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文：結合古文字談幾個字的上古音問題（上）

劉釗先生、許學仁先生、汪少華先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承蒙復旦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盛邀，非常榮幸來到復旦大學，來到復旦中文百年講壇，跟大家匯報一下個人最近的一點研究心得。我今天匯報的題目是《結合古文字談幾個字的上古音問題》，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講得不對的地方，敬請大家批评指正。

我們知道，漢字中，絕大多數字的讀音相通符合古今字音演變的一般規則，但是也有極少數的字，其字音相通不合一般規則，屬於特殊的讀音相通。近幾十年來，上古音研究有一個很大的偏差，就是忽視對符合一般規則的相通現象的研究，多關注特殊的相通。我們說，特殊相通值得研究，但千萬不能忽視一般相通。只有研究好一般相通，才能研究好特殊相通。我們認爲，形成這種研究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能是因爲有人認爲，人們已經對一般相通的規律研究得差不多了，難以深入，因此放棄這項研究；更有一種可能性，就是研究一般相通，需要占有的材料太多，研究工作太繁難，於是避重就輕，采取取巧的辦法構建體系。

欲速則不達。事實上，一般相通背後潛藏着相當多的規律，我們沒有揭示出來，有些問題甚至還沒有提出來。不踏踏實實地研究一般相通背後的規律，舉幾個令人振奮的特例，匆匆忙忙上升爲一般規律，構擬爲早期的一個音類，這在研究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可取的；在強調進行科學的系統研究的今天，還熱衷於這種零敲碎打的研究，奢想建立體系，這種研究模式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因此也是我們不提倡的做法。

研究特殊的讀音相通，首先要區分兩個概念：一是事實上的特殊相通，一是人們認定的特殊相通。這兩個概念之間不能劃等號。事實上的特殊相通，並沒有先驗地存在那裡，而是通過人們的認定得出來。人們認定的特殊相通，有可能揭示了真理，從而成爲事實上的特殊相通，也就是成爲已知；也有的經過實踐檢驗，證明人們所認定的特殊相通歪曲了事實，成爲虛假的特殊相通。只有事實上的特殊相通，才能成爲古音研究的已知條件，用來作古音構擬的基礎。

漢字中的特殊相通，成因不一，非常複雜。既往的一些研究，有一個明顯的偏差，就是將它們作爲上古的一個已消失的音類在中古音中的折射，從而爲上古音構擬一套新的音類，結果弄得上古音構擬支離破碎，難以成爲一個聲韻調配合的嚴密系統。這些研究嚴重忽視了另外一種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它們本來不是上古某一個到中古消失的音類的殘餘物，而是某種並沒有消失的音類的讀音例外。由於沒有重視這後一種可能性，因此這種構擬難以說是根據以已知求未知的原則得出來的上古新音類。

我這次演講，主要是通過人們所認定的幾個字的特殊相通，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談談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也提出我個人的一些解決辦法，屬於探索性質。不妥當的地方，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漢語音變構詞中，“畜”和“臭”這兩個字的兩個讀音聲母相差很遠。先說“臭”字。在漢語音義著作、古代注釋以及中古韻書中，它作“氣味”講是尺救切，作“聞氣味”講是許救切。尺救切的“臭”，由“氣味”的意義引申出“氣味難聞”的意思，也就是香臭的“臭”，這本來是詞義構詞。明清時期，讀古書的風氣很盛，儒家經典中有“其臭如蘭”之類的說法，這裡的“臭”指的是氣味，蘭草的氣味是芬芳的，所以“其臭如蘭”的“臭”具體指的是香味。而“氣味難聞”一義是個褻詞，大約爲了跟這個意義的“臭”區分開，人們又將“氣味”義的“臭”改讀爲許救切，跟嗅覺的“嗅”同音了。（可參看張忠堂《漢語變聲構詞研究》181-185頁。）

有些書，特別是一些工具書，將“氣味”一義放到《集韻》的“許救切”下面，例如《辭源》（第三版），這是不合乎中古以前的音義配合關係的。要做到“古今貫通”，就應該顯示它在古代讀尺救切，今天讀xiù。有人可能會辯護說，那樣處理太麻煩了，不方便實用。我的看法是，實用性必須建立在科學性的基礎上，離開科學性，片面強調實用性，是不可能做到精確的。我們必須將科學性和實用性有機結合起來，在符合科學性的原則下，重視實用性。爲了省幾個字，將科學性犧牲掉，那是得不償失的。

 “臭”字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鐵一九六·三）、（前五·四七·四）。但是沒有用作它的本義。《說文》犬部說：“臭，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从犬，从自。”其中“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不好懂。按段玉裁《說文注》的理解，這句話相當於“禽之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禽”仍然指犬；“走臭”是一個動賓結構，意思是“逐氣”；“其跡”的“其”指的是前面的犬：“走臭，猶言逐氣。犬能行路，蹤跡前犬之所至，於其氣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引伸假借爲凡氣息芳臭之稱。”可見段氏認爲“臭”的本義是用鼻子辨別氣味。他的這種斷句是有問題的，清代徐灝《說文注箋》、桂馥《說文義證》等都不采取這種斷句。例如王筠《說文釋例》：“‘臭’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跡’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跡也。”按王氏理解，“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相當於“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禽”指此犬之外的走獸，“其”跟“禽”所指相同。對比起來，王筠等人的解釋更好，《玉篇》的解釋跟他的理解一致。

“臭”的本義到底是什麽呢？《說文》的解釋比較含糊。更早的學者認爲它的本義是氣味，這從早期的注音就可以看出。大徐本注：“臣鉉等曰：自，古‘鼻’字。犬走，以鼻知臭，故从自。尺救切。”小徐本注音：“赤狩反。”《玉篇》犬部：“臭，尺又切，香臭之總稱也。犬逐獸，走而知其跡，故字從犬。”《集韻》也將《說文》的解釋放到尺救切之下。既然早期的注音都將《說文》的釋義注釋爲尺救切，讀昌母，說明那時的學者都將“氣味”一義作爲《說文》的本義。段玉裁《說文注》、徐灝《說文注箋》等都認爲是用鼻子辨別氣味。段玉裁一方面采用“尺救切”，又將“用鼻子辨別氣味”作爲本義，音義不匹配。如果沒有堅強的理由，我們自當采用早期的理解。

從古書用例看，《詩經》《周易》等書，“臭”有作“氣味”講，沒有作“用鼻子辨別氣味”講的用例。如《詩·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易·繫辭上》：“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臭”字作“用鼻子辨別氣味”講見於戰國文獻，例如《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楊倞注：“臭，謂歆其氣。”“齅”字最早見於漢代文獻。“嗅”字，《論語·鄉黨》：“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但是有的本子作“臭”，因此此例不典型。真正典型的例子也最早見於戰國文獻，《莊子·人間世》：“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食之則甘，嗅之則香。”

盡管甲骨文中“臭”可能只用作人名，但有理由相信，商代口語中“臭”已經有“氣味”義。《書·盤庚中》：“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漢語大字典》說這個“臭”是“腐敗，朽壞”的意思，有其道理。舊題孔傳：“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孔疏：“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這個“臭”可能仍然是“氣味”的意思，在上下文中用作動詞，使產生氣味（這裡是穢氣）。即使理解爲“腐敗，朽壞”也沒有問題，這個意義只能是“氣味”義，不可能是“用鼻子辨別氣味”義發展而來。由此可以推知，商代“臭”已有“氣味”義。這也說明“氣味”義早於“用鼻子辨別氣味”義。

因此，“臭”的“氣味”義早於“用鼻子辨別氣味”義，將它視爲本義，是有道理的。就構詞的觀點看，“尺救切”的上古讀音是原始詞，“許救切”是滋生詞。如此，“尺救切”的來源早於“許救切”。

“臭”的兩個聲母，上古一個是昌母，一個是曉母，相差很遠。本來，變聲構詞的聲母可以遠一點，這個問題還需要再研究。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我們可以假定：一般的音變構詞聲母沒有相差這麽遠的，因此“臭”的音變構詞值得重視，需要作出解釋。如果我們假定原來聲母相同或相近，那麽就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1，它們是何時一讀爲舌音，一讀爲喉音的；2，爲什麽它們的讀音變遠。

“臭”原來當讀舌音。傳世文獻由於缺乏跟“臭”的這個讀音相通的作爲系聯的基礎的上古其他漢字，因此要證明這個意義的“臭”上古讀舌音，就顯得很難。不過，舌音和曉母相通的不是“臭”一例，如果其他的例字表明上古有舌音讀法，“臭”上古也應該有舌音讀法。這是系統性使然。出土文獻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鄭妞博士論文《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係研究》注意到一則出土材料。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五行》：“耳目也者，說（悅）聲色也。鼻口者，說（悅）犨味者也。”這裡的“犨”可能是“臭”的假借字。“犨”從“讎”得聲，從“讎”得聲的字都是舌音，則作“氣味”講的“臭”是舌音字，也就是讀昌母。

“臭”作“用鼻子辨別氣味”講讀曉母，上古材料可以爲證。《說文》鼻部：“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讀若畜牲之畜。”這透露出東漢時“臭”有辨義的異讀，昌母是常音，曉母没有昌母常用。這裡畜牲之畜還是未知，因此“齅”的聲母歸屬還不能斷定。但是玉部：“珛，朽玉也。从玉，有聲。讀若畜牧之畜。”這裡“珛”只能是喉音字，“有”也是喉音字。“有”從“又”聲，從“又”聲的字，《廣韻聲系》有40多個，全部是喉牙音，絶非偶然。“珛”是曉母之部，“朽”是曉母幽部，它們應該是同源詞。因此，畜牧的“畜”至晚漢代已經是曉母字了，不是昌母字。由此可以推知，畜牲的“畜”也是曉母字。“齅”是“臭”的“用鼻子辨別氣味”義的後起分化字，它讀曉母，由此可知，跟它同詞的“臭”也是曉母字。

如果我們假定“臭”的兩讀原來的聲母是相同或相近的，那麽，它的原始詞可能在商代或商代以前就有了；滋生詞的產生可能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者略早一點。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或者略早一些時候，“臭”的兩讀可能都是舌音字。其後，最晚到東漢，它的滋生詞讀法已經是喉音字的曉母讀法了。如果我們想將這個時代搞得更精確一些，看來得寄希望於未來的出土文獻了。

我們假定“臭”字曉母的讀法原來是舌音字，可能也是昌母讀法。這個假定有點根據。《說文》牛部有個“㹗”字，“牛羊無子也。从牛，𠷎聲。讀若糗糧之糗”。這個字，大徐本反切是“徒刀切”，查一查《廣韻聲系》，從𠷎聲的字，從上古到中古，到《廣韻》寫作時，有50來個，聲母不出端透定知澄穿禪這些來自上古的舌音字，這也絕非偶然，說明它們從上古到中古都不跟喉音發生關係。因此，“㹗”字在上古是個舌音字，應該是定母字。但糗糧的“糗”是個喉音字。從“㹗”字看，這個“糗”原來應該也是讀舌音字。可能“糗”在漢代有不同的分化，許慎采用的“糗”是讀定母的音，跟《廣韻》去久切的來源不同。“糗”從“臭”得聲，而且是從中古讀許救切的那個“臭”字的上古音得聲。不然的話，就不好解釋它中古爲什麽讀去久切。如果是這樣，那麽，嗅覺的“臭”原來不就是讀舌音嗎？

於是，問題就來了：“尺救切”和“許救切”的上古音原來是同音字嗎？不能這樣設想。這樣設想，就不能講出分化的條件。我們可以在韻母的區別上想辦法。我在《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一文中論證上古漢語唇齒牙喉音都各有兩類三等韻，可以用來解釋“臭”的兩讀的區別和分化條件。我在上述文中假定：上古一類三等韻的介音是前高不圓唇元音-i-，一類是央高不圓唇元音-ɨ-。讀曉母的“臭”也許是以後者爲介音，由於昌母的送氣成分增強，幽部主元音和韻尾都是央、後元音，引起這個昌母變成發音部位後移，變成一個跟韻尾-u-同部位的擦音-x-。也就是說，“臭”的兩讀原來可能是變韻構詞，後來隨着上古漢語內部開始的三等韻的簡化，兩類三等韻逐步混同，但是通過聲母的區別仍然將讀音的不同維持了下來。

再說“畜”字。“畜”字作“儲存，積蓄”講，和作“蓄養”講，在中古的音義配合關係是：儲存、積蓄的“畜”讀丑六切，蓄養的“畜”讀許竹切。這個跟今天的讀法很不一樣。今天“畜”有“禽獸”的意思，多指家畜，讀chù，這個讀音跟丑六切有對應關係。禽獸義的“畜”是從“畜養動物”的意思發展來的，而“畜養動物”義又是“蓄養”義的特指，按道理應該來自許竹切。今天“儲存，積蓄”義的“畜”統一爲“蓄”字，讀作xù，這個讀音跟許竹切有對應關係。如果根據古今音的對應關係，“儲存，積蓄”義的“畜（蓄）”應該讀chù。古今的變化似乎是換了個兒了。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畜”字條敏銳地注意到這種現象：

經典“畜”字有三音：讀敕六切者，訓積，訓聚；讀許六切者，訓養；讀許救切者，訓六畜，此字《說文》作“嘼”。今人讀“六畜”爲敕六切，“蓄聚”爲許六切。皆非古音。

錢大昕的說法很對。（可參看張忠堂《漢語變聲構詞研究》185-191頁。）考察“畜”音義配合形成的古今調個兒現象的原因，可能跟後代的避諱有關。五代時後唐莊宗叫李存勖，有個“勖”字。“勖”《廣韻》許玉切，曉母燭韻合口三等；蓄養的“畜”許六切，曉母屋韻合口三等。我們知道，初唐和中唐韻文中，屋沃燭大量合用，皮日休（約838-約883）《奉和魯望疊韻雙聲二首·疊韻山中吟》：“穿煙泉潺湲，觸竹犢觳觫。荒篁香墻匡，熟鹿伏屋曲。”觸、曲，燭；竹、犢、觳、觫、熟、鹿、伏、屋，屋。李涪《刊誤》卷二《切韻》批評《切韻》：“法言……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宿，屋合三。按李氏所用的音系，屋燭一部，不能分開。劉燕文《敦煌寫本〈字寳〉、〈開蒙要訓〉、〈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異文》：“屋一等與沃相混，屋三等與濁相混，《字寳》的注音有三例。”可見當時屋沃燭合流了。這樣，“勖”和蓄養的“畜”就同音了，需要避諱。

宋代，宋神宗叫趙頊，在位11年。他的這個“頊”字避得很嚴，歷史上有記載。“頊”《廣韻》也是許玉切，跟“勖”同音，此時也跟蓄養的“畜”同音。宋王偁《東都事略》卷八十：“陳升之，字陽叔，建州建陽人也……初，升之母竇娠，至季秋爲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爲名云。”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辨證一》說：“余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蘇典簽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這是因爲“旭、勖、頊”同音，所以將“旭”和“勖”字拆開。卷四：“謂山薦（阮）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孫勉一擠，遂出史平。”按：孫勉，即荀勖，“勖”跟“頊”同音，改爲同義詞“勉”。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治平四年，改旭川縣爲榮德。”按：旭川、榮德，即今四川榮縣。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二十：“米芾《書史》云：‘張伯高，名犯廟諱字。余從《釋皎然集》中得之。’案伯高，唐人。《釋皎然集》曾於都門得之，未知所犯爲何帝諱。然總在北宋，故附於此，俟再考。”張伯高即張旭，跟“頊”同音，因此稱其字。可見，宋神宗時，對他的名諱的回避是很嚴格的。

大概是避諱的原因，日常常用的牲畜的“畜”讀成了敕六切。由於避諱，引起了“畜”音義配合關係的紊亂，人們後來矯枉過正，將“儲存，蓄聚”義的“畜”也改讀成了許六切，造成倒個兒的現象。

今天的一些古漢語語文工具書，例如《辭源》（第三版），也沒有將這裡的音義源流反映清楚，是需要加以改進的。爲什麽呢？因爲它們是爲閱讀古書服務的，不把音義源流弄清楚，能達到這個目的嗎？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古人對古書上下文的注音，以及這種注音背後反映出來的對字義的理解就沒有辦法弄得水落石出。

“畜”字甲金文中已經出現了：（粹一五五一）、（秦公簋）、（秦公鎛）、（欒書缶）。因此知道，“畜”的上部原來沒有寫作“茲”字，而是寫作“玄”字。“畜”上部的“玄”字不可能是“茲”字的省略。因此，要索解“畜”爲什麽從“玄”，不能認爲它是“茲”的省形。

我們通過古文字來分析字的本義，必須以《說文》爲基礎，不能忽視它，不能輕易否定它。《說文》講得不對的地方，一定要拿出鐵證證明它不對。在我看來，《說文》講“畜”字的言論很值得重視。《說文》田部：“畜，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魯郊禮‘畜’从田、从茲。茲，益也。”大徐本注音：“丑六切。”小徐本注音：“敕六反。”可見，大小徐都認爲“畜”的本義是積蓄、儲存。《集韻》收了“畜”字四個讀音，它將《說文》的釋義放到了敕六切，跟大小徐的處理一致。《玉篇》《廣韻》將《說文》對“畜”字的釋義分別放到了許六切、許竹切，這是認爲“蓄養”義爲本義，跟大小徐和《集韻》的意見不同，可能反映了宋代以來“蓄養”義和“蓄積”義開始混淆的現象。清代桂馥《說文義證》已經將這兩個詞義混在一起解釋“畜”的本義。

段玉裁《說文注》：“‘田畜’，謂力田之蓄積也。”所謂“力田之蓄積”，意思是通过努力耕種而儲存的財物。《漢語大詞典》給“田畜”列了兩個義項：一是耕種與畜牧，舉例爲《史記•貨殖列傳》；一是指畜牧，舉例爲《漢書•西域傳上•尉頭國》。這兩個例子我們下面要討論。《漢語大詞典》的前一個釋義實際上采用了桂馥《義證》的正確見解。桂馥說得很好：“按古人言井牧，猶漢人言田畜也。上古畜而不田，中古田畜兼之，故言井牧。知田而不知畜，故騎者乏馬，耕者乏牛，學者亦不知其說。”後面“學者”云云，可能就是批評段玉裁。關於“田畜”的結構和詞義，必須弄清楚，才能對《說文》的釋義作精確的理解。

爲什麽桂馥的意見是對的呢？下面談談這個問題。王筠《句讀》已經注意到“田畜”是漢代“恒言”。我注意到，《史記》“田畜”出現7次：

1，《平準書》：“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至千餘頭，買田宅。”

2，《廉頗藺相如列傳》：“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

3，《貨殖列傳》：“燕、代田畜而事蠶。”

4，《貨殖列傳》：“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看這七例，可知所謂“田畜”是一個動詞性的並列結構，不是定中結構，當如《漢語大詞典》所說，它包括耕種和畜牧等，不僅是指“力田之蓄積”。例1中，卜式從事“田畜”，裡面有“畜羊”；例2，“田畜”爲動詞，《正義》注“畜”：“許六反。”可見這是取“畜牧”義，不是取“蓄積”義；例3，“田畜”是明顯的動詞，不是指“力田之蓄積”，“力田之蓄積”是名詞性結構；例4，任氏“田畜”所得有“衣食、酒、肉”。因此，田畜的意思，還不僅僅包括耕種和畜牧，它的詞義已經泛化，指從事農桑和畜牧等積聚生活資糧的勞動。

《漢書》中“田畜”出現了5次，其中跟《史記》相同的例子我就不舉了：

1，《西域傳上》：“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中華書局標點本標點爲“有城郭田畜”，將“城郭”和“田畜”處理爲名詞性的並列結構，恐未安。

2，《西域傳上·尉頭國》：“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按，此例作爲“田畜”例不典型，“田”有可能是“因”的訛字，《西域傳》上文《休循國》有：“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大概尉頭國是遊牧部落，不種田，所以《漢語大詞典》專門爲這一例設立“畜牧”的義項。看來，原文可能是“因畜隨水草”，指隨着放牧的需要逐水草而行；“田畜”仍然是指從事農桑和畜牧等積聚生活資糧的勞動。

此外，《鹽鐵論·園池》：“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這裡“機利”和“田畜”都是並列結構，“田畜”用作名詞性結構，田畜之所。《救匱》：“不恥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西域》：“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後漢書》有二例，動詞，《西羌傳》：“河湟間少五谷，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烏桓鮮卑傳》：“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這裡顯然包括耕種和畜牧等，不是指“力田之蓄積”。

《大唐西域記》卷一《序論》：“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群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廓，務殖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季羨林等校注本：“《石本》、《中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皆無殖字。”按：原文應作“務田畜”。“田畜”是作“務”的謂詞賓語。“建城郭”和“務田畜”都是三字排比結構；“田畜”是耕種和畜牧，不能作“殖”的賓語。《郡齋讀書志》卷七《西域志》載《序》有“務田畜，重財賄”，亦可爲一證。《全唐文》卷六六九白居易《禮部試策五道》第一道：“《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縗。’蓋勸厚生之道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眾，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遊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白居易顯然是將“田畜”理解爲並列結構，“田畜蠶績”是四件事。（按：《周礼·地官·闾师》：“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白居易是撮其大意。）

因此，《說文》“田畜”的“畜”要讀許六切，被釋字“畜”要讀敕六切。兩個“畜”的詞義不同。“田畜”的“畜”是“畜牧”的意思，被釋字“畜”是“儲存，積聚”的意思。《說文》認爲“畜”的本義是儲存，積聚財物。                           

我們看《書·禹貢》，裡面兼載山脈、河流、土壤、田地、物產、道路等，折射出當時農業生產的發達程度。商代，農業已是最重要的社會生活的來源，卜辭中，有一個“疇”字，作（前七·三八·二）、（甲二六四七）等，盡管沒有從田，但是它畫的是田疇的形狀，可證商代有農田。“田”字作“田獵”講居多，但也有一些指農田。當時已經有“畯”字，作（后下·四·七）、（前四·二八·五），周代以後一脈相承，如（盂鼎）、（秦公鐘），從田爲意符。“畯”是農官，它所從的田，不可能是田獵的田，而是農田的田。再如“男”字，甲骨文作（京津二一二二）、（前八·七·一）等形，其中的“田”無疑也是農田的“田”字，不是田獵的“田”字。這也說明商代或以前農業生產已經是主要的生活來源了，甲骨文時代“田”肯定有“農田”的意思。

農田的“田”，和田獵的“田”，詞義上應該是引申關係。例如“苗”指還沒有抽穗揚花的莊稼，當然是長在田地裡的植物，跟“田”有關。它又可以指夏季的田獵，《左傳·隱公五年》“夏苗”杜預注：“苗，爲苗除害也。”《爾雅·釋天》“夏獵爲苗”郭璞注：“苗，爲苗稼除害也。”說“田獵”義和“農田”義有關，不僅有古書反映二者之間關係的材料可以爲證，也可以從“苗”這些相關的字相類似的引申關係得到證實。狩獵時代早於農耕時代，那時候可能已經有了專指田獵的詞兒，從詞義的發展來說，可以將“田獵”義看作本義，“農田”義是它引申出來的。人們造字時，語言中的詞早已存在一詞多義現象，一詞多義現象應該是大量出現的。人們往往選擇詞的本義來造字，但是個別時候不是這樣子的。“田”的“田獵”義沒有“農田”義好造字，於是就選擇“農田”義的“田”來造字。就詞義引申來說，“田獵”義是本義。因此，“畜”從田好理解。

關鍵是上面的這個“玄”字。上部的這個（粹八一六）、（父癸爵）、（頌鼎）；（師父鼎），在早期的古文字中應該記錄了多個詞，它是個同形字。其中之一是“幺”字，是畫的一束絲的形狀，表“細小”之意；另一個是“玄”，卜辭中有“玄圭”（《花東》二八六），因爲蠶絲可以不斷地延伸，所以可以象征玄遠。王筠《句讀補正》：“‘幺’、‘玄’二字古文本同體，特兩音兩義耳。小篆始加入以別之。”我們應該相信《說文》的字形分析，上面的確是個“玄”字，不必另尋出路。我拜讀了對“畜”字字形進行分析的一些文章，但我認爲它們並沒有駁倒《說文》。

“畜”中的“玄”指什麽意思？段玉裁《說文注》，以爲從玄，實爲從茲省，這當然不合古文字的事實。但他注釋《說文》所引《淮南子》“玄田爲畜”說：“‘玄田’猶‘畇畇原隰’。”所引見於《詩·小雅·信南山》，畇畇，指田地墾辟貌。如此，“玄”的構意指田地土壤黑而肥沃，利於莊稼生長。“玄”有“黑色”的意思，《書·禹貢》：“徐州……厥篚玄纖縞。”舊題孔傳：“玄，黑繒。”田地呈黑色，就意味着肥沃，這是積聚糧食的要件。

魯國人在舉行郊禮的場合用“”字，上部改“玄”字爲“茲”字，取的是“滋長，滋益”的意思，跟從“玄”的構意是相通的，但是更爲顯豁。這是後起字，不是“畜”的前身。

現在我來論證“畜”的透曉兩讀上古很早就分化了。

儲存、積蓄的“畜”在上古的材料中讀透母。傳世文獻中，“畜”在上古讀舌音的材料很難發現秦代以前的力證，我們可以證明，漢代這個“畜”有透母讀法。例如《說文》彳部：“亍，步止也。从反彳。讀若畜。”彳亍，是雙聲聯緜詞，跟“踟躕，踟躇，躊躇，首鼠，猶豫”等是同源詞。因此，“彳亍”一定是舌音，由此可證“畜”也是舌音。出土文獻更可以證明，儲存、積蓄的“畜”確如古人所說，是讀透母，這個讀法秦代以前已然。

《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小畜》《大畜》這兩個卦，其中的“畜”是“積貯，蓄積”的意思。“小畜”是乾下巽上，“大畜”是乾下艮上。王弼注“小畜，亨”：“不能畜大，止健剛志，故行是以亨。”《釋文》：“小畜，本又作蓄，同，敕六反，積也，聚也。卦內同。鄭許六反，養也。巽宮一世卦。”孔穎達疏：“正義曰：但小有所畜，唯‘畜’九三而已。初九、九二，猶剛健得行，是以剛志上得亨通，故云‘小畜，亨’也。若大畜，乾在於下，艮在於上。艮是陽卦，又能止物，能止此乾之剛健，所畜者大，故稱‘大畜’。此卦則巽在於上，乾在於下。巽是陰，柔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唯能畜止九三，所畜狹小，故名‘小畜’。”

近幾十年來，在我國多地出土了不少《周易》的異本，或者跟《周易》有關的文獻，也記載了卦名。其中《小畜》《大畜》的“畜”，有的不作“畜”字，而是假借其他一些字來記錄。帛書《周易》“畜”作“毒”。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歸藏》中，《周易》的“小畜、大畜”分別作“小毒畜、大毒畜”。據王寧發布於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0月12日的《對秦簡<歸藏>幾個卦名的再認識》一文，1993年出土於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中的秦簡《歸藏》，“小畜”的“畜”作“督”，“小毒畜、大毒畜”的“畜”是後人注釋的文字闌入了正文，李學勤也有類似的看法。

“督”端母覺部，它從“叔”聲，“叔”從“尗”聲。我查了《廣韻聲系》，從“尗”聲的字，從上古到《廣韻》編寫的時代，有50來個字，聲母沒有讀喉牙音的，分別見於端定泥，徹，章昌書禪，精清從心，莊初山。從“督”得聲的字有“𧝴”，跟“督”同音，見於《廣韻》，是“裻”的後起異體字。“裻”見於《國語》等書，《說文》也收錄了，另一個異體字“𧞶”《方言》已經收錄了。在上古，“督”可以假借爲篤，“篤”從“竹”聲，“竺”也從“竹”聲，郭店楚簡《老子》甲組中，將“孰”字記錄為“竺”字。這些字都可以證明爲舌音字，“督”上古無疑是舌音。“毒”定母覺部，它在上古可以通“督”、通“熟”，跟作“儲存，積蓄”的“畜”讀透母覺部，音值十分相近。

蓄養的“畜”上古已經讀作曉母了。“畜”和“好”音近，《詩·小雅·蓼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孟子·梁惠王下》：“其詩曰：‘畜君何憂？’畜君者，好君也。”《呂氏春秋·適威》：“民善之則畜也。”高誘注：“畜，好。”“畜”和“孝”音近，《禮記·孔子閒居》：“以畜萬邦。”鄭玄注：“畜，孝也。”《坊記》：“以畜寡人。”鄭玄注：“畜，孝也。”“畜”和“勖”音近，《坊記》：“以畜寡人。”《釋文》：“畜，《毛詩》作勖。”這裡“好、孝、勖”都是曉母字，不跟透母字相通，可證“畜”先秦已有曉母讀法。

“畜”上古有舌音和喉音的異讀，這種現象給我們以啟發：如同韻部方面，有些不符合一般相通規則的字，上古早就分化了，“存、顒”等字即如此，在聲母方面，像“畜、臭”的兩讀，它們的聲母上古已經分化爲相差甚遠的讀音了。以前研究上古音不太注意上古的異讀，其實有一些異讀來自更古的時代，到了上古，音值就變遠了。

我們可以假定“畜”的透曉二母的異讀原來都是讀透母，它們的區分是在介音上。透母的介音是前高不圓唇元音-i-，曉母的介音是央高不圓唇元音-ɨ-。讀曉母的“畜”由於透母的送氣成分增強，覺部主元音和韻尾都是央、後元音，引起這個透母變成發音部位後移，變成一個跟韻尾-u-同部位的擦音-x-。這跟“臭”的特殊音變有類同之處：“畜”的兩讀原來可能是變韻構詞，後來隨着上古漢語內部開始的三等韻的簡化，兩類三等韻逐步混同，但是通過聲母的區別仍然將讀音的不同維持了下來。

                            （未完待續）

編輯：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