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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于《音乐艺术》2014年第4期
导师:杨燕迪教授
内容提要:该文针对近几十年西方学界对德国学者卡尔·达尔豪斯所谓“保守倾向”的评价和指责,通过考察其对音乐史学原理的思考和音乐史学方法的运用,试图指出和凸显其学术研究中“激进”的一面,并表明这位活跃于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在当今的学术生态下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关键词:卡尔·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反思;结构性思维
作者简介:刘丹霓(1985~ ),女,上海音乐学院2014届博士,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天津 300171)。
(续)
其次,关于作品在音乐史中的地位。达尔豪斯的确非常明确地提出,音乐史的中心范畴是作品。[1]他也非常清楚并承认“作品中心”这一观念在近几十年中受到的抨击:“作品”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历史局限性;作品历史往往忽视影响音乐演化的各种外在因素和语境,未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因,无法充分体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作品历史无法呈现音乐作为“过程”的一面。[2]但在他看来,清除“作品”概念“几乎不可能”,而且其后果也是不可想象的。他并未否定描述过程的音乐史写作,只是认为贬低作品地位的音乐史观也存在缺陷。例如,虽然从理论上而言,有可能重构一个往昔的音乐“事件”——“文本、表演和接受的复杂相互作用”,但在写作实践中,由于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源相当匮乏,因而这种重构的准确性、充分性和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尤其是与“有据可考”的作品研究相比。再如,虽然强调作品的历史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强调过程的历史未必就优于作品历史而更适合作为历史写作的前提,毕竟近代以来的欧洲艺术音乐恰恰根植于“作品”和“文本”的概念。[3]
此外,我们从达尔豪斯对历史编纂方法的思考和具体的音乐史写作实践中可以看到,他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以作品为核心,否则便不会出现音乐结构史。那么,达尔豪斯缘何将作品视为音乐史的中心范畴?笔者暂且做出如下解释(或猜想)。首先,《音乐史学原理》的直接动因来自达尔豪斯在撰写19世纪音乐断代史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19世纪恰恰是“作品中心”和“审美自律性”在音乐史写作中最具合法性的一个时期。[4]其次,根据达尔豪斯的音乐史研究和写作实践,他理论中所谓的“以作品为中心范畴”实为“密切结合作品”。因其无论是对特定体裁和领域中艺术问题的探讨,还是对思想观念、社会建制这种所谓“音乐以外”因素的审视,都会将之落实在音乐本身的审美和技术层面,唯有这样,这些思考才不会浮于空中或沦于边缘,才能够真正进入音乐的历史。
再次,关于音乐史的组织模式和叙述方式。西方史学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叙事-结构-叙事的复兴”的曲折道路,在新史学诸多流派对叙事史进行了影响广泛且卓有成效的颠覆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新的史学范式所带来的问题,进而从新史学内部发动了又一轮革新,开启了当代史学的再次转向。20世纪70年代,也是达尔豪斯著书立说的活跃时期,西方学界出现了第一批标志着“叙事史复兴”的著作。当然,复兴后的叙事史并不意味着回归传统叙事史,也不意味着排斥结构分析,而是主张认识到事件与结构的依存关系,从而将叙事史和结构史这两种史学范式进行某种调解与融合。
然而,在音乐史领域,叙事的问题则有些特殊。虽然也存在这样两种史学范式的影响,但两者的关系似乎呈现出不同于普通历史的态势。正如达尔豪斯所指出的,由于音乐史主要研究对象(作品文本、社会建制、各种接受范畴)的特殊性,特别是音乐作品的审美属性,音乐史从本质上更靠近结构史,而且在实际上从未真正以叙事史的形式出现。只是由于普通史学普遍且强势的影响,使得音乐史家在思维上更倾向于采用叙事的角度,并且从未注意和反思这种矛盾的现象。[5]如果说普通历史关注的是通过叙事的复兴来重新整合碎裂的结构史,那么音乐史则需要正视结构性的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兼及事件,用叙事的因素予以调和。达尔豪斯认为,叙事史(事件历史)与结构史绝非互相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因为“事件受结构支撑,而结构又通过事件得以实现和昭示”。因此,若以事件为研究和叙述的对象,那么“我们或是可以从事件开始,直至深入查询出其背后的结构,或是可以将若干个结构联系起来,以便探明一个特定的事件”。[6]
此外,针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相当热门的社会史和社会学研究,达尔豪斯也尖锐地指出其中的硬伤——没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位身体力行、笔耕不辍的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写作者,达尔豪斯更为看重的不是理论纲领,而是研究实践:“有理论纲领指导的历史学家所取得的胜利,并不见得比更为实际的历史学家同行所取得的成果效力持久。”[7]在他看来,虽然音乐史学中社会学视角的提倡者看似底气十足、据理力争地批判传统音乐史的诸种缺陷,但他们的兴趣和“成就”似乎也仅限于此,而未能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立场的有效性和优势所在,真正拿得出手与传统史学相抗衡的成果少得可怜。同时,他也并不认为自律性角度与社会功能性角度之间无止境的争吵有多大意义,因为它们都不具有各自所力争的普适性,重要的是根据具体研究的课题来权衡哪一种视角更加合适、更为有益。
二、音乐史学方法更新:结构性思维
以下笔者将聚焦于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最独特之处,即“结构性思维”。窃以为,将达尔豪斯的方法论贡献仅仅局限于结构史这种历史编纂方式,或许太过狭窄,因为结构史所体现的研究路径普遍存在于达尔豪斯对各种课题的研究中,而且在其《19世纪音乐》之前就已经有明确的体现,因而笔者将之扩展为“结构性思维”加以论述。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其实非常符合,或者可以说预示了当今强调多角度、跨学科的学术趋势,是极富当下性的创举。笔者将“结构性思维”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为研究工具的“理念型”。这个借自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在达尔豪斯整个音乐学研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他的史学思想、分析思路和著述结构。“理念型”(ideal type)是这样一种理论模型:它是通过片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观点,并综合大量散乱的、分立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具体现象而形成的,这些现象根据上述被片面强调的观点而被组织到一个统一的思维建构中,就其概念的纯粹性而言,我们在经验现实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这种精神建构,它是一个乌托邦,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具体的情况下,确定这种理想构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偏离了现实。[8]可见,理念型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概括,而是有侧重的片面审视;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对应,而是主观思维用以将混乱的现实进行有序整合的理念建构;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它与经验现实之间始终存在偏差和距离。因此,它是一种启发式的手段,是用以掌握经验资料的分析工具,让研究者通过理念型与现实的比较而对社会现象进行较为客观的考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衡量和系统地说明个体性的,即就其独特性而言重要的联系”。[9]通过将之引入音乐历史的探索和写作中,达尔豪斯得以清晰考察纷繁多样的共存现象,灵活应对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合理组织自己的分析架构。
在达尔豪斯的专著《19世纪音乐中的现实主义》[10]一书中,“现实主义”就被勾勒为一个“理念型”。它包括审美观念、剧作法和作曲技术三个方面的一些相对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例如:强调艺术的目的是“真”而非“美”;采用此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题材,带有煽动性或反叛性因素;摒弃风格上的等级秩序,让中产阶级或平民也享有成为悲剧主角的尊严;在歌剧情节的设计中,赋予社会历史因素以能动性,使之成为情节进展的动因和基础;让对话成为承载戏剧的主要媒介;等等。但这些特征并不会全部出现在某部作品中,但可以表明这些特征之间存在意义和功能上的联系,由此形成一种基础性结构,支撑着对具体作品以及作品之间联系的分析。也正是因此,作者能够将威尔第、瓦格纳、亚纳切克、比才、马勒、德彪西、勋伯格这些观念和技法迥然相异的作曲家及其作品统归于“音乐现实主义”名下进行考察。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彪西或瓦格纳就要被划定为“现实主义者”,而是意味着,通过利用这样一种概念建构,史家可以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并且有可能以新的角度来处理既有的事实,来理解我们已然熟悉的作品。
注释:
[1]同⑤,第14页。
[2]参见Glenn Stanley, “historiography”,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2nd, ed. Stanley Sadie, London: Macmillan, 2001.
[3]同⑤,第17页。
[4]正如安妮·施莱弗勒所言:“由于《音乐史学原理》与《19世纪音乐》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必须注意,达尔豪斯谈及的‘音乐史’首先是19世纪音乐史”(Anne C. Shreffler, “Berlin Walls: Dahlhaus, Knepler, and Ideologies of Mus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 Vol. 20, No. 4, 2003, pp. 498~525)。
[5]同⑤,第197~200页。
[6]同⑤,第201页。
[7]同⑤,第22页。
[8] “理念型”的这一定义出现在韦伯的发表于1904年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一文中,此文在中文语境中有多个不尽相同的译本,笔者的上述文字结合英译本并综合参考了以下几个中文版本(着重记号为笔者所加):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186页;《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7页;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20页。
[9]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第33页。
[10] Carl Dahlhaus, Re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Eng. trans. Mary Whitt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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