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江平：音位負擔量計量研究– 以藏緬語為例

隨着人們利用基因研究人類演化的進展，已有比較充分的證據說明人類起源於非洲。如果這個結論正確，目前世界上說不同語言的民族就具有同一個祖先。從這個角度看，人類語言的演化經歷了相同的時間和同樣的演化路線，因此可以提出一個問題，語言的本質和演化的本質是甚麼？

從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看，相對於人類生理的進化，語言形成和演化的時間要短得多。雖然從目前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看還很難確定語言產生的時間，但現代言語科學技術的進步，利用古人類化石經過聲道復原，最終合成出語音已經成為可能。因而，怎樣從語言學的角度利用現代活的語言來研究語言進化和演變的基本性質則是語言學家面對的重要課題。

鄭錦全先生的「詞涯八千」（鄭錦全 1999，2006）很巧妙地證明了人類掌握一種語言的基本能力。如果排除掉 5000年文字的影響，現在比較封閉的社會中，語音的音位通常有幾十個，基本語素在 800 到 1,000 左右，常用詞彙在 3,000 左右，基本句法結構在 200 左右。然而人類的發音器官能發出 1,000 至 2,000個能用於語言音位的音素，但人類每種語言只選了幾十個能區別語義的音位，這說明了人類大腦目前處理語言音位的能力和水準。因此怎樣從音位數量、音位結構、音位負擔量研究人類大腦中語言的本質是本文的出發點。

在語音功能負擔量的研究方面，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布拉格學派時期，當時主要注重於音位學的二元對立。50年代的研究主要有霍凱特(Hockett 1951，1955)的研究和格林柏格(Greenberg 1959)的研究。霍凱特認為，功能負擔的重要性在於它對描寫音韻系統有重要的價值，從而使人們可以有一個尺度來認識語言資訊、語言冗餘度和言語識別。格林柏格認為，功能負擔以通用的方式反映了一組音位或一組對立特徵各成員之間的對有區別意義信號的貢獻。在 60 年代，主要有赫厄希斯瓦爾（Hoenigswald 1960）關於功能負擔和音變的研究，他認為功能負擔和語言的音變有關，並提出了一個假說，即是在一種語言裏，如果一種對立用的很少，它的消失對系統造成的危害要小於功能負擔大的對立。京‧羅伯特（ King1965）將音變和功能負擔一同進行研究，並着重研究了音位功能和語音音變的關係，但他發現在日爾曼語中功能負擔和歷史音變的關係不大。

在 60年代，王士元教授有兩篇重要的論文（王士元 1960，1967）。第一篇針對美國英語輔音出現頻率的統計差異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美國英語輔音的頻率受文獻風格、方言差異和樣本數量的影響不大。其差異主要是來自於不同的統計詞表和版本。第二篇是關於「音位功能信息量」研究的經典文章，論文首先討論了音位功能負擔的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王士元先生首次實現了功能負擔的計算和指出了計量功能負擔的困難，並給出了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首先他討論了音位系統中常見的三種分佈、霍凱特與格林柏格的測量方法以及這些方法和香農（ Shannon 1948，1951）的通信理論及各種語言學概念的關係。其次在這些背景知識的基礎上，王士元教授討論了功能負擔計量必須滿足的五個條件。最後他系統地發展了四種計量功能負擔的方法。另外，王士元先生還指出：「音變嚴重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影響，如音位之間語音的相似度和語言的接觸等，但正如許多歷史語言學家相信的那樣，如果功能負擔在音變中確實起作用的話，那麼用量化的解釋至少可以從一個方面闡明音變這一題」。關於音位系統的分佈，王士元教授指出：「對任意一個語音序列，有三種相互關聯的分佈，即相似性分佈、交叉性分佈和互補性分佈。當語音序列中每一個音位的排列都共有一組相同的環境時，它就處於相似性分佈中；當音位的排列共有一些相同的環境，而不是所有的環境時，該序列處於交叉性分佈中；當音位排列沒有任何共有環境時，該序列處於互補性分佈中」。王士元教授的研究為後來功能負擔的研究建立了一個理論上的基本框架。實際上現代語音辨識技術中常用的雙音子和三音子的概念就起源於音位功能負擔量的研究。

過去對音位負擔量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大文本的計算，由於世界上大多數語言沒有文字，因此，研究只能在個別有文字的語言中進行，這無疑限制了這一領域的發展。根據多年的研究，發展出一種基於基本語素計算詞音位負擔量的方法，從而可以對每一種語言進行音位信息量和音位結構的計算。本文以藏緬語為例，介紹基於小詞彙量的音位負擔量、信息量和結構的基本計算方法，同時從音位負擔量角度討論藏緬語語位元結構、音位負擔量及其演變的本質。

「音位負擔」定義為：一種語言音位系統內部音位結構、音位分佈和音位功能負擔，稱為「音位結構功能負擔（ phoneme structural functional load）」，簡稱「音位負擔」（ phoneme load）。語言音位系統內部音位結構、音位分佈和音位功能負擔研究稱為「音位結構功能負擔研究」，簡稱「音位負擔研究」。「音位負擔研究」主要是以一種語言基本語素的內部音位結構、音位分佈和音位功能負擔」為研究物件。而「言語功能負擔（ functional load）研究」是以一種語言的實際文本為基礎的音位功能負擔研究，兩者有本質的區分。在本研究中只用單音節語素，主要是單音節詞。計算採用聲、韻和調為基本音位單位。

在音位負擔的定義上，筆者將兩個單音節語素定位為一個語言的資訊單位，一個資訊單位有幾個不同的音位來負擔。如果由一個音位來區別這兩個語素，這個資訊單位就負載在這個音位上，如果是由多個音位來區別，詞信息量就負載在多個音位上。

為了能對計算方法進行清楚地說明，筆者對計算中提出的概念進行詳細解釋。一，字目：每一個字稱為一個字目；二，對立：不同音節稱為音節對立，可體現在兩個音節的聲母對立、韻母對立和聲調對立。三，音節資訊單位：在封閉空間內，一個音節同音字的個數為這個音節的資訊單位。四，語言資訊單位：一個字目承載一個語言資訊單位。

在漢藏語系語言中，基本語素大多是單音節，每個音節均由聲母和韻母或聲母、韻母和聲調組成。以漢語為例，音節和音節之間的對立總共有八種類型，其中「三項對立」一種，「二項對立」三種，「單項對立」三種，「無對立」一種，這形成了漢語普通話音位元系統結構和分佈的基本形式和框架，見表 9.1。

「三項對立」是指兩個單音節語素之間聲韻調都不同；「兩項對立」是指兩個單音節語素之間只有兩個音位單位不同，即聲韻不同或聲調不同或韻調不同；「單項對立」是指兩個單音節語素之間只有一個音位單位不同，即聲母不同或韻母不同或聲調不同；「無對立」是指兩個單音節語素之間沒有音位單位不同，即同音詞。根據以上的基本定義，以彝語喜德話為例，選了 6個單音節詞和其相關資料，見表 9.2。

表 9.2 中第一列是序號，第二列是漢義，第三列是國際音標，第四列是聲母的國際音標，第五列是韻母的國際音標，第六列是聲調的調值。從表 9.2 可以看出，聲調有 3種，聲母有 5種，韻母有 3種。

在計算時取此表中的第一個詞，將其聲韻調分別和其他所有詞對比，如果是最小對立對就得 1 分，具體方法是：如果是聲母對立就給這個詞的聲母加 1 分，如果是韻母對立就給韻母加1分，如果是聲調對立就給聲調加 1 分，為了方便計算，1 分的數值是 6，這樣可以避免小數。表 9.3 是這 6 個詞聲韻調的分數，本文將這種對立稱為「單項對立」。從表 9.3可以看出，在「單項對立」上，聲母的得分較高，韻母和聲調較低。

眾所周知，在語言的音位系統中冗餘度是普遍存在的，在詞彙這一層面往往體現為「兩項對立」和「三項對立」。 「兩項對立」本文定義為兩個詞之間，對立是由聲母、韻母和聲調中的兩項來完成，如兩個詞是靠聲韻來完成對立就分別給聲母和韻母各加二分之一分，其數值為 3；如果是由聲調兩項完成對立，就分別給聲母和聲調各加二分之一分，其數值為 3；如果是由韻調兩項完成對立，就分別給韻母和聲調各加二分之一分，其數值為 3；見表 9.4。從表 9.4 可以看出，聲韻對立的數值最大，聲調對立的數值比較小，韻調對立的數值最小。

第三種情況是「三項對立」，即兩個詞之間聲韻調都不同，對比詞的聲韻調各加三分之一分，其數值是 2。因此在「三項對立」中，聲韻調的得分完全相同，見表 9.5。從表 9.5 可以看出，6 個詞條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得分數值雖然有差別，但每一詞條的數值是相同的。

與表 9.4相比可以看出，「二項對立」的情況比較複雜，「單項對立」和「三項對立」的情況比較簡單，為了更加清楚的查看結果，「二項對立」的六種情況合為聲韻調三種情況，見表 9.6。從表 9.6 可以看出，表中只有聲、韻和調 3 列數值。從具體的數值來看，聲母的得分數值最大，韻母次之，而聲調的得分數值最小。因此可以得知，在「兩項對立」中，聲母的音位負擔最大，韻母的音位負擔次之，而聲調的音位負擔最小。

從彝語六個例詞八種類型的資料來看，「三項對立」的數值最大，其次是「兩項對立」，最小是「單項對立」。從本文使用的藏緬語所有資料來看，情況也是如此。從這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音位學中的對立原則在漢藏語以單音節和聲韻調為基本語音和音位單位的語言中，實際上是以「三項對立」和「二項對立」為主，「單項對立」的作用很小，並不是音位對立的主體。

為了方便分析，表 9.7 給出了聲母、韻母和聲調音位負擔量總數值，聲母為11978、韻母為 9521 和聲調為 7115。從這些數值可以看出彝語聲韻調的音位負擔量是有差別的，而且聲母最大，聲調最小。這結果使筆者可以來研究整個藏緬語聲韻調的音位負擔量，因而為定量評價藏緬語聲韻調各自的功能和類型研究奠定了基礎，也開闢了定量分析不同語言音位系統和語言演化的新領域。

根據以上對音位負擔量的定義和計算方法，筆者計算部分藏緬語的音位負擔量，藏緬語的資料庫是根據《藏緬語族語言詞彙》（黃布凡 1992）建立，在本項研究中只用了其中的單音節詞，由於每種語言的單音節數量不同，本文的計算結果除了實際的數值外，還計算了聲韻調比值，這樣就可以對所有語言進行對比研究，見表 9.8。

表 9.8 中第一列是序號，序號是根據聲調音位負擔量比值的大小排序而成，為遞增排序；第二列是語言或某語言的方言名稱；第三列是聲母音位負擔量總值；第四列是韻母音位負擔量總值；第五列是聲調音位負擔量總值；第六列是聲韻調音位負擔量總值；第七列是聲母音位負擔量比值；第八列是韻母音位負擔量比值；第九列式聲調音位負擔量比值。其中第三列至第六列的資料要處理詞彙的總數才可使用在比較研究方面，不能簡單和單獨地使用。每種語言具體聲韻調音位負擔量的研究結果將另文討論，本文主要討論藏緬語音位元負擔量的基本性質。

從資料可以看出，前六個語言或方言是：一、嘉戎；二、藏（夏河）；三、藏（書面語）；四、羌；五、藏（阿力克）；六、博嘎爾珞巴。這六個語言或方言沒有聲調，因此聲調的音位負擔量為零，排在表的最前面。這六種語言或方言聲母和韻母的音位負擔量比較大，其和等於 1。聲調音位負擔量最大的六個語言是：一、納西；二、怒蘇怒；三、普米九龍話；四、拉祜；五、嘎卓；六、木雅，其比值分別是 0.29、0.29、0.30、0.31、0.31 和 0.37。從這些基本資料可以看出，藏緬語聲韻調的音位負擔量是不同的，它們反映了各自語言的音位系統的差別和發展的不同程度，這為我們研究藏緬語音位元體系、音位結構和音位負擔量及語言資訊之間的關係奠定了基礎。本項研究的計算結果也可以按聲母或韻母來排序，從而進一步研究聲母和韻母的特性。

根據本文對詞彙層面音位負擔量的定義和對藏緬語 49個語言和方言的計算，可以得到許多結果和結論，限於篇幅本文在此先從宏觀的角度就一些主要的結果進行討論。有關聲母、韻母和聲調音位負擔量的內部結構、分佈以及和語言係數的關係將放在另外的文章中討論。

首先，從圖 9.1 可以看出：一、聲調從無到有，體現為聲母和韻母音位負擔量的下降。二、在聲調的音位負擔量為 0時，聲母和韻母的負擔量比有聲調的聲韻母負擔量要高許多，兩者之間有一個跳躍。三、在有聲調的語言和方言中，聲調的信息量和聲韻母的信息量成反比關係，也就說一種語言裏，如果聲調承載的信息量大，聲母和韻母能承載的信息量就是小。四、大多數語言聲母和韻母的負擔量在一個數量級上，相對來說比較大，而聲調的音位負擔量要比聲韻母小很多。從這49個語言和方言上來看，聲調音位負擔量在有些語言中已經很接近聲母和韻母的數值，這體現了藏緬語聲調音位負擔量發展程度的不同。見圖 9.1。

顯然在藏緬語中，聲調的音位負擔量是很不同的，這反映了藏緬語聲調在不同語言中發展和演化的不同階段。最小的只有0.17，而最大的為 0.37，這個數值大過該語言的聲母和韻母的音位負擔量。

第二，宏觀上聲母和韻母的信息量相對於聲調來說基本相等，也就是說，一種語言裏，聲母能承載的信息量和韻母基本相同，但和聲調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從音位結構、功能和層次上可以看出，在藏緬語的發展過程中，聲母和韻母在結構和功能上是一個層次，隨着聲調的發展和演化，聲調的功能逐漸增強，而聲母和韻母的功能相對減弱。

根據本文的計算方法，按聲調排序可以發現聲母和韻母的音位負擔量成鏡像分佈，見圖 9.2；按聲母排序可以發現聲調和韻母的音位負擔量成鏡像分佈，見圖 9.3；按韻母排序可以發現聲調和聲母的音位負擔量成鏡像分佈，見圖 9.4，但 3者在數值上有較大差別。

第三，在無聲調的語言裏，聲母和韻母在信息量上成反比關係，也就說聲母承載的信息量大，韻母承載的信息量就小，否則相反，見圖 9.5和表 9.8。總的來說，在這些語言呈現出鏡像的分佈中，聲母和韻母的數值差別不太大，基本在 50%左右。這一點和採用了聲母和韻母做基本單位有關。可以看出前面六種語言是無聲調的語言，其聲調的音位負擔量為 0，所以音位負擔量由聲母和韻母承載，聲韻母的負擔量比有聲調語言的聲韻母要高許多，因為其總和等於 100%。

第四，對於聲母和韻母來說，音位數量的增減不太影響聲韻母總的音位負擔量。以藏語為例，從古藏（ 9 世紀）語到現在的大多數方言，複輔音聲母大量脫落，但聲母總的音位負擔量並沒有減少，而是由剩餘的聲母承載，直到聲調產生，聲母整體音位負擔量下降。這無疑從一個語言內部的音位負擔量為研究語言的演化提供了線索。

本文的研究表明，語言音位負擔的語言學研究能解釋許多語言信息量的結構、承載和演變的性質和規律。從 49個藏緬語語言和方言的情況看，有聲調語言和無聲調語言之間存在一個跳躍，聲韻調音位負擔量的曲線不是平滑的，主要原因是：在調查語言的過程中，聲調產生的過程沒有調查出來。如，藏語有許多方言正處於聲調的產生過程中，而目前採用的結構主義音位學的調查方法不能很好地或者說精確地描寫聲調產生的過程。另外，在計算方法上，由於不同音位對立類型的數量級差別較大，也有可能掩蓋了一些內部的規律，因此在計算上做進一步的加權演算法研究是很必要的。最後希望這項研究能成為研究語言學研究和信息量研究的一個很好的切合點，形成科學地研究語言演化的一個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