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之王： 中国聖人的一项传播考古学研究

传播之王：

中国聖人的一项传播考古学研究

作者

 潘祥辉，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从聖字的构成来看，聖字由耳、口、壬三字组合而成。耳和口本身都是信息传播的器官，这暗示了聖人与信息传播的密切关系。但究竟聖与传播有何关系？反映了何种观念？这种观念对后世的聖人角色与认知又有何影响？本文旨在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聖人的起源与流变进行综合研究，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这种综合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文字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古代传播媒介或传播现象进行的正本清源式的研究称之为传播考古学研究。通过对“聖”之源流的知识考古，我们可以发现和还原聖人作为媒介及传播者的“初始角色”及其社会功能。聖人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全部合法性，其实就奠基于其作为古代“传播之王”这一基本角色基础之上的。

（一）“聖知天道”：聖人即通人

聖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在甲骨文中，聖字有时从字形看像长着大耳的人。有时加“口”表示说。在金文中，聖字写作，将甲骨文字形中的“人”写成“壬”。汉隶中写作聖。在楷中“壬”符也被写作“王”。宋元以后小写的“圣”成为大写聖的俗体字，两字开始混用。

1949年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将“聖、圣”合并为一字“圣”。其字体演变如下图：

图1：聖字字体的历史演变

研究者将聖人解释为“通人”无疑是符合“聖”字之本义的，唯聖人作为“通人”应当分两个层面来理解：聖首先是“沟通之人”，其次才是“通达之人”。沟通是聖人特有的技能，即所谓的“聖人闻声知情”，而智慧、通达或无所不通是这种沟通技能表现出来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聖人是作为史上最早、也是最杰出的传播者的形象出现的。聖人最为重要的特异品质是能够沟通天地，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传递信息。《管子·心术》：“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强调聖人的“通天”技能。既然聖人能够“通于天地”，那么就能够获得“天启”，即所谓的“聖人知天道”。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沟通能力，聖人变得通达智慧，甚至无所不知。可见，上古聖人的本义应该是具有超凡的沟通能力并因此而通达之人。

（二）聖巫同源：沟通天地人神的“灵媒”

同样是天地人神之间的沟通者，巫与聖又是什么关系呢？学术界关于巫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巫、祝、卜、宗、史等都是从上古的巫中分化出来的，但现有研究对于巫与聖的关系则语焉不详。

在笔者看来，从源头上而言，聖其实也是巫，与卜史一样，聖巫也是同源的。

首先，巫是一种灵媒，其功能是沟通天地人神，而聖人的特质也在于“通天人之变”。其次，古代文献中所描述的上古聖人，大多也是巫。

再次，我们还能从字形上看出巫与聖的同源关系。金文将甲骨文字形中的“人”写成“壬”。关于壬这个字符，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是西周金文“衍变”而成，是一个声符。他认为，金文聖字出现“壬”符，“为聖之初文加声符壬衍变成而，谓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之动作则为听。”壬应当读为“ting”（与听同音）。这一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看来，“壬”字未尝不是一个形符。“壬”是何意呢？《説文解字》：“壬（rén），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许慎明确指出“壬”是与“巫”是同义的，带有巫术色彩。那么聖字中的“壬”符就不一定是声符，而可能是形符，它显然告诉我们聖与巫是同属同源关系。聖字加“壬”符显然是为了突出“聖”者的超凡能力。

可见，不论从聖字的结构还是从其职能来看，我们都可以在上古的巫觋文化中发现它的根源。巫是古代沟通天地的灵媒，具有超凡魅力，是韦伯所讲的克理斯玛。而由于聖巫一体，聖人因此也具有了克理斯玛。

尽管笔者无从考证巫聖是何时分流的，但可以肯定，聖定然是巫中之佼佼者，从巫中脱颖而出后，被赋予了“聖”的美名。后世聖人的形象与内涵不断演变，但其源自于巫的这种克理斯玛光环被一直沿袭。

《扬子法言》说：“聖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经诸范，撰《五百》。”可见，聖人作为一个超凡魅力的传播者，是偏倚于听觉而非视觉的。“听信之谓聖”“听声辩事叫聖”正道出了其原始的意义。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称“聖之初宜为听觉官能之敏锐者”，并认为古聖字与古听、声字同源。

可见，“听力非凡”、“闻声知情”才是上古聖人最为重要的传播特质。那么，为什么上古聖人会是一个偏倚听觉的传播者？从常理而言，视觉器官才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为何这个要素没有体现在聖字结构中？这个问题大多数研究要么忽视了，要么存而不论。笔者尝试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此进行阐释。

（一）聖字从耳：突显巫聖时代“耳闻”的重要性

文化人类学家Frazer曾指出：就古代文化信息的传播而言，耳朵的重要性比眼睛的重要性要大。在笔者看来，聖字从耳从口而不从目，正反映了聖之起源的古老，它是史前口传时代和巫术时代的产物。

原始社会既是一个口传社会，也一个巫术盛行的社会。聖巫既然同源，聖的起源因此也应在“上世”，在文字时代之前就有了。巫师沟通神灵主要通过声音媒介。考古学家在距今约4500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如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发现了陶铃，这显然是巫师的法器。事实上，聖字从耳，本身也说明了其所具有的巫术色彩。

在古人看来，鬼神的世界是看不见，只能通过听而知之。即便自然界的声响中也可能包含着神灵的指示。如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风声中就包含着重要的“天启信息”。《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了师旷以歌北风和南风来占卜楚晋胜负的故事，这表明古人很早就相信天象风声中包含了重要信息。而要知晓天意只能通过听来接收和辨别。因此“听风”就是巫和聖十分重要的本事。

可见，在信仰巫术的时代，聖人的“克理斯玛”来自于其沟通神灵的技能，而这种技能主要就是通过“听”来实现的。

（二）聖字从口：上传下达中“告”的重要性

聖字从耳显示了听的重要性，从口则说明了口头告诉的重要性。聖人耳朵听到的信息必须通过口头表达出来，这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沟通传播过程。这种告诉可以由人到鬼神，也可以由鬼神到人，还可以由人到人。聖字从口指示了古代巫聖作为一个传播者，其重要职能是在人和鬼神之间进行的“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

《诗经》原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需要“唱读”，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告祭的诗歌。如《我将》就是这样一首告祭之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上古巫聖“告祝”鬼神的遗留。

巫聖的这种“告诉之辞”后来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文体“诰”。“诰”本为大祝“六辞”之一，郑众所谓“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它是从祭祀仪式上的对神之“告”，发展演变而为对人之“诰”的，其标志性语句为“王若曰”，就是借助神灵的名义发言。

可见，聖字从口，当与这种上古巫术时代的“口传神谕”有关，聖人代天立言，其所言自然极具权威性与合法性。后世孔子所说的“畏聖人之言”表达了对古聖口传之言的敬畏，也隐约可见上古巫聖时代的遗留。

因此，聖字从耳口并非古人的一种臆造，它既指征了上古聖人作为一个沟通者与传播者的特征，也指征了聖人产生的时代。

聖人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一位偏倚听觉的传播者。而这种传播的偏倚又是与聖人产生于口传时代是分不开的。正如媒介学者詹姆斯·莫里斯所指出的：“对不同感官系统的依赖反映了人类传播的不同时期的主导媒介。在口语文化里，‘耳听为实’，耳朵的功能十分重要。”的确，原始口传时代的信息传播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口耳相传。在人们发明文字把信息记载下来之前，神灵的启示、祖先的事迹都是经由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下来的，聖人在这个文化传承过程中功不可没。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耳听口传”的聖人是中国口传时代最为杰出的传播者，也是口传时代最为重要的“先知”，这一古聖传统对后世的“聖人观”影响深远。

聖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其含义是不断演变的，不同时代赋予“聖人”不同的理解。因此上古时候的聖人和春秋时候的聖人不一样，秦汉时期的聖人与宋明时人的理解又不一样。前文已述，最早的聖人与巫同源，产生于口传时代。这一原始时期的聖人，笔者称之为“巫聖”，巫聖在后世逐步演变成儒聖和王聖。

（一）从巫聖到儒聖

上古巫聖时代之后，到了春秋时期，聖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变异，“儒化”而成为“儒聖”。所谓儒聖，即儒家化的聖人，它不是强调聖的沟通天地的巫的特点，而是强调其“德”的一面。如孟子所诠释的“聖人，人伦之至也。”

孔子是儒聖的代表，不过其形象是由他死后的弟子们塑造出来的，孟子的作用最大。孟子称孔子是“聖之时者也”，且是“集大成者”。他对聖人进行了许多重新解释。

在孔子之前，聖人的德行并没有得到刻意的强调，将聖人与德性（或德行）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是思孟学派。而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本人，其实尊崇的是“古聖”。孔子在当世时，就被看作是聖人。但孔子自己并不敢当，他说：“若聖与仁，则吾岂敢? ”在《论语》中，孔子也很少提及聖人或聖。《论语》只有六次论述聖或聖人，都把“聖”提高到了凡人不可企及的境界。

可见，孔子所仰慕的聖还是古聖，而古聖就是上古的巫聖。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聖人五等，聖是最高等级。孔子虽不敢以古聖自居，但其自身还是继承了一些巫聖的特点，如孔子对巫聖“耳口相传”传统的重视。尽管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文字书写时代，但他仍保留着重视口传文化的传统，他的《论语》就是口述的。从传统的耳听口传时代过渡到书写时代，孔子是一位承上启下者。可以说，孔子是从巫聖到儒聖时代的一个过渡。

随着孔子被弟子们塑造成聖人后，“新聖”的涵义就成了聖人的标准了，这即传统儒家的聖人观。正如许进雄先生所指出的：“自孔子后，人们对于聖者的标准有所改变，认为品德高尚的人才可称之为聖人。”先秦儒家的聖人观到了宋明理学那，又发生了“内在化的转向”，成为一种“内聖”。 “聖人”的演化逐步世俗化了，和上古的巫聖相去甚远。

（二）从巫聖到王聖

春秋时期巫聖的另一条演化线索，则是聖与王的结合，形成了“聖王”思想。在先秦，聖还是理想中的沟通人神的灵媒，聖与王还呈现二元结构关系。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聖王的思想已然十分普遍。在先秦儒家经典中，“聖王”在《论语》未见，《孟子》仅见一例，《荀子》则出现多达37次，是先秦儒学著作中出现最多的。和孟子主张的内聖之学（性善论为基础）不同，荀子主张的是外王之学。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需要聖人制定礼法，作出教化。

事实上，早在称帝前，秦始皇就已经借聖王之名，教训不用法令的人了。在东巡的刻石中，秦始皇也不断宣扬自己是聖王。他也因此将巫聖时代导入了王聖时代。刘泽华指出：先秦诸子将聖人、君子视为道之原，同时又认为先王、聖王也是道之原。秦皇是历史上第一位把自己视为与道同体，自己生道的君主。他宣布自己“体道行德”，实现了王道的一体化。秦始皇自称聖王，其颁布的制度、命令称为聖制、聖意、聖旨、聖志。这种做法也被后世皇帝所继承。尽管秦亡之后，汉天子对“称聖”一度谨慎，但“秦汉以后，皇帝的地位无疑趋向于神聖化，‘聖’之政统与道统开始合二为一”。

在笔者看来，尽管聖人从上古的巫聖，到春秋以后分化为儒聖和王聖。但这两种话语体系中的聖人都是从巫聖中分化出来的，虽然有所断裂，但也存着继承关系，它们分享着上古巫聖所形成的克理斯玛，并借以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儒聖是一个集政治、道德、文化、伦理权威于一体的复合性权威，其来源是上古巫聖沟通天地神灵的宗教权威。后世的儒者，尤其是汉儒，讲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仍然以“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进行辅政，代天立言。

此外，不论儒聖还是王聖都非常强调“德”，这种德实际上也由上古巫聖转化而来。上古巫聖与神灵沟通时，需要“正心诚意”。祭祀要求灵媒呈现畏、敬、忠、诚等主观情感状态，这对于灵验是至关重要的。发展到后世，这些品质就成为聖人必备的道德品质。李泽厚认为这个“德化”的过程即“巫”的通神人的特质被理性化重新建构的过程。可见，后世聖人的演变与古代巫聖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聖的合法性始终是建立在巫聖的克理斯玛基础上的。

（三）聖之不变：善沟通、行教化的能动传播者

前文已述，巫聖的克理斯玛来源于其超凡的沟通能力，而后世聖人与巫聖存在着承袭关系，因此后世聖人分享了许多巫聖的特质，在传播角色与传播能力上这种继承也十分明显。就沟通能力而言，巫聖时代的聖人是一个“传播之王”，后世的聖人也仍然保留了这一特质：善于闻、关于告、善于进行沟通和教化。

从所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论述中我们都能看出，中国聖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位杰出的传播者与教化者，这一角色一以贯之。因此，中国的“崇聖文化”不仅是政治性的，也包含着对聖人作为一个知识与文化传播者的崇拜。

后世儒家聖人虽然丧失了神秘色彩，也无法独占与神沟通的权力，但仍然继承了上古巫聖的文化传播者的特质。一个道理如果从聖人之口出，似乎代表了绝对真理。如“弟子规，聖人训”，“聖人训”增加了其教化的权威性。即便皇帝的道德教化若冠以“聖训”，也会更具合法性和传播效力。

中国聖人作为一个杰出传播者的角色还在于其对“听”的品质的一以贯之的强调。前文已述，古聖是与“耳目聪明”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善听。聖人儒化和王化后，这种善听的品质还为后世所不断强调。只有兼听且明辨是非的人才能称之为聖人。

可见，以聖为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文化传统中，聖人总是被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传播者。不论古聖还是儒聖与王聖，聖人作为一个出色的沟通者，作为一个杰出的知识传播者与道德教化者的角色与功能在历史上一以贯之，这是我们在分析中国“崇聖文化”时所应留意的。

在笔者看来，中西方的聖人确实有着许多的差异，尤其在“沟通天地人”的传播者角色上，中国聖人显得独一无二。

首先，西方的聖人或聖徒与基督教有关。基督教历史中也有聖人崇拜的传统，它产生于2世纪时的殉教者祭礼。人们庆祝那些为信仰而死并在天国降生的殉教者，在他们的坟墓上举行聖餐仪式。后来这种崇拜很快从殉教者和使徒扩展到地方教会的创始主教、传播福音的修道士，被祝聖的处女和寡妇、伟大的神秘主义者，苦行者和思想家等。

第二，中国的聖人是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它本身是人而不是神。甲骨文中，中国的聖字从人，说明聖与人同形。而西方的聖人多是神或是神的使者，是神而不是人。西方古代历史上就存在多神教的传统(如古希腊罗马的神祇)，基督教兴起后，其聖人系统受到多神教影响，因此基督教的聖人大抵类似多神教的神祇。西方中世纪每个基督教国家都有自己的守护聖人，如苏格兰的守护聖人是聖安德鲁，英格兰是聖乔治、匈牙利是聖史蒂芬，法国是聖马丁。

第三，西方的聖人观是“聖（神）-俗（人）”两分的，而中国的聖人观是“神-聖（巫）-俗（人）”三分的。在西方宗教中，有聖人（Saints）就有罪人（Sinners），聖与俗的对立是绝对的。正如涂尔干所指出：“这种凡俗与神聖之间的对立观念，就如同荒谬与真理之间的对立，或者明白易懂与神秘莫测之间的对立一样，都是这种对立的表达形式之一。”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聖俗却并非完全对立。

在笔者看来，中国聖人不同于西方聖人的原因在于中国聖人发端于上古的巫文化，这与西方聖人产生的文化土壤迥然有别。

放眼世界，不论基督教文化中的“聖人”（Man of God 或Saint），还是印度教中的“聖人”（Rishi或Saddhu），亦或伊斯兰教中的“聖人”（Wali），其“沟通天人、施行教化”的功能与角色都没有像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如此突出。中国聖人因沟通天人的传播技能而获得了克理斯玛和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又被后世的儒聖和王聖所继承，因而在世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超级沟通者与传播者的角色，中国聖人具有鲜明的媒介学特征，这一特征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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