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有一种感动

对于前人留下的脚印，我们并不是要踩着它亦步亦趋，而是启示自己应当往哪个方向迈进。

1924年6月25日，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世家，40天后，全家搬进北平。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北大文学院的教授。老人十分注意对稼先的早期教育，在他5岁的时候，就让他跟私塾先生念《尔雅》、《诗经》，稍大，又送他进了学堂。不管在哪儿念书，他的功课一直都很好。

儿时的稼先不仅聪明，还特别淘气，曾听老人们讲过，那时父亲去戏园子听戏常带稼先去，可稼先不肯坐在位置上静静地听，东跑西跑，总要把放在桌子上的茶杯、茶壶什么的打到地上去，不时遭到戏迷们的喝斥。不过，尽管不老实听戏，他对京戏的迷恋已在那时打下了基础。多少年后，成了科学家了，他还时时犯戏瘾，以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肯冒着严寒去戏院门口“钓票”（等退票）。

然而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的炮声打碎了梦幻般的少年时光。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很快，北大、清华都撤到南方去了，大院里空空荡荡的。稼先的父亲因肺病恶化，咳血不止，留了下来。

当时，13岁的稼先正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这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各门功课照开不误。这样，稼先就同父亲一道留在了沦陷后的北平。此后，在短短的10个月里，日寇侵占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当亡国奴的屈辱，中国会不会亡的焦虑，日寇的凶残蛮横，家庭生活的一落千丈，使稼先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民族压迫和民族仇恨。

有一次，日寇攻陷了一个城市，他们逼着老百姓参加“庆祝”游行，稼先气愤地把小旗子扔在地上，踩在脚下。这事很快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找到中学校长，校长是个好人，他对生病的邓以蛰教授说：“赶快让你儿子走吧，怕要出事啦。”

于是，16岁的稼先跟着26岁的大姐邓仲先离开北平，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不久，稼先就上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成立于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教学及膳宿条件都十分简陋。

但尽管如此，联大却具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著名教授很多，稼先所在的物理系就有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霍秉权、饶毓泰及稼先的大姐夫郑华炽等。这使联大物理系的水平在国内外都是有名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稼先一方面凭自己聪颖的天资，另一方面靠自己的刻苦精神，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到1945年，他圆满地结束了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到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任教各3个月。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迁回北平，稼先应聘当上了北大物理系的助教。随后的几年间，北方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如火如茶，稼先也积极参加了北大理学院“讲助会”的进步活动，热情支持民主学生运动。

就在稼先当物理系助教的时候，我们相识了。

那是1946年的深秋，作为北大医学院一年级新生，我走进了北大理学院的普通物理实验室。

理学院校舍原是清代的一座王府，殿堂式的大间实验室里摆了许多高高的黑色方台和仪器。学生两人一组做好了准备，静静地等候着实验老师的到来。

当我们抬起头，看到面前年轻的老师，1米80的大个子，洪亮的声音，白净的圆脸，谦和的态度，多么熟悉的面孔。可他是谁，我当时竟想不起来。

他自我介绍说叫邓稼先。

哦，邓稼先，他不就是邓仲先大姐的弟弟嘛。我和仲先大姐是很熟的，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同是北大的教授，她的家就住在我家附近。

我专心致志地听这位邓老师讲课。他讲课非常清楚，人也热情，有问必答，一旦有哪个学生没听明白，他会比学生还着急地立刻又从另一个角度再讲，直到学生懂了为止。

每到这时，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他还像个大孩子呢。这年，稼先22岁，我18岁。我们彼此的印象很好，可那时谁也没料到7年后我们会成为夫妻。

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响遍了中国大地，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就在这一年的夏天，24岁的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有人问他怎么这个时候还去留洋？他回答了一句很有远见的话：“今后国家建设需要人才。”

在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稼先攻读物理系研究生。此时，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已3年多了，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连最简单的物理仪器也造不出来呢。

当时，世界范围内自然科学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物理学上的突破，可以把原子核变成武器，变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早在20世纪初，科学家们就把目光集中在原子核上了。原子核的基本结构是质子和中子。它们之间怎样作用？怎样释放能量？怎样裂变又怎样聚变？这一连串的问题成了物理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几十年之后，经过世界各国许多科学家的努力，已对上述问题从理论探索到实验研究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稼先的博士学位论文选中了这样的题目：《氘核的光致分裂》（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

年轻的稼先一旦进入到原子核这个奇妙无比的微观世界里，对科学更是充满激情。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了进步留学生团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普渡大学分会的活动，热心关注新中国的诞生。他被推选为分会干事之一。

1950年6月12-18日，“留美科协”总会在芝加哥以北40英里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到会的有33个分会的100多名代表，稼先也参加了。大家畅谈对新中国的认识，并在营火晚会上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同时选举了“留美科协”总会的干事会，稼先被推选为五人驻会干事之一，主管财务工作。

从邓肯湖边回校后，稼先立即投入撰写博士论文的紧张工作。很快，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完了论文，并于8月15日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20日参加了颁发博士证书仪式。这年稼先才26岁，大家亲切地称他“娃娃博士”。

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稼先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同船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但是钱学森教授的海运行李却被扣下，人则在洛杉矶被联邦调查局拘捕。船行至日本，赵忠尧等4人又被美军扣下。

经过一番周折，其余的人终于在国庆前夕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外事部门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有人问稼先带了些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生产的尼龙袜子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中子、质子、裂变、聚变、氘氘、重水等。当时他万没有料到，这些科学知识对他8年后从事研制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的事业，是何等的有用！

稼先回国后，经过钱三强教授的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助理研究员，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两年后他被提升为副研究员，那时他28岁。

1953年我与稼先结婚，吴有训先生为我们主婚。两年后，我们有了大女儿典典。

典典长得非常像她爸爸，我曾对稼先说：“你俩在一起好比一个人身边带了一张照片，真是像极了。”稼先也非常宠爱典典，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稼先总爱抱着典典在院子里骑车兜圈，典典高兴得咯咯直笑。

典典两岁多的时候，我们又添了一个儿子。住在北大朗润园的爷爷奶奶，白天来哄孙子、孙女玩，晚上稼先再用自行车驮母亲回去。稼先总是那样孝敬父母。

这5年我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幸福，享尽了天伦之乐，看着一双可爱的儿女，看着稼先，我总是抑止不住地从心底笑出来。

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也忘不了1958年8月的那一夜，因为正是从那一夜起，稼先的事业、我们家庭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二机部一位领导同志对稼先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而且要稼先参加这项工作。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

记得那天晚上稼先回到家里，他脸上的神情和往日不大一样，话也没了，笑容也不见了。夜已很深，他还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说：“没什么，我要调动工作。”但紧接着，他又带着深深的歉意对我说：“鹿希，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又突然又很悲凉。稼先为什么要说到死呢？难道这一去就不复返了吗？

“不回家住吗？”我问。

他点点头。

“那么我们常通电话、常通信。”

稼先深情地望着我，又摇摇头。

这意味着稼先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甚至是什么时候病了，什么时候出了事故，我们都无从知道。大滴的泪珠从我眼里滚了出来。我明白了，为了事业稼先必须丢下我们。

我才30岁。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孩子，要照顾有肺病的爷爷和有哮喘病的奶奶，同时我还要追求我自己的理想。我的事业心也是极强的呀。

我清楚地知道，前面的路一定有许多困难，有许多我无法预料的困难。但不管怎样，我只能迎着困难上了；不做出我个人的牺牲，就不能支持稼先去完成他的事业。

我懂我的稼先，他要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他选定了的目标，他会义无返顾地走到底。我不能分他的心，更不能用家里的琐事打扰他，让我默默地承担一切吧。

我告诉他：“我是支持你的。”

这一夜，我们俩非常激动，我们共同回忆往事，又谈到未来，一直谈到天亮。

当太阳又一次升起的时候，一切都重新开始了。我们家过上了另一种生活。稼先奔向了他的事业，一去就是一生！

自1958年秋那难忘的一夜之后，稼先离我们而去，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事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9年6月，在中国的苏联核专家撤走了，稼先和一批大学生一起和泥抬砖，精心盖起的原子弹教学模型陈列室也因此而空了下来。人们对此无比气愤。

当时，党中央连续召开了十次紧急会议，毛主席亲自过问这件事。邓小平总书记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对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指示，他说：“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定了，现在靠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为了提醒人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叫“596工程”。当时，稼先对他的同事们讲了这样的话：“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国外对我们封锁，专家们也撤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但我们的工作能振我国威，振我军威！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从那时起，中国人从零开始自己研制原子弹。

那时我不懂原子弹，更不知研究原子弹的艰辛。只知稼先他们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

最初稼先他们的理论设计工作还是在北京进行的，就在北京西郊一座树影掩映的灰楼里。我在北京医学院工作，记得严冬时节的一天，我要值夜班，特意嘱咐稼先早些回家照顾两个孩子。

可是我第二天回家后，孩子们却告诉我，昨天爸爸深夜才回来，让我们俩又冻又饿地坐在楼梯上就睡着了。稼先心疼地楼着孩子们，又抱歉地看着我。我能说什么呢？

前些时候，稼先连续几天没有休息。有一晚他实在太困了，竟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一米八的大个，趴都趴不稳，重心一偏，就摔倒在地，可是他居然没醒，反倒舒展开四肢，越睡越甜。

还有一次，他指导年轻人查阅资料，教他们计算方法和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微笑着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自己却站着打盹了。不一会儿醒了，他不好意思地问年轻人：“我睡了多久？”“才一分钟，你不过是站着打了个吨。”年轻人笑着回答。

“都是为了那原子弹宝贝。”我心里想着。

就是这样，稼先他们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跑在法国人前面，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76年11月18日，中国再次研制成功了新的氢弹。

1984年底，稼先撑着病体，含笑指挥着生前的最后一次核试验。

稼先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直对我保密。起初，我竟不知稼先的工作为何事。慢慢地，我对他的工作略有所知，但直到稼先的最后时刻，我也还不知原子弹为何物。倒是稼先逝世后，他的朋友、同事讲了许多令我潸然泪下的故事。每当我想起这些故事，便感到稼先就在我身边。

一次在基地，深夜突然电话铃响了，一个研究所里的工作出了问题。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已经下了好几天，山洪冲着小房子大的石头往下滚，河水骤涨，山间的桥淹没在水里，无人敢过。

放下电话，稼先只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车子在暴雨中从山沟爬上山顶，又从山顶下到山沟，司机一路躲绕着滚下来的石头和塌方，在险峻的山路上疾驶。

到了“水漫桥”，司机不敢开。稼先急了，摇着司机的肩膀说：“快冲！冲过去！他们在等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

司机明白核武器的重要性，也明白稼先的心情，他加大了油门，冲向桥面，立时车里灌了水，司机极小心地把车开了过去。

到目的地后，司机就累倒了，可稼先又连干了一天一夜，眼也没闭一下。问题解决后，他又往回赶，心情一松，坐在车上就睡着了。

1984年底，在进行一次新的试验的时候，稼先从帐篷里往试验场走去，步履艰难，简直是向前爬一样，他实在走不动了，对走在前面的两位科研人员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就气喘嘘嘘地趴在两个技术员身上。

原来，这几天他天天都在拉肚子，大便次次都带血。大家都以为是水土不服，他自己以为是痔疮出血，又患有低血糖病，这时虚脱了。但实际上，癌细胞早已侵入他的肌体。他吃了几块糖，喝了几口水，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当然，作为一个肩负重大使命的核科学家，稼先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但他也是个人，也和别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爱好、脾气和各种乐趣。还在北京时，好几次稼先因为一心想着原子弹，骑着车子，竟连人带车或翻在路边的沟里，或撞在电线杆上。稼先很喜欢京戏，原子弹研究院迁到外地以后，他每次出差回京，只要有空，就到戏院门口“钓票”看戏。回到家里，还爱拖着长腔，捏着嗓子哼上一两段。

别看稼先的个头儿大，他可是个性情随和腼腆的人。

每次进行试验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要把稼先他们叫来，了解情况，决定方案。

最初见总理时，稼先有些胆怯，还没说话就先哆嗦开了。总理见他脸都红到了耳根，就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都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我们的血压都给哆嗦上去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稼先这才平静下来，总理多么平易近人呀。

每次从总理那儿回来，稼先总是禁不住赞叹：总理真行，问我们的都是些很内行很关键的问题。总理很平和，给我们吃桃，吃小笼包子。

后来有一次从总理那儿回来，稼先一反常态，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总理病了，脸色不好，而且穿着松紧带的裤子。”

果然没过多久，在去西北核试验基地的火车上，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稼先和他的同事们闻此沉痛的消息，哭倒在西去的列车上。

从1958年稼先投身核事业到1986年稼先辞世的28年中，稼先亲临现场指挥过的核试验，都成功了，大家说他是“福将”。然而在连年报捷的后面，却是像稼先多次对我说的那样：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和稼先事业上连年报捷相反，我们的家庭生活却是屡遭不幸的。

1964年10月间，我的婆婆、稼先的母亲突然病重，她老人家一直有哮喘病，多年医治无效，已转成肺不张。此时她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我十分焦急，经过辗转，好不容易与基地党委刁书记联系上了。他告诉我，此时此刻无论有什么事，稼先都不能走开，但过了这段时间，就立刻让稼先回去。我无奈，但我知道，如果有比母亲病危更严重的事，那一定是有关国家大事。

事后我才知道，10月16日，稼先他们正在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

在西北大漠上，当蘑菇云腾空而起，人们在为胜利而欢呼的时候，刁书记立刻把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塞到稼先手里，并指着自己刚跳下的吉普车命令稼先上去。“又有什么任务？”稼先紧张地问。“你母亲病危，赶快回去。”

就这样，两个司机轮换着昼夜开车，把稼先送到机场，到了机场，稼先连口气也没喘，就跑上飞机。我在北京机场等他，连家也没让他回，就带他到了医院。

母亲看到了儿子，她把放在枕边套红的《人民日报》拿出来，上面有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她怪儿子从前不把自己的工作告诉她，之后就安详地睡去了，仿佛她最后一刻的弥留，完全是为了等待孝顺的儿子。

送走了母亲，稼先又紧张地投入氢弹的研制工作。不久，“文革”大动乱席卷全国，稼先他们这个有着一堵“绝密墙”的封闭世界也透进了一些动乱的气息。可稼先他们不管外面怎么闹，一班人马齐心协力地认为：“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要抢先。”很快，在原子弹爆炸了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

此时，“邓稼先的后院着火了”——我们家被抄，我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人物拉出揪斗，孩子也没人管了。可稼先当时根本就顾不上我，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仍旧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

1969年，我们的女儿典典到内蒙古建设兵团插队，那时她刚14岁，就和其他年轻的男女战士一道挖水渠、种庄稼、喂猪。她还当过一年炊事员。

1973年稼先出差顺便去内蒙古看望插队的女儿。那个偏僻的地方要先乘火车，再坐牛车。同伴风趣地问他：“平时您坐小汽车，警卫、秘书跟随，今天坐了牛车，觉得怎么样？”稼先也风趣地说：“很舒服，很自由！”

他在典典那儿住了一个星期，白天典典出工，晚上父女俩才能聊上一会。这里的食宿条件很差，但稼先没向生产队提一点特殊的要求。他是最疼爱女儿的，典典却是研究院干部子女中最后一个调回城的，而且回城后，在北京皮件厂当了一名制箱工人。

这时典典已20岁了。插队6年，占去了她最宝贵的学习时光。邓稼先这位科学院物理数学部的学部委员，居然还得挤出时间为女儿补习初中、高中数理化课程。

值得欣慰的是，典典有着与她爸爸同样坚强的性格。回城后，她一直没有间断过自学。高考复习的那一年里，她白天上班劳动，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先睡一会儿，起来后打开书就一直学到凌晨，然后稍事休息再去上班。

一年里，她的体重掉了20斤，也曾累得晕倒过。1978年，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大学。现在她正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

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

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

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着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存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

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

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

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

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象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至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1986年，不幸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稼先得的病是直肠癌，张爱萍将军亲自主持医疗小组的方案讨论会。此后，稼先做了三次手术，其痛苦之状，我不忍细数。

在稼先身患癌症、病势垂危之际，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床边放着两尺多高的资料、书籍，不停地考虑着核武器事业的进展。有时一天几次给研究院领导人打电话，谈工作，制定方案。同时，他也惦记报上常提到的核禁试、核裁军，想到地球上应该有个安宁的环境。

在向血管里点滴化疗药品时，他一边完成生前所著的最后一本书，一边把对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写成一份意见书，并嘱咐我：“你把这个材料带回去，它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你务必亲自把它交给有关同志！”“鹿希，这一辈子谢谢你了。”

在完成这最后的工作后，他轻松地叹了口气，望着杨振宁先生探望时送的大束鲜花，平静地对我说：“我死也瞑目了！”

7月17日，李鹏副总理到医院，代表国务院授予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当问到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犹豫了半天才说想见见女儿。

组织上立刻设法把远在异国的典典叫了回来。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典典回来9天之后，1986年7月29日1时50分，稼先他没有留下任何遗憾，闭眼安睡了。

稼先的一生是与我国的核事业紧密相联的一生。他乐是为了核事业，忧是为了核事业，死还是为了核事业。很多时候，作为妻子，我以此为苦，但最终我是以此为安的。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该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邓稼先逝世后，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为他撰写挽诗——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备战君当先。捷报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