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异军突起，你怎么看？【中国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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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我国网络舆情呈现出新态势。
近几年，互联网融合创新活跃，与内容相关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经济体与新舆论场相生相伴，网民发声需求加大。
一方面，意见领袖群体一直是舆论传播的中坚力量，不断壮大的网红经济正在凝聚新一批意见领袖。与微博大V等意见领袖相比，各类平台上的网络红人影响力趋向平民化和泛在化，更容易引起大规模普通民众的情感共鸣。
相关调查显示，16.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网红”是意见领袖中的佼佼者，其受众的互动意愿更加强烈。
同时，社群经济发展反向升温，不同于以往的贴吧、微信群、QQ群等虚拟社群，新型社群往往与交易行为相伴产生，更趋向于形成社区或邻近区域内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与之相形成的舆论场也具有线上线下联动协作的纽带关系。
伴随着更多新的细分社群的不断涌现，更强的舆情动员和扩散机制正在形成。
在网络舆论场形成过程中，传播渠道一直具有重要助推作用，随着新技术、新模式的不断出现，舆论互动和传播渠道也不断翻新，表现形式越来越趋于隐蔽，舆论影响也愈发广泛。
一方面，网络直播、网络电台、弹幕网站等个性化鲜明的传播媒介正在规模化发展，含有非结构化信息和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等内容的媒体平台广泛存在，平台内容审查和监测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已凭借广泛的应用前景快速崛起，但其通过“完全沉浸感”带给人的精神控制能力不可小觑，特别是一些商业、政治、宗教等背后的利益集团所创建的虚拟世界，对公共事件的动员能力更强，也更难察觉。
当前，美国一些VR视频平台已开始利用该技术制作竞选演讲视频拉票，虚拟现实正在成为左右美国政治舆论和民众意见的传媒工具。
当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型网络舆情格局正在形成，信息内容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传播来源渠道更加广泛，线上线下互动更加频繁。
网络舆情在更能反映线下情况的同时，也令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更加敏感，如官民关系、贫富差距、医患矛盾、权益纠纷等问题更易引发社会同理心群体支援行动，“做空中国”谣言散播成为引发我国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攻坚时期，线下问题将不断凸显，线下任何矛盾都可能持续发酵并快速传播放大，演变为影响决策的网络舆情事件，使我国社会治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形势。
因此，及时公开信息和处理解决线下矛盾，将成为预防网络舆情事件的重要核心，而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预防疏导、协同共治也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应对愈发严峻网络舆情局势，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开始由被动向主动转变，不断以正面的形象在化解矛盾上起着积极作用。
在引导方式上，除了及时准确发布官方信息，政府官员也在积极塑造意见领袖，以个人形象加强民众互动和引导。
如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主任陈里是政界“网红”，2010年开通微博至今粉丝数已达2540多万人，积极发声关注民生和公益，传达公职人员“正能量”；浙江省组织部长蔡奇的腾讯微博粉丝突破千万，政府官员意见领袖的积极发声给网民提供了正面舆论平台。
为拉近与网民的距离，一改政府官员枯燥、刻板和高高在上的形象，我国政府正在不断创新和丰富发声内容与表达形式，官员“真人秀”、“网络直播互动”等多样化的节目层出不穷，网民对官员的信任感不断提升。
如近期山西卫视名为《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竞演节目开播，来自山西11个地市的市委书记、市长或副市长登台亮相，进行现场演讲和PK。
节目首次开播便引来全省超过440万民众参与投票，约占山西总人口的12%，播出后更引发网络舆论热议，民众普遍对政府的展示、互动和创新形式表示认可，对重塑山西政府形象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国外舆情类服务行业起步较早，舆情服务市场较为成熟，咨询公司盖洛普、非结构化大数据处理商Autonomy等公司早已进入该市场，开展舆情监测和专业服务业务。
我国的舆情服务起步较晚，网络舆情仍是新兴行业。随着网络舆情形势凸显，国内对网络舆情服务需求不断加大，我国网络舆情监测市场正在崛起。
一是依托主流媒体资源创建的网络舆情检测机构发展壮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等机构影响力不断提升，有效支撑党政机关的网络舆情判断决策。
二是软件企业依托技术优势打开网络舆情监测市场，TRS、军犬、红麦等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应用广泛，为网络舆情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一是“封、堵、删”等传统方式仍是应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主要手段，官方通报和传统媒体仍然是舆情引导的主要渠道，面对更加多样化、泛在化、非结构化的网络舆情新特点，传统方式显然不足应对，反而有可能加速线下问题的激化。
二是网络媒体和平台责任意识淡薄，失实报道、“标题党”等容易引发民众情绪，平台一味趋利令有害信息放任自流，更容易造成网络舆情失控。
三是网络舆情服务企业大多停留在网络舆情监测领域，事中报告、事后分析较多，能够利用大数据进行事前预测的企业较少，同时舆情监控和分析人员大多从新闻、宣传专业转型而来，大数据、情报学等专业技术人才较少，网络舆情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法律法规层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的基础上，适时制定专门性法律，细化和明确违法信息监控权和处置权、违法信息范围等内容的法律规制。
二是创新政府正面信息引导模式，在已有模式基础上积极引导正面声音通过新型社群、新型媒介发声，向民众传播舆论正能量。
三是研究制定网络媒体平台管理办法，在合理表达网民诉求的基础上，明确平台和个人的主体责任和追责办法，强化平台自治能力，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
四是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尝试培养网络“朝阳群众”，加强网民自我把关能力的同时，主动发现和监督违法有害信息的来源与传播，共同创建和维护网络和谐的生态环境。
一是加强统筹，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通过与新媒体、相关平台企业对接，构建大数据舆情监测预警平台，推动网络舆情治理科学化、高效化、协同化发展。
二是鼓励和引导网络舆情服务企业、大数据企业，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舆情预警监测服务，有力支撑网络舆情的应急响应和处置解决。
三是优化网络舆情服务人才队伍，引进大数据、情报学、档案学等专业人才，提升网络舆情服务专业化水平。
一是加强网络舆情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研究，分析社会治理和网络舆论治理的内在规律，明确线上舆情危机化解和线下矛盾问题解决的相互作用机制，支撑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
二是加强新型网媒、新型平台的常态化跟踪研究，明确平台内容的产生源头、内容类型、传播路径、作用效果和应对策略，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新型网络舆情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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