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被热议的“国企竞争中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2018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发言，提出“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部级以上官员首次对“竞争中性”正面表态。“竞争中性”这个专业术语，第一次作为一个新概念进入了中国公众的视野。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国内关于所有制争论纠缠不清的时刻，这个概念颇有让人“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讲求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进行竞争的，政府的角色在于鼓励竞争、反对垄断。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可问题是，市场主体里，往往既有私营企业（Private Sector），又有政府出资举办的公营企业（Public Sector），私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时候，政府很容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市场竞争结果很可能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而是“坏的市场经济”。
因此在理论上，经济学家们构建了一整套旨在反垄断、促进有效竞争的竞争政策理论；在政府实践中，很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实际操作中针对国有企业出台了许多规制性措施，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和外部信息披露，既发挥国家资本的作用，提高国有企业的运作效率，又防止出现对私营企业的所有制歧视，造成市场机制扭曲、资源错配和社会福利损失。
199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Commonweal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Policy Statement）中最早提出了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的概念和政策。其涵义是，在政府重大商业活动中，政府不能凭借公共部门所有者的身份，利用立法或财政权力，获得优于其他私人部门竞争者的完全竞争优势，在非盈利、非商业活动中则不适用此原则。具体则要求税收中性、借贷中性、回报率要求、监管中性、全成本定价等等。
该概念被提出后，很快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接受。2005年，OECD在《OECD国有企业指引》中就体现了竞争中性的内涵。2009-2012年间，OECD连续发布了多项关于竞争中性的工作报告或图书（有两个已在中国出版），代表性的是2012年发布的《竞争中性：保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公平竞争》，它首次确认了竞争中性的8个标准：简化国有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厘清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和补贴中性、政府采购中性等。由此，竞争中性成为OECD国家通行的技术性规范，完全与主义无关。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李双双撰文《如何诠释“竞争中性”：借他山之石，补改革短板》，探究竞争中性的背后深意，并提出：从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当下困难看，借鉴竞争中性推进改革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更好激活市场内生力量走出下行调整阶段；通过改革落实企业平等竞争理念仍是我国体制转型面临的现实任务，竞争中性原则对突破改革僵局具有现实意义。
下文节选自《如何诠释“竞争中性”：借他山之石，补改革短板》。
竞争中性对我国现实借鉴意义
过去40年我国在党的领导下探索改革开放发展道路，体制转型释放巨大活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举世公认成就，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加快现代化光明前景正在现实展开。然而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也存在特殊困难。受关键领域重大改革滞后及其他因素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目前仍处在最长下行调整期，未能通过体制创新充分释放内生增长能力，开辟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外中美经贸争端意味着双边关系长期积累矛盾集中释放，新近事态演变动向显示美方质疑我国经济体制政策某些议题，正在逐步公开化为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现实分歧，并可能向某些多边场合延伸。在内外经济环境深刻演变背景下，借鉴竞争中性原则加快推进改革，具有多方面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我国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方向与竞争中性原则取向存在一致性。40年前我国告别计划经济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上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目标，鼓励公平竞争推动经济发展逐步成为社会共识，也成为最高决策层基本政策方针。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就指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要求“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提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2014年20号文件和2016年34号文件对落实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方针做出具体部署。可见竞争中性虽然不是我国政策标准用语，然而其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应超越市场竞争规则的核心思想，与我国建立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具有兼容性，与我国长期推进企业改革与培育促进公平竞争的政策取向存在交集。
第二，通过改革真正落实企业平等竞争理念方针仍是我国体制转型面临的现实艰巨任务，竞争中性原则对突破改革僵局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过去40年我国创建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取得巨大成就，然而现实生活中仍相当程度存在所有制差别待遇现象。例如由于行政性垄断与有关部门产业干预政策，在不少竞争性部门民企市场准入和投资仍面临歧视性待遇。在信贷融资条件、获得政府补贴、并购与破产风险、违法违规受处罚、遭遇流动性困难或债务危机时获救助等方面，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区别性待遇也属相当常见。由于我国经济制度转型特殊历史背景，现实不同类型企业区别性待遇不仅源自具体政策操作层面内容，而且在相关法律层面有直接表达，这使得我国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原则面临更为困难与复杂因素，派生研究人员观察到的“国企改革十几年没大突破”局面。如能借鉴竞争中性原则突破相关领域深层改革举步维艰的困局，将对提升我国经济竞争程度与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从应对我国宏观经济当下困难角度看，借鉴竞争中性推进改革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更好激活市场内生力量走出下行调整阶段。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然而我国目前人均GDP仍不到1万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4-5万美元仍有很大差距，实现加快现代化目标仍需在坚持高质量前提下充分释放市场内生动力保持较快增长。近年我国经济虽成功保持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运行尚未真正摆脱下行压力，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和金融数据显示下行压力有所增加。本轮下行调整特别长背后有多方面成因，包括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与外部环境不利影响等，然而受关键领域改革难以突破因素制约，加上意识形态领域传递某些政策走向不确定性信号，加剧民营企业信心不足与投资不振，制约民营经济内在活力充分发挥，也是导致目前经济特殊困难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
针对目前形势，有关部门日前出台新宏调与救市举措虽能短期有效，然而釜底抽薪应对之道，则是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到针对现实体制瓶颈与破除机制障碍上，尽快补上改革“赤字”。借鉴竞争中性原则启动必要改革，有助于更好提振民间信心与市场预期，进一步激活民营部门创新与投资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按照既有规律尽快走出下行调整阶段并迎来新一轮内生景气增长。
第四，从对外关系来看，借鉴竞争中性原则有助于更能动更有效地应对美国发难，引导外部环境朝着对我国积极有利方向转变。今年夏秋季中美争端继续发酵，美国在升级加征关税与投资管制等经贸措施同时，在国家安全与战略领域进一步制造新议题，紧锣密鼓谋划制定针对我国的所谓“全政府战略”。
另一方面，美国在联手其他国家集体针对我国过招方面动作频频并有进展：如7月25美国欧盟发布包含针对经贸政策的联合声明，9月18日欧盟基于美欧声明立场推出WTO改革建议导言，9月25日美欧日贸易部长再次发表针对中国经贸政策的共同声明，10月初北美三国达成包含排他性条款的贸易协议，阿根廷主办B20提交文件部分表述引发我国工商界代表团公开抗议和缺席抵制。
上述系列事件显示，美国对我国经济体制某些特征提出的质疑，正在从双边争议向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现实分歧方向转变，并可能会向WTO与B20及G20等多边场合延伸，对此我们无疑应更加重视。应当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政府实施抗击美国单边措施、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组合应对措施是合理正确的，并且取得初步积极效果。当务之急是要加快补齐上述应对方针中“改革”措施的短板，以我国自身长期发展根本利益为本位，主动推出新一轮必要改革，扭转外部环境朝不利方向的演变苗头。借鉴竞争中性原则，有助于在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前提下选择必要改革的现实切入点与突破口。
最后需要指出，大国的内政决定外交，中国内政有自身逻辑。国企改革可借鉴国外经验，然而其实质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历史趋势与现实逻辑的展开，其基本内容与路径选择必然要服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必须要符合我国具体国情与现实制约条件。
据官方最新数据，2017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50.3万亿元，按照目前汇率折算7万多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国有企业资本规模数倍。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生活相当广泛存在企业差异性待遇，并且在现有法律层面得到体制性支持。这意味着中国相关改革会采取以我为主、积极稳妥、渐进务实的方式推进，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外国经验。然而为今之计，确实要对必要改革形成紧迫感，尽快动起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可利用今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改革开放40年纪念大会、中美元首G20可能峰会等系列时点机遇，初步提出系统改革的方针意向。以此为基础，利用一段时间研究制定统筹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系统改革规划，通过果断实施新的一揽子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内外形势积极转变，为实现十九大加快现代化目标打赢这场体制创新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