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唐宋浯溪石刻的“中兴”话题

湘江边的浯溪碑林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浯溪刻石始于唐人元结，他先后在浯溪刻下了六铭一颂，特别是《大唐中兴颂》，事关唐代“中兴”的评价与反思，遂令后人议论纷纷。表露于诗文，刻石于浯溪，形成浯溪碑林胜境。这些同刻于浯溪的大量诗文、题记类石刻，构成了一个交流场域，形成了关于“中兴”的思想交锋。唐代浯溪石刻直接受到自然山水的影响，宋代浯溪石刻则主要受元结《大唐中兴颂》的影响，与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相呼应。浯溪石刻仿佛唐宋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一山巅水涯的独特文学景观，可以使我们对文学的生成、传播、交流及文学与传统、现实的关系等获得更为真切的体认。

“浯溪”石刻与“峿台”石刻

　　唐代浯溪刻石始于元结。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猗玕子。其“父延祖清净恬俭，历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闲辄自引去”[1]。而族兄元德秀，字紫芝，更是一个卓行有德之人。德秀一生未娶，尝亲哺幼侄，事母至孝，居家安贫，有“惠政”“至行”。房绾曾评价云：“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2]元结亲聆兄长教诲，“清独”而“方直”。天宝十二载（753），元结中进士后，因时局可忧，志愿难行，遂隐居不仕。“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肃宗异而征之……献《时议》二篇，上大悦……乃拜君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荆南节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时论荣之……今上（代宗——引者注，下文同）登极……起家为道州刺史……转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经略使……君单车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大历）七年（772）正月朝京师，上深礼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临问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馆”[3]。可见，元结不仅是位立德建功的雄杰，而且栖心元默，不乐荣宠，安于隐逸。

　　元结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授道州刺史，大历二年始营居浯溪，直到大历七年入京去世，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浯溪度过的，浯溪也在其经营下变得有灵性和文化内涵。从大历二年闰六月十五日《峿台铭》刻石于浯溪石壁，到大历六年刻颜真卿正书的《大唐中兴颂》，这期间，元结还先后刻了《浯溪铭》《吾亭铭》《东崖铭》《右堂铭》《中堂铭》。

　　元结刻此六铭一颂，动机何在呢？元结深受其父兄品德影响，特重上古之纯德。其《述时》云：“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蕴纯，周周仲仲，瘱然全真。上全忠孝，下尽仁信，内顺元化，外娭大和，足矣！”[4]表明了他追求的是上古纯粹之德。其《述命》篇云：“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灭有无。”[5]表面看来，元结似乎学兼儒、道，以儒为主。但实质上，元结所追求的乃是上古之纯仁至德，他的平心、忘情都是为了使心灵更纯粹而恪守仁道，这与道家的外物全真、遗世独全根本不同。故而在《自箴》中，他道出了自己的人生信仰：“与时仁让，人不汝上。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6]追求“全德”“全行”，理想高远，超迈众人。质言之，元结的思想完整统一于“纯仁至德”这一核心之上，以上古圣贤为榜样，追求人生在道德境界的圆成。正因为如此，元结虽然也曾写过诸如《订古》《七不如》等感激怨怼之作，但他的心灵世界相对平稳，并没有李白那样的悲愤不平与激烈的内心矛盾、冲突。尤其在对待人生的出处上，他显得非常从容、主动，他根据时代的需要，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故“安史之乱”起，他应征献策，请缨杀敌。功成名就颇受皇帝眷顾之时，却极力求去，晚年更归隐浯溪，恬然自适，与世忘情。

　　元结自称漫郎、聱叟，他不谐于世，只好从自然山水中寻找自由。“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云山与水木，似不憎吾漫。以兹忘时世，日益无畏惮。”[7]“顾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潓泉上，情性可安舒。”[8]“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苏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当门。吾今欲作洄溪翁，谁能住我舍西东。勿惮山深与地僻，罗浮尚有葛仙翁。”[9]元结笔下的山水静美而浑朴，诗人不惮“山深与地僻”，甘愿终老其中。这与纷纷攘攘、勾心斗角的世俗世界迥然对立，也与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世界有着极大的差异。柳宗元笔下的山水往往秀美而幽独，带着一种被遗弃的哀怨，而元结的这些山水诗文中却洋溢着一种真实的平和与自足、热爱与旌赏。这一点在他的浯溪铭刻中更为显著。铭曰：

　　这四篇铭文用诗一般的优美语言，描绘浯溪的清溪、奇石、危亭、苍崖，笔致细密、刻画宛然，充分再现了浯溪自然山水之美。元结还一再强调自己身处其中的快乐自足，没有任何的“羁牵局促”，可以自由自在地“惬心自适，与世忘情”。可见，元结“并不是要借浯溪的山水来宣泄心中的愤闷与不平，而是在浯溪的山水中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那份自由。他深爱这里的一切，那浯溪‘湘水一曲，渊洄倚山。山开石门，溪流潺潺’。那峿台‘松竹掩映，轩户幽奇’，‘登临长望，无远不尽’。更有那吾亭，有看不足的远山清川，听不厌的水声松吹，霜朝迎暖日，浩暑乘清风。如此世界，何事不安，何所不足。浯溪的山水林石，还有刻在石壁上那平平仄仄的铭文，构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山水世界，亦构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精神世界，这境界颇似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世界”[14]。元结用他的浯溪铭刻，为自己营建了一个“与世忘情”的隐逸世界。

　　自元结之后，唐人纷纷留刻于此，隐逸是其题刻共同的主题。笔者据《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统计，得唐代其他浯溪石刻20种，其中题名14种。最早题名于此的是韦武，时在建中三年（782），离元结去世刚好十年。最晚者为胡璠，时间在咸通十年（871），上距元结去世将近一百年。这些题名者皆为官吏，他们或北上赴阙，或南下赴任，道经浯溪，遂刊石刻字，以记踪迹。最长的一段石刻题名者为韦瓘，内容主要记其为官除替之迹，并言将携一猿二鸟归隐洛川故居，显然是有感于元结的归隐而发[15]。

　　除题名外，石刻诗歌共3首，分别是元结之子元友让《复浯溪旧居诗》[16]、皇甫湜《浯溪诗》、李谅《湘中纪行诗》。皇甫湜诗为五古，主要评论元结之文，认为其文长于指叙，心语相应，风格约洁，时有警句，能“拔戟成一队”[17]。李谅诗作于大和四年（830）十月，时李谅为桂州刺史，道经浯溪，遂作《湘中纪行诗》，亦为五古长诗，主要写湘江风光，及“此路好乘桴，吾其谢羁绁”[18]的隐逸之思。可见，元结石刻铭文有启迪后人师法仿效、归隐山林的作用。

　　唐代浯溪石刻作品以隐逸为主题，但宋人却更关注石壁上高与天齐的《大唐中兴颂》。故宋刻较少归隐之思，而多中兴之论。笔者所统计到的宋代浯溪石刻共182段[19]，其中题名题字111段[20]，诗歌62段67首，宋代诗歌64首，前代3首（分别为元结《欸乃曲》2首和陶渊明诗1首，均为黄庭坚书）。石刻宋词4段4首，其中林革一词最为完整。此外还有石刻文章4篇[21]。

　　诗词乃是宋代浯溪石刻最重要的内容，若加上已佚之作和并未入石的相关作品，则数量更多。这些诗词中有少数作品主要表达对元、颜二子的敬仰与悼念，颂扬其人品与文章。如陈统《经浯溪元次山旧隐》谓次山“高名千古垂”[22]；毛抗《读唐中兴颂》认为《大唐中兴颂》上继周雅正声，“江流或可竭，此文如日星”[23]。也有少量作品继承了唐代隐逸话题，如留筠题诗（嘉定十年，1217）[24]、曹一龙诗（淳祐六年，1246）[25]。

　　宋代浯溪石刻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中兴的议论诗。这些诗作以《大唐中兴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中兴”话题[26]，而且，随着宋代政治与军事形势的变化而转换其内容，构成了一部关于宋代“中兴”话题的诗歌小史[2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文学的发展概貌。

　　大致而言，宋代浯溪石刻诗作的“中兴”话题可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以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贬官广西宜州，道经浯溪，三日徘徊于《大唐中兴颂》摩崖下，作《书摩崖碑后》诗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浯溪石刻作品以颂扬肃宗功绩、元结和颜真卿二人人品为主，可称之为“浯溪中兴颂诗”阶段。第二阶段由崇宁三年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杨万里下世为止（此种断限，并不是绝对的，只为标志明显），重心则在议论唐代中兴功过，反思宋代时政利弊，可称之为“浯溪中兴议论诗”阶段。第三阶段由开禧二年至宋亡，众多诗作意在表达南宋人的中兴志愿与梦想，故称之为“浯溪中兴言志诗”阶段。以上三阶段的宋代浯溪石刻诗歌，是在《大唐中兴颂》的潜在影响与宋代政治、军事的现实影响下交错发展的。《大唐中兴颂》为宋人提供了“中兴”话题，尤其北宋灭亡后，这一话题更具现实意义。而浯溪的山岩石壁则为这一话题的展开提供了有效的交流场域，宋人在议论前代中兴功过的诗作中寄寓了对现实的批判与中兴的理想，浯溪石刻诗歌遂成为一个时代文学演变的缩影。

　　从北宋初至崇宁三年黄庭坚作浯溪诗为止，这一阶段的浯溪石刻诗作凡13段15首，其中宋人石刻诗作共13首，以颂扬唐代中兴之功为主要内容，其作者与篇数为：陈统2首、周世南1首、卢察2首、杨冀1首、毛抗1首、邢恕1首、米芾1首、钱龢1首、张耒1首、嘉祐与熙宁残诗刻各1首。

　　宋人浯溪诗作大多肯定唐代的中兴功业，表达对元、颜二子的颂扬、悼念。如仁宗嘉祐七年（1062）杨冀诗：“长安失驭颂声沉，作者谁能刻翠岑。大业尽归文老笔，中兴还死叛臣心。天边奎壁垂芒冷，溪上龙蛇倒影深。当日形容播金石，洋洋千载有遗音。”[28]既肯定了中兴功业“还死叛臣心”，又歌颂真卿书法“龙蛇倒影深”、次山文章“千载有遗音”。直到徽宗大观年间，这种颂扬的基调依然延续着。如大观二年（1108）钱和游浯溪，留诗云：“唐室中兴颂德碑，元颜文字孰宜为？天齐石崖磨镌久，万世功名不可隳。” [29]

　　在肯定唐代中兴功业和颂扬中兴功臣的同时，少数诗作开拓了新的话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耒的《读中兴颂》[30]：

　　与此前浯溪石刻诗作不同的是，此诗除颂扬元、颜之外，重点在于颂扬郭子仪中兴唐室的元功高名。首四句用笔极其夸张、恣肆，用意只在反衬下面郭公“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的伟绩，旨在以中兴一事彰郭令之功。而诗之结尾又回到现实，深为慨叹，并不像前人一味颂扬，故显得气势磅礴而又起伏跌宕，并引人进一步反思历史。当年秦观曾书此诗刻于石，而秦观卒于元符三年（1100），此诗必作于此前。其时新党把执政柄，元祐诸人纷纷被贬，故此诗对三子的缅怀，当寓有自伤身世之感。此诗首次荡开笔墨、揽入中兴功臣，超越了前此作者仅就中兴一事与元、颜二子立论的局限，引发了后世评论中兴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话题，并启发后人思考时政利弊。而且，此诗首句即指杨玉环为妖，下语颇重，引起后人对杨玉环的纷纷议论。

　　在这一阶段中，唯一唱反调的是米芾，其诗云：“胡羯自干纪，唐纲竟不维。可怜德业浅，有愧此碑词。”[32]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年间，正是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时期。而米芾作诗时才二十四岁，年轻志大，为人为文务为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故而一反诸家之论，否认唐之中兴。但是米芾此论很少有人附和，大约南宋时局变化，中兴乃众士所望，故中兴功过遂成为普遍话题。

　　从黄庭坚崇宁三年过浯溪至宋宁宗开禧二年杨万里去世，这一阶段的宋人浯溪诗以议论中兴为主。开话题之端者，实为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诗作，乃从元结摩崖碑谈起。元结曾亲自参与大唐中兴事业，献过《时议》三篇，与肃宗有过直接交谈，并深受赏识，且立有军功，后为道州刺史，亦有政绩，民为立祠，实为中兴功臣。他于上元二年（761）作《大唐中兴颂》，当时“安史之乱”未全平，而李辅国当权，张后得宠，两宫违和，故其在深思熟虑之后，站在国之兴亡的高度来歌颂中兴，意在彰善隐恶，对玄宗之失并不深责，对肃宗信谗亦未深究，而对肃宗灵武称尊、匹马北方、收复两京则大加颂扬。到了宋代黄庭坚，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黄诗旨在批判，对玄宗、肃宗均下贬辞，尤其深罪肃宗之不孝与信谗，且寓有针砭宋代时政的深意。其诗云：

　　首四句言读摩崖碑，引出议论。次四句责玄宗致乱，臣子不忠。下八句深责肃宗不待君命，称尊灵武，天幸成功而又听信谗言，内宠张良娣，外任李辅国，以至明皇“凄凉几苟活”，实不孝之甚。最后八句大发感慨，慨叹肃宗听信谗言，使明皇凄凉而死，令天下“忠臣痛至骨”。而这里的“春秋二三策”，当指元结《时议》三篇。《时议》其一分析肃宗收复两京之成功原因云：“天子往年悲恨陵庙为凶逆伤污，怨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伤宗戚多见诛害，惊惶圣躬动息无所，是以勤劳不辞，亲抚士卒……所以能以弱制强，以危求安。”其二论人才不效力：“今国家非欲其然，盖失于太明太信耳……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苍生遂益冤怨。”所谓“太明太信”，实乃专听专信，以至奸臣当道。其三总结云：“必任天下贤异君子，屏斥天下奸邪小人，然后推仁信威令，与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为不及？” [34]三篇主旨，实任贤去佞而已。正因为元结三策之不用，方有杜鹃泣血之痛。前者玄宗宠杨妃，任李林甫、杨国忠，遂有“安史之乱”；今者肃宗又前事在睫，而覆辙重蹈，先杀其子，次禁其父，怎不令“忠臣痛至骨”呢？

　　黄庭坚此诗的重心在深悲肃宗所用非人，重蹈覆辙，末尾归结到一个“悲”字：“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其实可悲者岂只前朝？大约在写此诗前两年，黄庭坚作有《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表达了对党争的强烈不满与慨叹，提到：“成王小心拟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政公。”“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35]若联系当时蔡京当国的现实，此诗对徽宗朝政实深有所讽。要言之，黄诗虽责明皇晚年治国不利，肃宗即位过快，但其重心乃悲叹肃宗惑于妇阉，至令父子情绝。忠臣至痛，弦外之音乃在深悲当代。而继黄庭坚之后的作者，一般只关注黄诗中对灵武即位一事的谴责，并曲解“春秋二三策”为“春秋笔法”，是对肃宗的讽刺。他们的作品也局限于对肃宗的批判以及《大唐中兴颂》是否含有讥讽的争论上，虽各有所见，却未能继承黄庭坚诗中以前代兴亡暗寄时事感慨的讽谕之旨。

　　与黄庭坚基本同时的释惠洪，在其《同景庄游浯溪读中兴碑》诗中对明皇多加袒护，谓：“上皇御天功最盛，生民温饱卧安枕。醉凭艳姬一笑适，薄夫议之无乃甚？”而对肃宗批评更厉：“取非其子又遽匆，灵武君臣无怍容。何须呜咽让衮服，自控归鞍八尺龙。”[36]讽刺肃宗即位过速，又故作姿态。潘大临则既批评玄宗误国，“明皇聪明今晚谬，乾坤付与歌奴手”，又深责肃宗之不孝[37]。状元张孝祥《读中兴碑》更云：“楼前拜舞作奇崇，中兴之功不赎罪。”[38]全盘否定唐之中兴。

　　王炎《过浯溪读中兴碑》则力论《大唐中兴颂》不含讥讽。诗中论曰：

　　王炎认为，元结《大唐中兴颂》对玄宗奔蜀、两京收复、后妃太监弄权都直写其事，但中兴大业如太阳的光辉一样，并不会被这些所掩盖，故读者不必求疵生疑，应该细读《鲁颂》加以体会，摩崖石刻正是让许、张、郭、李诸公的声名功业永垂不朽，并无讥讽之词。这种议论一直延至宋孝宗之世，由范成大、杨万里总结收场。

　　范成大于乾道九年（1173）春赴任桂州，二月发祁阳渡浯溪读《大唐中兴颂》，并从颂的文体特征出发，指出：“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善恶自有史册，歌颂之体，不当含讥。”[40]范成大主要论证《大唐中兴颂》并无春秋讽刺笔法，持论很有说服力，但黄诗之旨并不在于讨论元结是否用了春秋笔法，也不仅仅在于批评肃宗即位，更主要的是悲叹唐代两朝天子忠言不入、再危宗社，进而在反思历史中暗寓对宋代时局的针砭。而杨万里在其《浯溪赋》及诗中则主要分析了玄宗与肃宗的功过，认为玄宗败父子之伦，朝纲早乱，天心已吝，人心尽失；而肃宗抓住时机，灵武称尊，激发将士，再兴唐室，功不可没。“当是之时，退则七庙之忽诸，进则百世之扬觯。”[41]但他也认为肃宗动作过快了点。范、杨对于唐室中兴都持肯定态度，对肃宗的态度也较宽容，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士人呼唤中兴、期望中兴、愿尽力于中兴的时代。 范、杨之后，这样一场关于唐代中兴的历时长久的大讨论还有些余波，如嘉定九年林伯成诗云：“读时方喜能戡乱，责备犹疑过颂功。归美从来臣子事，谁歌宋德乃心同。”[42]嘉定十年林访诗云：“灵武储皇识事端，解将权术济艰难。当时若徇区区节，宗社何由获再安。”[43]前一首认为《大唐中兴颂》诚心颂德是完全合理的。后一首则肯定肃宗即位乃是善于权变，不徇区区之小节，遂得以重安宗社。

　　总之，这些继作者多注目于春秋笔法与肃宗功过，可以说这些议论诗作，多数是在与黄庭坚诗歌的对话之中形成的，其重心在议论前朝功过。但仍有极少数诗作也如黄氏一样，借前代兴亡寓当代感慨，反思历史，针砭时政。最著名的是李清照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其诗云：

　　笔者以为这两首诗的主旨，实为批评宋徽宗一朝皇帝宴安鸩毒、奸臣大兴党争以至于亡国；而宋高宗一朝偏安一隅，根本算不上中兴；南渡君臣，互相猜疑，不知借鉴前朝，仍是奸臣当道，让人悲愤。第一首诗首先提到唐玄宗奢华无度，“酒肉堆中不知老”，以至养虎遗患，天下大乱。接着揶揄元、颜为唐肃宗“著碑铭德真陋哉”，暗指肃宗其实不配称中兴之功。最后则议论说，大将们虽心心相印，收拾乱局、稳定江山，却并不能长治久安。夏桀、商纣与明皇皆因荒淫无道，取败相仍，前车之鉴，俱在史册，实深为可畏。而姚崇、张说臣僚相算、勾心斗角，其祸必深。此诗立意与张耒歌颂大唐中兴完全相反，却与黄诗主旨相通，讽刺现实更见锋芒。全诗用韵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意新语奇，堪称佳作。第二首主旨为痛斥奸人。首先慨叹唐代天宝惊人兴废，实因负国有奸雄。开元盛世，玄宗宠爱贵妃，沉醉春风，一味淫乐，臣民亦不知天下将乱，以为开元盛世可以寿同金石。及至时移势去，造化弄人，唯余悲哀。肃宗收拾残破，仍不能识“奸人心目深如崖”，“但说成功尊国老”，分功行赏，不知除奸锄害，以至奸臣再度当国，自己都被胁迫，其祸患之烈，何其甚哉！而时局为奸人把持，奴辈只在那里感叹高力士、感叹唐明皇，有几个血性男儿敢骂“辅国用事张后尊”？读之几令天下男儿心生惭愧。《宋史》云：“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45]这里奸人指的是谁，不言自明。较上一诗，此诗写得更加气势跌宕、痛快淋漓[46]。

　　宋宁宗嘉定时期，政治上已经不像黄庭坚、李清照所处的时代那样压抑，故状元易祓可以直接从正面立论，表达对唐室兴亡的理性认识，且流露出对宋代时政隐隐的担忧，其《读唐中兴颂》诗云：“唐家基业重于山，宁许胡雏据九关。当日人心旋安堵，异时世变却循环。壤分旄钺谁能制，政出貂珰不复还。千古高岩锁苍藓，空留遗迹蹈元颜。”跋云：“尝谓祈禄山骋兵不足以祸唐，而唐祚中微正在禄山。既平之后，覆车不戒，祸变相仍，可胜叹哉！因次襄邑许玠之韵。嘉定丙子七月三日。”[47]应当说易祓颇有见识，他将黄庭坚、李清照没有正面明说的内涵挑明了，不过，其对宋代时政的批判力度远远不及李清照。

　　宋宁宗开禧二年至宋亡，浯溪石刻诗中充满了中兴的呼声，姑且称之为“浯溪中兴言志诗”阶段。浯溪石刻中对中兴的呼唤从宋高宗时代便开始了，如李若虚所言：“崖边尚有堪磨处，留刻中兴第二碑。”[48]其诗刻于绍兴五年（1135），当时南宋立国未稳，金人数度南侵，虽高宗战和不定，但士人期望中兴则为一时普遍思想。至高宗末年与孝宗初年，金主完颜亮弑君自立，称兵南下，宋、金战事又开，现实问题又摆到了人们面前，这从浯溪石刻中亦可窥见端倪。如绍兴三十一年，陈从古诗云：“我来吊古不胜情，岂但登临爱泉石。渔阳旧事忍再论，仅赖令公安反侧。书生百感夜不眠，起读新诗转凄恻。” [49]后此二年，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有秋隐里叟题了一首《读中兴碑》：“辞本春秋作，聱翁固长策。谩嗟褒贬迹，孰继老汾阳。”[50]这两首诗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要关注宋代的现实问题，并深深期待能出现郭子仪一样定国安邦的忠臣良将。

　　到宋理宗绍定、端平之际，金人将亡，蒙古又遣使约盟，共同灭金，似乎中兴有望，于是期待中兴、要求及时建功立业的诗作在浯溪石刻中渐渐多了起来。如下面这些诗作：

　　这些诗显然与时局发展密切相关，并深受《大唐中兴颂》影响。蒋孝忠诗、吴文震诗都直接镌刻在《大唐中兴颂》上方，这应该不是巧合，它表明了诗人们对《大唐中兴颂》的敬仰和对宋室中兴的渴望。这种请缨建功之声在宋理宗景定年间尤其响亮，如上述吴文震诗后面的题语云：“喜今日中兴未几，西复泸川，东复涟水，南交修贡，北狄请和。”据《宋史·理宗本纪》，景定元年七月，忽必烈登基，遣使至南宋议和，即“北狄请和”。景定二年冬十月，吕文德言复泸州外堡，此即“西复泸川”。三年二月李璮以涟海三城叛大元来归，献山东郡县，诏改涟水为安东州，授璮保信宁武军节度使，复其父李全官爵，此即“东复涟水”。而三年六月安南国王新即位，遣使求世袭王封，则是“南交修贡”[56]。可见，当时一些盲目乐观者深以为恢复有望、中兴可立待，丝毫不知国之将亡。

　　也有许多诗人虽心存中兴、志欲恢复，却清醒地看到世事之不可为及宋室之危险，如：

　　林革词上片抒写对天宝兴废的惆怅与对元、颜文章与书法的景仰；下片抒发时代之感怀，既表达了“西北望，情无量”的无奈之感，又表达了对以东南王气自恃者的愤慨，显示出对君臣们文恬武嬉、不思自强的深深遗憾，结尾则深寓怀才不遇的悲哀。而蜀人张知复借唐代之事讽刺统治者不肯“戒履冰”，只知“乐升平”，以致国势日蹙，纵然浯溪有石，吾人有何“中兴”可颂！浯溪宋代石刻中，这样的感叹还有很多，如景定三年文有年《题元子故宅》诗云：“徘徊熟玩长太息，世道日与湘流俱。”[59]景定五年刘锡诗云：“兴废由来只靠天，三郎往事亦堪怜。”[60]咸淳五年（1269）李佑孙诗云：“明皇何以致颠危，林甫国忠成祸基……北向几多垂白叟，百年不见汉官仪。”[61]诗人们对中兴恢复已近绝望。而咸淳六年立秋日，摄祁阳令江琼“感天宝之骏功，嗟次山之坠绪”，留下了宋代浯溪最后一首完整的石刻诗篇：

　　诗歌抒发了作者身在末世、不能建功立业使“高名烂青史”、只空空“磨得人间岁月老”、落得“白骨埋黄埃”的悲愤，也表达了对“两京未复百战罢，铜驼荆棘谁能开”的没落现实的无限绝望与伤感，似乎是百年浯溪中兴梦醒后的一声长叹。

浯溪碑林风景名胜区导游图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石刻功能的多元透视与文学个案研究”（批准号：12BZW038）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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