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挚友|杨振宁多次挽救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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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美国归来的杨振宁要见邓稼先。这一次相见不仅保护了邓稼先，也等于帮助了祖国的“两弹”事业。

      1971年夏天。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欲从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国访问。那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杨振宁需要到中国驻巴黎领事馆去办理入境签证。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杨振宁在领事馆“一杯茶还没有喝完”，签证就已经办好了。此刻，杨振宁心潮澎湃。自从1945年留学美国，转瞬已是26年。这是他离别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新中国的土地！

       杨振宁这次回国并不轻松，而且很有风险。

       作为以“促进美中交流正常化“为目标的”全美华人协会”创始人身份访华的杨振宁，他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有这样一段记载：“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1977年2月27日，杨振宁又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自费8000美元在当天的《纽约时报》上刊登全页广告启事“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几十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那时候，由于意识形态对抗的盛行，杨振宁访问中国有很大的风险。杨振宁在1971年春中美关系升始解冻后不久，即毅然率先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紧闭了川多年的科学大门，意义重大。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聂华桐教授用“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来描述杨振宁的爱国情怀，并认为“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

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由于杨振宁多次访华，联邦调查局曾多次找他麻烦，他非常镇定而坚决地答道：“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我的亲属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这并不触犯美国的法律！”面对美国政府的威胁，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刚下飞机，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礼貌地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名单即刻上报中央！

然而，邓稼先在哪里呢？许多人茫然无措，于是，名单上报周总理。周总理就说赶紧把邓稼先找着，让邓稼先在北京接待杨振宁，可邓稼先当时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军管人员正在批判他们，给他们办学习班呢。

       1971年的夏天，“文革”的“红色恐怖”已经席卷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常年工作于大西北核武器实验基地的邓稼先也未能幸免，这天上午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揪斗了。邓稼先是谁？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倒是在“揪斗词”中透露了邓稼先的身份：

       “邓稼先是‘美帝特务’！我有证据。他于1950年8月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9月就回到北京了。他嘴上说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际上，他是潜回新中国的‘美帝特务’……”

       “邓稼先是‘苏修特务’！我也有证据。他虽然于1958年8月就参加了我国研究核武器的工作，虽然反对过‘苏修’跨国工作组的‘霸王言论’，但他又说人家那个工作组里面也有实干的工程师。所以，他是背叛新中国的‘苏修特务’……”

       “邓稼先是‘反动学术权威’！证据是明摆着的。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还有，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再一次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也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对于这样藐视全国人民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揪斗现场，夏阳炎炎似火烧，“造反派”打着革命旗号的“虐待狂综合症”越发如火如荼了。邓稼先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前不久，实验基地已有几位像他一样的核物理学家，要么被揪斗致残了，要么被揪斗致死了。

记者采访邓稼先夫人许鹿希：

--科学家也办学习班？

　　“嗯，办学习班，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就有3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骨干，办学习班，捏造事实，非说他们是有意搞破坏，这是非常冤枉的事。

       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正好这时赶上杨振宁回来，要见邓稼先，局面改变了，邓稼先得到解救。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所以把陈能宽、于敏等受批判的科学家也救了。另外十几个人，也都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也都得救了。这个事情非常巧合。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本《邓稼先传》里写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他们的友情比兄弟的情义还要深的原因了。“

       此刻，已被“造反派”绑成“喷气式”的邓稼先，不仅汗如雨下，而且泪如雨下。他流泪，并非因为害怕很快将被“造反派”刑讯得非死即残了。他流泪，是因为想起了三年前含冤辞世的二姐邓茂先，至今还戴着“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帽子。二姐若有在天之灵，眼看自己的弟弟被“红色恐怖”整得非残即死，一定也会泪洒滂沱啊。“亲爱的二姐，你一个文弱的女子，都能从容面对死亡。小时候，我常常在你面前自诩为勇敢的男子汉。我现在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屡经忧患，决不会害怕死亡的威胁。何况，说到死，我早已死过两次了。那两次能够化险为夷，都是有幸得到了学兄杨振宁的救助。我的远在美国的振宁兄，以及所有的朋友，此刻，我在中国大陆的‘红色恐怖’中已经命若悬丝了。但我决不会怕死，决不会丧失男子汉的志气！我想念你们，想念从前友谊的时光……”邓稼先在心里为自己念了一遍无声的“临终遗言”。其中提到的杨振宁，是已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他俩的友谊，开始于少年时期就读的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生于1922年，比邓稼先大两岁，而且在同学里面素以能言善辩著称，常常照顾生性憨厚的邓稼先。

       杨振宁第一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0年的春天。当时，杨振宁已经就读于抗日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邓稼先还留在北平的崇德中学。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已经侵占北平的日本鬼子，只得任其继续上课。爱国至上的邓稼先，由于公开反对日伪“北平市政府”强迫学生参加“庆祝日本皇军”的活动，被“日伪”们列入了伺机逮杀的“黑名单”。紧要关头，邓稼先得到了杨振宁从昆明托付同学捎来的亲笔信。信中，杨振宁督促邓稼先尽快离开阴霾四布的北平，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以做抗日救国的长远之计。至于邓稼先具体的上路方案，杨振宁又请捎信的同学给予尽可能的协助。如此这般，邓稼先和大姐邓仲先一起告别了在北平深居简出、洁身自好的父母，及时地踏上了安全奔赴抗日大后方的求学之路。

       杨振宁第二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1年的秋天。当时，杨振宁、邓稼先分别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昆明，虽然地处抗日的大后方，但仍常遭日本鬼子轰炸机的空袭，所以，学生与市民就常有“跑警报”的生活内容。不过，有时关于敌机来袭的警报并不准确，以至于懈怠了一些人跑避敌机轰炸的防范意识：看起书来常入迷的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警报拉响了。邓稼先懒得躲避，仍然坐在学校门口附近的露天木凳上看书。杨振宁跑进防空洞，迟迟不见邓稼先的踪影，也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赶忙出来找他，强行将他拽到了防空洞；仅仅过了半个小时，邓稼先刚刚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的炸弹炸得尘土横飞。事后，邓稼先还幽默地向杨振宁开玩笑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振宁兄堪称在我身边建造‘浮屠’的专门家了。”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1971年夏天的中国大西北，邓稼先即将被“文革”的“造反派”们“打到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了。已于无奈中做好了死亡准备的邓稼先，还能得到杨振宁的救助么？

       事情真是凑巧啊：杨振宁又一次----亦即第三次，救助邓稼先摆脱了死亡。

       原来，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首次应邀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迫切想在北京晤见老同学邓稼先。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很快同意了，遂派专人赶赴大西北的核武器实验基地，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揪斗现场，接到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贵宾席上，与杨振宁重温阔别已久的友谊。

       数月之后的197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邓稼先为国家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稼先又升任该院的院长。

       1986年7月，已为新中国核事业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当时远在美国的杨振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发来唁电称：“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尊敬的挚友”。

         许鹿希回忆丈夫与杨振宁的友情

     1971年邓稼先与杨振宁那次见面是他们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也就是那一次，许鹿希知道了邓稼先被从监牢放出来是周总理让他接待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1971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并没有去他们家，而是在友谊宾馆见的面。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很快恢复了职务回到了基地。

　　许鹿希说：“1972年杨振宁先生再次回国后，邓稼先接到上级命令回到北京。是因为杨振宁先生的到来，他才能在一年后又回到北京的。杨振宁先生1972年回国那次到我们家来做客了。

       许鹿希指着我坐的沙发说：“你坐的这个沙发和你旁边那个沙发，一个是杨振宁坐的，一个是邓稼先坐的，我从1972年一直留到现在，很珍贵。”

　　那一天，杨振宁先生在房间里环顾四周后发现屋里没有孩子的床铺，问邓稼先：“孩子呢？”站在一边的许鹿希说，孩子在爷爷家里。

　　1972年杨振宁先生在邓稼先家里喝水谈天，彼此都有很多话要告诉对方，也有很多的事情要了解。

　　许鹿希说，这两位科学家在一起聊天的感觉非常好。

　　我问许鹿希：“什么感觉呢？”

　　“就是感觉他们对科学的那种执着吧，非常有意思。我问过杨振宁先生，我也问过邓稼先，我说你们俩谈话的时候，又默契，又幽默，彼此像是从来没有分开过。谈话间，杨振宁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思路非常快。

　　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了，杨先生说的还是北京话，根本没有变化。他北京话说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很小就在北京了。他比邓稼先大两岁，在他面前，邓稼先更多的时候是以倾听的姿态出现的。后来我问过邓稼先‘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杨先生说话，你怎么不多说话呢’，邓稼先说‘当然了，杨振宁比我大嘛’。”

　　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刚开始她还觉得是不是邓稼先出去了这么久不爱说话了，后来她才慢慢地体会出其中的意味。

　　--您问邓稼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俩都在一起吗？

　　“没有，我是随便地问了一下邓稼先。因为他们俩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插话。”

　　--那您在旁边吗？

　　“我不在旁边，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我不太懂，尤其邓稼先经常问杨振宁一些物理学或者科学上的问题，问的和说的都比较简单。这个问题现在在国际上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想往什么方向去做，合不合适？杨振宁先生马上就说这个工作在哪个国家哪个研究室，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了，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拐弯的，怎么碰钉子的??因为杨振宁愿意帮助别人，很多实验室的负责人遇到问题，经常给他打电话寻求意见，所以他对世界各国理论物理方面进展的情况非常清楚，甚至比有的科学杂志、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前沿知识都要早得多。这也是邓稼先一问他，他就滔滔不绝的原因。有时候说到俩人都不能够用语言完全表达了，就开始拿笔写了，写几个字就行，因为是公式吧。杨振宁先生笑着跟邓稼先说‘人家做到这个程度做不下去了，拐弯碰钉子了，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这是后来杨振宁多次回国对邓稼先最大的帮助。科学研究工作最要紧的是方向。能这样坦诚地说话，表明他二人友谊的深厚。

　　一个才思敏捷 一个忠实厚道

　　邓稼先和杨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杨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在西单附近租了小房暂住。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1940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在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着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了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6年。邓稼先于1941年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4年。这样，他俩共有3年在同校同系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进修。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正好这时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杨振平托付给邓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1948年乘船到达旧金山。邓稼先将杨振平送到芝加哥杨振宁处，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和杨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1949年暑假，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杨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邓稼先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出国留学前，也曾经对跟他要好的地下党员说过一定回国。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于8月29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从那时起，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在告别宴会上，杨振宁忽然泪流满面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他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引人注目，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是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二年，1958年，邓稼先被选为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

　　当杨振宁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从不同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感到他思念的老朋友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核试验工作。他看到有美国的报刊报道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1971年他回到国内时很想问邓稼先，但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天，杨振宁离开北京去上海，返回美国，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听到杨振宁这样的问话，邓稼先吃惊地张了张嘴，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送走了杨振宁先生，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就在自己家里多次做过“粗估”计算的“一头沉”写字台上给杨振宁写了封信，并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

　　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信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他控制不住地起身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在座的陪同人员非常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9年1月杨振宁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时，刚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了，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

　　许鹿希说：“我与杨先生曾有过面对面谈话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令人很难看到内里。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之后，他就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他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邓稼先，畅叙友情。杨振宁逐渐了解到邓稼先的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表达心意。

　　细心的杨振宁还记得邓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邓稼先。在邓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杨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邓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邓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邓稼先家的柜子里。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1983年杨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邓稼先闲谈，说话间杨振宁突发奇想，要向邓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邓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杨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

       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些小玩意儿给小孩玩的时候，邓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邓稼先经常对人说：“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还要深远。其指导作用不仅只在当前，而将以世纪来计量。如果不是有次数限制，杨振宁在规范场的成就，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

　　许鹿希说：“从我们家来说，从邓稼先来说，我们是非常感激杨振宁的。特别是邓稼先在美国学习，还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奖学金），经济上比较拮据，杨振宁帮了他的大忙，杨振宁当时也只是刚刚博士毕业，工作不久，他的钱也不多，还要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再帮助邓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对邓稼先是有恩惠的。

　　“这些都是邓稼先告诉我的，所以我现在还记着。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杨振宁先生国籍虽然改了，但是他非常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获得诺贝尔奖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别人的心理障碍。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或者拿杨振宁去说邓稼先，这样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中国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做了总结’。”

       指责杨振宁的另一个常见说法，是将他与邓稼先作对比。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中学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在美国还是同屋，关系极好。然而，学成之后，信仰共产主义的邓稼先回到了祖国。与此相对，杨振宁留在了美国，不仅如此，获得诺贝尔奖后甚至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为美国做贡献”。

这一反差极为明显的对比，虽未成为教科书上的典型案例，但在国人的口耳相传中，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极佳范例，邓稼先、钱学森们成为人们颂扬的对象，而杨振宁却成了反面角色。

然而，这种比较对杨振宁是不公正的。邓稼先学的是核物理，钱学森研究的是火箭导弹，都是国内两弹一星工程所亟需的人才。而杨振宁是搞理论物理的，非常不擅长搞应用、搞实验，而理论物理对当时中国没什么太大用处。而只有在美国做研究，他才可能达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并且，理论物理作为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开的，造福的是全世界。

猜想一下，杨振宁回来后会是什么结果呢？看一看同期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黄昆，51年回国去了北大当物理系教授，然而57年反右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无法进行学术研究，文革时期在实验室洗瓶子。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由于有海外留学背景，甚至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在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致死。杨振宁的岳父还是共产党的高级战犯，如果他立即回国会是什么情况？

素以耿直敢言闻名的一位院士表示：“杨振宁和邓稼先、钱学森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邓稼先为民族利益作出贡献，杨振宁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他们的贡献都是永恒的，但没有比较性，你说数学和美术哪个贡献大？杨振宁的贡献是世界级的，把世界物理学一下子向前推动了数十年。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看，国家的富强最终不靠几件武器，而是靠发展科学和民主制度。朝鲜也有原子弹，人民幸福吗？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科学家，这个国家只能是东亚病夫。别说是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就是普普通通的洗碗工，我们也不能肆意辱骂。爱因斯坦没有回德国，也没有回以色列，却被犹太民族视为民族英雄。辱骂科学家，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义和团时代，辱骂杨振宁仅仅是丑陋的缩影，也就不奇怪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依然迷信、伪科学泛滥。'科学家有国界'这句话就犯了形而上学的片面、孤立、静态的错误，只有与国家安全相关工作的科学家才是有国界的，比如政府科学家。基础科学的科学家是没有国界的，他们的成就既是国家的，更是全人类的。比如你发明了癌症疫苗，藏起来只给自己人用，就是错误的'界'。”

      杨振宁多次探望邓稼先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并住院治疗。在他住院的一年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往探视。第一次探望时，邓稼先精神还不错，还可以站起来迎接杨振宁。两人谈兴很浓，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杨振宁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

　　1986年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又来看望邓稼先。那个时候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杨振宁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当时，邓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杨振宁走后，他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分别前，两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稼先执意送至病房门口，两双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在一起。他们都知道，这一次是真正的告别了。

　　邓稼先要许鹿希代他送杨振宁下楼。杨振宁上车前，许鹿希告诉他说，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的希望了。这消息给杨振宁很大打击，他为老朋友的病情焦虑不安。回到美国以后，他找到当时还没有上市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药送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一个多月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远在美国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许鹿希发来唁电：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许鹿希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如果人生能有轮回，稼先还会选择这条路的。”

　　杨振宁先生在1986年9月23日的信中说：“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两位着名科学家的友情不仅在科学界在民间也被传为佳话。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理想、骨气、学识、为人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品德无不令人动容。

深情祭奠故友

        在邓稼先逝世一年后，1987年10月23日，深秋的北京，瑟瑟冷风给人们带来寒意。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伍绍祖和九院领导及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鲜花丛中的灵台前，灵台上邓稼先的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祭奠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盒面写的上款是“振宁，致礼存念”，下款是“稼先嘱咐，鹿希赠一九八七·十”。 杨振宁的目光停留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

　　这一天，站在墓前的许鹿希思绪万千。她想起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先生写来的亲笔信，信中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在扫墓现场，许鹿希当即写了一首谢杨振宁先生为邓稼先扫墓的诗赠送给杨振宁先生：

　　谢杨振宁先生为稼先扫墓

   

           许鹿希

　　去年谈笑病房间，

　　谢君送别花束鲜。

　　稼先逝去劳悬念，

　　深情凭吊八宝山。

　　重洋万里隔不断，

　　互敬之心逐日添。

　　同窗友情胜兄弟，

　　杨振宁与邓稼先。

　　1987年10月23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许鹿希将此诗赠送给了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和许鹿希有一段对话，引起了双方的回忆，昔日的情谊、历历往事又涌上心头。许鹿希当晚将这一过程做了简单的记录：

　　许：去年，您曾两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见到您很高兴。你们两人有说有笑，他连病痛都忘了。（去年谈笑病房间）

　　杨：（点头，目光缓缓转向它处）

　　许：您在临别时，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视着鲜花，在剧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谢君送别花束鲜）

　　杨：（热泪夺眶而出，不能控制情感，连忙掏出手绢擦拭）

　　许：稼先在1986年7月29日逝去后至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给我寄来9封信，并找出了40多年前你们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许多国外报纸的复印件以及新出版的书籍托人带给我，表明了您对稼先的怀念，今天又亲自来八宝山扫墓。（稼先逝去劳悬念，深情凭吊八宝山）

　　杨：（不断地用手帕擦拭眼泪，点头，哽咽难语）

　　许：太平洋的海水虽有万里之遥，您和稼先分居两岸，但是它隔不断两人的友情。这么多年以来，稼先对您十分钦佩，而且敬佩的心情与日俱增。（重洋万里隔不断，互敬之心逐日添）

　　杨：（泪止，放好手帕）

　　许：您和稼先之间的友情，若从1936年在中学时算起，到1986年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与邓稼先）

　　此时许鹿希将写好的这首七言律诗赠给杨先生。

　　杨：（收下写有此诗的纸）谢谢。我看看稼先的骨灰盒放在哪里（杨振宁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1-3室灵堂。杨先生仰视安放在上排的邓稼先骨灰盒）。

　　从灵堂出来以后，杨振宁先生在最前面，大家排成单行沿着灵台绕行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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