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丨从苏联到俄罗斯，50年星城文化变迁
如今，作为俄罗斯的航天员选拔和训练机构，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已经在莫斯科星城这块神秘的地盘上，走过了50多个不平常的年头。随着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前行，载人航天技术的层层翻新，加加林训练中心也一直踏着与时俱进的步伐，稳步行走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征途上……50多年来，岁月峥嵘，星城经历了一连串的载人航天大事件，也接受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也曾穿行于政权动荡和时代更迭的政治飓风中。但是，这些显赫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并不能阻止星城内一直存在着的各种“争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争斗”，人类的航天事业才充满了志趣，才能走得更加活泼而稳健。
保守与自由的冲突
1973年，经过一场场针锋相对的谈判后，借着美俄“阿波罗-联盟”联合任务的契机，星城以半开放的姿态开始接纳美国航天员，NASA终于有人踏进了这块神秘而保守的地方。
时隔21年后，NASA又在星城有了常驻地。1994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天，美国航天员肯·卡梅仑（Ken Cameron）第一次来到星城，他看着那些表面看起来有点糟糕的建筑、带有铁丝网的围墙、以及全副武装的士兵，半开玩笑半带嘲笑地对他的团队说：“伙计们，听着，这里只有几个美国人而已，这儿是别人的地盘。”在这里，美国航天员才真正感受到，作为平民的他们在一个全封闭式的俄罗斯军队中心生活，并不是太容易的事儿。这一年，美国航天员诺曼·萨加德（Norm Thagard）和邦妮·邓巴（Bonnie Dunbar）开始为首次航天飞机-“和平”号任务接受训练。
对于自由惯了的美国人来说，突然处于这样一个与以前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产生困惑、忧虑、烦恼的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显然，俄罗斯航天员和“外国人”之间存在着让人极其尴尬的文化冲突，特别是在星城内。
1996-1997年NASA驻俄罗斯的主要负责人、航天员迈克·洛佩斯·阿里格利亚（Mike Lopez-Alegria）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在这里找不到饭馆，电话亭也不能正常工作，而且没有加油站，汽油都是从那些停在路边的卡车主人那儿买到的。”一位名叫伯特·维斯（Bert Vis）的荷兰籍太空研究者曾受俄罗斯的一位航天员之邀，在苏联解体后曾17次前往星城采访，每次访问都是持续一周或两周的时间。起初，他住在东道主为他安排的公寓里，没有电脑，没有电话，后来他才被获准住在自己订的宾馆房间里，但这个宾馆所在地的通讯仍然非常不稳定。2005年，伯特·维斯与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合作，编著出版了一本名为《俄罗斯航天员：在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书，其中就有他对星城的直观描述和真实感受。看来，星城的封闭，总是会让外来者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
自苏联解体后，在星城最大的变化便是星城居民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转变。维斯说：“最初，人们都盯着我看，他们不习惯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当他们听到我讲英语的时候，就会回头看，看这个陌生人是谁”，“那里有一些年长的军官，他们拒绝见我，他们认为与一个西方人交谈会有损于他们的职业，因为老一辈的人都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归功于共产主义。”时至今日，NASA航天员每次来星城都要住上好几个月，住在西式的小别墅里面，维斯说：“现在的俄罗斯航天员对‘非俄罗斯人’已经开放了很多，不再把NASA人和欧洲人看做是来偷他们技术的间谍。”
内部存在对抗
2009年，加加林训练中心由军事单位转为民用单位。相对开放的氛围自然可以减轻他们与美国人合作的压力，但是加加林训练中心的老大克里卡列夫仍然要面对星城随时存在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对抗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的航天员之间，同时也是俄罗斯各个航天机构人员之间容易出现的问题。
莫斯科空间站任务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拥有很高权利的飞行指挥官，他们都受聘于研制航天器的能源公司（Energiya Corporation），一般很少与外来人士交流；负责指令舱航天通信的人员要与来自星城的航天员进行交流；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医生负责航天员飞行前所有的医疗护理工作，并且在飞行前的一段时间内每天都与航天员一起工作，但是在飞行任务期间，则由来自医学生物问题研究所的医生们负责，据NASA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俄罗斯有过4次任职经历的约翰·布莱恩（John Mc Brine）说：“医学生物问题研究所的医生不可能像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医生那样与乘组人员相处。”
另外，还有一个容易产生交流裂痕的地方，存在于两种航天员之间：星城拥有军籍的飞行员，与来自能源公司像克里卡列夫这样的平民工程师。
能源公司团队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只有当他们被分配了具体任务时，才会与星城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从1966年开始，苏联法律规定，每一个俄罗斯航天员乘组中，都要有一个来自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指挥官，和一个来自能源公司的飞行工程师，这就类似于NASA曾命令“双子座”的每一乘组必须要有一个“麦克唐纳”的工程师一样。多年以来，两个组织都在为指挥太空任务而互相争夺，约翰·布莱恩说：“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认为每一个航天器的指挥官都应该由他们训练中心的飞行员担任。”，而能源公司的想法则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能源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必须要与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新手指挥官合作，这其中的隔阂自然不小。
“苦闷”的星城
在过去，公然批评星城的管理也是一种冒险行为。1967年，身为预备航天员的俄罗斯工程师根纳季·科列斯尼科夫（Gennady Kolesnikov）对星城的训练方法感觉不满意，所以产生了很大抱怨。当他被要求去看医生的时候，他甚至非常气愤，他对伯特·维斯说：“大夫说我没什么大事儿，但他们却非说我有病！”也就是因为这次“医疗不合格”，他被转到加加林训练中心外做了教学工作。
星城的管理者经常会借助医生来行使权力，医生也成为管理者们最好的管理助手，老航天员们对这一策略都非常了解。1965年，帕维尔·别利亚耶夫（Pavel Belyayev）在完成“上升2号”飞行任务后不久，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医生因为他好几个月都没有参加医学考试，便对他产生了怀疑，帕维尔的前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不过悲惨的是，后来帕维尔得了一种出血性溃疡后最终演变成了腹膜炎，并因此丧命。
航天员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非常健康，但是在休闲的时刻，也有不值得人们效仿的地方。曾做为太空游客盖瑞特的备选人员的意大利企业家尼克·豪利克（Nik Halik）回忆说：“在体育馆内，我们与航天员们一起锻炼，但走出去后就能看见他们抽烟、喝伏特加酒。”是的，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星城生活中最黑暗的一面就是酗酒。一位不知名的老航天员说，一个工程部里面90%的工作人员都严重酗酒。这里有几十个退休的飞行员和工程师，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被指定去做“航天员训练“工作，所以永久性地搬到了星城居住，但从未去过发射台。至今，在星城参观时能够看到很多曾参与“礼炮”号和“和平”号乘组的非常有名的人，可以想到，他们都曾因醉酒而跌跌撞撞地走在像冰一样溜滑的人行便道上。豪利克说，他在星城时也喝了太多的酒，以至于现在都不能忍受记忆中的那种情景，连想都不敢再想伏特加酒。
1997年，在星城的一个由9名航天员候选人组成的班级中，有3个人是子承父业：谢尔盖·克里卡列夫(Sergi Volkov，加加林训练中心的现任负责人克里卡列夫的儿子)、罗马·罗曼年科（Roman Romanenko，有过3次飞行经历的尤里·罗曼年科的儿子）、亚历山大·斯克沃尔佐夫（Alexandr Skvortsov，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位航天员候选人）。当然，他们并不是因为必然的裙带关系而走进航天大军之中。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年轻的俄罗斯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航天员这一职业当做是一个美差事。2005年，能源公司在招聘人员的时候招募情况很不乐观，他们不得不到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和莫斯科航空学院去招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可能在于缺少令人兴奋的新任务。尤里·巴图林说：“没有上过天的航天员比较关注未来的‘空间站’工作，已经上过天的航天员也会期待未来。但是，他们也经常会因为没有明确的计划而心灰意冷。” 曾在星城呆过五年时间的美籍华裔航天员焦立中（Leroy Chiao）说，在他的记忆中，航天员们没有谈论过登月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个事情离他们很遥远，在他们的时间框架内不会实现。
在温馨中逐步开放
虽然星城充满了各种“争斗”，也存在着很多令人苦闷的现状，但星城天生的特质却是它最大最独特的优势。
曾经执行过“天空实验室”和航天飞机任务的资深航天员欧文·盖瑞特（Owen Garriott）说：“我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社区长大的时候，那里的航天员几乎都是试飞员，他们很少出现在家庭聚会、野餐活动、孩子们的棒球游戏中，他们的住处没有人知道在哪。而星城却恰恰相反。”盖瑞特回想起2008年2月的一天晚上，他们刚到星城不久的时候，他和豪利克进入一家“联盟咖啡馆”，他感觉这个咖啡馆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石，看上去是半数字化半乡间别墅式的一个新建筑。他们的邀请很快便收到一个参加家庭聚会，这个聚会是为国际空间站的下一乘组准备的，小孩和老人都参加了聚会。“我们坐下后，主人一一欢迎我们的到来，而且大约每隔五分钟就会让某一个人站起来，介绍一位客人给大家，再给乘组人员敬酒，顺便畅想一下未来等等。后来，我发现类似于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晚上都有。”
走在星城内，你随便碰到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所知道的太空名人，这种感觉非常温馨非常新奇。
现在执行太空飞行任务的俄罗斯航天员对于新思想的开放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洛佩斯·阿里格利亚（1996-1997年NASA驻俄罗斯的主要负责人）说：“早期的航天员有一点保守，而且与我们相处时也多少有些不舒服。”而今天的航天员不光与乘组伙伴被封闭起来接受训练，他们也通过微博等一些社会媒体相互联系，与外面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接触。
俄罗斯航天员尤里·马连琴科在20世纪80年代末来到星城，当年他还是一名26岁的战斗机飞行员。1994年，他在“和平”号空间站上执行过为期4个月的长期任务，在2000年执行了一次飞往国际空间站的航天飞机短期任务，后来在2003年至2007年又参加了两次长期任务。现在，作为一名俄罗斯航天员，马连琴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已经有了越来越冷静、沉着的看法。他说：“22年前，这个国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从那以后，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现在的星城与从前不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与从前不一样了。”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观念在改变，星城也逐渐走向了更加开放自由的轨道，星城的未来自然也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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