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日本的性格及品格——论日本的右翼与右翼的日本

瞭望智库导读

文︱李永晶

在当下的言论空间中，由于日本“右翼”容易被视为理想秩序生成的阻碍乃至破坏性的力量，其特质容易遭到遮蔽，因此，本文通过将日本右翼还原到日本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现场，试图提出一种关于日本右翼的新叙述的基础视角；这种视角将带领我们超越意识形态的解读，进入日本政治生活的现场。

“保守主义”不能用以解释日本的右翼

一般而言，作为政治思想与态度的保守主义涵盖了从个体或团体所持有的特定的价值观、情感以及政治主张。无论具体内容何指，当人们谈论诸如“战后保守主义”、“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右倾保守化”等问题时，人们通常会持有一个一般的图像，那就是，保守主义是战后日本、至少是1955年以后日本国家的基本性格，而这种性格在1990年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深化。这种理解固然不错，然而却未能勾勒出日本保守主义的固有性格特征。

事实上，日本政治史学者宫崎隆次（1948-）在讨论日本战后保守主义时，首先指出了三种类型的保守主义。第一种保守主义认为某种特定的原理或制度（比如市场原理）具有值得守护的价值，它与其他社会势力无关，是一种积极的立场。第二种保守主义作为进步、革新乃至激进主义与激进运动等的相对概念，是指与它们相对的思想或运动，因而是一种消极的态度。第三种保守主义与思想内容无关，是指当现在的秩序遭到攻击时产生的一种防御性的立场，它可能存在于大到国家秩序、小到政党内秩序当中。

在他看来，第一种保守主义与保守的价值有关，因价值本身不同，保守主义的主体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在1955年日本形成的两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社会党、亦即所谓的 “1955年体制”——体制当中，如果从坚持日本“和平宪法”的角度讲，被视为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就是保守主义政党，因为新结成的“自由民主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修改宪法。

然而，从政党的自我认识以及一般看法来说，自由民主党更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政党。第三种保守主义的用法类似于“守旧派”，它可能存在于所有的政党当中。因此，宫崎隆次从保守主义的第二种含义的角度，对日本战后保守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进行了讨论。

显然，作为一般的概念，日本的保守主义必然包含上述三种类型的保守主义。然而问题在于，宫崎隆次仅仅是从“进步—反动”的相互对立的角度，试图确定日本战后保守主义的特殊性格。事实上，大多数论者都是从 “进步—反动”、“ 左翼—右翼”、“ 革新—保守”的角度分析日本战后保守主义的。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上述区分的局限性——在明治日本建构的总体性天皇制民族主义当中，以“天皇”为核心价值的总体性思想状况构成了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底色，因此诸如“进步—反动”等简单的二分法仅仅具有表面的意义。就此而言，“保守主义”并不能用以解释日本政治与社会现场中的右翼；日本的右翼必须同日本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格一同加以思考。

作为右翼民族国家的日本

从明治日本的政治史来看，将日本保守主义中的右翼思想转化为左翼与右翼的对立，这种做法一方面夸大了左翼的存在及其力量，另一方面又低估了保守主义以及右翼的存在，因为日本的左翼与右翼在力量上并不是对称的。

日本新生代思想史学者片山杜秀（1970-）在其著作《近代日本的右翼思想》的结尾处写道：“本书是为揭示关于日本右翼的、或者说右翼的日本这个国家的全体像的一小步。”这句话的主旨是作者谦逊之意的表达，然而“一小步”前面的那个定语却留下了让人解释的空间：日本右翼自然是人们一直关注的对象，然而“右翼的日本”却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右翼的日本”意味着日本民族国家自身需要从“右翼”的角度加以理解。那么，这里所说的“右翼”具体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日本的“右翼”具有特定的含义。一般来说，右翼以及与此相对的左翼这个特定说法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当时王党派或吉伦特派总是坐在议员席的右侧席位，而共和派或雅各宾派总是坐在左侧的席位。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共和派以及其后的雅各宾派以适用于全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友爱为旗帜，认为全人类都可以享受这些理念。这显然是与历史和现在无关的一种理想。

可以说，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是左翼的核心特征。与此相对，右翼无法同意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对历史与现在进行苛刻批评的左翼，认为左翼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右翼基本上对过去、对现状的一部分持肯定态度，或者说，以过去为基础，对现状进行判断。要注意的是，对于右翼而言，“过去”也具有两种含义：作为现实的过去与作为理想化了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右翼是面向过去的理想主义。

依据上述描述，右翼也可以理解为保守主义或保守势力。实际上，在日本的政治评论或分析当中，“右翼”、“保守主义”、“右翼保守势力”等都是常见的说法，人们一般并不对这些词语进行细致的区分，因为这些词语所指称的对象大致是明确的。

当然，如果注意到上面提到的“过去”的双重含义，保守与右翼也可以进行区分。在一篇讨论日本右翼的文章《日本右翼再考》当中，同样属于日本新生代的政治思想史学者中岛岳志（1975-）区分说：

“保守”是指，将现代理解为永远的过渡期，以历史感觉为依据，通过渐进的改革维持秩序与安定。为此，该思想从根本上放弃了实现理想社会的看法，在复数的价值冲突中保持某种平衡，以寻求社会共识。他们虽然重视民族主义，但并不认为它是原初的事物，而是将其作为成为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意愿（试图成为公民的意愿）。

与此相对，“右翼”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它首先规定了理想的过去（特别是古代社会），通过向后回溯至那一过去而实现理想社会。另外，他们根本上否定基于人的理性的设计主义，相反认为通过委身于形而上学的力量（人的理智所无法达到的超越的导引），就可以实现理想的秩序。这是一种乌托邦的志向。而且，他们相信共同享有那种理想社会原理的人群的原初性格，重视那种群体成员在“超越者之下的平等”。

在上述区分当中，“日本右翼”可以理解为面向过去的理想主义，而过去因为某种超越的力量获得了理想化；过去本身也就是神话。因此，基于这种对右翼、以及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将日本的保守主义理解为右翼思想的一部分就是水到渠成的结论了。

事实上，日本天皇恰恰构成了某种对过去、对历史的超越性理解，构成了日本民族神话的生成之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天皇制民族主义构成了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日本右翼并不能简单化为“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保守主义”。同样，构成天皇制民族主义的各种元素——比如明治日本的儒学——同时构成了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要素。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对于日本的右翼，我们不能从外部、尤其不能从中国的角度进行理解，否则就要面临双重的非对称性障碍。第一重障碍就是前面提到的日本内部左翼—右翼的非对称性，第二重障碍是中国对左翼—右翼理解的非对称性。

后者亦不难理解：在革命后的现代中国，“左”被赋予了进步、积极进取的含义，因此“左翼”具有高度的（然而却是成问题的）道德色彩，而不简单的是一种政治立场；同样，“保守主义”在很长的时期，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以左翼为核心的中国可以称为“左翼的中国”，而左翼的中国很难理解右翼的日本；反之亦然。日本的右翼必须在“右翼的日本”这一具体社会历史结构中加以理解。

作为批判思想与行动力量的右翼

由于日本右翼特有的理想主义性格，日本的右翼思想在许多意义上是一种具有批判色彩的思想；正是在这种右翼主导的思想空间当中，明治改元后的日本实现了渐进式的改革，实现了日本社会的平稳转型。

同样，在战后的日本思想界当中，作为批判思想的右翼思想，它一方面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自身、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保持着张力，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着日本民族国家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右翼思想是日本革新思想的源泉。日本右翼思想经常迅速转化为行动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行动右翼”。

在当代日本，人们一般谈到右翼时，通常会联想起“右翼街头宣传”、“右翼暴力事件”等，这些都具有负面的效果。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毋宁说日本右翼在国家与社会的两个层面上都担负了建构民族国家的作用。

从历史事实来看，近代日本的右翼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明治时期著名的“玄洋社”，该社最初是由箱田六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于1878年结成的“向阳社”改称、发展而来，而后者正是当时代表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结社。事实上，明治维新开始后的整部日本近代史当中，作为“民间”的右翼总是出现在日本的对外政策当中，这一点可以见于任何一部日本外交史。

另一方面，昭和前期的右翼思想，则以被誉为“革新右翼”思想家的北一辉（1883-1937）为代表。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在上海流浪的社会主义者北一辉看到指导五四运动的指导者中许多是自己的友人知己，受到巨大冲击，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并在另外一位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1886-1957）的安排下回到日本。这就是昭和前期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开端。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将其比拟为日本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这位著名的右翼思想家的核心主张可以总结为三点。（1）拥护天皇的军事政变，亦即“天皇通过发动大权，三年间停止宪法，解散两院，全国实行戒严。”（2）改造的内容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3）表明了强烈的对外扩张愿望，这里我们不妨引用若干言论：“国家除了出于自己防卫之外，为了受到不义的强权而遭到压制的其他国家或民族，亦有开战的权利”；“国家或者国家发展的结果，对于非法独占广大的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的国家有开战的权利”；“迄今为止的国际战国时代之后而来的可能的世界和平，必定是封建的和平，它由君临于世界大大小小国家之上的最强国家的出现而得到维持”；“日本国民应该迅速依据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改造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以应对史无前例的国难。”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右翼具有彻底的行动主义的性格。仅仅就历史事件而言，1930年11月，日本首相滨口雄幸（1870-1931）遭到右翼势力袭击身负重伤，并因此而死去。翌年3月，陆军幕僚将校试图政变失败，但紧接着9月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东北。

1932年，日本右翼势力以“清君侧之奸”的名义结成恐怖组织“血盟团”，口号是“一人一杀”，展开恐怖活动；结果，该年5月，对中国持相对温和态度的首相犬养毅（1855-1932）遭暗杀身亡。

1936年2月，陆军青年将校发动“二·二六兵变”，虽然遭到了镇压，被视为主谋的北一辉也遭到了极刑，然而日本却在军国主义的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37年7月7日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的思想准备之一，可以说就有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思想。

从这些简单的事实中可以看到，日本右翼成为推动日本政治演化的一种独特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右翼”乃是民间、学界（思想界）、政界的一种复合结构。

1945年8月15日天皇下诏“终战”，日本必然战败命运的降临多少有些突然。根据丸山真男在1951年进行的总结，面对这一结局，作为日本民族主义鼓吹手、民间民族主义发动机的日本右翼团体在行动上出现了三种变化。

第一种类型是因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而绝望自杀。比如，“攘夷会”成员8月22日于爱宕山山顶、翌日“明朗会”成员于宫城前广场、“大东塾”（黑龙会的后继者）成员于明治神宫集体自杀。

然而与这些极少数的自杀者相比，大多数右翼团体表现出了第二种行动方式，那就是摘掉法西斯主义的招牌，取而代之的是高举起民主主义的牌子。比如，著名的右翼活动家笹川良一率领的“国粹大众党”改名为“日本劳动者同盟”；以中野正刚创建的“东方会”为基础，右翼活动家相继树立起了“新日本建设同志会”、“民权同志会”；“儿玉机关”的主宰者儿玉誉志夫组织了“日本国民党”；“爱国社”转变为“新日本党”等。

不过，这些“伪装民主主义”团体很快遭到了占领军的注意而被强行解散，这就产生了第三种的行动类型，那就是转移到经济、社会事业当中去。其中名声极高的石原莞尔率领的“东亚联盟”开始了“酵母肥料普及运动”，非常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农本主义倾向”。

显然，第二与第三种类型的右翼团体的活动具有代表意义。对此，丸山真男虽然没有展开分析，但注意到了他们正在等待更有利的“时势”的到来。实际上，在丸山真男进行这一总结后的若干年，这些右翼团体与个人的“政界复归”就已沛然成势了，它构成了所谓“民主主义的逆流”的重要部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鼓吹手，而且展现了其自身的一贯逻辑，那就是其理想主义性格与实际行动能力的混合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岛岳志的下述分析表明了他的洞察：“在战前时期，右翼思想正是作为日本人的存在论而获得人们的讨论的；围绕从右翼思想中推导出的行动规范及其实际内容，出现了各种各样思想上的搏斗与论争。”

中岛岳志认为，在思考“日本”这一主题时，人们不应该无视日本“右翼”的存在。在他看来，尽管自德川幕府（1603-1867）末期时期开始到所谓“大东亚战争”结束的约100年内，“右翼思想”对日本的历史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在今天这种思想几乎完全遭到了误解。然而，仅仅因为右翼遭到了误解，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似乎已然遭到尘封的历史重新挖掘出来吗？答案并非这么简单。

在中岛看来，日本近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是，对于社会贫困阶层而言出现了没有希望的社会。结果，虽然在思想上右倾化趋势严重，然而由于右翼思想阵营却未能像其前辈一样提出一种“激进的天皇论”，出现了所谓“右翼思想的空洞化”现象。

中岛岳志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因而认为有必要从“作为思想的右翼”的角度重新检讨战前的右翼思想。换言之，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思想来源，右翼思想与其说是获得了期待，毋宁说是批判与激励：与右翼思想家先辈们相比，当代日本的右翼思想过于孱弱。对此，我们前面提到的片山杜秀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绝对天皇的思想由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讴歌象征天皇制的新宪法所削弱，战后的右翼应该变得更为自由，而不必把一切都束缚到天皇的身上，通过提出关于日本过去的各种形象对当下进行攻击；右翼应该能获得这种方法。然而实际上，由于左翼威胁天皇，对已遭受新宪法削弱天皇益发进行大肆攻击，竟然到了要排除天皇的地步，右翼变得过于专注于暂且必须守护天皇的“国防哲学”，将精力花费在对现存天皇原封不动加以保持的那种战时下的现在主义的反复之上，因而没有试图恢复或者创出打破现状的右翼的思想性格，拖泥带水地走到了现在。

日本右翼的未来

日本的右翼思想家就是日本的文化精英，这个论断可以涵盖从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期。所谓的“日本左翼”可以说在战后才显露了头角，因此要注意的是，这里与“右翼思想”相对的并不是“左翼思想”——前者是战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二者是非对称的。同样，上面介绍的日本学者近年的右翼论当然不是为右翼思想或行动唱赞歌；毋宁说，他们真正进入到了作为日本语境的日本右翼问题——右翼思想与右翼主体的行动关联的问题。

换言之，在这些学者看来，右翼如果没有相对深刻的思想的支持，那么社会的“右倾化”、更重要的是右翼的行动能力，对于日本社会而言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事情。因此，如果说这些学者对当代日本社会的诊断——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与保守主义的复兴——是我们所熟知的话，那么他们对“右翼思想”的重新定位则显示出了当代的日本思想史学者对日本近代史的洞察。

要言之，近代日本的“右翼”思想与行动构成了几乎全体日本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这种规定了知识与主体性格的“右翼”，构成了我们观察与理解日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种本质性的视角。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这种观察与理解活动时，由于“右翼”构成了日本知识精英理解政治生活的整全性的框架，任何将其置于“左翼”——无论是日本的左翼还是中国的左翼——对立面的思考方式，都将遮蔽我们对日本社会的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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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日本为什么总是中国民族主义发酵的温床？

文︱王柯（日本神户大学）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以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并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

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

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统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

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

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保守与自大，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文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

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水师海军建设一直阻碍重重。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中国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成立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着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直到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例如731部队将中国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

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陆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剂等特种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国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这也说明，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的民族意识。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

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立，但是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

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国人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同文同种”是一种鸦片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了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了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政界和军界的怂恿。

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他在1915年2月5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从1896年起，清国内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日本留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1904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民众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同文同种”的因素相通。

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

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象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进行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产生侵略大陆野心时自然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收益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入侵。

福泽谕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于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的。因为将一切为了日本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与中国人更希望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到人种和文化的联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实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过的亚洲团结，最终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上述终极目标下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真正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1919年才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然而，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证明首先接受了西欧价值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奴”开始普遍流行。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对此最为敏感。

“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

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日本人事实上在福泽谕吉的时代就已经抛弃了“同文同种”的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都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复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对“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后裔”一说进行求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国意味的思想，想证明“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换来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反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的作用。

不断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温床的日本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背景上，的确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耻辱的历史成分。但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耻辱感之形成，与以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时至今日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断蔓延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又是不断刺激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社会稳定和再次把国家和国民推到战争边缘的因子。在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还要把它当做是民族国家发展最高的唯一价值，就无异于是把自己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去。

而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中日两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

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被侵略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因此，控制中国民族主义使其不再膨胀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有没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会不会否认那段侵略过中国、并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开那块伤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国人自己。

谙熟投票政治游戏规则的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接二连三地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拿到了政权的政治家们则沉溺于玩弄国际政治的文字游戏：嘴上说着“并不否认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痛苦经验的历史”，行动上却质疑村山谈话，质疑河野谈话，质疑东京审判，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参拜供奉着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言行，对于一个着重历史型的、被动型的民族主义来说，当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

因此不得不说：当年中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刺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今天这样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旧是一个不断地向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提供着发酵条件的温床。

（本文摘编自《文化纵横》杂志，转载已获授权，《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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