音乐与历史上的意义。相关的解释要通过现代传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与叙述才可以获得。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中，面对不同国界的读者，书写姜夔的现代传记作者必须做出许多艰难的选择，以确保他们的阐释和叙述是真实而有意义的。[1]

　　读到这样的宽广、远瞩的论述，使我深深感受到跨国跨文化学术研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和能量。在此，我必须提及另一位学者，也是林萃青先生推崇的前辈学术大家——黄仁宇。林萃青先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工作多年，曾担任音乐戏剧舞蹈学院音乐学系的系主任和史丹敦斯（Stearns）乐器博物馆馆长，目前为该校孔子学院院长，巧合的是，黄仁宇先生早年先后跨越10余年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这是否暗示了他们在学术传统上的渊源？

　　我是在1993年知道黄仁宇这个名字的，当时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UW，Seattle）读书不久，想了解美国的汉学，我选修了中国历史这门课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单元就是阅读黄仁宇的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说实话，当时没有读懂。不仅是英语的水平不够，还因为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直到回国后，读到了中译本的《万历十五年》，非常兴奋。近10年在美国的学术训练，经历了音乐人类学的多元文化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熏陶，回过来重读这本书，感受很不同。

　　黄仁宇提出了“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把人物放到整个时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2]虽然学界对于黄仁宇的这种历史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褒贬不一，但是他给历史学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学者这样评价：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3]

　　另一段评价这样说：“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4]

　　相比起历史学而言，音乐学是一个很小的学科，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特别是宋代音乐研究领域则更是小而又小。因此没有人会期待在读者市场的影响方面将黄仁宇与林萃青相比，然而，我们在《文集》中读到了“音乐黄仁宇”的影子，也许林萃青先生本人不一定会赞同我这样的评价，因为对黄仁宇学术也有一些负面的批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是真实的感受。一个音乐学者以如此深入的史学思想、娴熟的中西贯通的研究方法、宽广远瞩的跨国跨文化的视野，把音乐及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乐人”——宋徽宗、姜夔二位帝王和文人为核心人物代表，对“乐事”——大晟乐所反映的皇权政治文化活动进行深入剖析人与事的关联，并以“音乐作品”——对南宋宫廷祭祀歌曲及其音乐风格与历史的解读来建构起音乐与政治文化的对话为介入的“机制”性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结构性的宋代音乐文化的大轮廓。

　　写到这里，我很是感慨。之所以特别喜欢和推崇《文集》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自己觉得与林萃青先生有着不少学术思考上的暗合。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和探索一些适用于中国音乐文化语境的学术研究的方法。2010年，我发表了《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5]，提出音乐学术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关系。该文模式所指（乐）人即与所考察的音乐对象所关联的所有人物，事（乐）即（乐）人从事与所探讨的音乐对象所关联的事项，以及文化——包含3个层面，即①“宏观层”——历史场域，在此不仅有“历时”的“过程”，而且也表示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它是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时空力量；②“中观层”——音乐社会，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或区域中地理和物质空间，更是该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这个“社会”是具有音乐属性的，是与所研究的对象——音乐人事直接相关联的，是由该音乐人事的生存及其文化认同范畴所构成的；③“微观层”——特定机制，特指直接影响和促成及支撑“音乐人事”的机制，“机制”具有功能性、多样性、多元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活动或事件等因素。该模式借用“机制”概念来强调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某种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促成和支撑音乐人事的发生和存在。揭示事物运动的机制意味着对事物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入到对本质的认识。因此，“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的学理关系表述为：结构性地阐述，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

　　这样的思考和阐述方式与林萃青先生表述的“音乐史学理论”观念及其上述《文集》结构——通过“乐人”/宋徽宗、姜夔二位帝王和文人为核心人物代表，对“乐事”/大晟乐所反映的皇权政治文化活动进行深入剖析人与事的关联，并以“音乐作品”/对南宋宫廷祭祀歌曲及其音乐风格与历史的解读来建构起音乐与政治文化的对话为介入的“机制”性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结构性的宋代音乐文化的大轮廓——安排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暗合。

　　或许，我对《文集》进行这样的解读是一种“一厢情愿”。但是，如前文所述，《文集》解读就是“近田野”的一次作业。借鉴格尔兹的学说“文化分析并非寻求规律性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我的“解读”本身就是解释性的。

结语

　　很少有史学著作使人感动，而《文集》则不同。

　　它的感人之处不只是由于其思想犀利、深邃和开明，同时也是由于其揭示了人生与学术的交汇互通的能量。将常言的“文如其人”稍作扩展，就是人生决定了个人的学术思想。林萃青先生及其《文集》便是如此。

　　林萃青先生从小生长在殖民地环境的香港，背井离乡前往另一个与中国有着太多历史和现实关联的国度日本留学，最后移民于被世人称之为“自由平等”“天堂”的美国。一路走来的经历、体验和遭遇，使得亲情、文化认同、政治等因素复杂地纠缠和困扰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学术及其思考。他说：“读者会觉察到我的音乐史学思考充满个人的焦虑，这并不是意外的。”《文集》表明，“焦虑”并没有成为其思想障碍或感情包袱，而转化为了持续坚韧的动力，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力量在游子心里变得更为明亮和坚实。

　　林萃青先生提及了看似一般的琐事，但值得我们深思：

　　他讲述，老师卞赵如兰教授时而会问学生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音乐？它是一种个人兴趣、职业还是责任？她从来不正面解答她的闷葫芦问题，她的学生是需要从自己的学术和人生经历中探索他们自己的答案的。”[6]

　　我们的感悟：人生就是学术的轨迹，学术就是人生的写照。

　　达尔豪斯（Dahlhaus）曾论述，理解是一种运用历史思维去把握意义的手段，这个意义因其是一个“生命语境”的一部分而附属于一个“生命片断”。[7]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一旦音乐著述完成，其自身即有了“生命”，它自足完整。文字、篇章之间是有机的，它自身建构成一种“生命语境”。这样的音乐著述的表达、音乐历史的书写必定产生于学者个人的“生命语境”。其经历、情感、认同和思想决定了该著述所体现的个性化的思维逻辑、审美倾向和文化力量。这种逻辑、倾向和力量犹如“生命”，其是一个成长、完善和成熟的本质化历程。无疑，作品、学者离不开社会和文化的时空。时代环境和历史过程是一个更大范围中的“生命语境”。我在另一篇写作中曾表述过：这种更大范围中的生命语境，如同《悲惨世界》与雨果，作品的力量是作家的深邃思想、时代精神和历史必然所建构的“生命语境”赋予其伟大。同理，脱离了宗教神圣不会有巴赫的“庄严和崇高”，脱离了萨尔兹堡宫廷不会有莫扎特的“天真和纯净”，脱离了巴斯底狱的摧毁不会有贝多芬的“命运和力量”。[8]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脱离了从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国立东京艺术与音乐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求学之路，到密歇根大学执教和任职，没有过人生磨难、文化考验和思想历练，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林萃青及其《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

　　最后，我想没有任何论述能比引述以下林萃青先生的肺腑之言作为结尾更为有价值，他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中国音乐史学及宋代音乐研究的深远意义：

　　通过世界音乐文化全球化现象看中国音乐史和音乐史学的问题，它就不只是解释中国旧乐的学术和艺术的课题，更是中国音乐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中国音乐史的读者就不单是中国音乐的爱好者或消费者，它会成为所有关心中国音乐文化，甚至是对中国的强大存有戒心人士的参考资料。怎样的南宋雅乐历史描述可以被世界性的读者所理解？他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怎样的描述可以推动南宋雅乐变身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艺术价值与学术后盾支持，并且能够让国际人士正视中国音乐文化的资源与软实力？中国人的音乐发言权是什么，在哪里，被怎样的个人和团体所珍视、发展或操控？每当我想到音乐史是一种全球性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时，理性的思考与感性的体验同时迸发，使我觉得编写中国音乐史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9]

（全文完。）

[1]参见林萃青论文集《撰写古代东亚音乐家的传记——姜夔的个案》，第172-173页。

[2]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4%BB%81%E5%AE%87，2011-10-4

[3]方舟子：《悼念黄仁宇先生》，引自百度“黄仁宇”，http://baike.baidu.com/view/47410.htm

[4]吴思、甘琦：《“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出处同上。

[5]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6]引自林萃青论文集《序言》，第27页。

[7]达尔豪斯：《音乐是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第128页。

[8]同5。

[9]引自林萃青论文集《序言》，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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