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钱端升全集》重磅出版 | 陈夏红 整理
2017年5月16日下午，《钱端升全集》新书首发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举行。《钱端升全集》正式面世！
编辑《钱端升全集》的前后
——陈夏红
编辑《钱端升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12月11日，我就在我的新浪博客“陈夏红的广播站”上发表过一份我主编的《钱端升全集》清单。
但有想法易，实现想法难。过去十年间，我曾数度努力，试图推动《钱端升全集》的出版。但囿于越来越市场化的出版格局，加上我在学术融资方面能力的欠缺，这一想法一度搁浅。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是2009年在当时供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燕大元照）曾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织》。
在那之后，我曾和法律出版社孙东育编辑聊及这套书出版的可能性。她最早提议可以考虑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我们曾设想过共同努力。但后来我于2011年4月出国四年，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下来。
2012年时，我在荷兰格罗宁根见到中国政法大学的黄进校长，他当时专程来荷兰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们聊及编辑出版《钱端升全集》的想法，黄进校长表示支持，并且建议放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
2015年5月回国后，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主任聊及图书策划，聊到这套书，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接下来，我们即共同致力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事宜。刘海光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及黄进校长亦应邀欣然写了推荐信，再加上这套书的基本文献都在手头……上下同欲者胜，种种有利因素叠加的最终结果，便是这套丛书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
进入2016年之后，这套《钱端升全集》的编辑工作便慢慢展开了。但由于不同的国内出版社近几年曾出版过钱端升的部分作品如《民国政制史》《比较宪法》《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因此版权问题的解决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与出版社编辑商量，先行录入、勘校不存在版权问题的钱端升早期发表在《益世报》《今日评论》等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以及早期出版的图书，力争双管齐下。而在版权问题解决后以及我能推掉一切事物全身心投入《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和《文选》的编撰整理工作时已是2016年10月，当时距离为2017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献礼的出版计划，时间勉强半年；考虑到春节因素，实际可利用的时间更短。我们的编辑工作便是在这么紧锣密鼓的节奏下进行的。与时间赛跑，本来就胜算不大，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使这套《钱端升全集》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与读者见面。
关于钱端升
钱端升（1900-1990）上海人。早年就读清华学堂，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从1924年归国到1952年，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一流学府。著有《议会委员会》、《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合著）、《民国政制史》（合著）、《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除了躬耕讲坛，1949年之前，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在执教之余，钱端升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观察》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多半年，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1948年底，钱端升回到中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曾参与我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积极参政议政。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遭遇精神上的苦厄近二十年。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
主编简介
陈夏红，1981年生，甘肃岷县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早年从事法律人物相关研究，著有《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等书。曾协助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完成其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编有《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孙中山答记者问》、《孙中山演讲录》、《思想的气象：法大学术演讲录》、《思想的交锋：法大学术访谈录》等作品。近年主要从事破产法相关研究，在《法制日报》开有双周专栏“破产法札记”，在《法治周末》开有每周专栏“方寸正义”。
全集详解
（一）《议会委员会》（英文）
钱端升的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是其学术生涯中第一部完整意义的学术专著。其英文副标题甚长，但完整地体现了该论文的关键内容，显然，这是一项从比较政府层面，对英国下议院、美国国会、法国众议院及德国国会相关委员会职能与角色的比较研究。
在摘要中，钱端升交代，对于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议会委员会从很多方面展示出其吸引力：从其政治制度的角度，议会委员会有别于其他政治机制的机构、程序、权力及局限，都让人神往；而议会委员会自身作为立法机构的组成部分，部分与行政机构紧密相连的属性，更吸引他努力去探索。在钱端升看来，议会委员会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关系，以及其对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影响，对于理解代议制政府或议会制政府都是必要的。尽管这个选题如此重要，但在钱端升展开研究之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屈指可数，这给予他探索的必要性与创新的可能性。
在写作过程中，钱端升曾专程前往美国国会调研，并拜访相关议员和议会领袖，从而获得了有关美国国会议会委员会的大量珍贵资料。从篇幅上看，这部作品可称“巨作”，当年钱端升通过打字机打出来的原稿，多达542页。
（二）《法国的政治组织》
1929年5月，当时执教于清华大学政治系的钱端升，在《法国的政治组织》序言中表达了其学术雄心：“这本小书不过是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著者的计划，想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成一本书。”只是由于“全书的完成尚需时日，所以先把法国那部分先行刊印”。基于此，钱端升曾于1929年出版了《法国的政治组织》。
《法国的政治组织》共计九章内容：第一章讲述法国的立宪史；第二章讲总统；第三章为国务员及行政制度；第四章为参议院；第五章论述众议院；第六章论述国会的职权；第七章讲法律及法院系统；第八章讲地方政府及属地政府；第九章介绍法国的党派。
这本书后来被修订成《法国的政府》，稍后再作介绍。
（三）《德国的政府》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的《德国的政府》，分为十三章，共334页。此外还有长达17页的参考资料目录，绝大部分为德文文献，少量英文文献。
比钱端升小八岁的同时代政治学家陈之迈曾对《德国的政府》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当时关于德国的魏玛宪法体制，“阐明该宪法的书籍虽有如汗牛充栋，但一方面解释宪法一方面注意该宪法十数年来实行的经验的著作则尚少见”，而钱端升《德国的政府》一书则“能注重实行的经验，且均为悉心研究的结果，实为可足庆幸的佳作”。在评论中，陈之迈意味深长但巧妙地指出了《德国的政府》的成书背景：钱端升动笔写《德国的政府》一书时是四年前；而四年后，当这本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出版的时候，魏玛宪法却日暮途穷，“可谓‘无巧不成书’”。对于钱端升在《德国的政府》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夫，陈之迈赞不绝口：“此书的取材异常丰富，观乎书后所附十七页的参考书目便知作者学问的渊深，除法律命令等材料外，德、法、英文中的重要典籍几浏览无遗，实为我国著作界中所罕见。除盈篇的小注外，并制有若干表格，如历届国会选举各政党所取得的议席表（页五六至五七）、历届国会选举投票者与选民总数的百分比例表（页一八五）、议员的年龄及职业分析表（页二零七至二一零）等，均为吃力工作的结果，极便于参考。”
钱端升在其晚年，亦十分看重这本《德国的政府》。 “1930年秋，我再度回到清华教书，同时在北大兼课，直到1934年初离北平去天津《益世报》为止。这期间，除教书备课之余，我还撰著了《德国的政府》一书，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魏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晚年的钱端升总结自己的一生，特意提及了这本《德国的政府》。由此，足以看出这本书在钱端升学术生命中的分量。
（四）《法国的政府》
1933年，钱端升将《法国的政治组织》一书予以修订并更名为《法国的政府》再版。
需要跟读者讲清楚的是，《法国的政府》与《法国的政治组织》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前者究竟是完全替代后者还是部分重合？后者的学术价值到底有多大？
据钱端升于“再版序”中交代，除了原书的第一、第三、第五及第八章大体保留外，其余几乎重写一遍。如果仅看《法国的政治组织》与《法国的政府》的目录，则两本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那么内容方面，两书差别究竟怎样？钱端升曾交代原书一、三、五、八章大体保留，其他几乎重写一遍。我们且择例看看大体保留的章节与重写的章节究竟有无区别；以及如果有的话，这种区别究竟有多大。
先看大体保留的章节。以《法国的政治组织》第五章“众议院”为例。通过逐段对比阅读可发现，钱端升在《法国的政治组织》中对“众议院”的论述与其在《法国的政府》中大体一样，有限的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法国的政府》中，不再是章名一统天下，而是增加了许多小标题，诸如“选举权”、“选民册”、“选举制度的变迁”、“比例选举制”、“现行选举法”、“候选”、“第二次投票”、“选举票”、“投票及开票”、“选举纠纷”、“选举费用”、“竞选”、“当选资格”、“参议员的任期”、“两院的集会”、“议场”、“参议员的才具”、“参议员的职业分析”、“议员的俸给”、“议员的特权”等，这种情形在《法国的政治组织》中是看不到的。
第二，研究结论稍有变化，诸如关于“参议员的职业分析”，在《法国的政治组织》中其研究结论是“这样的职业分析很可证明众院能代表全体人民”；而在《法国的政府》中，研究结论则稍易数字，“这样的职业分析很可证明众院所代表者也是法国的有势力阶级及他们的附庸”。
第三，增加了部分内容。在《法国的政府》中，作者增加了一个题为“法国众院各派势力消长表”，对众议院内各方力量的对比做了详尽而清晰的比较，较文字更有说服力。其他各章中，增加小标题的变化极为普遍，而这也是《法国的政府》在形式上区别于《法国的政治组织》的重要特征。
次看几乎重写的篇章。我们以“总统”这一章为例，试做逐段的阅读。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在《法国的政治组织》中，涉及“历任的总统”时，只列举历任总统的名字便一段带过，寥寥几百字而已；而在《法国的政府》中，钱端升对“历任的总统”每个人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占了近六页的篇幅。不仅如此，在行文中重新写过的篇幅亦不在少数。
这也就是说，《法国的政府》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较《法国的政治组织》有着比较大的区别，而且对于《法国的政治组织》中的错讹部分均做了详细的校对和修正。
职是之故，这次编辑《钱端升全集》，我们还是随着2009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法国的政府》式的 “萧规”，将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织》合为一卷出版，为读者完整地提供两本各有千秋的学术文本。这一点唯请读者诸君明鉴。
此外还需申说的是，《法国的政府》一书出版时，钱端升伤感地表达了其学术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的遗憾：“将英、美、德、法、日、俄政府合著一书的计划，因年来心神无宁，迄未能实现。说来亦真有老大徒伤之感。”“关于英美两国的政府，英文的书籍甚是充分。国人懂英文者甚多，故欲知该两国政府的情形容尚不难。惟德法政制的实施情形，即德法的著者亦因偏重公法，未能予以充分注意者。故今将该两国的政府尽先成书，分别付印。日俄的政府则只能暂付阙如。”
（五）《比较宪法》
《比较宪法》自1936年开始，才变成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作品。而早在近十年前，王世杰就以其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宪法”课程的讲稿为基础，编纂成了《比较宪法》，1927年7月出版第一版。
第一版已经确定了《比较宪法》的基本方法。王世杰在“初版序”中表示：“本书的态度，是陈述的，不是批评的。本书之所陈述，诚然不以列国宪文的意义或列国政制的内容为限，而往往涉及诸种政治理论。然本书标举理论之时，大率兼具赞成和反对两方的见解，而且仅仅于陈述两方见解而止；陈述而外，极少附以评断，或己见。盖政治制度大都含有时间性与地域性，抽象的评断，不流于褊狭，即不免失之肤浅；非但无益，且有蒙蔽他人思想之虞。”
而在全书的篇章结构安排方面，王世杰于初版中亦有独到的思考。在他看来，常见的比较研究，多选取若干国家，以国别为标准，分别说明各国的宪制。这种比较方法的优点在于“使我们对于几个特定国家的宪政组织，得到整个的观念”，但缺点则在于要么“篇幅必然甚巨”，要么“只能限于极少数的国家”，而且“我们对于任何国家的宪法，亦俱难给予完满的说明”，这些缺陷最终导致“仍不过给予读者一些浮泛的破碎不全的知识而已”。职是之故，王世杰在《比较宪法》中未以国别为标准，而是以各国宪法上或法律上的差别及学术观点为比较标准，并顺带述及民国以来中央及各省宪法中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在王世杰看来，“这种方法，虽不能使读者对于任何国家的宪政组织得到整个的观念，也许可使读者对于各种宪法问题知道列国间已经采取了一些怎样不同的解决；并且知道学者间对于那些解决，有些怎样不同的见解”。
（六）《民国政制史》
《民国政制史》上下两册，共计671万字，于1938年春出版第一版。1944年4月钱端升等对该书做了重订后，出了增订版。
这套书的写作源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于1936年秋设置行政研究室。据钱端升的介绍，行政研究室设置后，招聘各大学毕业生，拟与政治系教授合作研究中国行政问题。当时的目标是：“在三四年内，能将民国各种行政问题，择其较重要、较易知、较与前代无关联者，一一加以研究。如能有成，然后再研究较艰难而与前代较多关联之诸问题。行有余力，则更及较不重要之问题。凡他处已经研究得有成绩之问题，则同人当力避重复。”按照该计划，钱端升遂与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等同事一道，合作编撰《民国政制史》。
鉴于民国政制卷帙浩繁，钱端升等则从行政问题入手，中央与地方并重，对1912到1936二十五年间的中央地方各种制度，“无论合法非法，俱当有所述及”。 这里面的例外，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蒙藏地方制度，需要专门研究；其二，中共革命根据地政制，资料难以获得；其三，各实验县，略述意义不大，详述篇幅太大。从内容上说，钱端升等在这本书中主要侧重于各级政府机关之法定组织及其权力，而非其实际运作，另如中央及地方之分权、国家权力机构如行政、立法、司法等宪政机构的权限，亦未具体展开。就编制而言，这套《民国政制史》则按照中央、省、县、市的顺序，先后详述了各级行政机构的组成及权限。而其所依据的核心材料，则是各级政府机构发布的公报和报章杂志相关文献。
（七）《建国途径》
这本《建国途径》出版于1942年。与其他专著不同，该书是钱端升1941年前后在《今日评论》发表的系列文章之结集，包括《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一党与多党》《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我们需要的世界政策》。职是之故，我编订《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卷时，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单独诸篇收录上述文章，而未在学术著作中重复收入《建国途径》，特做交代。
（八）《战后世界之改造》
《战后世界之改造》由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共139页，分为绪论、媾和、政治的处理、疆土的处理、经济的处理、新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联武力与制裁、国联法院、经济秩序、殖民地之国际化、劳工与人口、少数民族与种族问题、共同与殊别共14章。
钱端升在该短序中指出，“获取胜利不易，获取和平更难”，为了在战胜轴心国之后尽早树立永久和平，有必要未雨绸缪，因此写下了这本《战后世界之改造》。钱端升指出，和平所包括的问题极其繁复，对相关可能涉及的问题应及早展开讨论，准备好方案对策，以便将来之用。钱端升同时交代，除了供中外读者展读的《战后世界之改造》外，他还计划另成一书，专门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九）《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英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是钱端升唯一一本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英文著作，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导论由哈佛大学Arthur N. Holcombe执笔。Arthur N. Holcombe教授与钱端升的关系需进一步考察确认。
仔细看上述书单，可以发现钱端升的学术著作以英文博士论文开始，以英文学术专著结束。这实在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也说明，钱端升是一位颇具世界眼光与中国情怀的政治学家。
这套《钱端升全集》收录了上述全部作品。据我所知，除部分未发表的草稿或散佚的文章，钱端升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学术成果基本上都体现在这里了。从探究钱端升的学术世界的角度，这套《钱端升全集》已完整地呈现了他的学术世界。对于后来者而言，无论你看或是不看，它已然在那了。
编后记
如果真要追问我编订《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灵感之源，我想必须归之于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早已想不起来是最早在哪看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介绍了。但当时“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到介绍之后，我立即被这套书深深吸引。尤其是随着后来有段时间对胡适的分外关注，我最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来这套书。2016年胡颂平与联经出版公司共同推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即便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几乎完全与“胡学”无关，但我还是千方百计购置一本，那怕是放着也好。
在我看来，年谱长编实在是研究人物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现在流行“工匠精神”，提倡精益求精、从容做事，在我看来，通过年谱长编的方式，在研究对象上“上穷碧落下黄泉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多花笨功夫，不计时间成本，这便是一种所谓的“工匠精神”。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年首版时即10册、300多万字，花去胡颂平先生长达17年的时间，成为“年谱史上最浩大的工程”，可为“工匠精神”之一例。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编撰这部《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希望能够向胡颂平和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致敬，更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有机会望其项背于万一。
以上种种，便是我为什么在写钱端升评传之前，先编撰这部《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由来。
研究钱端升先生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关注过一阵杨兆龙，后来便转向钱端升，逐步由点到面，先后出版《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等书，再后来又协助江平先生完成其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并写成江平评传《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完成这些书后，我又在2011年前后写了《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在这些不成样子的作品中，钱端升可以说是其中其中最大的公约数，几乎每部书中都多多少少有所涉及。可以说，我的法律人物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但实际上似乎围绕钱端升先生，转了一个大圈。钱端升先生就是圆心。除了计划中的钱端升评传外，将来或许还会有其他法律人物的研究，但我估计还是不会摆脱钱端升的磁场。
钱端升之所以在我的学术版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若干方面的原因。但如下两点尤其重要：
第一，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而我从大学时代开始，钱端升的大名就早有耳闻，这在一定程度上勾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光“四年四度军都春”，而且“一生一世法大人”，现在看起来甚至有“子子孙孙法大人”的趋势。这种教育背景、工作环境与研究对象的重合，会成为我的好奇心不减反增的强大动力。
第二，就20世纪的中国法政人物来说，无论是早年的教育背景、中年以前的学术成绩还有在1949年后的经历，标本性意义能够出钱端升之右者，可以说凤毛麟角，钱端升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学术与政治的最佳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人生经验与智慧。研究20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法政学者与时代的关系，或者通过个人经历观察中国的20世纪，钱端升都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不大。几乎每次散步，都会走过礼堂北侧的钱端升的雕像。这个雕像是1956级一个叫唐自熙的校友捐建的，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落成，当年我还以学生记者身份采访过唐自熙；他只是当时北京政法学院一个普通学生，但他对钱院长的尊崇与热情，深深感染了我。每次看见这个雕像，我都会浮想联翩。钱端升先生开创了北京政法学院，但也在北京政法学院度过了人生最苦涩的篇章。尽管这是时代悲剧与丑恶人性双重作用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北京政法学院永远地亏欠钱端升先生。这是一笔历史的债务。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北京政法学院的继承者，对当年的师生员工犯下的恶行，只能通过对钱端升加倍的尊重和纪念来偿还。这十多年，钱端升先生在法大日常中的地位渐隆，钱端升塑像、钱端升图片展、钱端升法学奖……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趋势，尽管我们需要做、可以做的工作还有更多。这份不成器的年谱长编，希望能够成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倘若钱端升先生在天有灵，我希望他看到这部有关他的年谱后，能够露出慈祥的微笑。
这里特别需要申说的是，尽管编撰这部年谱长编的工作早在2006年前后即已启动，甚至在当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绝大部分，但后来由于我研究重心的再三转移，这部年谱长编在过去十年一直止步不前。而立之年仿佛就在昨天，而不惑之龄已向我招手。人生苦短，做不成的事情很多，重温旧梦，颇有蹉跎岁月之感。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历程中，有所取舍，知所进退，珍惜时光，认真问学，裨使十年后这种失败感能约略减淡些。
编订钱端升先生的年谱，注定是一份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尽管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搜寻钱端升的资料，但由于学术兴趣的偏移及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大量的资料始终还安静地躺在我书房的角落里。这次申请下来国家出版基金之后，由于版权、日程等各方面原因，我和出版社真正编辑《钱端升全集》同时重启编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时间极为有限。这就导致连续好几个月每天早八点、晚十点的高强度劳动。但尽管如此，依然无法使《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以完美的面貌出现，甚至一些钱端升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还付之阙如；若非时间所限，至少就我手头现在搜集到的资料而言，完全可以支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篇幅再大幅度扩充。这次趁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及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的东风，将这部年谱长编以“初稿”的形象示人，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能够有足够的心力和精力去打磨、充实和润色，让这部年谱长编朝着完美的方向不停更新。
在撰写并完成钱端升评传前，就先将十余年来费心搜集的资料文献悉数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出版，注定是一种冒险。这将考验我将来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撰写评传的能力。但我更诚心希望这些工作，能够为同行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共同开创“钱学”的美丽洞天。
对于《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来说，眼下的出版注定与其说是休止符，不如说是冲锋号。欢迎师友们不吝赐教，尤其是欢迎各界不吝提供与此相关的资料，我的个人邮箱 fadaren@126.com,永远在线等您。
最后再次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李海艳和陈斯荷、陈亦荷。学术事业注定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苦差。我的每天只有24小时，留给这套书的时间多了，留给她们的时间便少之又少了。感谢她们的理解与支持。
谨以这套《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献给钱端升先生！
2017年4月7日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法学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