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对比分析

【摘要】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数据以及相关专业资料，从基本公共教育机构、基本医疗卫生机构等五大类构建指标体系，综合分析评价长江经济带12个城市2015年和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汇总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结果，分析其变化情况。研究发现：①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各区县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且公共服务水平高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发展也较快。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区间差异化程度及其在监测期的演变因地而异。此次监测分析结果可帮助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掌握长江经济带各示范城市的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发展状况，合理对各示范城市在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不足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帮扶。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P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86（2018）01-0115-05

0　引　言

基本公共服务是维护社会基本公平正义的基础。目前国外对于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的内涵、供给模式、公共服务政策以及公共服务溢出效应等方面，其中对于公共服务溢出效应的研究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关于基本公共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直是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2014年3月，中国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发〔2014〕9号）明确提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创新发展公共服务模式，使公共服务便捷化”的建设目标。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努力做到构建理念更加明晰，制度框架更加健全，权利义务更加理顺，运行机制更加成熟，从扩大供给、完善结构、提高水平等角度综合施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标准化和法制化。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区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合作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加快教育合作发展、推进公共文化协同发展、加强医疗卫生联动协作、完善区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目标。

因此，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分别以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公共文化体育、公园绿地五方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监测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的交通网络通达性水平对公共服务辐射能力的差异化支撑分析，以期突破对公共服务能力的传统分析方法中仅考虑公共服务设施自身分布的简单方法，从基础设施合作联动的角度对公共服务水平在空间上的差异化分布状况进行更加精准的刻画。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专家研究成果，根据要素的空间特征和区域实际情况，结合指标体系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基本公共教育机构、基本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公园绿地五大类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分析的指标因子，形成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指标体系。本文研究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成果、2016年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成果、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12个典型城市的统计年鉴等，见表1。

表1　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格局指标因子选取及量化方法

Tab.1 Sel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method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patial pattern index factors

1.2 研究方法

1）服务区分析。创建服务区网络分析图层，设置分析属性及求解分析。网络服务区是指包含从一个或多个设施点的给定距离或行程时间之内可到达的所有街道的区域。服务区通常用于显示和测量可达性。

2）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是根据输入的要素数据集计算每个输出像元周围的点要素的密度，生成结果为一个连续的密度表面，通过数据聚集情况直观反映指标的分布情况。每个栅格像元中心的周围都定义了一个邻域（邻域可以使用圆形、矩形、环形、楔形的形状来定义），将邻域内点的数量相加，然后除以邻域面积，即得到点要素的密度。基于此，通过核密度分析获取，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h 为带宽，主要是为了控制核密度估计的平滑程度，其选取原则是均方误差最小，一般可由作图软件自动选择；n为观测值的个数；kern为核密度函数。

3）空间变异系数。变异系数(C.V )是指区域内部变化的相对离散度、均衡性，这里利用变异系数来分析城市交通网络空间格局内部交通变化是否均衡发展。

式中，SD是标准差，MN是平均值,这里省略了乘以百分数的步骤。

2　结果分析

2.1 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长江经济带12个典型城市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长江经济带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见表2。从上面图表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沿线12个典型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为明显，最高的为上海市（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74.58），究其原因，2015年至2016年间上海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变化明显，其中新增公共教育设施52所，基本医疗卫生设施29所，公园绿地640处，公共体育设施2处，减少基本公共社会服务设施5处，公共文化设施2处，公共体育设施新增2处。从图1可以看出，各城市内部各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大多城市呈现中心城区、各区县政府所在地基本公共服务空间聚集度较高，向外依次降低的特征，表现出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较为密集，乡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较为零散。在人口较为集中处的城镇或区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度较高。

各典型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明显，结合各典型城市的对其自身“十三五”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以及各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针，监测期内各典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公共服务空间格局的变化反映了各典型城市在监测期内其公共服务建设的规划布局和实施效果，但根据国家和各区域“十三五”规划中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来看，12个典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建设现状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以武汉市、杭州市、昆明市、宜宾市、芜湖市和九江市为典型，在监测期内明显加大了对城市中心城区以及周边主要区县建成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上述典型城市整体的公共服务优化以及均等化程度较弱。

图1　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patial pattern of 12 cities

表2　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Tab.2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levels of 12 cities

2.2 12个典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结果对比分析

对12个典型城市2015～2016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变化结果，进行统计，如图2所示。基于栅格统计出各典型城市公共服务的增加区域、减少区域和不变区域的占比，并形成统计图表，可直观反映各典型城市2015～2016年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变化情况，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图2　12个典型城市2015～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

Fig.2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12 cities from 2015 to 2016

图3　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结果统计

Fig.3 Statistics on the changes of basic public spatial pattern of 12 cities

从图2可以看出，监测期由于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降低了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套的区间差异化，以上海市和成都市为代表城市。监测期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区间差异化仍较为明显，比如武汉市、南京市、昆明市、岳阳市、芜湖市和九江市。

根据图3，12个典型城市2015～2016年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统计结果显示：岳阳市仍表现突出，仅有增加变化区域和减少变化区域，两者占比结果相近，分别为52.0%和48.0%。其中，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区域占比最大，达到68.6%，其次是重庆市，为67.6%，上海市和重庆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区域占比明显大于减少区域占比。芜湖市的不变区域占比是最大的，达到了97.1%，其次是杭州市，为81.9%，昆明市以及九江市的不变区域占比也较大，均超过了80%；基本公共服务不变区域占比最小的城市为上海市市，其次是重庆市。除岳阳市以外，其他典型城市的减少区域占比均较小，最大值为贵阳市，占比为17.4%，最小值为芜湖市，占比为1.3%。

2.3 12个典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实施成效对比分析

基于栅格单元值统计各典型城市公共服务变化结果的平均值，能反映区域内公共服务水平变化的高低，评价典型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效果。12个典型城市2015～2016年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格局变化平均值的归一化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变化平均值

Fig.4 The average value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f 12 cities

平均值为正值说明其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升，为负值则说明其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不足。由上图12个典型城市公共服务变化平均值的走势曲线可得出以下分析结果：12个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变化的平均值均为正值，说明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武汉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变化最大，达到了0.114，其次是九江市、贵阳市、上海市，平均值分别是0.101、0.098、0.096；其他典型城市的平均值差异不大，变化区间处于0.01～0.09。结合监测统计数据来看，2015～2016年间，上述城市的公园绿地点位和路网密度均有明显的增加，两者共同促进了这些典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这揭示出各典型城市都在通过公园绿地和道路网的建设来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4 12个典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均衡性对比分析

汇总各典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结果，利用空间变异系数来分析典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变化情况，变异系数可以表示地理数据的相对变化程度，反映地理数据空间变化的均衡性，各典型城市变异系数计算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12个典型城市2015-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异系数

Fig.5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patial pattern of 12 cities from 2015 to 2016

变异系数值越大表明其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越不均衡，值越小则表明其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越均衡。由图5可得出以下分析结果：昆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异系数最大，为2.49，其次是贵阳市和杭州市，分别是1.58和1.28。监测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年，昆明市中心城区的公园绿地点位增加明显，这也反映出新增（或减少）公共服务设施点位的分布过于集中，会导致公共服务能力空间不均衡性，扩大区域间的差异。

除上述城市，其他典型城市的变异系数较小，处于0.6～1.2之间。这些典型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均衡性问题不明显，整体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整体较为合理，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空间变化差异不大。

3　结束语

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各区县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且公共服务水平高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发展也较快。长江经济带沿线12个典型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为明显，最高的为上海市（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74.58），2015～2016年间上海市公共服务设施变化明显。各城市内部各区县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大多城市都呈现中心城区、各区县政府所在地基本公共服务空间聚集度较高，向外依次降低的特征，表现出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较为密集，乡村地区分布较为零散。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区间差异化程度及其在监测期的演变因地而异。监测期由于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降低了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套的区间差异化，以上海市和成都市为代表城市。监测期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明显，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区间差异化仍较为明显，比如武汉市、南京市、昆明市、岳阳市、芜湖市和九江市。从对12个典型城市的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监测结果来看，都可以分为两种空间变化类型：①城市中心城区增长；②外围区县增长。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变化情况，以宜宾市、杭州市、芜湖市、九江市、武汉市、贵阳市和昆明市为代表的典型城市，其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区域重点集中在中心城区，说明在监测期内上述城市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以成都市、上海市、南京市、重庆市和岳阳市为代表的典型城市其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外围区县，并且可以明显看出监测期内成都市和上海市的公共服务建设已经逐渐向周围区县全面推进，且空间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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