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之前,电视模式(TV Format)还仅是一个在电视圈内普遍流传的概念。然而,随着《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这些高收视率、高回报率的节目产出之后,电视模式作为知识产权开发的一个重要翘板,成为中国电视人、投资人、影视明星、观众所广泛热衷的极具有衍生性的话题。就在那一年,国际学术界对电视模式的研究也开始陆续从传统的文化方向领域,转向了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范畴。2015年年底,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教授Jean K. Chalaby推出了一本新书《The Format Age: Television’s Entertainment Revolution》,第一次全面的从历史、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述电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形成和运作。在这本书里,Chalaby并没有否定文化研究的价值,相反,文化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基础,但是,跳出文本分析的框架,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层层剥开电视模式节目的开发、对知识产权的认知、模式国际贸易的规律、价值链的结构,来诠释他对媒体全球化的一个新观点:“要真正理解电视模式商业的前提是对经济历史发展的理解,因为媒体全球化的核心动力就是资本主义在知识产权上的扩张” 。作者的这一新视角和观点,为电视研究在“媒体帝国主义”和“世界全球化” 的学术辩论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以探讨文化、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本兼备学术与实践价值的新书,《The Format Age》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以下二者之上:第一是以英国媒体研究学者Nicholas Garnham的“文化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传统作为起点,第二,则是在全球商品链(GCC)分析的文献基础之上,演变成全球价值链(GVC)理论。作者将两个理论结合,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剖析电视模式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生产规律和贸易路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机构和组织在其中的角色,和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分布和运行。就研究方法来说,这本书并没有稀奇之处,运用了传统的档案研究和采访的方法,但是,这本书结合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来自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叙述研究的概念,结合早期创意产业领域的历史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电视全球化的视野。
《The Format Age》封面
本书的前半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电视模式贸易的历史,第二, 电视模式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商业运作,第三,电视模式节目分析。后半部则深入分析了电视模式的国际贸易是如何被体系化的,其中包括了2000年以后的电视贸易全球化中的各个主体,也就是各种行业组织、展览会和贸易活动在这个体系化过程中的贡献。全球价值链则是这个贸易过程的主要核心,也是电视行业生产细分化的一个结果。书中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电视模式版权价值的确认过程。在1950年代,英国BBC公司购买美国节目的时候,对于“一个节目的理念和创意能够被版权化并应该花钱来购买”的这样一个商业概念,是薄有微词的。因为美国当时的节目大部分是剧本化的,因此,BBC的法务人员认为这些钱是付给剧本本身,并不是这个节目概念的版权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认可是有些含糊其辞的,一直到另一个节目《What’s My Line?》之后,在之前三个广播类节目合作的磨合之下,BBC最终认可版权费的概念,并在双方(BBC和美国公司)的合同里,规定了版权包括这个节目的广播类节目版权 、国外播出版权、翻译权、出版权等等,这些渐渐形成了知识产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IP”的范畴。而这些知识产权在世界的销售,也奠定了全球电视模式市场的形成。当然,BBC做出这样的认可,也是基于这些买来的节目在英国的收视非常好,而这种收视主导也一直是这个市场的重要规则之一。
除了有趣,书中还系统化分析不同年代中,电视模式发展的特征。比如20世纪50年代,欧洲电视人飞到美国纽约,在宾馆里看美国电视节目的“借鉴时代(...came back with a notebook full of observations...)” 。在60、70年代,电视模式成为商业和政府控制之间的角力结果的体现。当时的欧洲国家(除了德国)的模式交易是比较低迷的,因为一些国家认为模式的国际化流通导致了国家很难对本该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手段的电视进行掌控。一直到了1978年的Goodson Worldwide Agreement,英语系国家的电视节目模式流动才算是开始有章可循。不过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绝大部分的电视模式节目都来自美国,而电视模式的全球性流动还不成气候,三分之一的模式节目是游戏类节目,更谈不上节目的多样化和流动的广泛性。在90年代后,世界诞生了四大模式节目。每个超级模式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们身上都有一个改变电视历史的不同之处。比如《谁是百万富翁》第一次把剧情手法引进电视类别,并建立一个成功的电视销售准则,也就是品牌的国际化和对知识产权价值的控制;《生存者》则创造了竞赛类节目的淘汰机制;《老大哥》在当时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模式节目的商业价值,促进了电视编辑手段的改进,非线性剪辑也是在那个阶段被引进和广泛运用,并在多媒体叙述和盈利模式多平台化方面给后来者做了榜样;《偶像系列》的诞生与音乐商业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节目的创作目的是提供一个给音乐天才、销售音乐天才的平台,展现了模式节目也可以作为一个打包完成式的节目在国际上流通(美国版本)。这些创新给电视工业近2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启示。
四大模式节目
如果说这本书从历史的脉络,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纵观电视模式在全球发展的线索,那么,横向的来理解,这本书的后半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电视模式在媒体全球化中的发展,以及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动态运作。《The FormatAge》主要根据Gary Gereffi定义的价值链四维度来分析电视模式链条:投入产出结构(以检验在这其中的各个经济主体的策略),管理机制(用以学习研究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关系),地理性分布结构(以此确定三大模式出口商和最普遍的模式交易路线)和组织机制(以此展示电视模式交易系统日渐成熟的、基于更加严格的法律基础的国际管理机制)。在此基础之上,作者着重去分析不同角色之间在动态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位置。他认为模式购买者(比如国内电视台或者独立生产公司)和模式拥有者(国外的版权方)之间的力量关系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节目的知识产权价值,这个主要取决于节目的收视率、原创性和复杂性;第二,购买者的购买能力和经济实力;第三,购买者和版权方在合作中所占的百分比。而在二者的合作或者角力关系之间,有两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一是在这个价值链中,谁掌控了最多的资源和获得了最多的利益;二是,电视模式的兴起是否让独立电视公司获得了暴利? 作者的分析是精确到位的,但是,因为作者本身所处的欧美政治经济语境的关系,其话语立场与中国读者有所不同。比如在世界价值链中,本国独立电视公司的作用,这个部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市场,是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如果在中国语境下看待电视模式的本土发展,国家,作为市场中的一个主要组成个体,必定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它所占据的比重一定比其在欧美系中更重要一些,而独立公司的作用则相反。虽然独立电视生产公司,包括前期和后期公司,在中国电视业的作用正在逐步上升,但并未必如欧美国家那样,能与播出者相抗衡。中国的电视市场,相较于欧美国家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甚至更加灵活。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电视模式重要的衍生品——知识产权的时候,在当代电视中,欧美和中国是一样的。电视模式的全球化流动体现了一个趋势,也就是好的知识产权品牌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催生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也是电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各种力量角力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在这个价值链中,只有那些拥有好的知识产权的内容供应商才有能力发挥作用,同时,他们也需要立法的保护。价值链的动态发展不仅要求媒体机构要进行国际化扩张,同时,随着跨越国界的电视播出平台和制作人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也增加了这些媒体机构互相依赖的国际化和不对称性。 当我们跳出国界的区别,在全球语境、以及历史的脉络下重新审视电视模式这一产品,可以看出,电视模式本身的流动也在重建过去交易系统中的规律和权力结构,以及这一过程“对全球媒体格局所带来的改变和延续性”。Chalaby强调应在历史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理解电视模式下,进而正确理解媒体全球化,也就是书中一开头就开诚布公的说出:电视的商业和产业全球化与所谓的“世界主义”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性,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知识产权贸易上的拓展。要理解Chalaby所提出的对媒体全球化的新理解,首先要了解他所反对的“世界主义”是什么。“世界主义化”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但是,忽略了文化和经济之间、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最终无法解释全球化过程的本质。比如,从电视模式的发展来看,世界众多国家的电视模式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从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对国外知识产权品牌进行本土化的阶段,向着第二个阶段——创造当地的知识产权前进,迈向出口本土的知识产权的最后,也是第三阶段。从全球分布来说,电视模式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呈现不平等发展,一般来说,是少数国家占主导地位,从欧美国家流向了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贸易轨迹和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家之间的界限并不完全变成透明的,相反的是,在各个地域的不公平也表明了国家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Chalaby的这一论述,之前的相关文献里面也多次作出过相似的结论。比如澳洲的模式研究先驱者Ablert Moran就曾在他的多部著作里提到“国家”以及“民族”在模式本土化和混杂性中的角色。 作为2016年读到的第一本新书,《The Format Age》有几个价值是不可忽略的。第一,在媒体全球化的争论中,这本有趣的书从历史、社会学、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一个在繁荣的电视工业发展背后,资本主义模式扩张的本质,具有历史意义;第二,这本书有力的反驳了当今媒体研究的一个争论:电视模式是一边倒的复制了西方文化。书中提出的许多例子和模式的贸易发展认为,电视模式产业链是全球化,改编的过程是国际化,但是电视模式的开始和结束产出却是本土节目,因此,模式节目并不像很多批评评论所说,完全只是全球文化的“特洛伊木马”;第三,从媒体学科的角度,这本书对于国际媒体研究和生产研究有着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第四,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本书运用了新的视角,全面的贯通了英语系国家在电视工业发展中重要的一段历史,这一研究对学术历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第五,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最大的贡献是,让一个正处于电视模式初级阶段的国家和行业,在媒体全球化的背景下,去了解世界电视贸易规则,重新审视、认清本国电视工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学术和实践都有一个很大的借鉴作用。
然而,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可避免。首先,本书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建立于资料库研究,这对日新月异的电视模式行业来说,确实有一点落伍。特别是当今电视行业关于知识产权开发的研究缺憾,却是学术和行业内非常感兴趣的部分,也可以成为未来学者研究的方向。第二,这本书对于地区化的研究,是缺乏的。区域化的发展在电视模式研究中显得非常重要的。比如,在拉美地区,特别是阿根廷地区,电视模式节目的发展,极具有西班牙语系的特征;而在亚洲,特别是以韩国为销售中心,中国为市场的东亚地区,电视模式的合作和知识产权的开发,更是具有东方规则和特征。这些地区化规则的形成和变化,是否对全球价值链有不一样的贡献,并且,对于电视模式发展和媒体全球化来说,这些区域化发展是否能够成为Chalaby所认为的媒体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扩张”的证据,又或者是一个反驳,都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