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錫良：徐從權《王力上古音學説研究·序言》
王先生是現代中國語言學的重要奠基人，是中國語言學現代化的一代宗師。他1931年以《博白方音實驗錄》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1932年回國任教清華大學，講授普通語言學和中國音韻學。1936年音韻學課的講義被列爲大學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音韻學》（1956年由中華書局再版時改名《漢語音韻學》）。羅常培、李方桂先生給它寫的《序》都給與了肯定。羅《序》說：“王先生這部書的《本論》先把《廣韻》講明白（《本論》上），然後再根據它來上考古音（《本論》中），下推今音（《本論》下），對於語音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演變能夠縱橫兼顧。”作爲“一部教科書”，“能搜羅衆説，抉擇精當，條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李《序》更贊揚：“了一先生是精於語音學的，更是從實驗語音入手的人。他給我們的語音知識，就是了解漢語音韻的基礎。”又説：“這部書的旨趣不僅僅乎是作入門之用。他不但把漢語幾個重要時期的音韻的大概情況何如……聲韻變化的情形何如，等等告訴我們。他還引用了許多古今中外的學者的學説作爲參考資料……這差不多是代表一部清代古音學史。”
在這裏，我們還想從另一角度指出：它是最先介紹了高本漢的上古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擬音系統的，也可説是第一本把我國傳統小學中的音韻學與西方語言學理論方法相結合的漢語音韻學。高本漢講漢語中古音系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本），由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三人花了多年功夫才翻譯出來（1940年才出版）。王力先生居然輕易地就把高著的中古音系構擬系統製成了表格，還把高本漢所用的音標改成了國際音標，同時翻譯了高著的三段議論作爲參考資料。這是由於他在留法期間就已成了有名的法文翻譯家。王先生考察高本漢的上古音系構擬則是以高本漢的《詩經譯注》《中日漢字形聲論》爲依據的。高著未立韻部名稱，王先生的《中國音韻學》則按照夏炘二十二部之名稱及次序，再體會高氏之意加“谷鐸瑞沒”四部，給二十六部定了名。又在各部之下的“各類及擬音”（【歌】類a)之前加上《廣韻》的韻目(歌韻：【歌】類a）。這是王力先生的第一部語言學專著，它具有漢語語音史和漢語音韻學史的性質。它重視理論方法，材料豐富，内容深入淺出，影響深遠，一直是音韻學的初學者和研究者無可取代、必備的參考書。
在這個時期，王先生還寫了多篇音韻學論文，如《類音研究》《南北朝詩人用韻考》《古韻分部異同考》《上古韻母系統研究》等，都能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觀點來考察問題。《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更是王先生早期的力作之一，文中提出的“脂、微分部”，是作者從“語言是一個系統”的觀點出發，認真研究諧聲材料和先秦入韻字所得出的創見，也是“章黃”以後，今人對古韻分部研究的一大貢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王先生南下昆明，任教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中國文法研究和語言學概論。出版了《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兩部創立語法新體系的名著，發表了一系列語法論文。抗戰勝利，王先生準備隨清華大學北返，中間被中山大學挽留任中大文學院院長，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語言學系，寫成了《漢語詩律學》，發表、出版了《新訓詁學》《漢越語研究》《廣東人學習國語法》等論文、著作。這前後十多年，王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是現代漢語語法。
解放後，爲了創建一門漢語史新學科和培養漢語史研究生，1954年王先生被中央從中山大學調到北京大學。他廢寢忘食，綜合前人的學術成果和個人二三十年的研究心得，三四年之間，三易其稿，寫作、整理出漢語史課的講義，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漢語史稿》上冊，1958年出版了中、下冊。這無疑是研究漢語發展史這一艱巨工程的開山之作，爲漢語史這一新學科奠定了基礎。在講語音發展方面，王先生改變了三十年代贊同考古派定古韻爲二十三部的觀點；這時更重視語言的系統性，改持審音派的觀點 ，定古韻爲十一類二十九部。在擬音方面，改高本漢的一部多個主要元音爲一部一個主要元音；改兩套輔音韻尾爲一套輔音韻尾，貫徹了“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的原則；提出了上古入聲韻有兩個聲調（長入、短入）；還取消了高本漢的複輔音。王先生的這一上古音分部系統和擬音體系不但比高本漢及董同龢、陸志韋的體系合理，也比後出的李方桂體系可信一些。這一時期王先生所寫的論文，如《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收音》《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先秦古韻的擬測問題》等都是採用《漢語史稿》的分部和擬音體系。普及讀物《漢語音韻》（中華書局，1963年）也基本上依照《漢語史稿》，只有歌部和魚、鐸、陽4部的擬音稍有不同。歌部由a改爲ai。魚、鐸、陽三部韻腹由ɑ改爲a（《王力文集》第5卷155頁）。
王先生來到北大就擔任漢語教研室的主任，《史稿》出版後，1959年爲了解決古代漢語課程教學效果欠佳的問題，親自上古代漢語課、編寫講義，提出了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教學、教材新體系，效果良好。1961年召開文科教材會議，對長期影響很壞的極左路綫有所批判，王先生被周揚點名主編全國通用的古代漢語教材。這部教材（一、二分冊196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將先秦古韻分爲三十部（第二冊540頁），只是把《漢語史稿》侵部合口分出爲冬部，列在第二類（幽—覺—冬），也就是孔廣森、江有誥分出的冬部。
解放初期，國家重視漢語規範化和文字改革，王先生1954年來到北京就擔任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他爲制訂拼音方案做出了重要貢獻，爲推廣普通話、拼音方案寫了不少文章。此時漢語語法體系出現了多個爭論問題，王先生也發表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論文，如《關於漢語有無詞類的問題》《漢語實詞的分類》等。十年之間培養了近十個漢語史研究生和五位以上的進修教師，1958年還整理、出版了《漢語詩律學》。可以説，這時王先生多方面成績卓著，已成爲中國語言學界的首席領頭人。
1966年，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爆發，北大首當其冲，年近古稀的王先生被抄家、批鬥，挨打，關牛棚，强迫勞改，受盡折磨，直到1973年夏才得以住回家中。王先生竟然又撲向了科研，“開始著手撰寫在‘牛棚’中就構思好了的《詩經韻讀》《楚辭韻讀》”，而且“是背着人偷着幹的”（《王力傳》168頁）。1974年又撰寫《同源字典》，三易其稿，1978年完稿；接着修改漢語史，重寫《漢語語音史》，1980年完成。《詩經韻讀》分古韻爲11類29部，與《漢語史稿》相同，《楚辭韻讀》從侵部分出冬部，代表戰國時代的30部。四部著作的擬音與《漢語史稿》比較，有較大改動。（1）幽部、覺部由eu\euk改爲u\uk；（2）宵部、藥部由au\auk改爲閉口ô\ôk；（3)歌部、月部、元部由a\at\an改爲ai\at\an。這都是從系統平衡的角度來改動的，其實幽、覺、宵、藥的改動，拿上古、中古和現代方言來考察，應該説不太可信。文革後，王先生受到領導和學界的高度尊重，他在《庚申元旦遣興》中說：“漫道古稀加十歲，還將餘勇寫千篇。”這表現出，他希望積極探索更多學術問題，作出更多新貢獻。
徐君從權認真閲讀了王力先生有關上古音韻學説所有論著及某些人的古韻觀點或評議，進行了深入細緻研究，多方比較，撰寫了《王力上古音學説研究》專著，頗多己見創獲。應該説，徐著對希望瞭解王先生音韻學說的讀者，是很有參考價值的。他將初稿和修改稿寄我，讓提意見，並索序。我們多年交往，無可推脫，只得寫了一些個人看法，以應囑托。
郭錫良 2019年2月4日于北京守拙齋
编辑：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