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昱,男,1981年生,山东淄博人,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导,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高访学者,曾挂职担任上海市杨浦区体育局副局长,分管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管理工作。研究方向:体育经济学。近5年,在《体育科学》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1篇。
自从2014年国发46号文件发布以来,中国体育经济与市场破冰,经过了疾风骤雨式的发展历程,围绕“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这一时代命题,政府、企业和学者进行了持续热烈的研究解读与实践探索。5年后的2019年八九月间,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发出《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进一步深化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产业力争成为支柱性产业的重大战略命题,再次把体育消费放到了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关键性位置。过去20年,对于“体育消费”的概念界定、政策解读和理论研究,一直是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园地和重要阵地,然而,尽管体育产业政策推手日益强力,体育市场反响十分热烈,相关选题的学术文章层出不穷,但能把体育消费的学科位置、学术立场、实践进展、政策目标等关键要害一语道破的雄文,还要首推刘东升副教授的新作《体育消费的学理脉络、统计内容及其实施策略》(《体育学研究》2019年第4期,P29-36)。
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体育消费应该是一个极具深度和广度的学术领域。站在西方经济学的立场,体育消费是我们看待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体育需求侧宏观调控的重要命题,国家经济总量、国民收入、人口与就业、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等宏观经济现象都是破解体育消费乃至体育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站在应用心理学的立场,体育消费是体育消费者行为与心理机能的大脑运作,研究体育消费者的人格特征、动机和个体差异,他们在体育消费活动中的神经系统活动,以及体育消费中态度、说服、顺从、领导、友谊、代际传承等问题,都是我们了解作为微观个体的体育消费者的重要途径;站在消费社会学的立场,体育消费是一个联结宏观与微观,探讨社会价值、规范、时尚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之命题,体育消费的分化和结构;伴随着体育消费的发展所衍生的体育文化变迁;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体育消费主体的消费模式等问题,是从中观面探究体育消费发生机制的重要切入口。
尽管这些年来体育行政部门和理论界围绕体育产业、体育消费、青少年体质健康、全民健身指数、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体育赛事和场地设施的统计、评估花费了很大力气,取得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积累了一系列经验,并锻造了专业人才队伍,但与成熟行业相比,体育统计和调查评估的大环境及工作平台仍然不够理想。具体到体育消费统计和研究领域来说,全国首家体育消费领域的研究机构——江苏省体育消费研究中心,也仅仅成立于2017年。截至目前,比较成熟的开展体育消费统计工作的也只有上海、江苏、广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体育消费统计是学术研究和国家经济工作重要的基础问题,从西安体育学院蔡军教授等人的探索到南京师范大学刘东升副教授对体育消费统计制度的系统梳理,从政府、高校的指标设计到企业、社团的调查方案,尝试和争论一直存在。正如文中所言,体育消费统计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建设都仍然是未尽事宜。虽然无法强求一个尽善尽美的指标体系,但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和江苏省体育消费研究中心进行体育消费的基础研究和统计调查方案的设计,随着体育消费统计受到的重视度不断提升,随着体育消费统计指标的出台,随着统计工作的制度化,体育消费统计这朵含苞待绽之花终将精彩绽放。
从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出台,到国家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了《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9〕43号 ),体育消费迎来密集政策持续助推的新周期。但谁来充当体育消费促进的“园丁”,从事哪些栽培护理的工作,这才更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命题。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和目标来看,寻找新的内需增长点是中国经济可持续成长的关键之所在,尤其是面对贸易战背景下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挤压、面临住房“只住不炒”政策导向下的房地产泡沫挤破趋势,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只有国内居民消费尚有挖掘空间,以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为代表的新兴绿色消费场域备受各界期待,随着中国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支撑体育产业5万亿愿景目标的体育消费将成为担纲体育产业冲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核心力量,在这个伟大历史征途上,体育行业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主体和理论界应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当好促进体育消费茁壮成长的园丁,用奋斗的汗水浇灌和培植体育消费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