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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库导读
在香港做穷人比在在大陆做穷人惨10倍：根本不是靠努力就能翻身
“穷人注定一世贫穷？做富翁一定位高权重？做穷人还是做富人是靠双手、听命运，还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个探讨香港结构性贫穷及贫富悬殊问题的真人秀节目来一窥香港尖锐的贫富差距问题。
香港G2000老板变身清洁工
主人公田北辰，是香港的江南四大家族董、唐、田、荣中田元灏家族的成员。田北辰的父亲田元灏曾是香港纺织界的头面人物，人称“一代裤王”， 田北辰的母亲荣志文是香港的江南四大家族荣氏家族后人。田元灏与妻子荣志文生下田北俊及田北辰两个儿子。
虎父无犬子，田家兄弟不仅驰骋商界，而且都是政坛猛将。哥哥田北俊现任香港自由党荣誉主席、立法会议员。这里分享一件趣事，田大少曾将高级超市CitySuper等同于“街市”，被香港市民讥讽“不识民间疾苦”。
现年65岁的田北辰曾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回港后他先是协助父亲管理制衣生意，后自立门户，开创以牛仔裤为卖点的奔腾品牌，1985年奔腾改名为纵横2000，G2000现坐拥全球700多间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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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中亿万富豪田北辰将体验底层百姓的生活，做清洁工，每天只有几十元零用钱。节目开头，田北辰乐观地说：“我始终信奉自由市场，淘汰了很多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强者。”讽刺的是，节目末尾他却说：“我每天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吃一顿好的。”只字不提如何依靠斗志变成改变命运之类的话。
身为香港“一代裤王”的儿子，一生衣食无忧，在节目中将住在老弱贫苦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罐头似的“贫民窟”——笼屋里。笼屋，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或者铁皮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笼子”里边除了床具外，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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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屋里面居住的多为老弱病残的长者，没有工作，全部依靠领政府综援（相当于低保）生活。同屋长者说，住这里谈不上什么环境，没有选择，过一天算一天。田北辰为此感叹：很惨，没意思，好像等日子过，（等死）一样，没有盼望。
不想上班迟到，田北辰唯有下楼问路，平时出入都由司机接送的他，不知道如何搭乘公共交通。6：15AM上班只有通宵巴士，车费要十三块多，而他每天只有五十港币生活费，田北辰由此感叹：交通费扼杀了穷人的生存空间。
第二天，田北辰一早便开始了清洁工作。倒垃圾、扫街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所有工具和垃圾全要全靠劳力运送，原本要在八点半之前清理完十几个垃圾桶，但是过了大半个钟头，他才清理完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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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说自己平时上街常常被人索要签名，但是今天他这一身的打扮，三尺之内都没有人靠进。让他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人让小孩在垃圾桶里解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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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熬到了中午，可以吃午餐了，但是手里只有这么少钱，可以吃什么呢？走进便利店，觉得每一样都很美味，但是因为没钱，大部分都买不起。田北辰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试过，在便利店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面对这样的工作，熬了整整9小时，田北辰终于可以下班休息。但是原来和他一起上班的同事，还要赶去其他地方做夜班清洁，因为一份薪水在香港不够生活。田北辰认为香港社会整个经济结构，让没学历、低技能的人士过着非人生活。他觉得自己现在住的笼屋贵得离谱，钱不够用，提出想看看其他更加便宜的板间房。中介告诉他，现在的床位全部都要六百港币。
中介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搬回来住了，因为外面租金上涨负担不起。板间房没有热水供应，洗澡需要自己烧水。连洗手间上面也隔出了一个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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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上面隔出一间来睡人，靠梯子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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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出自香港电台《贫富翁大作战》）
田北辰惊讶香港竟然还有这样的环境，而且价格还不便宜。中介告诉他因为香港的土地太贵了，发展商兴建的楼宇价格昂贵，导致香港租金普遍上涨，也影响到了这里的租金。
香港政府让市场主导，而自由市场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而是该给这些辛苦人“一个身为人最基本的生活”。
统计处调查显示，香港租金飞涨，导致20万港人无奈选择住劏房（即是业主或二房东将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间成不少于两个较细小的独立单位，作出售或出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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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劏房近年大行其道，原因主要有三个：
香港楼价租金一直高企，远超一般人付担能力，令劏房这类廉价房屋需求激增。
政府近年忽视市民需要，推出作用不明显的房屋政策，完全解决不了市民的住屋问题。
政府对劏房没有作任何规管，业主们可肆无忌惮地将单位改建成劏房。
很多底层百姓的家厕所是四张椅子加起来的总面积，厨房比一张餐桌还要细小，进出进入，要侧身缩肚擦肩而行。柴湾的工厦劏房，一个工业单位不合法地劏开十多个住宿小空间，一家多口，便蜗进这些“棺材房”内，一切的起居饮食只能以床代椅，或站着用餐，公用的厕所设于大堂，狭小的空间只能让住客坐在座厕上淋浴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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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虽小但好歹还有独立空间，还有更差的木板隔间房、笼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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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社交群组上载一张租屋广告的相片，月租2千元，租住位于官塘的唐楼的上床下厕房，上格床大约只有两呎半左右宽，而床下则是马桶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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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末尾，田北辰在每天不断重复的劳力工作，且薪水只仅仅够求取温饱的同时，他不再提“只要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成强者” 他完全没什么盼望，每天想的只会是下一餐自己可以吃什么，绝对没有心力去计划未来。在香港底层挣扎的人，每天都是为了下一餐或是下一个落脚处而烦恼。
难怪橙新闻专栏作家李伟民感慨：这么可怕的空间匮缺，怎可能不产生千千万万的严重社会问题？怎可能不衍生形形种种的精神病患者？每天上班在路上给别人推推撞撞，回家大小便也不能堂堂正正，人怎会不疯？
李伟民在《压你空间》一文中写到：“香港社会今天病了，真的是地产商霸权？是政府作为最大地产供应者的霸权？还是环保份子作为山野地最威猛守护者的霸权？香港遍山是地，遍海也可以填为陆地，为什么每天工作到只剩下半条命的市民，都不可以拥有一个有尊严、有“家”感觉的居住环境呢？我记得小时候，香港到处是笼屋、铁皮屋、木木板隔间房、山边寮屋、上下层劏房、路边纸皮屋、天桥底席睡，到了今天，四五十年了，“住”这么基本一个字也写不好，还谈什么GDP翻了多少倍，我们叫香港市民忍下去，有空可以去郊野公园，或是多储二十年的钱就可以有首次置业的订金，这些说法，是作为人可以讲的吗？”
“在香港这个不及弹丸般大小的城市，有地却不能用，大家要勤练缩骨功，生下来便像老鼠般，只好认命躲在狭小沟渠。”李伟民的话让人颇感心酸。
香港穷人，努力不能改变命运
对于田北辰参加的真人秀节目，以及香港贫穷问题，知乎网友负二有以下分析：
香港面积约1000多平方公里，700万人，隔离性高（三面环海，与大陆通行不自由），加之多年来的充分发展，致使市场的每一个层面都处于饱和状态，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不是靠努力就能上升的，人口少令所谓的“细分市场”、“长尾市场”、“小众市场”以及互联网创业等新兴行业难以赚到钱。
这导致社会底层的人上升很困难，但离开香港成本又太高，香港只有处于社会上层的富裕阶层有足够的资本离开香港，进入香港之外的更大的市场——香港本地市场对于他们财富的贡献已经趋于稳定，香港以外的大陆及全球市场又使他们越来越富，这部分热钱大多被用于炒楼，令中下阶层生存压力更大。
香港两极分化严重，富人更加富，穷人越来越穷，恶性循环。如果是在美国、日本、印度，或是中国大陆这种大市场，人们可以选择从事人较少的细分行业来减轻竞争压力，或是选择离开到生存压力更小的地方去生活，上升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中国要提高中下阶层的民生，整治腐败甚至不是最关键的，若放松对于人口流动的控制，比如取消户籍制度，减少各级公路的收费，中下阶层的民生就会上一个档次。中国的待开发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能使更多人赚到钱，但现状是大多数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即便如此，北上广也比香港幸运一点，第一是因为地大，有扩张空间，以及人口众多，第二是因为出入相对还比较容易，所以问题还没有尖锐到香港那种程度。
实际上新加坡的问题也和香港一样，所以2007年的时候李光耀曾试图重新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被马来西亚拒绝了——试想以新加坡之富裕，竟然想主动并入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穷国”，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失智行为，但李光耀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好在新加坡的政府政策比香港要正确得多，没有像香港政府一样一路给金融和房地产开绿灯，才没有出现像香港那样严重的阶层分化。在香港， 穷人根本不是靠努力就能翻身的......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对话老板”（微信号：duihua8888），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香港穷人比内地穷人惨10倍？别闹！
近日一篇名为《香港穷人比内地穷人惨10倍》的文章在朋友圈中疯传，其主旨不言自明；然而“香港穷人比内地穷人惨”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香港穷人比内地穷人穷10倍》讲的主要是香港电台旨在探讨香港贫富悬殊问题的《穷富翁大作战》节目，此后香港政府推出了多达十项的利民纾困政策，让88.6%的住房条件恶劣居民受益
田北辰所参加的《穷富翁大作战》是由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制作，是一个探讨香港结构性贫穷及贫富悬殊问题的真人秀节目。由多位来自较富裕家庭、拥有高学历或成功经验的香港人，在节目中体验香港基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参加者将与基层人士同住多日，或尝试露宿街头，并亲身参与低收入或厌恶性工作如倒垃圾等，以体验基层人士生活。
这一节目播出正值香港贫富矛盾激化之时。香港政府也不断推出各种措施，保障低收入者权益。包括额外综援、电费减免、退税等在内，类似的“利民纾困政策”多达十项，覆盖了88.6%的住房条件恶劣居民。对于贫困线的划定，一般发达国家用相对标准，发展中国家用绝对标准。中国内地采取的是年收入人民币2300元的绝对贫困标准，而香港则是低于居民收入中位数50%即为贫困世界银行曾经提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贫困线划定标准。绝对贫困线是衡量家庭为满足其基本需求而应该能够仰仗的资源的固定标准，换言之，如居民未能应付“基本生活开支”便属于贫穷。世界银行据此划定了两条贫困线：每人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为贫困，不足1.25美元则为极端贫困。除了绝对贫困线外，还有所谓的“相对贫困线”。世界银行对其的看法是：收入少于社会平均值三分之一的，即可视为相对贫困。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划定国内贫困人口时多采用绝对标准，而发达国家多采用相对标准。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是绝对贫困线：2011年11月29日，中国宣布大幅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民币1274元升至2300元。而2013年9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条官方贫困线。香港规定，收入低于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数50%的，即为贫困——这无疑是一条相对贫困线。在香港，贫困线为月收入人民币2954元以下，中国内地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比不上香港一个月；2015年上半年中国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为人民币1822元，约为香港的贫困线的二分之一以此香港的标准衡量，一人家庭月收入低于3600港元（约合人民币2954元），即符合贫困标准。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截至2013年年中，香港人口为718万人，扣除政府现金福利补贴后，符合定义的贫困人口为101.8万，占整体人口19.6%。但单纯说“香港有近两成贫困人口”是有危言耸听之嫌的。首先，香港政府对于低收入人群有各种房屋补贴措施，而一旦把公共房屋补贴折算成现金补助，贫困人口将大幅降低至67.4万人；其次，中国大陆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尚比不上香港一个月。而月收入人民币2954元在大陆究竟是什么水平？据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10931元，即每月1822元，被香港的贫困线甩在了后面。而且，中国的贫困线是远低于世界银行所制定的标准的。2008年，北京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所制定的1.25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中国大约有一两亿人属于绝对贫困；而如果按照2美元的标准，中国估计有4到5亿人，甚至更多仍然是处于贫困中。在香港，穷人还能通过“综援”获得援助，60岁以上且需要经常护理的老年人每月能拿到5450港元，如果家里有老人，还可以领每年2000到4000港元的补助金香港对于低收入人群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就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综援）了。该计划旨在向有需要的个人及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使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按照香港社会福利署《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指引》，凡是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不少于一年，且在香港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与家庭均可提出申请。如果申请人的收入以及名下资产符合标准，即可领取援助金。以单身人士为例，如果一个健全成人，其所拥有资产（包括在香港、澳门、内地或海外所拥有的土地、物业、现金、存款等）不超过28000港元（约合人民币22979元），儿童、长者、残疾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人士所拥有资产不超过43500港元（约合人民币35699元）即符合资格。综援分为标准金额、补助金和特别津贴三类。为了防范懒汉，标准金因申请人年龄与健康而异：一个60岁以下的健全成年人每月可领取2255港元，一个健全儿童每月能拿到2710港元，而60岁以上且需要经常护理的老年人每月则能拿到5450港元。对于15到59岁，身体健全的综援申请人，政府还有“自力更生支援计划”，在现金援助外协助其寻找工作。综援中补助金一项主要是针对老弱病残以及单亲家庭等。例如，有年老、残疾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成员的受助家庭，如连续领取援助金达 12个月或以上，可按家庭中这类合资格成员的人数，获发每年一次的长期个案补助金，作为更换家居用品及耐用品之用。如有一名，每年可以多拿2000港元，两名以上每年则可以多拿4010港元。除了综援外，2011年香港政府出资并向富商筹募100亿港元成立关爱基金，为穷人提供医疗、教育等方面支持，仅2013年，关爱基金就预留约9100万港元为居住条件恶劣且没有领取过综援的居民提供“一次过”津贴2009年香港电视台开始制作的穷富翁大作战，让城中担任公职的富豪体验底层生活，也让公众面对贫富悬殊问题。此后香港2011年筹划成立关爱基金。该基金由政府出资50亿港元，同时向商界筹募50亿港元，目的在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综援等政策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持。关爱基金自成立以来，已经推出了30个援助项目。就医疗、教育、民政、福利等范畴，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援。2013年，关爱基金为居住条件恶劣且没有领取过综援的居民提供“一次过”津贴，关爱基金预留了约9,100万港元推行此项目。只要个人月收入不高于8740港元，房屋月租金不超过4370港元，即可按照一人住户3,000港元，二人住户6,000元，三人或以上住户为8,000港元领取该津贴，据基金会统计，该津贴约使近30000人受惠。而对于年长租房者，基金会于同年也设立了“为租住私人楼宇长者提供津贴”项目，津贴金额分别为独居长者每人4000港元，二人长者每户8000港元，而三人或以上长者户则为12000港元。基金预留了约5000万港元推行项目，估计约有11900名年长者受惠。香港穷人子女在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几乎可以一分钱不花，综援对于低收入群体还有最高每年6155港元的就学津贴在教育方面，香港自2007年开始实行小学至高中十二年义务教育制。2015年2月，香港教育局就十五年免费教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如果得到通过，幼稚园阶段也将纳入香港义务教育体系中。与大陆类似，公立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但据人民日报称，每年仍需要缴纳约港币1000元左右的书本费、冷气费等其他费用。对此，综援在“就学开支”一项中有专门的津贴。其规定，就读高中或以下程度的学生，可根据其就学阶段获发定额津贴，以应付与就学有关的选定项目开支（即课本、文具、校服、杂项及一笔过小额开支）。每名学生每学年可获得最高津贴额因阶段而异：幼稚园为3425港元，小学为4625港元，初中为6155港元，高中5450港元。而且该项目还特别规定，如果“实际开支超逾定额津贴金额，会考虑发放额外津贴，以应付实际开支”。所以，如果低收入人群子女在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几乎可以做到分文不花。香港穷人看病住公立医院每天收费100港元，膳食手术药物费用全包，如果付不起，综援还可以减免，甚至低收入者配眼镜都有500港元补贴香港特区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基本理念是：不会有市民因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故而香港政府每年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资源相当庞大。以2012年为例，政府公共卫生开支达390亿港元，2013年度的开支超过400亿港元，占政府财政预算近两成。因此，香港市民去公立医院和诊所看病只需支付少许费用。公立医院和诊所的收费标是，普通病房每日收费港币 68港元（2002年11月29日上调为100港元） 一切膳食、住院、化验、药物及手术费用均包括在内。公立普通科门诊诊所每次诊症收费港币37元 ,专科诊所每次诊症收费港币 44 元。即便病人因为经济困难不能负担医疗费用，也可以通过综援的医疗及康复津贴得到补偿或者费用减免：低收入者配眼镜都可以得到港币500元的津贴。香港还推出廉租房，每月收入不超10100港元即可申请，平均2.84年入住，此外还通过居屋政策提供经济适用房，通过此类举措，香港政府已解决了近300万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因为地狭人稠，香港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也推出众多政策。上文提到的“公屋（公共屋邨）”即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即开始推出廉价屋邨（廉租房）。1973年，香港房屋委员会成立，将廉价屋邨更名为公共屋邨，由房屋署统一管理。年满18岁而且拥有香港入境权之人，均可申请此类廉租房，如果收入不超过规定（每人每月10100港元），即可在一段时间后获准入住。因为公屋租金便宜（一般仅占租户每月收入的约10%），所以申请人数众多。为了照顾老人，一般年龄越低，成功分配公屋的机会率就越低，等候时间也会相对较长。至于年龄超过60岁的独居长者可以以“高龄单身人士”而获得优先配位。香港社区组织委员会调查显示，轮候公屋中位数为2年，平均数为2.84年。在廉租房外，香港也推出“居者有其屋”政策，这一政策类似于中国大陆的经济适用房：由房屋委员会兴建房屋，以低于市值的价格销售给低收入市民。该计划曾于2002年被搁置，但2011年又正式恢复。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的统计，其现在拥有171个公共屋邨，超过74万个租住单位，这为全香港超过200万人提供了居所，占香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加上通过“居屋”取得住宅的100万人，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近一半人口的居住问题。而这一半人口，正是香港的低收入人群。笼屋里住的并非都是穷人，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3年调查，笼屋居民收入中位数为每月4400港元，月收入在8000港元以上的占23.4%，笼屋居民不申请廉租房的最大原因是收入超过10100港元限额“笼民”几乎已经成了香港穷人水深火热处境的铁证，但据香港社区组织委员会2013年9月1日所发布的调查，笼民这一群体内部的情况也不尽相同。调查显示，笼屋的居住者中，有22%是来港不足7年的新移民。2002年，同样由香港社区组织委员针对笼屋的专门调查显示，这一情形在香港刚刚回归时更为明显，其时有高达49.2%的笼屋居民为1997年-2002年期间入住，其中九成又是2000年-2002年入住笼屋。而且，有超过七成的新移民是由较好环境搬入笼屋的。对于低收入人群，香港有所谓“公屋”的廉租房政策。2013年的调查中，有91.8%的笼屋居民想要申请公屋，但是仅有39.8%的人提出了申请，未申请比例占到了50.6%（还有9.6%的人刚申请还未获批），不申请的最大原因（25%）是自己收入超过了公屋申请的限额——需要指出的是，笼屋居民收入中位数为每月4400港元，2000到4000港元，以及4000到6000港元收入者在笼屋居住者中比重最高，均为31.2%，但此外月收入在8000港元以上的在笼屋居住者中还占有23.4%（当然不排除有人没有如实填写调查问卷的情况）。所以，有部分笼屋居民而是收入略微超过申请限额的“夹心层”，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居住方式。香港政府还会直接向居民派发现金，通过食物银行向失业、低收入者以及露宿者提供食物，并为跨区工作的低收入居民发放每个月600港元的交通津贴在综援之外，香港针对低收入群体也并非没有其他措施。如2011年3月2日，香港第四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布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预计耗资360亿港元。这种向居民直接派发现金的行为，是香港开埠以来的首次。此外，香港政府还资助五家机构，提供“食物银行（food bank）”服务。其受助对象以难以应付日常食物开支的市民为主，包括失业人士、低收入人士、新来港人士以及露宿者等。以民间组织乐饷社为例，他们不会购买食物，而是通过有合作关系的公司，收集安全且可以食用，但是失去商业价值而原本将被丢弃的食物（如临近保质期限、标签错误、库存过剩、配方微调等），再将其分配到慈善机构，转发给有需要的人。
另外，鉴于部分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因交通不便故而放弃跨区工作，香港政府也于2007年起，开始交通费支援计划的试验。居住在屯门、元朗、北区和离岛这四个区域的合法可受雇人士，个人资产总值不超过44000港元的待业者，一年内可以以实报实销的形式领取600港元交通津贴；月收入低于6500港元的跨区工作者，可以申请每个月600港元的交通津贴，为期最长6个月。2008年，香港政府对计划稍作修改，在放宽申请人条件的同时，将津贴期限由6个月又延长为12个月。（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网易另一面”，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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