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善恶之辨与暴力的功能

本文节选自《电影艺术》2018年第3期

马丁·麦克唐纳的作品具有某些一贯性的笔法、章法和对某些题材与主题的延续性关注。其作品在叙事上总向某种黑色类型靠拢或者在这一类型的边缘漂移黑色是他作品中的某种作者“签名”。但在《三块广告牌》中，这一倾向有显著的变化，笔者认为，许多中外影迷和研究者继续将“黑色喜剧”(Black comedy 或 Darkcomedy)之类的标签贴在这部作品上，是一种简单化的美学懒惰之举。就其所探索题材和主题而言，马丁·麦克唐纳也有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延续性，这就是他对暴力主题的关注。与《六颗子弹的手枪》《杀手没有假期》相比，这部影片显示出他对暴力新的认识，经过《七个神经病》黑色喜剧式的暴力呈现之后，他又进入了一种更为复杂、深邃的思考。他的这些艺术文本和思想探索值得我们以一种更为细致、认真的态度加以探究。

影片中有一句非常积极、非常具有亮色和哲理的台词:“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Anger begets greater anger)”，这可以被视为导演对美国社会所发出的感叹，与这个世界所做的对话。

《三块广告牌》与文学文本和社会性文本之间具有非常丰富的泛文本关系，其中编织了大量的隐喻性社会文本，这使得对本片的阅读所需要的视野大大扩展。影片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一个美国并不存在的厄宾镇。除科幻片之外，这种编造故事发生地点的方法在美国电影中很少见。为什么片名中要用密苏里州?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一个重大社会事件。2014年8月9日，密苏里州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官射杀，这一案件后来引发了全国一系列的对于警察执法中使用暴力和社会中种族关系的媒体争议和街头冲突。地点设置也与当下美国政治气候相关。美国南方的密苏里、南北卡罗莱纳、密西西比等州常被认为是偏于保守的、偏向共和党的所谓红色州。

除了这一事件，影片还广泛地涉及到美国社会中那些具有张力的热点话题或问题。暴力问题是本片的最重要题材，女主角的女儿被奸杀的犯罪行为是全片的动力起因。受到这个犯罪行为的刺激，她对牙医和中学少年也颇为无理地使用暴力。而她的前夫以前是个警察，是一个家暴狂人;男主角迪克森警官对广告商韦尔比施暴，他还被指责曾经虐待黑人。宗教话题也被提及。教父上门来劝告米尔德里德不要催逼警察破案，米尔德里德用一段铺陈、有力的台词将他指责为娈童的合作同谋。与此同时，政治正确话语也在影片中以反讽的修辞提及。当迪克森警官被指责虐待黑人时，他讥笑道: “我们现在不说虐待黑人啦，我们只能说虐待有色人种”。军队特权问题也被附带地编织进本片故事中，有个嫌疑人是复原军人，州县警察就没法彻底追查他在军队的行踪。对于少数人群体，马丁·麦克唐纳给了他们温柔、美好的笔触，同性恋广告商韦尔比在医院遇到殴打自己的警官迪克森还为他倒了一杯橘汁，侏儒对米尔德里德发出了礼貌和善意的追求。甚至对冷战思维这类话语，马丁·麦克唐纳都会在不经意中稍上一笔，迪克森对韦尔比说，“我觉得你像个在古巴杀同性恋的人”，而韦尔比的回答则提到怀俄明。导演在这里指涉的应该是2016年3月怀俄明的同性恋青年特雷佛·奥伯瑞(Trevor O’Brien)难忍长期的欺凌在家中自杀的事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马丁·麦克唐纳非常高超地处理和掌控了政治、社会困境与“有趣味的形式”之间的关系。 他没有将影片指涉到任何具体的政治派别议题，而是隐喻性地将暴力犯罪、同性恋、种族关系、警察执法规范等社会文本编织在故事中。

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也构成了《三块广告牌》文本织体中的一丝色彩鲜明的线索。开端伊始，导演就用近景把广告商正在捧读的一本书展示给我们。那是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这个作者对暴力有独特的、或许是惊世骇俗的认识。

考察马丁·麦克唐纳的创作与其它电影文本的关系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和有意思的工作。马丁·麦克唐纳的《七个神经病》具有浓烈的黑色喜剧味道，其中的动作喜剧元素和对暴力的游戏式展现很容易让我们去寻找其与英国电影导演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1998)、《偷拐抢骗》 (2000)和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1994) 这类作品的对话关系。面对《三块广告牌》，即使我们不考虑女主演与乔·科恩的夫妻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本片那种写实感的笔触、对暴力和邪恶的思考，甚至台词风格、音乐的使用等方面将它与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冰血暴》等作品放在一起做对照阅读。

如果将导演以前几部作品中对黑色风格和无理性暴力的迷恋与《三块广告牌》的温暖和亮色相比较，笔者会认为“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也许是马丁·麦克唐纳与自己的对话，是导致他自己创作转向的恩典时刻。尽管我们很难论断这是他走向了更深刻的沉思，还是落入了幼稚的良好愿望。

虽然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两个表演奖项，但其最突出成就首先是它的剧作。编导合一给马丁·麦克唐纳的创作带来更强的“作者”风格。考察他的戏剧和电影创作时，我们必须将英国戏剧和文学的影响纳入视野，詹姆斯·乔伊斯、奥斯卡·王尔德、叶芝等人的作品显然影响了他故事的文学性。在《三块广告牌》中，马丁·麦克唐纳又将这部作品与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文学著作建立了互文关系从而深化了他的思考。

在电影叙事的修辞学方面，《三块广告牌》全篇用的都是隐喻法，所有影像和台词都没有脱离故事成为象征或者寓言。本片的剧作颇为精美，是那种偏于古典式的剧作法，讲究看不出技巧的技巧。在人物、结构、叙述高潮的处理等方面，本片都十分细致、有机。

好的电影写作是一种为“摄影机自来水笔”的写作，它与电影作品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连，是结构的有机构成。在《三块广告牌》这类作品中，它的剧作就是导演、就是摄影、就是剪辑，几乎没法单独把哪一个方面提出来讨论。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剪辑奖颁给了《敦刻尔克》，但仔细琢磨分析，很难说那部剪辑效果和在影片整体上的结构功能是编剧的设计还是导演的安排。

《三块广告牌》剧作上最成功的是人物塑造，几个人物都是小说理论中常说的圆形人物。我们能够写出他们的“性格侧写”(Profile)，知道他们的家庭和气质类型，甚至能够从影片所呈现的动作猜测出他们的星象、性取向等。

导演塑造得最为丰富饱满的角色当然是女主角米尔德里德。本片开头写她发出行动是平地起戏，写得干净、利索。路边一场戏起念头，广告公司一场戏言辞简洁、付钱动作干脆。故事进行到第三场夜间树立广告牌被迪克森警官看到，就立刻建立起冲突。在片中，米尔德里德一直是怒气冲天，不时有过火行为，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作者给她的行动设计了强大的动机。同时，作者又写出她的柔软一面。看见小鹿和她与毛绒拖鞋交谈这两场是她与自己的对话，写出了她对自己的质疑，让我们看到她性格的另一面，为后面写她的突转做了部分铺垫。当然，就写出人物的丰富多面来说，这两场都不如她在警察局被威洛比警长喷血在身上那一场写得好。那场戏用了一个偶然巧合，但是写得有依据，写得极为自然。威洛比有癌症，之前观众就看到，这时突然喷血，也可以解释为跟由米尔德里德引起的激动情绪有关。血咳到米尔德里德脸上，威洛比立刻对她表示歉意“我不是故意的”，而米尔德里德也出自本能地回答“我知道，宝贝，我去叫人来”。

优秀的剧本中，人物设计就像时钟里的齿轮，彼此精巧啮合，互相推动。本剧就是这样，它人物很少，但是其功能关系的设计非常有机。在本片所有的宣传材料中，警长威洛比都是排在第一位的男演员，而扮演迪克森警官的演员得到的也是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其实，就剧作结构而言，本片的男主角是迪克森警官，他才是与女主角发生冲突的对手。他们两人彼此作用，结局时动作方向都发生巨大变化。

本片另一处巧合的使用对戏剧转折起到更大的作用。出于误解，米尔德里德夜晚去焚烧警察局，而此时迪克森警官正好在那里看信被烧伤。这一场让米尔德里德产生内疚，让观众和米尔德里德都看到迪克森警官被大火包围时还冒险抢救米尔德里德女儿案件的卷宗。如果写得不合理，这种巧合容易让观众出戏。这个巧合前面用了迪克森与新警长的龃龉和需要交回钥匙做了铺垫。

本片中有一些闲笔和从故事的叙事线索往外荡出去的笔触，给我带来怡悦的阅读感觉。导演用小甲虫、马、绒毛动物、小鹿这类动物与人物的动作勾连起一个意象(Imagery)系统，给作品营造了丰富的隐喻的故事空间。那个小鹿出现的时候，女主人公正在女儿遇难的地点侍弄花草，她悲从中来，突然饮泣。这让我们看到她强悍、坚硬的行动外壳下面隐藏的柔软部分，这可以读解为她后面突变的某种内在性格因素。

《三块广告牌》的高潮和结局写得精美而有力、非同凡响，需要仔细研读。就剧作结构而言，它的高潮和结尾终点在时间线上是完全重合的，《正午》和《窃听风暴》(也是这种结构。就像《色·戒》中王佳芝在几秒钟纠结后脱口而出的那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快走!”一样，《三块广告牌》的结局也写出了两个主人公的“顿悟”。这种突转和顿悟很难写，剧作上有危险，如果前面铺垫不到位就会让人觉得无理由、突兀不可信。

许多评论把两人一起上路，准备去惩办嫌疑犯看作本片的高潮，认为本片探索的是“和解”。笔者不是这样看，就人物的动作和故事所体现的主旨来说，两人上路并不是结构上的最高点。迪克森与米尔德里德拿着枪一起上路，准备奔驰1800公里去惩办他们认为的强奸杀人嫌疑犯，这与他们两个人此前的动作方向是延续的、一致的。其实，这不是复仇，也不是伸张正义，而是一种愤怒和偏执所导致的私人执法，这行为还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各种困境和内心纠结无法面对、无力面对的暴力解决。这是他们对邪恶罪行和心理压力的一种无所适从，一种无序的宣泄和面对生活困局的以头撞墙。从剧作形式上来看，这里还需要再一个新的动作才能完成逆转;而从主题探索来看，两人对自己有了怀疑，对自己与世界的对话方式有了新认识，才能够完成精神上的升华。

在向私人执法、无证据怀疑的路途上疾驰的时刻，米尔德里德问:“这事你确定吗?”迪克森回答:“不太确定。”这个回合的问答既是剧作上的高潮，也是主题上的最高点。在这里，我们才看到两个主人公完成了真正的升华。在人物这个新行动方向上，在这个戛然而止的高潮与结局重合点上，人物找到了惩恶与理性的边界，为暴力找到了合法性，他们达到了彼此沟通与理解。这其中的深刻启示或许是:正是在愤怒和狭隘、偏执、歧视的火焰互相喷发后，正是在彼此伤害、有所误会和愧疚之后，一种顿悟从他们的内心沛然而生。这个行动看似突然，却让我们去追问作者对暴力和惩恶主题的深层次思考。

阅读《三块广告牌》时，笔者非常注重其中对暴力的呈现和它的叙事所蕴含的对暴力、惩罚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对本片中暴力主题的分析也决定着一个研究者如何看待本片的所谓“黑色”。

女主角米尔德里德树立广告牌的动机来自女儿被残暴奸杀，她在影片中一直怒气冲天，男迪克森的性格充满了暴力倾向，而那个复原军人的言行更是充满暴力，充满了阴冷的邪恶之气。从故事中可以看出，米尔德里德的言行具有某种合理性。如何直面邪恶，是否坚决惩恶，是人类文明必须反复回答的课题。在笔者看来，米尔德里德的行动既符合遵从自然法则、捍卫呵护亲情的“安提戈涅天条”，也符合直面邪恶、追踪罪行、惩办元凶的“天条”，没有这后一项天条的建立和持久维护，人类的亲情、所有的自然法则和天然情感也将荡然无存。

惩恶是否具有合法性?面对罪行，我们是否有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去加以辨析、去惩恶?这些都是人类无法逃避的难题。米尔德里德对那个牙科医生的行为当然过火，但这个行动是在对那些面对一项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却模糊追凶的合理性的人们提出强烈的抗议。所以，这部影片的暴力场面，提出和思考的是面对邪恶的问题。在面对邪恶这个领域，人类文明也应该建立起天条。而《三块广告牌》的故事结局也可以读解为是为符合天条的惩恶找到了理性的边界。我们看到米尔德里德在女儿遇难的地点侍弄花草，她需要在内心对追凶和惩恶增加信心:“就因为没有上帝，整个世界都是虚空，所以我们彼此做什么都无所谓吗?我希望不是”。

对待宗教和暴力的思考也许就是马丁·麦克唐纳将这部电影与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文学作品建立起互文关系的原因。这位美国南方女作家对暴力具有一种与我们惯常的俗见大相径庭的认识，她说“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如果只读她这一句，我们或许会更容易找到科恩兄弟在《血迷宫》《老无所依》这类作品中与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心有灵犀之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这个句子还有一个并列谓语，在笔者看来，这后半句或许更重要，与我们通常的思路相比更有点惊世骇俗。弗兰纳里·奥康纳认为，正是暴力让她笔下的人物准备好接受“恩典时刻”(Moment of Grace)，(原文为“Violence is strangely capable of returning my charactersto reality and preparing them to accept their moment of grace.)读到这个并列谓语，我们也许能够更明白马丁·麦克唐纳为什么在开篇就让观众看到广告商在捧读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集《好人难寻》，那是一部十分暴力、幽暗的小说。弗兰纳里·奥康纳紧接着的一个小短句更值得我们深思，或许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三块广告牌》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暴力行动与似乎突然的转向。弗兰纳里·奥康纳说，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头脑如此坚硬，只有暴力才有此功效。” 

联系本片的故事看，麦克唐纳是用爱的灵光来融化暴力。我们看到，面对一只信步游荡的小鹿，米尔德里德流泪了，她似乎在给自己灌注灵光。我们看到，威洛比警长在给迪克森的遗书中说“为了成为一个侦探，你需要爱”;我们看到，那个被“头脑坚硬”的男主角迪克森警官打伤的广告商给躺在病床上的前者倒了一杯果汁还放上吸管。麦克唐纳与弗兰纳里心有灵犀，他们都是既强调了在邪恶或罪行面前暴力所具有的合法性，又信任并且呼唤人类去抛弃那些偏执和思想的无力所导致的愤怒和暴力。

以这些笔触和作品最后的结局指向，作者完成了一种对惩恶的必要性和暴力的理性边界有所平衡的叙事。愤怒和暴力也可能给自己造成伤害，遗留下悔恨。作者强调了追凶、惩恶的那种近乎天条的合法性，但是也用剧作上精美的安排让人物找到了正义行动的理性边界。谈到自己的《好人难寻》时，弗兰纳里·奥康纳说:“我听到许多抱怨，说暴力在当代小说中太泛滥了，他们总是认为(文学中的)暴力就是坏东西，而且暴力就是目的本身。对于严肃的作家来说，暴力从来就不是目的。暴力是表现我们本性的极端情境。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作家会对人的本性比对那些生活常态更有兴趣 ”。如果没有将自己的电影作品与弗兰纳里·奥康纳文学著作构建起一种有机对话的互文关系，《广告牌》对暴力与邪恶、对惩恶与理性的边界等问题的思考不容易达到现在这样复杂和深刻。

虽然核心意念与科恩兄弟的黑色电影系列大相径庭，但《三块广告牌》在对待暴力题材、直面人性中的邪恶等方面，有着与其类似的独立电影品相，许多中国和西方的观众以及研究者带着某种习惯印象将《广告牌》也冠之以“黑色”的标签。《三块广告牌》的确处理了暴力和人们内心的邪恶黑暗，但这不是一块黑色的广告牌，而是为思考暴力、探索惩恶的合法性、对自我的理性反思所做的一块广告牌。观看本片时，我们不时会感到暖意、感到些许温情，马丁·麦克唐纳总让我们看到人物内心的柔软之处。影片的影像处理也完全没有《七宗罪》《冰血暴》《色·戒》那一类黑色电影的风格，它的叙事结构也是让人物在执行私刑的道路上止步，彼此关系也走向了一种顿悟式反省、自我质疑和动作逆转。这部作品没有像《老无所依》那样让人感到对理性和法律的彻底绝望，感到面对人性中的暴力和邪恶那种彻骨逼人的寒气。从叙事上分析，影片的结局其实是指向颇为清晰的，两位主人公走到了人生道路上的那个“恩典时刻”，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暂时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