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肺动脉高压抗体新药在中国获批临床，峰客记者独家访谈鸿运华宁董事长兼CEO景书谦博士

原创峰客访谈医麦客

近期，鸿运华宁生物医药开发的重组抗人内皮素受体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新药GMA301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拟用于肺动脉高压疾病的治疗。这是鸿运华宁采用自主构建的G蛋白偶联受体（GPCR）抗体技术平台，开发的全球首个靶向内皮素受体A、用于肺动脉高压治疗的抗体新药。

在新药研发领域，以GPCR为靶标的抗体药开发是公认难啃的“硬骨头”。作为人体中最大的膜蛋白家族，以GPCR为靶标的抗体药物目前在全球只有两个，这也成为全世界多个顶尖实验室和企业都竞相研发的方向。

2010年，曾在美国多家顶尖药企工作多年、拥有30余年生物制药行业经验的景书谦博士回国创办鸿运华宁。经过近10年的努力，景博士和团队自主研发出多个靶向GPCR的抗体候选药，所有产品均属原创并在国内外同步临床开发，这在全球顶级药企中都是少有的。

近日，医麦客《峰客访谈》记者在澳斯康生物制药年会上采访了鸿运华宁董事长兼CEO景书谦博士，请他分享创建鸿运华宁研发创新药的精彩故事。

鸿运华宁董事长兼CEO景书谦博士接受采访

景书谦博士

鸿运华宁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学博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外籍教授、博士生导师。30余年的生物制药行业经历，曾先后在美国Salk研究所、百时美施贵宝药业、安进公司工作，其中包括15余年的美国安进公司新药研究和开发经验；曾主持或参与8项国家级课题，申报50余项发明专利，公开发表5篇Cell、2篇Neuron、1篇EMBO等40余篇学术论文。

Q1.鸿运华宁为什么选择开发GPCR抗体新药？

景书谦博士:鸿运华宁是2010年底成立的，我们主要是专注在全球比较新的抗体新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制药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靶点家族——G蛋白偶联受体，英文叫GPCR，它介导着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与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免疫和感染性疾病、神经与精神疾病等重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密切相关，是最重要的现代药物靶点家族。

目前GPCR作为靶点在已经成药的601个靶点里，它以107个的数量占比18%，在全球流通的处方药中占比35%左右，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靶点家族。但是就这么好一个靶点家族，在2010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全球还没有一个抗体新药。截止2018年5月，全世界范围内仅有2个GPCR抗体药在美国和日本获批上市。

这是由于GPCR家族成员具有非常保守的空间结构，天然表达量低、膜蛋白不易纯化，使得有生物学活性的GPCR抗原难以制备，跨膜受体抗体筛选困难，从而导致GPCR抗体药物的开发难度很大。而我们找到了一个自主创新的切入口，也开发了一个专有的GPCR抗体研发技术平台，有针对性的解决了GPCR药用抗体的发现、筛选、优化、人源化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

另外，G蛋白偶联受体的靶点主要是在几个领域起作用：神经系统、代谢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目前抗体药大多集中在癌症和免疫系统和炎症，在心脑血管系统、代谢系统重大慢病领域，还没有一个抗体新药。虽然有很多药都是G蛋白偶联受体的，但基本上都是化药小分子药。

所以，我们希望能开发出针对这些重大疾病的GPCR抗体新药。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首先作为公司发展来讲，我们希望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的抗体新药的研究开发，以及代谢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的抗体新药的开发，在全球占领高地。另外，在全球生物制药行业，我们希望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做出中国原创新药。

GPCR家族蛋白结构示意图

Q2.抗体药相对于小分子药有哪些优势?

景书谦博士:整体来讲，抗体药和小分子药应该说各有各的优势。有些小分子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神经系统，抗体基本上都进不了中枢神经系统，因为通不过血脑屏障，但是小分子它是可以的。但是有些疾病靶点的小分子药不是很理想，而抗体药能起到互补的作用。

抗体药最大的优势就是：第一，特异性特别好，现在不管是生物大分子或者化合物小分子的特异性比抗体好的很少。第二，抗体药的毒性相对比较低。因为它特异性比较好，所以基本上抗体药的毒性大多数都是跟靶点的生物学功能相关，也就是说它的一些毒性是伴随靶点，很少有脱靶的毒性。第三，抗体药也很少像小分子药一样代谢产生毒性。很多小分子药通过肝脏代谢，代谢过程中它会对肝细胞有一些损伤，有些通过肾脏代谢会对肾脏产生一些负担。

抗体药真正开始大爆发是从1997年左右开始的，经过20多年时间，全球已有87例抗体药上市，全球销量前十的药中有八个是抗体药，它们在全球的销售总额超过1200亿美金，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抗体药的优势。

Q3.能否介绍一下鸿运华宁的产品管线和研发策略？

景书谦博士:我们现在有三个不同的管线总共十几个产品，一个是针对代谢系统的，一个是针对心脑血管系统的，还有一个是针对癌症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三个领域。

我们现在的三个临床项目，其中两个是做二型糖尿病和肥胖，现在都在二期临床。还有一个针对肺动脉高压，在一期临床。但不管什么项目，我们的项目都有一些特点。第一，我们项目基本上都是原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基本都是全世界首创，我们拥有全球的知识产权。第二，我们临床开发策略基本上走的是全球开发的道路。只要我们资金上、资源上和人力上能负担得了，我们都是面向全球的市场。

现在医药行业内在代谢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能做到 first in class的新药当然是非常好的。但这两个系统很难再有很多机会，大多数还都是争取能做到best in class。因为这两个领域里都是影响人的生命存续非常重要的一些疾病，所以人们对它的了解相对比较深入一些，这里的整个基因组全都清楚了，所以基本没有新的能惊天动地的靶点机理。所以大家现在追求的都是所谓差异化创新，也就是说只追求更好，没有最好。

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我们希望做真正“重磅炸弹”新药。我们做的新药如果将来的全球销售额达不到10个亿美元的话，我觉得这个药做起来价值不大。因此，我们的策略一个是做原创新药，一个是做重磅新药，我们的定位是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从商业化角度上来讲，我们所有产品目标定位于全球市场，并在国内、国外同步进行临床开发和上市销售。

鸿运华宁的研发产品管线

Q6.能否介绍一下鸿运华宁团队情况？

景书谦博士:我们现在团队人员还不多，总共还不到100号人，但是我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团队核心成员主要来自于美国安进公司、基因泰克、百时美施贵宝等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平均拥有 20 年以上的海外新药研发经历，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覆盖制药产业链各环节。因为做新药开发要完成整个产品链组装，各个阶段的人才都需要有，我们团队里面有十几个博士和医学博士，还有40多个硕士，现在还建有抗体新药企业研究院和博士后工作站，先后承担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多个课题。

Q7.能否介绍一下鸿运华宁和澳斯康之间合作的渊源？

景书谦博士:我和罗顺博士原来在安进的时候是同事，关系一直很好，我们的专业领域以及我们比较擅长的地方也是互补的。我在安进做了9年的Discovery和6年的development，但在PD方面不是很擅长，而现在澳斯康专注在做这一块儿。

每个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一些好的合作项目能进来，大家可以共同的成长，一方面可以把产品管线丰富起来，一方面能促进公司走上良性的循环。我们在早期不具备像培养基、PD这方面的工艺开发，也没有生产工厂，所以跟澳斯康这样的CDMO公司来合作也是势在必行的事。将来我们用健顺的培养基做的product卖到美国、欧盟、世界各地，对于健顺发展也是有利的。这个合作就是双方互利互补，能够推动我们双方健康的往前发展。

加上我们跟罗博士相互之间比较了解，这个互信基础就根本不需要再去建立，所以这个合作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从健顺刚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在培养基开发上进行合作，罗博士也做了很多努力来帮助我们，共同的克服我们发展路上的一些困难。

Q8.鸿运华宁未来重点推进的工作有哪些？

景书谦博士:2020年我们有两件事是当务之急：第1件事，能够顺利推动启动我们糖尿病临床三期的实验；第2件事，就是启动我们中美同时进行肺动脉高压的临床实验，并且顺利地往后期过渡，在适当的时间把欧盟也做进来。

当然，我们后边还有八九个临床前的项目都集中在这个阶段，CMC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包括中试工艺开发、早期样品的制备，否则的话就进不了临床前，也进不了临床。另外，我们还有十几个其他一些后续的新项目，还在Discovery阶段。我们还希望能够顺利完成B轮融资，将来我们考虑去到纳斯达克或者香港IPO。

我们希望在2023-2024年，我们有4个产品能在这段时间上市，有两个产品能全球同步上市。因为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基础打下来了，潜力已经突显或者说是前景已经显现了。

Q9.鸿运华宁已经成立快十年，下个十年您有什么规划？

景书谦博士:到今年9月份我们就成立10年了，第一个5年我们完成了初级积累，是打基础建系统；第二个5年是临床开发阶段；第三个5年是我们成熟的阶段；第四个5年应该是真正的大发展的阶段。

再具体到五年计划，2025年是第3个5年，如果我们在2023-2024年能有1-2个新药上市的话，2025年我们销售额应该可以达到30-50亿人民币。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以后，那么我们到2030年前，再有2-3个新药上市应该不是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跻身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之列。

鸿运华宁核心研发团队

（左起：郭勇、范克索、景书谦、张成）

Q10.鸿运华宁倡导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景书谦博士:鸿运华宁创始的时候我为公司定了核心理念，“诚信、创新、执着、高效”。我们希望在中国开创一家在技术、产品、体系、激励和商业发展上全面革新的国际一流药企。通过全体鸿运华宁人的努力，用中国人发明的抗体创新药物，惠及全世界的疾病患者，给人类的健康长寿带来新的希望。

当初，我们刚回国创业的时候特别坚定的是，诚信的问题不解决，讲别的都是假的：做事要诚信、做人要诚信、说什么就做什么；创新是我们回来的初衷也算初心。然后做药要耐得住寂寞，要执着，也希望我们的团队更高效。所以这几条是我们当时制定的企业文化里头最重要的几个字。

其实做企业最重要的是人才，其他都是次要的。有了人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没有人你再好的想法也做不出来。所以我们企业文化里面加一个“以人为本”。虽然我们团队现在很小，但我是真的为我们团队很自豪、很骄傲，这是一个非常productive团队，我们团队很稳定也很团结，我希望这个团队能够持续下去，只要持之以恒，总会有所成就的。

Q11.您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景书谦博士:我讲一件在安进工作时发生的事情吧。我是1993年的8月份去的安进，1996年3月份，我的团队很有幸在《细胞》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也是我有生以来第5篇CELL文章，我在当研究生时候发了一篇，当博士后的时候发了三篇，到安进又发了一篇。我们这篇文章是关于GDNF受体的文章，GDNF是当时发现的对多巴胺能神经元有特异性保护作用的促神经生长因子，人们对它是寄予非常深厚的期望，因为它是跟帕金森是相关，将来有希望把它做成第一个治愈帕金森的药。

当时安进因为引进GDNF这个分子股票涨了一大截，我当时开了这个课题，找到了GDNF的受体，并且把它克隆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全球第一个发表了。这就为我们接下来把GDNF做成一个治疗帕金森的新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我从那开始一直到离开安进都是在帕金森新药开发的团队，但这个产品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最后没成功，我觉得非常遗憾。

究其原因，还是我刚开始讲的因为大分子药很难通过脑血屏障，而GDNF要治疗帕金森就需要直接把这个药打到脑积液里头去。但是试验过程中有几个病人产生了抗药的抗体，产生一些很可怕的后果，所以安进把这个项目给停了。但其实也有70多个病人参加了临床实验，都觉得这个药效果很好，还想坚持用。但因为出现了综合性抗体，不得不停止，否则将来有可能出大事。

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我去到安进很短的时间内，我这个很小的这个团队能在全球最知名的杂志之发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很令人高兴。而且能参与这么重要的产品开发，也是很荣幸很难得的机会。我在安进待了15年，几乎自始至终都没离开过这个团队。这个应该是我有生之年在这个行业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

这件事也给我带来很多思考，首先认准的事，好好做很重要，但是也应该经常回过头来反思，看一看当初的决断、原来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在新药研发领域，把一个药做成非常重要，能够在它显现弊端的时候果断毙掉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做药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解决病痛，造福病人。

记者手记

记者此次采访景书谦博士是在澳斯康在海门举行的年会上。为了参加老友兼合作伙伴罗顺博士的公司年会，他一路风尘仆仆、从杭州驱车来到海门，还在路上堵了好几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景博士如同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多年的行业经历、回国创业过程、新药研发的理念、公司的未来规划……每件事情都有条不紊、顺理成章。当初景博士给公司取名鸿运华宁，寓意“鸿运济世，华夏康宁”，祝愿他这个伟大的理想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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