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论||王成：破解城市体育空间供给不足的新视角

基于《体育学研究》2020年第5期《我国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研究》一文而谈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市民生活方式逐步转变，全民体育正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但是，如果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新时代我国全民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则可以用“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和体育产品有效供给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来概括。而这一矛盾，在中国人口基数大、场地设施供给有限的现实情形下，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当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m²（2019年数据）的事实距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m²”的目标依然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如何破解中国体育场地设施和城市体育空间供给不足之症结，可谓是困扰体育学术界和实务界，乃至政府管理部门的难题，甚至一度成为制约中国全民体育蓬勃发展的瓶颈所在。

作为长期关注并从事体育场馆设施和产业研究的学者，陈元欣教授在《我国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一文中给出了新的认知与思考。

既然体育用地建设面临诸多困难，那么可否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毕竟，国外经验借鉴和国内建设实践，加上当前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给我国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提供了若干可行性背景与环境。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尤其在实践层面亦存在诸多问题。土地性质的不同，非体育场地建设体育场地难以给出符合规范的手续，且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工作职能的制约，审批手续办理同样面临困难。正如该文提到的那样，“政策执行力度不强、建设操作指南缺乏、用地性质的制约、审批手续难以办理、配建标准难以落实”，都足以让管理者、开发者、投资者乃至运营者感到无所适从，矛盾和困惑丛生。

如何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和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之难题，远不止新建几个场馆那般简单。中国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还不够大，不够多吗？这些场馆是否有闲置？普通民众能随意进出吗？市民10~15分钟步行距离内的运动空间有吗？事实上，欲破解城市体育空间供给不足的困境，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国内部分先行城市的典型案例，已经带给我们不少有创新价值和启发意义的思考。如果说单纯地变更非体育用地的土地性质难以实现或者政策配套与落实依然存在众多难点甚至盲区的话，那么能否在城市规划尤其是空间规划层面进行适当拓展？该文给出了颇有见地的政策性建议，如“明确可兼容建设土地类型，突破非体育用地建设限制”“注重前期规划，落实体育设施相关配建标准”等。尤其是后者，如何从城市规划入手，将非体育用地建设空间纳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中，亦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空间。

德国学者曾提出过“城市空间体育化（sportization）”或者“绿色用地的运动空间化”的经典命题，即体育场地设施并非独立建设，而是基于城市自身的空间用地（河流、步道等）或绿色用地（森林、公园等），将传统意义上的体育空间与城市空间融为一体，以满足普通民众各种非正式的户外体育运动需求。国内城市如武汉市和广州市利用闲置用地、校区和单位自有用地以及建筑物楼顶空间以及城市绿地兼容空间建设足球场地设施，其实质上也是“城市空间体育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国内城市普遍人居密度大，单独进行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推进阻力大，难点多。既然如此，我们能否不再拘泥于非体育用地和体育用地之间二元划分的现实，而是从用地融合的视角看待城市空间的多功能转化问题？因为，“体育场地不应只是地标，更多的是生活，是生活世界中的仪式之地（张震语）”。换言之，体育与生活，与城市，与社区是本就是融合在一起的。规划和市政管理部门是否可以在城市社区与空间规划中充分考虑预留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问题，在城市森林、田园小径、城市河流以及城市公园上进行有效且细致地规划与设计，将城市运动项目有效地嵌入上述城市空间。文化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在讨论中世纪体育发展时曾特别强调“游戏草坪是城市最开心的地方”，而曾被联合国表彰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最佳实践的法兰克福城市绿带，也是此类城市规划实践的最佳证明。注重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绿带建设，历来都是被世人认可和称道之处。

当前中国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在追寻体育场地设施有效诉求的背景下，公园城市建设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为体育用地空间不足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城市公园与公共空间，这不仅是一个饱含学术意蕴的话语体系，更是解决当下中国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不管是美国的“城市体育公园系统”，英国的“园林绿地法治”，还是德国的“绿色用地的运动空间化”，都间接或直接表明，城市公园已成为市民最重要的运动空间之一。因为，以公园、绿地为代表的绿色开放空间不只是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环境治理，更是反思人居环境和城市发展的方法。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东京上野公园、巴黎布劳涅森林，都隐藏着生态环境的心传密码。在西方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城市里，运动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表达方式。人们利用各种城市空间进行运动，而城市规划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城市空间的运动功能，即整座城市都可能成为体育的空间和载体。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我国目前体育场地绝对数量不足、已有场地设施利用率低下、土地供给水平有限，居民的体育场的需求和政府的体育场地供给之间矛盾很大，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占有量水平的现实情况下，能否将居住绿地、公园绿地与体育场地进行系统化整合，充分挖掘并开发居住绿地和公园绿地本身具有的游憩、休闲和健身功能，实现“三地融合”乃至“多地融合”的可能？事实上，自2020年初暴发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可谓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反思。居家健身、场景弱化、器材转换虽然在居家隔离时期被民众智慧开发至极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居家隔离场地受限所引起的体力活动不足。但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刻更加向往户外、公园、阳光和空气。这是人类天性之使然，亦是无法掩饰的内心呼唤。简单的一块社区空地，花园草坪或者街道广场，或许都比专业体育场地更能吸引民众的兴趣，激发更多的运动意向和需求。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提出“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半个世纪以前，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怀和陶冶人”。这不仅是先哲们的认知，而且也是对当下中国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引导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的最佳启示。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发展存在独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特征，人口密集度大、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分化程度高、市民生活自主性相对较低等。因此，在构建我国的城市体育用地设施和体育空间网络时，除了借鉴国际经验，考察本土案例，还需要结合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利用体育空间供给满足和引导民众的运动、休闲与健康需求。构建更多小尺度、人性化、可达性强，充满空间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消除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距离感和隔离感，回归初心和本质，中国的城市体育空间或许会迎来新的良性发展态势。希冀中国的城市体育空间真正“物尽其用”，而不是“利用不足”或者“仅供观赏”，也期待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推动中国全民体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