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李华伦：上博九《卜书》与出土甲骨实态比勘研究（下）
《卜书》中包含颜色类语汇的辞句包括：[1]
“色”之于古代龟卜至关重要。《周礼·春官·占人》云：“凡卜簭，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2]《说文》释“占”曰：“视兆问也｡”《尔雅·释言》“隐占也”句疏云：“占者，视兆以知吉凶也。”[3]是故按《周礼》的称述，“体”“色”“墨”“坼”四者并列，俱系觇视的对象。如此，所谓的“色”当为视觉讯息之一种。目前《卜书》中黄、白、赤等，普遍俱释为卜兆的颜色。[4]然而验诸甲骨资料，此种解释却面对潜在的挑战。烧灼甲骨而呈兆，甲骨除焦黑以外，不会呈现他色，遑论黄、赤、白等诸种色彩。按《小屯南地甲骨》所描述，出土甲骨的灼处呈现内外两层，内层直接受灼，呈焦黑色；外层受热力波及，呈黄褐色。[5]但黄褐之色，形于呈兆面的反面，并不附着于卜兆，未必可视为“兆色”。
谈及与龟卜相关的颜色问题， 我们或会联想到甲骨涂色的做法。甲骨的涂色，按颜色分类，主要分涂朱与涂墨两类；按涂色位置分类，主要有涂于刻辞的契槽与卜兆之上两类。[6]但值得注意的是，甲骨刻辞、兆纹的填色俱系人为加工，与自然、随机呈现的兆象相去甚远。根据目前学界主流的看法，此种涂色纯粹为美观或使刻辞更鲜明而作，如董作宾则曾作如是观。[7]事实上，颜料书写源流甚古。典型者如安阳殷墟刘家庄殷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玉璋碎片中，其中共17片含有可辨识的朱书文字。[8]然而，此类文字是直接书写在玉璋上的，并非先刻而后涂色的二次加工。若如此观，朱墨的书写或涂写是早期施于多种材料的习尚，并不局限于甲骨卜用。
涂色的处理，盖更侧重于艺术功能，用于凸显文字与线条，不必尽与占卜活动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卜用工具的“色”多是人工刻意所致，其实并不兼当以随机事件占断吉凶的功能，不符合占卜活动的核心意义。
以上考虑了殷商甲骨所见诸种与颜色有关的特征，但似乎无一足以作为占卜的依据。这似乎说明，后世所重视的“色”，在殷商占卜中未必有其相应者；战国及以后龟卜著作对“色”的重视，似乎不宜生硬地套用于商代卜俗的实况。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色”作为一种占卜的概念，以及进入龟卜文化的领域，应当是相对晚起的情形。而当中概念的兴起，反映了古代中国卜学怎样的转变，当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四）食墨
《卜书》中有两段简文含有“食墨”一辞：[9]
“墨”或“食墨”不唯《卜书》所提及，于古书有关龟卜的记述与注疏中亦常见，然而“墨”或“食墨”作为龟卜术语，向无定释。
第一种解释谓“墨”指画于龟甲上的墨线。《尚书·洛诰》记周公旦语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伪孔《传》解释曰：“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10]蔡沈注云：“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龟之兆正食其墨也。”[11]此处“食墨”，盖呼应《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之说。《玉藻》此句疏云：“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画龟，求其吉兆。若卜从墨而兆广，谓之卜从。”[12]
合以上诸说，龟卜所谓之“墨”即预先画于龟甲上的墨画，占断吉凶之关键，在于观其兆顺应墨画与否。于此，“墨”当作书写颜料解，犹《说文》所云：“墨，书墨也。”
第二种解释从兆纹的巨细解释“墨”，言“墨”即指巨纹。《周礼·春官·占人》“史占墨，卜人占坼”句注云：“墨，兆广也。坼，兆璺也。”[13]孙希旦《集解》曰：“凡卜，以火灼龟，视其裂纹，以占吉凶。其巨纹谓之墨，其细纹旁出者谓之坼。”[14]易言之，兆纹的主干，谓之墨；兆纹的旁枝，谓之坼。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附有摹图（图6）解说墨、坼。[15]
【图6 卜之分析图】
此说看似与“墨画”之说相悖，但若参诸上引《玉藻》郑注的说法，可知巨纹实与墨画相关。孙氏进一步解释道：“谓之墨者，卜以墨画龟腹而灼之，其从墨而裂者吉，不从墨而裂者凶，故卜吉谓之从。”[16]合郑､孙之说，盖纵向巨纹因顺墨线而得名为“墨”。然则主“墨画”说与主“巨纹”说实即一体之两面。
胡煦则以为此二说皆非是，并提出第三种解释，曰：
此云以墨画龟与作烟煤之色者不同，然《周礼》名曰“致其墨”矣，有因而致之者，其非画也可知。盖火之所灼，必将有黑色形焉，故曰致墨。黑色既形，其拆必著，逮于拆之所至，有及墨之分，有不及墨之分，有溢墨之分，因有食墨、不食墨之异。[17]
事实上，战国及以前“墨”与颜色之“黑”关系更为密切。[20]“墨”用为表示书墨、墨料的专字，当是晚起的情形。如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遣策简13正《君兄缯方缇中物疏》所著录的随葬品中，即有“墨橐一”，[21]指盛墨的橐囊。这说明西汉以降，墓葬遣策等文献开始多以“墨”字表示墨料。
换言之，既往注疏家多从书写颜料的角度理解“食墨”之“墨”，虽符合汉及以后的语境，但难以协合先秦时期“墨”字的用法。
尽管如此，胡氏谓“墨”即烧灼所形之焦黑色块，犹有可商之处。其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根据出土甲骨实物，卜兆与烧灼点并非在同一面。按正常情况，卜人在龟甲背面施灼，因受热迸裂而产生的兆纹呈现在其正面，如图7、图8所示：[22]
反面(钻灼面)缀合拓本
反面（钻灼面）摹图
正面(兆纹面)摹图
【图7 《醉古集》306钻灼兆纹图】
正面拓本（局部）
反面摹本（局部）
【图8 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甲骨1号钻灼兆纹图】
三
以上结合上博简《卜书》与甲骨资料，尝试探讨《卜书》中的四类龟卜术语。由此，我们至少可作两点结论。
第一点关涉方法论。既往对先秦卜法的认识，主要基于《史记·龟策列传》《周礼》等后世的记述。学者多取汉及以后经学家与注疏家对卜法及相关术语的解释，对之既须依赖，但又不尽信，可谓是半信半疑。自甲骨资料发掘以降，对于经学家所“塑造”的卜学理论，置疑者愈多，如张秉权在《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谈到龟卜研究的问题：
在文献上，我们是一无凭借的，《周礼·春官》虽曾说到一些有关龟卜的事情，但是语焉不详。《史记·龟策列传》所说的又是汉代人的龟卜情形，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够明晰，而且那些专门术语如身､首､足､俯､仰､肣等又无明白确定的界说，我们对于这些记载，实在无法完全了解，即使能够了解，恐亦未必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千多年以前殷人的龟卜情形。[23]
新见的上博简《卜书》作为先秦卜法研究的新材料，其中术语与《龟策列传》等后世著作多有重出者。这一方面说明，《龟策列传》等所载的龟卜理论，盖非纯粹孤立的一家之说，其极有可能踵武前人的理论基础；但在另一方面，正因《卜书》与后世著作在术语上的的雷同之处，反而甚少提供新证据，以资我们解释这些术语。由此，甲骨材料作为古人占卜活动的遗物，正使我们重新认识《卜书》与其他相关著作的称述。本文中一项重要的尝试，在于对《卜书》与其他龟卜文献所见的“首”“止”等身体类术语的重新探讨。上文试以《卜书》的称述、甲骨材料中典型的形兆纹､ 古文字中的“人”形并列而视，议古代卜学中的身体隐喻，当以侧面人形为蓝本。甲骨实物与古文字资料的结合，盖能强化“‘首’､“止”分别喻指纵向兆纹上端与下端”的观点，亦为学者批判传统说法提供充分的依据。此个案不仅为个别术语的释义问题提供曙光，亦同时揭示了“文本—文物”二元方法的意义：实例能将抽象的术语“实象化”，使学者以客观形象理解文本内容，作为诠释文本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二点涉及商代与战国时期占卜体系之间的关系。例如，实物考证揭示，战国以降卜家所反复强调的“色”“墨”等特征，于商代甲骨并不明显，甚至是无从稽考。后世卜家对“色”“墨”的重视，标示的似乎不仅仅是新占卜“词汇”的产生，而更重要的，是新占卜“概念”的诞生。我们似乎可相信，“色”“墨”等之于商代占卜并不重要，但迨至战国时期，相关特征盖已成为占断的关键。其中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占卜技术与甲骨整治方法的嬗变，卜家逐渐能得出除卜兆形态以外的占断讯息，而“色”“墨”等术语，盖是伴随着占卜模式的转变而兴起的。
尽管龟卜著作与出土实物之间的比勘，揭示了商与战国的占卜文化，在某些概念上本“不可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比较方法不可行或无意义。能让学者重新检视跨时代龟卜文化之间的关系，沟通体系之间的异同，启示学界再认识古代卜学发展，当是这类研究重要的意义之一。
附记：本文承蒙匿名外审专家赐正，谨此致以谢忱！
注释：
[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第297-298页。
[2]《周礼注疏》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89页。
[3]《尔雅注疏》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93页。
[4] 整理者“毋白毋赤”下释曰：“如遇这种兆纹，一定要避白色､红色。”详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第298页。骆珍伊大致从兆色之说，但以为此句无避色之义，“毋白毋赤”意指兆色既非白亦非赤，详参季旭升､高佑仁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读本》，第314页。然而大体而言，学者几乎俱同意白､赤等意指兆色。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3分册，“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第1495-1496页。
[6] 早期对于甲骨刻辞文字涂朱与涂墨的文献见证，见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三种》，第66页。甲骨涂色之象始为人熟知，盖自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 皮其莱(A. A. Benedetti-Pichler)等就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涂朱､涂墨刻辞卜骨的颜料成分的科学研究，详参A. A. Benedetti-Pichler, “Microchemical Analysis of Pigments: Used in the Fossae of the Incisions of Chinese Oracle Bones,”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Analytical Edition), vol. 9, no. 3 (1937), pp. 149-152; Roswell S. Britton, “Oracle-Bone Color Pigment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 no. 1 (1937), pp. 1-3。至于近年就甲骨刻辞涂色现象的专门研究，主要见陈光宇：《甲骨刻辞涂朱与商代朱砂》，张光明、徐义华主编：《甲骨学暨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重大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335-344页; 林雅雯：《甲骨涂辞研究：以涂朱甲骨为核心》， 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16年。卜兆涂色之象相对罕见，早期文献见证主要见董作宾主编：《殷虚文字乙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序”，第6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6页。
[7] 董作宾主编：《殷虚文字乙编》，“序”，第8-9页。
[8] 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第72-77页。
[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第299页。
[10]《尚书正义》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39页。
[11] 蔡沈集传，邹季友音释：《书经集传音释》卷五，北京：中国书店，1993年影印本，第6册，第11页。
[12]《礼记正义》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7页。
[13]《周礼注疏》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89页。
[14]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15]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第108页。
[16]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03册，第90页。
[17] 胡煦：《卜法详考》卷一，《四库术数类丛书（六）》，第859页。
[18] 《周礼注疏》卷二四，第885页。
[19]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三种》，第51页。
[20] 主要参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第58-59页。战国以前“墨”用为颜色词之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七，第686页)又，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甲篇记“木”四种：“伥[长]曰青干，二曰朱单，三曰黄难，四曰墨干。”(参饶宗颐、曾宪通编著：《楚帛书新证》，《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2页。)
[21]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1页。
[22] 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缀合与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缀合图版”，第344-346页；宋镇豪、玛丽娅主编：《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殷墟甲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6页。龟甲背面一般指龟腹甲内里面，表面较粗糙，宜于施钻、凿、灼，而其正面指龟腹甲的光滑面，更宜于契刻，用于呈现卜兆。牛肩胛骨亦以粗糙面为反，光滑面为正。详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127页。
[23] 张秉权：《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研院”院刊》第1辑《庆祝朱家骅先生六十岁论文集》，第214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4期，引用请据原文。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此处分两次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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