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生态行|云南多措并举保护金沙江流域，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举足轻重的生态地位，催生出云南的生态自觉。早在2000年，云南就确立了“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率先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立法；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率先制定并通过了首个以自然生态资源为对象的保护与建设规划《云南省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一系列领先全国的行动举措，促使云南的生态保护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着眼新的时代背景和全国大局，提出云南要“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为云南发展确立了新坐标、明确了新定位、赋予了新使命。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驶入了快车道。《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一连串的发展规划、制度举措，为云南省主动服务并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了宏观保障，也让“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成为云南自身发展过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识。

实地走访云南，不难发现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一种从上到下的共识。例如，因矿而兴的昆明市东川区一直走着“靠山吃山、靠矿吃矿”的路子，面对资源枯竭转型发展的难题，东川区痛下决心，力图走出一条“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例如，作为贫困落后地区的昭通市，存在资源丰富、经济落后和生态脆弱三大特征叠加，面对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昭通将“成为长江上游主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自己的功能定位，加强金沙江水系生态保护。

可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已经成为云南权衡保护与开发、生态与经济的优先选项。

在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学灿看来，云南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丰富、水资源充沛，从全国来看都属于生态高地。但同时，如何保护好这些生态优势也给云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云南省纳入国家考核优良水体（Ⅰ类、Ⅱ类）断面比例高，按照水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原则，云南省自我加压，认真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严格执法，开展长江经济带执法专项行动。2016年，云南省重点开展了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对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曲靖、昭通等7个州（市）的饮用水水源地、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防治开展专项行动。排查出11个饮用水水源地的18个环境问题，并责令其整改，目前已完成1/3。

2017年，云南又对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和园区展开专项行动。

——统防统治，大力推进高原湖泊污染治理。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九湖治理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持续开展保护和治理工作。在滇池，采取环湖截污、入湖河道整治、湿地建设等措施；在洱海，抢救性保护行动已经开启，确保“十三五”期间洱海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

——提升能力，加强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为了更好地掌握水质变化，“十三五”期间，云南省新增长江流域水质监测断面43个，其中，新增国控断面17个、省控断面26个，监测断面数量基本翻了一番。从2016年开始，云南省还自我加压，把国控和省控监测断面的监测频率统一成每月监测一次。

一系列举措，使云南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6年金沙江流域纳入国家考核断面水质总体保持稳定，金沙江干流出境“三块石”断面水质持续保持优良。

疆有界，水无形。河流不会固守一处，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提高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早在十几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区域联合环境执法、联防联控工作。2005年，云南、四川两省召开环境保护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协商制定了两省在泸沽湖流域、金沙江下游开展联合保护工作。以后每年，两省都制定联合监察方案，省、市、县三级环境监察部门同时行动，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执法检查，在现场监管、违法查处、应急管理等方面共同协商，统一了执法标准，形成了监管合力。到2017年，云南与四川在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项目及生态环境保护开展联合环境检查工作已长达11年。

好的经验需要不断推广。近年来，云南省在加强省际环境联合执法方面不断加大力度。2013年6月，云南与四川、贵州达成《川滇黔三省交界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协议》，扩大了交界处省际环境监察力量，为维护省际间交界区域环境安全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