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曹子建〈洛神賦〉識語》考
黃侃平生治學務求專精,曾在日記中言及:“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1]又指示門下弟子道:“學文寢饋唐以前書,方窺秘鑰,《文選》、《唐文粹》可終身誦習。”[2]足見對《文選》一書用功極深。只因下筆謹嚴慎重,不肯率爾操觚,故生前鮮有相關著述問世。考察他在《文選》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大多只能依據後人整理刊佈的資料,如徐復《蘄春黃先生講授章句紀錄》,黃席群、閔孝吉《量守廬講學二記》記錄了部分授課內容[3];駱鴻凱《文選學》徵引過若干評論識語[4];黃念容、黃焯先後將其批識圈點輯錄為《文選黃氏學》和《文選平點》[5],黃延祖又在兩書基礎上增補其他內容,匯為《文選平點》重輯本[6]。這些零星資料雖然不乏精闢的見解,但畢竟不能完全等同於個人著述。正因如此,由黃侃本人親自撰寫的《曹子建〈洛神賦〉識語》,雖然僅針對《文選》中的一篇作品進行分析討論,卻更能具體而微地展現他在研究《文選》時的治學特色,值得進一步深入研討。
一、從《〈洛神賦〉跋》到《曹子建〈洛神賦〉識語》
《曹子建〈洛神賦〉識語》收錄于《黃季剛詩文鈔》之中,此書係根據黃氏四子黃念祥手鈔本整理校訂而成(以下簡稱黃鈔本《識語》)[7],只是未曾交代寫作或發表的時間;其後又作為附錄,收入黃延祖重輯本《文選平點》,內容與黃鈔本完全相同,但在篇末注明“原載《巵言》第一期《談薈》欄”[8]。筆者尚未遑覆核《巵言》,惟檢得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文學會曾於1943年6月創辦《巵言》季刊,不知是否即當初刊載此文的刊物?如果推測不誤,此文應是由當時正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的黃門弟子駱鴻凱整理其遺稿後才公諸於世的。只是此次發表已在1935年黃侃逝世之後,仍然缺乏必要的線索來推求撰著的大致時間及相關背景,無助於繼續研討相關問題。
不過,早在1919年,黃侃就已經公開發表過一篇《〈洛神賦〉跋》[9],除個別細節外,內容與《曹子建〈洛神賦〉識語》基本相同。該跋文在徐復《黃季剛先生遺著篇目舉要初稿》、黃焯《黃季剛先生遺著目錄》、程千帆《黃先生遺著目錄補》等書錄中都未嘗著錄[11],在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司馬朝軍等《黃侃年譜》等年譜中也均未提及[12]。因為該跋文發表於黃氏生前,可以由此判斷其撰著的大致時間,並可據此更為準確地理解他對《洛神賦》的批評意見,乃至深入考察其《文選》研究的特色所在。
黃侃於1914年至1919年期間——也就是《〈洛神賦〉跋》發表之前——正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任教,先後開設過“文學研究法”、“中國文學”、“漢魏六朝文學”等課程。雖然他在此數年間的日記均已散佚,無法深究當時授課的具體情況,但從存留下來的部分講義如《文心雕龍札記》、《阮籍詠懷詩補注》等來看,其學術研究與日常教學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他後來曾說:“向來將登席之前,必將所授細為尋繹參稽。正未必于人有益,而一己所得已無算矣。《記》曰:‘教學相長。’今之諸生初無能質正疑難者,余不敢以其不質正而遂廢所以待問也。”[13]足見其授課與治學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從這個角度而言,《〈洛神賦〉跋》也不應該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論文,某種程度上或許還相當於講授“漢魏六朝文學”一類課程時的部分講義。明確這一點,對於繼續研讀此文頗有裨益。
自1919年9月之後,黃侃離開北京大學,輾轉各地任教。據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記載,他在1925年時,“兼授武昌中華大學、師範大學兩校課,以《尚書》《爾雅》文字聲韻及《文選》、宋詞課諸生”[14]。1928年後,黃侃又相繼在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任教,他在日記中屢屢提及所授課程:“至旭初處商下年所授課,予仍任音韻,又任經學及駢文。”[15]“初升堂為金陵校生說賦及訓詁之學。”[16]“午後旭來商下年課事,予擬授《小學綱要》、《訓故學》,皆言必修,餘一門為總集研究云。”[17]從這些課程的名稱來推測,《洛神賦》應該也曾經被列入講授範圍之中,《〈洛神賦〉跋》很有可能也作為講義分發給聽課的學生。當時問學於黃侃的姜亮夫,曾談及自己早年所撰的論文,“魏晉以後殘存一篇《曹子建與〈洛神賦〉》,……不知何人說與季剛黃先生知道,他見我時說:‘你學胡適格式,他以類書為文,你連類書都未翻遍。’……這是我一生受嚴師最大的一次教誨”[18]。可見黃侃在長年的教學及研究中對這篇賦作頗有心得,因而能針對學生的研討及時給予指正。而從1932年至1935年期間在金陵大學聽過黃侃授課的程千帆,晚年將黃氏部分佚文輯為《量守碎金》,其中也有一篇《曹子建〈洛神賦〉識語》(以下簡稱程輯本《識語》)[19]。上述黃念祥手鈔本原分為《量守碎金》和《勞者自歌》兩部分,程氏所輯題名雖與前者相同,但內容多有溢出其範圍者;即便篇目相同,比如這篇《曹子建〈洛神賦〉識語》,文字亦略有出入。由此可知,程千帆在輯錄時所依據的並非黃氏手鈔本,而極有可能是經過黃侃親手修訂的課堂講義。
仔細對照最初發表的《〈洛神賦〉跋》,以及其後陸續問世的程輯本、黃鈔本兩種《識語》,可以發現三者之間頗有異同,修訂潤飾的痕跡宛然可見,詳情可參見下表所示:
程輯本、黃鈔本《識語》中出現的錯漏訛誤顯然要遠遠少於最初發表的《〈洛神賦〉跋》,其中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旁人代為校正的可能,但有些內容修訂(如將“朱鶴齡”改為“陳啓源”)恐非他人可以越俎代庖,而某些單純的文辭潤飾更是只能出於作者本人之手。當然,《〈洛神賦〉跋》也並非一無是處,某些地方也可以用來校訂後出的程輯本、黃鈔本《識語》在傳抄、排印過程中出現的訛謬脫漏。
顯而易見,對於早年發表的《〈洛神賦〉跋》,黃侃並未隨手棄置,而是時時予以補訂修正,在某種程度上應該也是為了應對課堂講授的需要。程千帆曾憑藉切身的體驗總結過黃侃在教學過程中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經常把教學和科學研究聯繫起來,即使他教過多次的課,每次重講都有新的內容,所以有的學生對他所授的同一課程甚至聽過幾次,而每次都得到不同的和更多的收穫”[22]。從《〈洛神賦〉跋》最終演變為《曹子建〈洛神賦〉識語》的過程,恰好體現出黃侃教學相長、精益求精的治學特色。
二、《洛神》淵源:
“寫放宋生”還是“蹈襲楚辭”?
曹植在《洛神賦》中明確提到:“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坦言自己的作品淵源有自,受到過宋玉《神女賦》的啓發。後人遂多據此立論,王世貞就稱許曹賦“清澈圓麗,《神女》之流”[23],孫鑛也認為該作“極力步驟《神女》,而更加精刻”[24]。只是此類評述往往語焉不詳,並未具體剖析兩者之間的承傳關係,以致未能完全征信於人。於是有學者進而將《洛神賦》溯源至屈原之作,有時甚至還會對曹植所述效仿《神女賦》的說法提出質疑。從1917年起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的劉師培就是其中之一。他和黃侃年齡相仿,志趣相投,還合作講授過文學史等課程。他雖然說過:“曹植詞賦,涂澤律切,憂遠思深,其旨開於宋玉,及其弊也,則採摘豔辭,纖冶傷雅。”[25]但這只是泛泛地議論曹植辭賦的淵源而已,一旦具體落實到《洛神賦》之上,就著重指出“惟《洛神》之賦,出於《九歌》”[26],“《洛神》、《長門》,其音哀思,出於《湘君》、《湘夫人》者也”[27],撇開宋玉不提,而格外強調《洛神賦》與屈原作品的關聯。同樣在北京大學開設過“漢魏六朝文”課程的劉文典則更為明確地宣稱:“子建此賦,非僅宓妃一事出於《離騷》,即全篇之命意遣辭,亦與屈原賦相似。後人不達此意,與《好色》、《神女》齊觀,實為大誤。”[28]認為《洛神賦》的人物原型、遣詞造句、創作主旨等都無一例外地淵源於屈原,如與宋玉《神女賦》一類作品等量齊觀則大謬不然。
《文選》卷十九曹植《洛神賦》
黃侃與劉師培、劉文典兩位的意見並不一致,他在《曹子建〈洛神賦〉識語》中開宗明義就指出:“賦序明言‘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尋審篇句,大都寫放宋生,而加以英辭麗藻耳。”[29]認為曹賦正是在摹仿宋賦的基礎之上踵事增華的產物。為了證實這一點,他隨後將《洛神賦》與《神女賦》逐段加以比對:“篇首‘睹一麗人’即放《神女》之‘夢一婦人’也;與御者問答,即放宋玉與王問答也;‘翩若驚鴻’諸語,即放‘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樑’諸語也;‘穠纖得中’諸語,即放‘穠不短,纖不長’諸語也;‘披羅衣之璀粲’諸語,即放‘振繡衣,被袿裳’諸語也;‘忽焉縱體’已下,即放‘宜高殿以廣意’已下也;‘越北沚,過南岡’已下,即放‘搖佩飾,鳴玉鸞’已下也;‘背下陵高’已下,即放‘回腸傷氣’已下也。其摹擬之跡,明白可尋如此。”不僅如此,他還就此做總結道:“蓋自宋玉《高唐》、《神女》、《登徒》之後,効者衆多,相如則賦《美人》,平子則賦《定情》,伯喈則賦《靜情》,子建此篇,特踵為之,如其《七啓》之摹放枚、傅諸人也。” 進一步聯繫兩漢以來諸多摹擬效仿之作以及曹植其他摹擬作品,以證明《洛神賦》之步趨《神女賦》,既是承接漢代辭賦創作中的固有傳統,又與曹植本人的創作積習密切相關。
要進行如此細緻縝密的比較和分析,自然需要精讀熟誦各家作品。黃侃曾說:“治學貴能記誦。《西京雜記》云‘讀千賦乃能為賦’,此可知其要矣。”[30]還專門和學生談論過“讀《文選》法”的問題,尤其重視“讀《文選》時,應擇三四十篇熟誦之,餘文可分兩步功夫。(甲)記字:一曰記艱澀不常見之字,二曰記最恰當之字。(乙)記句:至少須有千百句鎔裁於胸,得其神髓局度,例如《高唐》、《神女》兩篇,則更為枚乘、司馬相如二大家之所祖述”[31],所舉例證就包括《神女賦》在內。雖然並沒有聯繫曹植的作品生發議論,但也足見他對宋玉之作以及枚乘、司馬相如等漢代辭賦家的模擬之作諳熟於胸,因而在研討《洛神賦》時才得以信手拈來,遊刃有餘。黃侃有一句治學格言:“所貴乎學者,在乎發明,不在乎發見。”[32]親聞此語的吉川幸次郎曾加以評說道:“他就是一位會思考、會讀書的人,不是注重於書以外的資料,而是在書本之內認真用功的人。……以這句來看,當時在日本作為權威看待的羅振玉、王國維兩人的學問,從哪個方面看都是發現,換句話說是傾向資料主義的。而發明則是對重要的書踏踏實實地用功細讀,去發掘出其中的某種東西。”[33]黃侃對《洛神賦》與《神女賦》所作的分析和比較,正是建立在對這兩篇作品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的基礎之上,因而所言均切實可據,更能令人信服。
黃侃在文中所體現的這種細緻的研讀方式,與當時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之間或許也有一定的關聯。在北京大學1918年發佈的一份《文科國文學門文學教授案》中明確提到:“文科國文學門設有文學史及文學兩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區別。……習文學史在使學者知各代文學之變遷及其派別,習文學則使學者研尋作文之妙用,有以窺見作者之用心,俾增進其文學之技術。”[34]著重強調應該區分文學史和文學兩科的教學方法,前者側重於“史實”的梳理,而後者側重於“文術”的研討。而在黃侃當年所講授的課程中,每每可見研討作文技術的內容,如《文心雕龍札記》中就說:“大抵初學作文,于摹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為之。”[35]著重闡明初學者在摹擬前人作品時所需留意的地方。他細緻剖析《洛神賦》效仿《神女賦》的片段,指出曹植之作“其摹擬之跡,明白可尋如此”,應該也是為了針對課堂教學中的實際需求,以便學生仔細揣摩。
當然,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也同樣可以利用這種辭句比照的方式來為自己的看法尋找依據。上文提及的劉文典雖然沒有具體舉證,但已經指出《洛神賦》“全篇之命意遣辭,亦與屈原賦相似”。而後來在西南聯大聽過劉文典授課的詹鍈也同樣認為曹植“賦中蹈襲楚辭之處甚夥”,且依次列舉《離騷》、《九章》、《大招》、《九歌》、《遠遊》等諸多作品中的片段加以比較,“以明其淵源所自”,“於此可見《洛神》一賦,本仿楚騷”[36],而根本沒有徵引宋玉《神女賦》中的任何辭句。他們之所以要將《洛神賦》依附上楚騷傳統,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受到楚辭之中“香草美人”的比興傳統影響,認為曹賦絕非泛泛之作,必定寓有深切的寄託和諷喻,正如詹鍈所說的那樣,“《洛神賦》既因襲楚騷而作,則其中宓妃之寓意,似亦可自楚騷中求之”[37]。即便有學者留意到曹植的自述,也會更偏向於強調《洛神賦》與屈騷之間的承傳關係,如逯欽立就認為:“曹植生平與靈均自不盡合。惟身屬宗室,懷才見疏,莫能展其抱負,此則略同。是以曹《序》雖云擬宋,驗之其文,實則兼取屈子。如夢境中歷寫神女之遘遇以及夢斷後之悲傷情緒,斯固全承宋賦之結構。然如‘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攘皓袖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以及‘踐椒塗之鬱烈,步蘅薄而流芳’云云,凡此皆本《離騷》香草之義也。又如‘善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川以為期’,則既用《騷》文,且承《騷》義;蓋此所謂潛川,無異‘從彭咸之所居’之意也。至於‘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世而異鄉’,‘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與《離騷》所謂‘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者,又同一悽愴之辭矣。”[38]只承認《洛神賦》在篇章結構上借鑒了《神女賦》,至於全篇的文辭及主旨,則認為均本諸屈原《離騷》。
宋玉雖受屈原影響極深,但正如司馬遷所說的那樣,“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39],其作品常遭後世批評者的苛責,認為未能繼承屈原“直諫”的傳統。因而認定《神女賦》寓有深意的研究者,自然很容易無視曹植的自述,甚至將其視為故布疑陣之舉。除此之外,自清代以來,《神女賦》等賦作的真偽還頻頻遭到質疑,甚至有論者斷言“《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40],“只有《楚辭章句》裏的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餘十二篇都有偽託的嫌疑”[41],“殆多後人擬作”[42]。在晚近以降疑古風氣熾盛的背景下,研究者自然不會過多關注《洛神賦》與《神女賦》之間的關聯,對於曹植的創作自述也置若罔聞。
很顯然,在研討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黃侃更多地體現出“信古”、“釋古”而非“疑古”的傾向。反對好奇趨新,力戒輕率疑古,也正是他一貫堅持的學術主張。他曾強調:“凡研究學問,闕助則支離,好奇則失正,所謂紮硬寨、打死杖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見。”[43]又批評近代以來愈演愈烈的疑古學風:“其中非無韙見,而自信太過,強古就我,持此撢索,流弊甚多。蓋近人為學,對於古說,一切懷疑,獨不肯自疑其懷疑之根據,可為浩歎者也。”[44]對於一味疑古所導致的弊病,有過極為嚴厲的痛斥。在他去世之後,章太炎總結過他畢生治學的歸趨,謂其“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讀之數周,然不欲輕著書,以為敦古不暇,無勞於自造。……或病其執守泰篤者,余以為昔明清間說經者,人自為師,無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獨以漢儒為歸,雖迂滯不可通者,猶順之不改。非惠氏之戇,不如是不足以斷倚魁之說也。自清末訖今幾四十歲,學者好為傀異,又過於明清間,故季剛所守視惠氏彌篤焉。獨取注疏,所謂猶愈於野者也”[45]。所述內容雖然集中於治經一途,但揭示出黃侃“信而好古”的治學特點,對我們深入體會黃侃在研討《洛神賦》時所體現的學術旨趣,仍然提供不少有益的啓發。
當然,曹植在《洛神賦》中雖然明言受到宋玉《神女賦》的直接啓發,但在實際創作中也不妨參酌、借鑒其他作品。如果通達地、全面地考慮這個問題,自然不能僅僅考慮《洛神賦》與《神女賦》之間的關聯,而需要進行更為周詳的分析和討論。沈達材在三十年代初曾專門就此撰寫《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一書,對這個問題重新予以通盤的考察,最後認為:“實際上,《洛神賦》的體裁,雖然處處是以《神女賦》的謀篇佈局為骨幹,然於描寫上,卻廣搜博采,上自屈原的《離騷》,下至張衡、蔡邕他們的辭賦,都是《洛神賦》的詞料;不過以《神女賦》為大本營吧了。”[46]所論無疑更加周詳完備,但也明確指出《神女賦》才是曹植創作《洛神賦》時最主要的取資對象。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摹本)
三、批駁“感甄”:
蹈襲舊說還是述而不作?
《曹子建〈洛神賦〉識語》的主體內容是對“感甄說”和“寄心君王說”等舊說的批駁,前者更是佔據了全文的大半篇幅。“感甄說”源於唐人李善《文選注》所引佚名《記》[47],儘管後人對其可信度偶爾也提出過懷疑,如南宋劉克莊就指出:“《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48]但因李善注在《文選》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後世絕大部分評論家仍然信從此說。即便自清代以來,何焯、張雲璈、朱乾、朱緒曾、丁晏等學者相繼從不同角度對此提出批駁意見,在近現代學界中仍然不乏篤信“感甄說”之人。郭沫若便認為:“這所謂《記》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書。托夢薦枕,獻珠報佩云云,確實是怪誕,不近情理。但子建對這位比自己大十歲的嫂子曾經發生過愛慕的情緒,大約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吧。不然,何以會無中生有地傳出這樣的‘佳話’?甄后何以又遭讒而死,而丕與植兄弟之間竟始終是那樣隔閡?……子建要思慕甄后,以甄后為她《洛神賦》的模特兒,我看應該也是情理中的事。”[49]郭氏發表此文已在四十年代中期,足征“感甄說”的影響至為深遠。[50]
黃侃對“感甄說”完全持批駁反對的態度,他認為:“好事者必求其事以實之,於是造為感甄之言。使甄后幽靈,蒙冥婚之誚;賢王秉禮,有犯上之嫌。徒助游談,大違名教,甚無謂也。”並未因其源於李善注而盲目信從。黃侃在論及“讀《文選》法”時曾說:“《文選》之學有二,一曰‘文選學’,二曰‘文選注學’。吾輩可舍注學而不講求,否則有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之弊。”[51]可見他在研治《文選》的過程中更注重作品自身,而非李善注。這和傳統觀念其實大異其趣,可資參照的是張之洞在《輶軒語》中對李善注的推崇,他認為:“讀《昭明文選》宜看注。李善注最精博,所引多古書,不獨多記典故,於考訂經史小學,皆可取資。不知選注之用者,不得為選學。”[52]張之洞將李善注視為研讀《文選》的核心要義,這也正是傳統《文選》學一以貫之的宗旨。黃侃則對李善注頗不以為然,與前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究其原因,雙方研讀的雖然是同一個對象,但張氏意在借助李善注來“考訂經史小學”,文章不過餘事;而黃侃更注重剖析文章自身,因而無需捨本逐末去關注後人的註釋,這與其講授課程的性質當然也不無關係。
若進一步細究,黃侃反對“感甄說”和他所秉持的學術宗旨也是密切相關的。他曾諄諄告誡學生:“學術有始變,有獨殊。一世之所習,見其違而矯之,雖道未大亨,而發露端題,以詒學者,令盡心力,始變者之功如此。一時之所尚,見其違而去之,雖物不我貴,而抱殘守闕,以報先民,不愆矩矱,獨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則二者皆無以為。其為始變,或隳決藩維,以誤群類。其為獨殊,又不過剿襲腐舊,而無從善服義之心。”[53]指出治學既不能趨時附勢,人云亦云,也不能逞臆妄說,標新立異,而應該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尤其要抱有去偽存真、從善服義的公心。他還說:“世人是堯舜而非桀紂,治學亦當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54]“治學須看原書,不可誤聽人言。”[55]對此宗旨也是再三致意,反復強調。可見不接受源於李善注的“感甄說”,絕非黃侃欲標新立異,而正是由其學術理念自然導出的結果。
為了徹底批駁“感甄說”,黃侃乃“就李注所引《記》文,匡正其失”,逐一批駁其中出現的四點謬誤。如果依據所提問題的性質加以歸併,黃侃所指出的四點謬誤其實可以總結為三項:(一)時間方面:不考作者年歲;(二)內容方面:有悖人情倫理;(三)形式方面:文題歧互不一。不過仔細分析之後,很容易發現這些批評意見,包括相關論據,其實在清人那裏早就有所涉及。不妨作一番簡單的對照。
(一)關於“時間方面:不考作者年歲”。黃侃認為:“冀州初平,陳王年方舞勺,縱復筋骸成就,元服已加,以魏武之精明,豈得縱彼稚兒與兄爭色?”而清人朱緒曾已經指出:“感甄非特倫理之所無,即謂子建欲娶甄氏,亦時年之迥別。考《魏志·文昭甄皇后傳》裴松之注引《魏書》曰:甄后以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至建安九年魏武取鄴,年二十三歲。文帝生中平四年,是時年十八歲,少后五歲,悅其貌而納之。若子建初平三年生,是年甫十三歲,無因欲娶此十年以長之婦。若云甄未嫁袁熙以前,子建嘗欲得以為妻,熙於建安四年出牧幽州,甄年十八,或已嫁熙。前此一年,則子建甫七歲耳。且甄氏中山無極人,袁紹取幽州,故納為熙婦。若子建則山川間阻,何由聞其美?以七齡童子而晝夜思想,忘寢廢食,求此十年以長之婦乎?”[56]
(2)關於“內容方面:有悖人情倫理”。黃侃認為:“黃初三年,正當讒人交構,骨肉相嫌,文帝苛待同生,幾興粟布之誚。陳王束身思過,惟憂刀鋸之加,寧有便殿晤言,示之褻物?……又復特召太子,示以穢聞,賜之遺珍,慰其妄念,此之瀆亂,理絕恒情。”又認為:“子建身居下國,救過不遑,轉蓬之歎,言之晰矣。曾不持躬防患,率爾以君后之名箸之篇題,狎昵之詞加於長上,此當在不敬之科,非直削藩遠竄而已。且甄后非他,明帝之母,假令子建果有此篇,明帝上諱尊親,宜從芟削,何止改其題號,任付殺青?”而清人何焯已經提到:“示枕賚枕,里老之所不為,況帝又方猜忌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為不恭,夫豈特酗酒悖慢劫脅使者之可比耶?”[57]又朱乾也曾說過:“迨名分既定,則儼然文帝之妃、明帝之母也,而子建猶眷眷不忘。子建在當日亦以文章自命者,奚喪心至此?且文帝獨非人情乎,何為而賚以甄后之枕?……庶人之家,污其妻若母,死必報,豈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宴然,污其兄子之母而其子宴然?況其身具為帝王者乎?”[58]
(3)關於“形式方面:文題歧互不一”。黃侃認為:“今令子建以感甄為目,而文中但詠洛神,文則諱莫如深,題則直而不隱,如此歧互,豈合文情?”而清人張雲璈云:“賦中子建自序本只說是洛神,何由見其為甄后?既託辭洛神,決不明言感甄,其附會之謬,可不辯自明。”[59]
顯而易見,在批駁“感甄說”的過程中,黃侃主要是沿襲、整合前人舊說,並沒有發揮多少自己的獨到心得。他曾批評“近人治學之病有三”,其中之一便是“遼東白豕之病”[60],亦即因孤陋寡聞而導致的少見多怪;又指出治學之中“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學多聞,第三當謹於言語。揚子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矣,寡見則無卓矣”[61],強調博觀約取、厚積薄發的重要。就此而言,兼綜前代諸家論說來批駁“感甄說”的謬誤,實與其倡導的治學精神息息相關。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
如果考慮到此文最初還兼作課堂講義,那麼黃侃此舉就更顯得無可厚非,毋需求全責備。黃侃在研究《文選》時本來就毫不諱言自己廣泛參考過前人的著述:“何義門評語關於考訂者,特有可取爾。”“汪韓門、余仲林、孫頤谷、胡果泉、朱蘭坡、梁茝林、張仲雅、薛子韻、胡枕泉諸家書於文義有關者,並已參校。”[62]因而在後人輯錄的黃氏《文選》批語之中,每每摻雜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然而正如其哲嗣黃延祖所言,“先君平點《文選》,本為講授而作的札記,後人整理成書,為的是使讀《文選》者有所參考,但多年以來有人認為應將前人已作的解說文句刪去,特別是胡克家《文選考異》中所述者。但是這種觀點施於教學用書是極端荒謬的,如果教師在講課中只能講自己的所得而不講前人之已得,則學生是沒法聽下去的”[63]。對於黃侃在《曹子建〈洛神賦〉識語》一文中大量沿用前代各家之說來批駁“感甄說”的現象,也應作如是觀,不應簡單地批評其蹈襲舊說,而應視為述而不作之舉。
四、“寄心文帝”:
好作腐談還是獨得之見?
《洛神賦》中洛神面對陳王時有一段自陳,其中說道:“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清人何焯認為所謂“太陰”、“君王”均有深意蘊含其中:“太陰猶言窮陰,自言所處之幽遠也。君王謂宓妃,以喻文帝也。”[64]並由此推求全賦的創作主旨:“植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作為此賦,託辭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65]在“感甄說”自清代開始逐漸受到諸多質疑之後,因為有作品本身作為內證,“寄心文帝說”很快就得到不少學者的附和。張惠言就對何氏的意見極為稱道,並為其辯護說:“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為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處,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蘭,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見意處。湘夫人可稱‘公子’,宓妃亦可稱‘君王’也。”[66]聯繫屈原《九歌》中相似的情形來予以佐證。丁晏對此也深表贊同:“序明云擬宋玉《神女》為賦,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猶屈、宋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甄’,豈不謬哉!”[67]同樣認為此賦寓有深切的寄託,延續著屈、宋以來的傳統。而潘德輿則進一步結合曹植的境遇以及其他相關詩作來加以分析:“即《洛神》一賦,亦純是愛君戀闕之詞。其賦以朝京師還濟洛川入手,以‘潛處於太陰,寄心於君王’收場,情詞亦至易見矣。蓋魏文性殘刻而薄宗支,子建遭殘謗而多哀懼,故形於詩者非一,而此亦其類也。”[68]在現代學者之中,稱引何焯之說的也不乏其人,章太炎便認為:“《洛神》一首,舊記妄稱感甄,何屺瞻已知其非,謂魏都洛陽,洛神乃指魏帝,其說韙矣。”[69]許世瑛更是由此得到啓發,並加以引申發揮道:“何氏以為此乃子建自況,以寄心文帝,可謂獨得其解。我更以為子建一腔忠君愛國之思不能見諒於文帝,抑鬱不得志,所以在朝京師歸國途中,渡過洛水,忽然想到洛水之神是宓羲氏之女溺死而為神,於是也學宋玉藉神女以諫王的方法,做這一篇賦,希冀文帝見了領悟,能夠兄弟友愛如初,其用心真可謂良苦矣。”[70]對“寄心文帝說”均予以充分的肯定。
黃侃對此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寄心文帝”之論並不足憑信,仍屬迂腐膚廓之談:“或謂洛神乃思君之辭,此又好作腐談,求之荒忽。夫閒情所寄,涉筆成篇,古今文人,類多斯作。何必指楚詞之荃芷,盡屬懷王;疑風詩之榛苓,遠思佛國哉!”在他看來,《洛神賦》不過是文士尋常的緣情弄筆之作,根本不必攀附詩騷比興的傳統。“古今文人,類多斯作”的判斷,正和前文所言“蓋自宋玉《高唐》、《神女》、《登徒》之後,効者眾多,相如則賦《美人》,平子則賦《定情》,伯喈則賦《靜情》,子建此篇,特踵為之”云云遙相呼應,可謂信而有征。他最後總結說:“今謂《洛神賦》但為陳王托恨遣懷之詞,進不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發,庶幾言情守禮,兩俱得之。”明確指出曹植此賦只是為了寄託、排遣內心的抑鬱悵恨,與寄心文帝或感懷甄妃均無關涉,不應牽強附會,強作解人。
然而,令人深感疑惑的是,黃侃在評點《文選》時卻對何焯提出的“寄心文帝說”極為稱許,呈現出與《曹子建〈洛神賦〉識語》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先是總括全篇主旨云:“洛神,乃子建自比也。何焯解此文獨得之。”[71]又針對賦中“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世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數句評說道:“此當與《責躬》、《應詔》、《贈白馬》諸詩,《求通親》、《求自試》二表,《六國論》及《陳思王傳》參看,其旨自明,感甄之謗於此雪矣。”[72]何焯在評點《洛神賦》這一段時,也曾提及“子建《責躬》、《應詔》二詩表”以作參證。[73]黃侃在批評“感甄說”荒唐無稽之時,明顯受到何焯的影響,認為《洛神賦》的主旨當與《責躬詩》、《應詔詩》、《求通親表》等作品相同。在評論賦末“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數句時,黃侃更是直接認為:“纏綿如此而文帝不寤,可為隕涕。”對“寄心文帝”之說無疑是持完全認同的態度。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如此自相矛盾的現象?問題的關鍵在於仔細考察黃侃評點《文選》時的相關情況。今日所見黃氏《文選》評語基本上出自黃焯、黃念容兩位輯錄所得。黃焯曾回憶道:“壬戌之夏,先從父寓居武昌,閑取《文選》平點一過,每卷後皆記溫尋時日,以六月二十四日啓卷,至七月六日圈畢。方盛夏苦熱,乃於是書全文及注遍施丹黃,且復籀其條例,而為時則未及半月。”[74]可知其輯錄的批語完成於1922年(壬戌)六七月間。而據黃念容之夫潘重規說:“民國十六年,重規肄業國立中央大學。先師南下,開設講席,重規得廁門牆,先師首命圈讀《十三經注疏》,故得過錄先師圈點十三經白文。……談經之餘,課以《文選》,並命迻錄手批本。”[75] 黃延祖又對此補充道:“姊夫潘重規先生之迻錄本雖寫明庚午,已較晚(一九三〇年),但隨後還可將先君不時之批註迻錄,故先姊所存先君之《文選》批註必更詳實,還可能另有筆錄。”[76]可見完成這批批語的迻錄已是1930年,在此之後還可能陸續有所增益。
從時間上看,前後這兩次輯錄的《文選》批語都要晚於《〈洛神賦〉跋》正式發表的1919年,這是否意味著黃侃對“寄心文帝說”的態度存在著由前期否定到後期肯定的轉變呢?恐怕並非如此。就《洛神賦》一篇的評點而言,黃焯與黃念容分別輯錄的內容其實並無差別,可以推斷後者基本上承襲著前者。而在1922年五六月間,黃侃正居母喪,悲痛欲絕,待處理完喪事之後方才重理學業。據他七月廿一日的日記記載:“七七日後,間翻古籍,計校《閣帖》大王書三卷,為行可校彭元瑞選南宋四家律詩五卷,又自校葉刻《沈下賢集》,為審伯校錢坫《說文斠詮》、尤本《文選注》。《選注》校評,頗有苦心,亦以此度悲憂窮蹙之日月而已。”[77]隨後幾日的日記中還陸續提及批校《文選》的進程:“行可來,以《纂喜廬叢書》(德清傅雲龍懋元刻)景日本延喜本《文選》第五殘卷、又《常州先正遺書》(盛宣懷刻)尤本《文選考異》一卷見示。……行可近購四部叢刊中有影宋本六臣注卅冊。余略一展視,疑即尤本之所出,它日當假來校覈。”[78]“過錄《文選考異》於林翻胡本,其所出正文,有與胡本絕殊者。”[79]“過錄傅雲龍景日本延喜十三年良峰衆樹刊葉子本《文選》殘卷於林翻胡本之書題餘紙。”[80]可見黃侃當時正處在喪母之後“悲憂窮蹙”的狀態之中,其間還穿插著批校其他文籍,在短短半個月不到的時間內批校完《文選》全書,很難做到一空依傍、自出心裁,因此不少批點都僅是校勘諸本異同或是過錄前人成果,即便有若干個人心得,很可能也主要是依據此前研讀的體會重施丹黃而已。黃延祖曾介紹說:“先君精研《文選》,從西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間任教於北京大學用《文心雕龍》課及門諸子時,平點《文選》一部,門下諸生競相傳錄。(見駱鴻凱著《文選學》後記及所藏迻錄本。)後還教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和南京中央大學,復手批《文選》數部。”[81]結合上文考察的情況,則今日所見黃侃的《文選》批語,極有可能大部分就源於此前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所評點的那部《文選》。如果這一推測不誤,那麼在同一時期之中,黃侃對於“寄心文帝說”居然會出現如此自相矛盾、截然對立的態度,個中原委就更令人深感困惑不解。
不過,在進一步瞭解黃侃《文選》評點的性質,並參酌他在相關論著中的意見之後,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要準確理解黃侃對《洛神賦》創作主旨的意見,更應該采信的是《曹子建〈洛神賦〉題識》而非《文選平點》。首先,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黃侃還撰有《文心雕龍札記》,其中提到:“近世有人解李商隱詩‘虎過遙知穽’,以為刺時政;解溫庭筠《菩薩蠻》詞,以為與《感士不遇賦》同旨;解《詠懷詩》‘天馬出西北’,以為馬乃晉姓;解《洛神賦》君王,以為即文帝。此皆所謂強作解事,離其本真者已。”[82]明確無誤地提到“寄心文帝說”牽強附會,不能憑信。離開北京大學之後,黃侃輾轉武漢、南京等地高校任教,所授課程中一直都有《文心雕龍》,而且繼續沿用《文心雕龍札記》作為授課講義。例如1923年3月17日在武昌中華大學授課時就說:“今於《文心雕龍》,義所易了,即亦隨文陳說;必有奧賾,當別具《札記》,以授諸生。”[83]《札記》中關於《洛神賦》的意見顯然是貫穿始終的,並不存在前後期轉變的情況。其次,黃侃評點《文選》只是為日後深入研究所做的前期準備,重點在於資料的積累與整合,而非獨樹一幟,自抒己見,正如其長女黃念容所述,“凡所批註,積滿書眉,雖未寫定,而門人傳鈔服習者衆。先君治學精進不懈,嘗謂五十後當從事著述。積其蘊蓄,即《文選》一書,整理修治,必能超軼諸家,奪崇賢之席,自成一家之學。不幸中道殂落,遺書未成”[84]。雖然現存黃氏《文選》評語不乏精彩之論,但畢竟尚“未寫定”,需要“整理修治”,這和正式發表並在此後一直用作授課講義的《曹子建〈洛神賦〉題識》以及《文心雕龍札記》等等顯然不能相提並論。
五、結語
在黃侃之後,陸續有學者因為不滿意傳統觀念而對《洛神賦》的主旨重新進行深入的研討。雖然這些學者未必讀過黃侃的這篇論文,但若從學術流變的角度來審視這些研究,對於評價黃侃在此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而言,還是頗有意義的。
三十年代初期,沈達材曾搜集排比大量資料,對《洛神賦》的相關問題做了相當細緻全面的考察。他在《自序》中就深切感慨探究此賦主旨的不易:“我們要撇開感甄的念頭,來附會思君戀主的論調,但總有李注所引的橫於面前,不容抹煞;要撇去思君戀主的意見呢?而前人對於感甄的傳說,卻又攻擊得體無完膚,而於愛君的話,轉又津津有詞。”[85]經過周密的梳理和分析,他對這兩種傳統觀念深不以為然:“這種說法(案:指‘寄心君王說’),固自有他的片面的理由,然以此種迂腐的見解,去解釋一切言情的文學作品,何處不是思君,何處不是愛君呢?……《洛神賦》本系純粹的抒情文學,卻被人說它是‘感甄’,這已經誣蔑作者了,而說它是思君之作的,又豈不糟天下之大糕!”[86]最終得出結論:“感甄也不是,思君也不是,然則《洛神賦》又為著什麼而作呢?簡直說[87]:‘它並不為著什麼而作的’。”[88]“雖然是依託著神話寫成的,然也只是尋常作品,絲毫沒有什麼別樣問題,隱藏在裏面,可以資人話柄哩。”[89]認為《洛神賦》只是一般的言情之作,無需過度詮釋。
到了四十年代,詹鍈又懷疑《洛神賦》寓有“求賢自輔之意”,認為與曹植身邊的丁儀、丁廙兄弟被誅有關:“當是時也,追念被誅之丁氏昆弟,情不自禁,發而為賦,實為極可能之事。但此等事又為文帝所深忌者,故不敢明言,而出以隱約之辭,因有斯作耳。”[90]而繆鉞則通過考察《洛神賦》的撰作時間以及曹氏同時期作品,指出曹植創作《洛神賦》或許與任城王曹彰的被害有關:“曹植是年本與任城、白馬二王俱朝京師,任城竟為文帝毒斃,曹植既有憂生之嗟,復懷友于之痛,歸蕃之際,感愴萬端,已為詩以贈白馬王彪,則《洛神賦》者,殆哀任城王彰而發歟?”[91]
綜觀各家意見,或以為並無寄託,或認為寓有深意;而圍繞後者又復意見紛紜,難有定論。但各家立論的前提卻是殊途同歸,即都建立在對以往“感甄說”和“寄心文帝說”的批駁之上。就此而言,儘管黃侃只說“《洛神賦》但為陳王托恨遣懷之詞,進不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發”,而並未深入闡發“托恨遣懷”的具體所指,不免破而未立,使讀者於心未愜,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衡量,就徹底廓清“感甄說”及“寄心文帝說”的謬誤而言,黃侃無疑起到了孤明先發的重要作用。
[1] 黃侃《閱嚴輯全文日記》卷二,《黃侃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4頁。
[2] 章璠《黃先生論學別記》,原載《制言》第七期,又收入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第109頁。
[3] 徐復《蘄春黃先生講授章句紀錄》,原載《制言》第十一期;黃席群、閔孝吉:《量守廬講學二記》,原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兩者均已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4]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5] 黃念容輯《文選黃氏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黃焯編次《文選平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 黃延祖輯《文選平點》重輯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7]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黃季剛詩文鈔》,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52頁。
[8] 黃延祖重輯《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54—656頁。
[9] 黃侃《〈洛神賦〉跋》,載《尚志》第二卷第九期,1919年。
[10] 徐復《黃季剛先生遺著篇目舉要初稿》,原載1935年11月《金陵大學校刊專號》;黃焯《黃季剛先生遺著目錄》,原載《文教資料簡報》1981年第10期;二者與程千帆《黃先生遺著目錄補》均已收入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
[11]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收入《黃侃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司馬朝軍、王文暉《黃侃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 黃侃《六祝齋日記》卷五“壬戌四月二十四日”條,《黃侃日記》,第154頁。
[13] 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條,《黃侃日記》附錄,第1128頁。
[14] 黃侃《閱嚴輯全文日記》卷一“戊辰四月十八日”條,《黃侃日記》,第292頁。
[15] 黃侃《寄勤閒室日記》“辛未七月廿五日”條,《黃侃日記》,第721頁。
[16] 黃侃《寄勤閒室日記》“癸酉五月廿一日”條,《黃侃日記》,第887頁。
[17] 姜亮夫《史學論文集序》,《姜亮夫全集》第二十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頁。
[18] 程千帆輯《量守碎金》,載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198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7頁。
[19] 程輯本“放”字均徑作“仿”,以下不一一列舉。
[20]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三十:“夫子謂商大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似指釋尊言也。《簡兮》詩‘西方美人’,所指將毋同。”道光九年學海堂刻《皇清經解》本。
[21] 程千帆《黃季剛老師逸事》,載《閑堂文藪》,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第303—304頁。
[22]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據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88頁。
[23] 孫鑛《評注昭明文選》卷四,掃葉山房1923年石印本。
[24]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據陳引馳校訂《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64頁。
[25] 劉師培《文說》,據陳引馳校訂《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第209頁。
[26] 劉師培《論文雜記》,據陳引馳校訂《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第228頁。
[27] 劉文典《三餘札記》卷三《讀〈文選〉雜記》,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第145頁。
[28] 為便利起見,下文稱引黃氏此文時徑稱《曹子建〈洛神賦〉識語》,文字則據上述三種不同文本擇善而從。
[29]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原載《蘄春黃氏文存》,又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頁。
[30] 黃侃講,黃席群、閔孝吉記《量守廬講學二記》,原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又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0—11頁。
[31]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原載《蘄春黃氏文存》,又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頁。
[32] 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第79頁。
[33] 《北京大學日刊》第126期,1918年5月2日。
[34] 黃侃《文心雕龍劄記·通變第二十九》,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104頁。
[35] 詹鍈《曹植洛神賦本事說》,原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六號,又載作者《語言文學與心理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第5—7頁。
[36] 詹鍈《曹植洛神賦本事說》,載《語言文學與心理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第8頁。
[37] 逯欽立《〈洛神賦〉與〈閒情賦〉》,原載《學原》第二卷第八期,1948年;又收入《逯欽立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603—604頁。
[38]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020頁。
[39] 崔述《考古續說》卷一《觀書餘論》,據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7頁。參見胡念貽《宋玉作品的真偽問題》,載作者《中國古典文學論叢》,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40] 陸侃如《宋玉評傳》,原載《努力週報》附刊《讀書雜誌》1923年第十七期,又收入《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5頁。參見劉大白《宋玉賦辨偽》,原載《小說月報》第十七卷,又收入鄭振鐸編《中國文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按:陸氏所謂“《楚辭章句》裏的二篇”,指《九辯》和《招魂》。
[41]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25頁。
[42]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原載《蘄春黃氏文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又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第1頁。
[43]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7頁。
[44] 章太炎《中央大學文藝叢刊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序》,原載《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二卷第二期,1936年;又收入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第7頁。
[45] 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下部四《洛神賦在文學上的地位》,上海:華通書局,1933年,第102頁。
[46] 參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95—896頁。
[47] 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頁。
[48] 郭沫若《論曹植》,原載《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4年;又收入作者《歷史人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23頁。
[49] 近年仍有學者堅持《洛神賦》的主旨是“感甄說”,參見胡旭《〈文選·洛神賦〉題注發微》,載《中國韻文學刊》2013年第2期,茲不具論。
[50] 黃侃講,黃席群、閔孝吉記《量守廬講學二記》,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0頁。
[51] 張之洞著、趙惟熙注《增補輶軒語·語學弟二》,光緒二十一年陝西學署刻本。
[52]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第2頁。
[53]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第3頁。
[54]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第4頁。
[55] 朱緒曾《曹集考異》卷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3冊影印民國三年蔣氏慎修書屋鉛印《金陵叢書》本。
[56]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84頁。
[57] 朱緒曾《曹集考異》卷三引朱乾《樂府正義》。
[58]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九,道光十一年簡松草堂刻本。
[59]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3頁。
[60] 黃侃講、黃焯記《黃先生語錄》,收入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頁。
[61] 黃侃平點、黃焯編次《文選平點》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頁。按:黃延祖重輯《文選平點》中誤將此段內容歸入黃焯名下。
[62] 黃延祖《〈文選平點〉重輯序》,黃延祖重輯《文選平點》,第10頁。
[63] 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86頁。
[64] 何焯《義門讀書記》,第883頁。
[65]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卷四,《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11冊影印清道光元年合河康氏家塾刻本。
[66] 丁晏《曹集銓評》卷二,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6頁。
[67]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據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26頁。
[68] 章太炎《菿漢閒話》,載《太炎文錄續編》卷一,《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頁。
[69] 許世瑛《寫在〈洛神賦〉之後》,載《藝文雜誌》第六期,1944年。
[70] 黃延祖重輯本《文選平點》,第183頁。
[71] 黃延祖重輯本《文選平點》,第184頁。
[72] 何焯《義門讀書記》,第885頁。
[73] 黃焯《文選平點後記》,黃焯編次本《文選平點》,第345頁。
[74] 潘重規《黃季剛先生遺書影印記》,收入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第37頁。
[75] 黃延祖《文選平點重輯序》,載黃延祖重輯本《文選平點》,第8頁。
[76] 黃侃《感鞠廬日記》“壬戌七月廿一日”條,《黃侃日記》,第169頁。
[77] 黃侃《感鞠廬日記》“壬戌七月廿二日”條,《黃侃日記》,第169頁。
[78] 黃侃《感鞠廬日記》“壬戌七月廿三日”條,《黃侃日記》,第170頁。
[79] 黃侃《感鞠廬日記》“壬戌七月廿七日”條,《黃侃日記》,第176頁。
[80] 黃延祖《〈文選平點〉重輯序》,載黃延祖重輯《文選平點》,第7頁。
[81] 黃侃《文心雕龍劄記》,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174頁。
[82] 黃侃《講〈文心雕龍〉大旨》,據程千帆輯《量守碎金》,載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1988)》,第8頁。
[83] 黃念容輯《文選黃氏學》,第2頁。
[84] 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自序》,《曹植與洛神賦傳說》,第2頁。
[85] 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下部一《洛神賦為什麼做的?》,第65—66頁。
[86] “簡直”,疑當作“簡單”。
[87] 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下部一《洛神賦為什麼做的?》,第70頁。
[88] 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下部一《洛神賦為什麼做的?》,第57頁。
[89] 詹鍈《曹植〈洛神賦〉本事說》,載《語言文學與心理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第9頁。
[90] 繆鉞《〈文選〉賦箋》,原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七卷;又收入《繆鉞全集》第二卷《冰蠶庵古典文學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54頁。
【原載《歷史文獻研究》第三十六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感謝楊焄老師授權發佈。】
编辑:汪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