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金500万！这位院士实至名归

作者 |  子不语

来源 | "医学界"微信号

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上午举行。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五项大奖结果公布。而最受瞩目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花落两家”——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能够获得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侯云德院士究竟有多牛呢？

官方给出的介绍是这样的：年近九旬的侯云德，是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主要奠基人，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但他的贡献，很难用有限的文字写尽——

名单公布后，对这位鲜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科学家，不少人都发出了这好奇的一问。

“侯老师就是这样，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更很少谈论自己。”侯云德的学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段招军说，“但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科研经历，你就会发现，很少有科学家能像他那样，一个创新接着一个创新，一个高潮连着又一个高潮，始终做那个站在前沿的人。”

侯云德是谁？同样的问题，60年前就有人问过。

当时，侯云德在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求学。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去所里询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论文怎么会发表这么多？”不怪编辑好奇，这位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的3年半时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最终直接越过副博士，被原苏联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按照当时苏联惯例，副博士毕业后工作6年才能申请博士学位。

侯云德院士留学苏联照片

而在侯云德自己看来，这全都“只因为一件小事”。

一天，研究所突然“炸开了锅”，所里动物室的实验用小白鼠竟一下子死光了。症状陌生，病毒未知，令苏联专家无从下手，侯云德也在默默琢磨。几番查找文献，他猛然注意到，小鼠的传染和死亡特征与一种少见的病原体——仙台病毒相吻合，为了证实推断，他急忙找到小鼠样本，反复尝试，最终在实验室里成功分离出了病毒，并立即报告给了导师。“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侯云德的发现震动了整个研究所。

侯云德没有满足。小鼠的症状令侯云德怀疑仙台病毒对人也有致病性，他顺藤摸瓜，研究越来越深入，最终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在血清学上存在两个型别，证实了他的猜测，同时，又在1961年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成为国际上最早发现细胞融合的科学家之一，并间接推动了国际上“划时代”的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的诞生。

70年代初，侯云德在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这种50年代就被国外科学家发现的糖蛋白当时已经被制备成抗病毒药品，但进口价格昂贵，极为稀缺，这引发了他强烈的科研兴趣。中国人能不能研究出自己的干扰素？几经探索，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然而，8000毫升人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而一支两百五十分之一毫克的干扰素，当时成本就要一百多元人民币，这样的药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推广使用呢？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侯云德。他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上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对绝大数中国人而言更是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于是侯云德和同事们查找文献，边学边干，摸索着起步。他们采用特殊的病毒诱生的技术，从上万毫升人血白细胞中，提取了干扰素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mRNA承载着干扰素的遗传密码。

提取之后，要对核糖核酸进行“破译”。文献显示，国外用的是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来进行实验，但国内却没有这种动物，也没有进口经费。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打听、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各种“因陋就简”中，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渐渐开始有了雏形，病毒学研究迈入了分子时代。1982年夏天，53岁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随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带领团队利用基因技术先后研制出8种基因药物，并全部实现了技术转让，α1b 型干扰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规模化生产，仅短短两年就夺回由国外产品占领的60%的市场份额。

在全球科研领域，一向只认第一，不认第二。

“尽管和国外同类成果相比，我们晚了一点，但我们研制的干扰素是由中国人基因研制而成，更适应国人体质，同时副作用更小、治疗病种更多。”侯云德自豪地说道。“me too，me better”，他和团队做到了！

如果说基因工程药物创新是点上的突破，那么，从1986年到1997年，侯云德连任三届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从战略层面上对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他个人也实现了从杰出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的角色转变。

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和朱光亚极力倡导下，我国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在国家“863”计划列出的7大研究领域中，生物技术居于首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既是战略决策者，也是战术实施者的侯云德，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25年前，在一间地下室里，已过花甲之年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并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已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侯云德院士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大家，在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钦佩地说。在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863”计划中，侯云德连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顶层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2008年，侯云德79岁，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他又忙碌起来。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5年。公众或许已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至今回想，他依旧十分感慨。“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没搞清传播途径，那次我们很被动。” 

为此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2009年“甲流”来袭，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领团队加班加点研发疫苗，他让人找来国内十几家制药企业的老总，要求各家企业按他提供的方法尽最快速度生产疫苗。传统的疫苗研发投产，少则半年，多则十年，见好几位企业家面有难色，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地直拍桌子，“这是做疫苗，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在他的坚持下，新甲流疫苗在疫情发生的87天后被研制成功并投产，此前，世界上从没有一例疫苗是在流感还在大流行时就被研制出来，侯云德创造了世界纪录！

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病毒很快就被防控网络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发现，不到1个月病毒被控制，至今没有传出国外。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再次向全球扩散，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经过香港进入我国惠州，被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未传染一人。

2015年以来西非埃博拉病毒流行，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我国无一例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疫情来了心里有了底，侯院士不愧为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总设计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由衷称赞。

……

近十年来，凶险的新发病毒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的侵袭。但在我国，由于拥有“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我国能够在72小时内对5大征候群约300种病原进行确认，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从而使我国得以成功抵挡住病毒的一轮轮攻击，让瘟疫消弭于无形。

侯云德院士，正是那个主导编织大网的功臣老人。

此外，他担任所长期间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病研究所成为了80和90年代国内外知名的医学病毒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截至2017年，他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200余名，多数已成为生物医学相关领域的优秀带头人。

毕业生论文答辩会与学生合影。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侯老虽然忍受着自身癌症的巨大痛苦，却依然站在传染病防控的第一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武桂珍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院士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参考信息：

http://www.most.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侯云德："中国干扰素"之父（人民日报）

侯云德：阻击传染病战场上的一线“老将军”（光明网）

《“病毒地狱”守门人——记侯云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新闻网)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侯云德：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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