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

作者 | 李钧鹏、周港

责任编辑 | 何钧力

知识是怎样变迁的？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面对这些知识变迁问题，科学哲学家们基于科学知识的演进规律提出了累积论、反驳论、革命论等知识增长理论（波普尔，2003；库恩，2022；内格尔，2015）。科学社会学家未止步于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在科学活动的互动研究和制度研究两条路径上分别做出了关键性迈进（本-戴维，2020：1-17）。而在社会学知识的历史研究中，作为解释方式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存在“必要的张力”：内部主义侧重于发掘理论空间内多种逻辑立场间的关联，突出遵循理性逻辑的行动者；外部主义则聚焦于社会环境与知识的关联，重视社会化的行动者（李钧鹏、许松影，2023）。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透过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洞见来考察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知识起点，生成了新的知识传统，并且这种知识传统本身在不断地变化和重构（张龙，2021：297）。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和社会学学科内部范式的转换，一些曾经受到高度重视的研究主题逐渐走向边缘；另一些主题则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整个脉络；还有一些主题后来居上，成为当前社会学界的热点和主流（向鸿，2019：276）。例如，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发生了一场从现代化研究到市场化研究的范式转换，2008年至2010年则见证了社会分层议题的异军突起（Chen，2017：61-67）。此外，中国社会学家的代际更迭所带来的知识实践变化也可能影响社会学知识的轨迹和走向（项飙，2015：70；周晓虹，2022：157）。基于这些背景，我们试图为理解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如何识别知识变迁？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区分出两种衡量学术思想发展进步的标准：形式上的发展进步和实质上的发展进步（鲁尔，2004：1-22）。如果每项研究都有各自认定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方法，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研究成果，这是形式上的发展进步；如果某些研究成果成为后续思想诞生与发展的基石，这就体现了实质上的发展进步。借鉴鲁尔的标准，我们区分出形式性知识变迁和实质性知识变迁：前者表示知识成果在数量上的增长趋势；后者代表新旧知识的传承情况。综合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下文将厘清知识变迁的两组理论命题。

何谓“知识”？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知识”概念本身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而且并不存在一种“单数的知识”，只有“复数的知识”（伯克，2023：10-13）。我们无意深究各种知识的内涵及沿革，而仅采用新观念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ideas）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经由学者沉思得出的一系列陈述——这些陈述既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既可以是经验性的，也可以是理论性的；既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Camic，2020：29；Camic et al.,2011：3）。本文所关注的“知识”具体指的是中国社会学家在期刊文章中所做出的陈述。在呈现中国社会学分别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知识变迁的同时，我们将采取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这两种解释方式对知识变迁过程进行简要的解释。如前所述，内部主义者关注知识空间。例如，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将社会学定义为“有关社会及其构成性单元的多种理性话语，每种话语的模式和方向受制于组成学科主流传统的学派”，并研究社会学正典、批判性话语和研究纲领如何在内部演变与竞争（Alexander，2001：XXII）。外部主义者则侧重于社会环境，包括历史与社会脉络（曼海姆，2013）、学术场域（布赫迪厄，2019）、学术网络（柯林斯，2004）以及制度情境（Camic，1995）。

（一）形式性知识变迁

知识数量的增长趋势标志着形式性知识变迁，正如科学社会学研究曾将重大科学发现的数量视为科学进步的直接体现（科尔，2001：258；默顿，2000：72-73）一样。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数量存在差异，既有知识发现的“多发期”，也不乏“空白期”。据此，我们归纳出两种形式上的知识变迁：S形增长和扇形伸缩。

1.S形增长

科学家无不希望其探索到的新知识随时间而增长，但科学史家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却在科学发现的增长模型中做出了一个悲观的类比：在有限的知识海洋中，尚未发现的知识岛屿数量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因此科学这片丰饶之海终有枯竭之时（Holton，1962：388-395）。

受此模型启发，德里克·普赖斯（Derek Price）发现，在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中存在指数增长，这种指数的上限与下限使得科学增长的总体趋势呈现S形增长曲线：知识的数量在第一个阶段缓慢增加，在第二个阶段迎来加速增长，到了第三个阶段则增速减缓并趋于稳定饱和（Price，1963：1-32）。这种知识变迁的形式不仅成为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克兰，1988：1-2；Ben-David & Collins，1966：451），而且被用于分析社会学知识的发展轨迹。例如，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知识演变曾被描述为一条典型的S形增长曲线，先后经历了恢复（1986—1990年）、发展（1991—2005年）、爆发（2006—2010年）与稳定（2011—2015年）的过程（陈华珊、叶锦涛，2018：52）。

2.扇形伸缩

与科学社会学家将科学发现、出版物或研究人员的数量作为增长指标而普遍观察到的S形增长曲线不同，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通过分析哲学家的师徒传承关系和同代学者的水平联系所共同构成的学术网络指出，知识创造遵循“少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柯林斯，2004）。即由一个学术共同体所打造的知识空间至多只能容纳并密切关注3~6个重大议题。当公认的重要议题数量超过“少数定律”所能容纳的上限时，知识关注空间变得拥挤，学者们没有余力关注其他议题，或通过合并议题减少关注数量，或任由剩余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当重要议题数量低于下限时，既有议题将分化或激发出对立立场，填充知识关注空间的空隙。因此，学术知识创造在“少数定律”的限制下发生周期性变动，“像扇子般伸展和收缩”（Collins，1998：380）。这种“少数定律”并不局限于哲学知识的变迁，而是放诸四海而皆准（Stinchcombe，2012：223）。

由此，我们提出形式性知识变迁的两个命题。

命题1a：当知识数量的增长呈现从低速增长期到快速增长期，再到增长式微期的变动趋势时，出现知识的S形增长。

命题1b：当知识数量的增长呈现快速增长期与增长式微期周期性交替的变动趋势时，出现知识的扇形伸缩。

（二）实质性知识变迁

知识成果的数量随时间而增减变动，这些成果的重要程度却大相径庭（阿伯特，2023：199）。厘清新旧知识的传承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研究发现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为后来的学者所用，这是实质性知识变迁的体现。我们区分四种实质性知识变迁：知识积累、知识遗忘、知识循环和知识革命。借鉴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的历史叙事图示（泽鲁巴维尔，2022：13-43），我们可以说，这四种知识变迁分别对应四类不同的变迁轨迹：单线连续性的知识变迁、复线进化性的知识变迁、环状周期性的知识变迁以及离散断裂性的知识变迁。

1.知识积累

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一个世纪前曾告诫：“一门不愿遗忘其奠基人的学科是迷失的学科”（Whitehead，1916：413）。不过，对于学科经典，社会学家的态度恰如分别面向过去和未来的雅努斯的两副面孔（阿伯特，2023：135-136；默顿，2015：42-46）。阿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代表朝向过去的那副面孔，呼吁社会学家不应忘却其先辈所传承下来的经典（Stinchcombe，1982）。不仅如此，只有当学科先辈所界定的社会学核心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时，社会学知识才能被视为有所积累（Campbell，2019：6-10；Scott，2006：1-2）。

这种衡量知识积累的标准难免苛刻，但如果将知识积累简单界定为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知识（Mahoney，2003），那又未免有些宽松。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描绘过一幅更加适中且更具理论性的知识积累图景（Cole，2001：37-40）。他首先区分出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两种知识类型。学科共同体普遍认为重要的少数理论、方法和范例构成了核心知识，所有新出现的知识为前沿知识。当一门学科拥有核心知识，并且生产的新知识能够从前沿进入核心时，这个领域就出现了知识积累。此外，核心知识与前沿知识需要置于特定的时间和学科脉络中考察。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前沿知识，但不同时期的核心知识可能相同，也可能迥异。学科内的新知识在快速进入核心后又迅速离开，这更是常见的知识变迁现象。正如戴维·泽曼（David Zeaman）所言：“在自然科学中，后来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前一代人的肩膀上，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每一代人都踩在前辈的脸上”（转引自Merton，1965：267）。

2.知识遗忘

少有人会忘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引用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戏谑性开篇：“现在谁还读斯宾塞的作品呢？”（帕森斯，2012：3）宣布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学说消亡的帕森斯代表雅努斯面向未来的另外一副面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道出科学的命运就是被人遗忘，“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韦伯，2018：15）。而社会学家的“失忆症”尤为典型，相当一部分曾经显赫的社会学家及其学说被后代学者遗忘在时间的荒原上（Law & Lybeck，2015）。

“失忆症”的症结可能在于虽然社会学拥有繁荣发展的前沿知识，但这些知识未能取得学界共识并进而跻身为核心知识（Cole，2001）。除了社会学知识缺乏传承而难以形成积累外，社会学家还被批评为赶时髦者，一旦厌倦了一个研究议题，就会将其无情抛弃。“社会学需要的不是更锋利的刀刃，而是更坚固的刀柄”（Davis，2001：115）。这一诊断触及知识遗忘的关键——“新词谬误”或“即时效应”（Gans，1992：704；Merton，1984：1101-1102；Price，1986：164-165）。换言之，许多社会学家通常默认关于某个主题或问题的最新研究就是最好的研究，因而对近10年文献的关注程度远甚于对之前文献的关注。推崇最新知识容易导致成为过去式的知识被遗忘，使得社会学无法发展出核心知识。这种状况在社会学理论史中并不罕见。例如，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的理论体系在1960年前后如日中天，但15年后就因理论界研究兴趣的转移而被打入冷宫，“犹如被放弃了的前哨阵地”（鲁尔，2004：79）。

3.知识循环

在简要讨论知识积累和知识遗忘后，我们处理另外两类更为复杂的新旧知识传承情况：知识循环和知识革命。如果说知识积累是各个时期的新知识进入到核心圈，那么知识循环就是被遗忘的旧知识进入到知识核心。后者所涉及的知识变迁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

“所有重要的思想都被某个并未发现它的人说过了”（Whitehead，1916：417）。无意识的知识循环在怀特海的这句名言中得到体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者大多关注最新研究动态，而对早期研究不甚了解，因此经常重复过去的发现（Gans，1992：701-70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发现本身也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循环。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早已探究过这个主题，而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不过是重新发现了索罗金的先前发现（Sorokin，1956）。相反，有意识的知识循环明确主张“找回XX”（bringing the something-or-other back in，或译为“把XX带回来”）。社会学的知识变迁被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描述为一种“分形循环”（fractal cycles）的过程：学术立场冲突的胜者接管败者的学术领地，并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将败者的核心思想重新纳入到自身体系内（Abbott，2001：15-27）。例如，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处于“共识”与“冲突”的大争论中。虽然这场争论以冲突理论的胜利告终，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冲突理论内部又复制了“共识”与“冲突”的区分，出现了冲突视角下的共识学派与纯粹的冲突学派之间的对立。社会学史可以像哲学史那样，被比喻为一个“堆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的战场，“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黑格尔，2013：23），而分形循环召唤着游荡在社会学史战场上的思想幽灵。

4.知识革命

如果说知识循环是一种反常的知识积累，那么知识革命就是一种极端的知识遗忘：前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与后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具有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或译“不可通约性”）。知识的变迁过程存在障碍与断裂，并不符合连续性与总体性的历史想象（巴什拉，2022；福柯，2021）。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雄辩地指出，科学发展轨迹不是累积的、线性的，而是跳跃的、革命的，并且这种科学革命有其结构：基于一种范式的常规科学在解谜题工作中遭遇严重反常而陷入危机；在此非常规期间，科学产生了能够解决危机的新范式；科学革命前后的范式缺乏一致的评判标准（库恩，2022）。

正如同样因库恩而流行起来的“范式”一词的命运，“不可公度性”一词在科学哲学界几近泛滥。库恩（2022：206-209）从三个方面阐明了科学革命前后范式间的不可公度性。首先，新旧范式关于科学的标准或定义不同；其次，新旧范式的术语与概念迥异；最后，范式转换带来世界观的改变，使得新旧范式的拥护者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科学工作。哪怕此后库恩（2004：328-329）再次为之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家更加关注这个依据自然科学知识演进规律得出的概念是否适用于分析社会科学知识的演进（何祎金，2018：7）。面对这个概念引发的激烈争论，伊恩·哈金（Ian Hacking）略带困惑地表示“不可公度性”其实并不难以理解。在被科学哲学家重塑之前，这个词语在希腊数学中确切地表示“没有公有的量度”；而在科学哲学界，它却意味着三类迥然不同的事情：论题的不可公度性、论题的脱节和意义的不可公度性（Hacking，1983：65-74）。哈金赞赏部分社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论题的脱节：不同世代思想方式的疏远和脱离。基于此类不可公度性，知识革命前的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与革命后的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在论题上存在脱节。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历史社会学家不满上一代学者的结构主义取向，强调文化、策略、情感、身份认同、能动性、盖然性等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李钧鹏，2022：i），但这又招来了老一代学者对年轻学者为了凸显自身的创新而有意无意地歪曲或贬低经典研究的担忧（Lofland，1993）。

我们由此得出实质性知识变迁的四个命题。

命题2a：当存在核心知识，且其之后的前沿知识与其保持直接关系时，出现知识积累。

命题2b：当不存在核心知识，或其之后的前沿知识与核心知识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时，出现知识遗忘。

命题2c：当被先前的前沿知识遗忘的核心知识与之后的前沿知识之间存在直接关系时，出现知识循环。

命题2d：当先前的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与之后的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时，出现知识革命。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1980—2022年《社会学研究》《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社会学论文。《社会学研究》和《社会》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领军期刊（向鸿，2019；肖瑛，2019），《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顶级综合期刊，三份刊物刊载的社会学论文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而且，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的1980年为起始年、以2022年为终止年的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中国社会学重建40多年的历史。

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提取4133篇社会学论文的基本数据，包括作者、标题、关键词、参考文献和发表时间。其中，自1986年第1期至2022年第6期的《社会学研究》刊文，以及作为《社会学研究》前身的《社会学通讯》（1981—1984年）和《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所刊发的高质量论文，在剔除书评、学术信息、会议纪要等非研究性稿件后共计2718篇；《社会》从正式改版为学术期刊后的2005年第1期到2022年第6期的刊文，在排除非研究性稿件后共计1005篇；自1980年第1期到2022年第12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栏目中的论文，在补充了由社会学家发表在其余栏目和专题中的论文并剔除书评和会议纪要后共计410篇。

（二）方法

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验证两组命题的证据？首先，知识数量的变化趋势主要以主题数量或关键词数量为载体来呈现。其中，主题或通过主题模型这类机器学习方式在文本中识别并提取（郭台辉、周浥莽，2020；Au，2018；Zougris，2019），或通过对论文进行编码分类的半结构化内容分析而获得（王处辉等，2017；魏屹东、邢润川，1996；Zhou & Pei，1997），或结合自动与半自动的内容分析方法而确认（Grothe-Hammer & Kohl，2020）。关键词数量或来自谷歌图书语料库的历年词频数据（陈云松，2015），或依据期刊论文关键词的词频计数（尉建文等，2016；Catone et al.,2020）。考虑到主题模型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Wilkerson & Casas，2017：535）以及编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马丁，2020：280-281；Lee & Martin，2015），我们以期刊论文关键词词频的变动代表知识数量的增长趋势。在关键词数据的处理上，我们删除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等缺乏实质意涵的词汇，合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剩余”这种近义词，但保留“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本土化”这类带有时代特征差异的近义词，最终得出11118个有效关键词。在关键词数据的分析上，我们使用Python软件统计每个关键词的出现次数、历次出现年份和首次出现年份，以每年新增的关键词数量为证据检验形式性知识变迁的两个理论命题。我们将词频计数大于等于3的词称为“基础关键词”，将词频计数大于等于10的词称为“高频关键词”，将词频计数大于等于1的词称为“关键词”。

其次，新旧知识的传承情况同样存在两种常见的分析方式。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的年代分布比重表示新旧知识的关联程度（默顿，2015：45-46；Abbott，2006：58-59；Gans，1992：703-705）；文献被引的次数与生命期和文献间的引用网络代表文献的影响力（Jacobs，2007；Leahey et al.,2023；McMahan & McFarland，2021）。我们同时采取这两种方法，以便更全面地考察新旧知识的关系。在每篇论文参考文献的数据处理上，我们删除了4133篇论文之外的文献，以第一作者为标准剔除自我引用的文献。同时，4133篇文献中存在部分文献既未引用其余文献，也未被其余文献引用。我们在清理这些“孤点”文献后，借助Python得到由3065个文献节点构成的有向引用网络。在引用网络的分析上，我们将被引用量和相对中心度较高的文献视为核心知识，将历年新出现的文献看作前沿知识，将文献的引用方向、被引次数、被引持续时长以及聚类分布比重作为检验实质性知识变迁理论命题的依据。

从1980年到2022年，中国社会学知识数量的增长趋势究竟是呈现为S形增长，还是扇形伸缩？我们首先考察词频计数大于等于3的852个基础关键词的增长趋势，然后分别从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的视角对其所体现的形式性知识变迁进行解释。

（一）扇形伸缩

图1呈现了1980—2022年基础关键词的历年新增数量和历年新增累计数量。折线图显示，基础关键词的数量在1980—1985年、1986—1992年、1993—1998年依次经历了低速增长、快速增长和增长式微，但增长式微趋势没有持续。1999—2007年累计新增的243个基础关键词标志着第二个增长繁荣期的出现。此后的2008—2022年共计新增136个基础关键词，再次构成增长式微期，且累积增长曲线在2015年后逐渐稳定。这表明基础关键词的整体增长趋势不符合S形增长，未呈现低速增长期到快速增长期再到增长式微期的转变过程，不支持命题1a。相反，1986—1992年与1999—2007年的两波快速增长和1993—1998年与2008—2022年的两轮增长式微阶段，说明1980—2022年基础关键词的增长趋势呈现为快速增长期与增长式微期的周期性交替过程，支持命题1b。柱状图呈现了基础关键词历年新增数量的增减变动，正如柯林斯所言，这种知识变迁在形式上“像扇子般伸展和收缩”。接下来我们从两个层面解释此类变迁过程：知识关注空间内部的“少数定律”和外部的社会脉络。

（二）少数定律

正如柯林斯（2004：84）所言，“学术世界的结构在某一时期只允许数量有限的观点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当知识关注空间内的关键词数量趋于饱和、达到上限时，新生基础关键词便难以出现；当知识关注空间内存在的关键词数量过少、接近下限时，新的基础关键词会涌现出来填充空隙。图2展示了1980—2022年的历年关键词容纳数量和基础关键词新增累计数量，说明基础关键词的增长趋势在三个时段内遵循“少数定律”发生变化。第一个时段是1991年至1997年。1991年，也就是《社会学研究》正式出版后的第六年，知识关注空间容纳的关键词数量达到501个，此后六年每年的关键词数量均围绕500个上下波动。此时段的知识关注空间已达到饱和状态，出现基础关键词的第一个增长式微期（1993—1998年）。第二个时段始于1998年，终于2007年。关键词容纳量从高峰跌入低谷，又从低谷开始回升。在低谷中每年的关键词容纳量皆少于300个。此时段知识关注空间存在空缺，激发出基础关键词的第二轮快速增长期（1999—2007年）。第三个时段是2015年到2022年。这八年每年的关键词数量重回500个左右，知识关注空间再度饱和，基础关键词在该时段进入增速稳定的第二轮增长衰退期（2008—2022年）。

（三）国家建构

知识关注空间内的知识变迁不止受到“少数定律”的限制，正如柯林斯（2004：190）不仅发现知识关注空间的拥挤导致了战国后期诸子百家的兼收并蓄，还指出秦汉思想中心化时期的外部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派别的融合态势。作为知识关注空间外部脉络的国家建构进程同样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

虽然陈汉辉强调国家建构通过中介层面的组织与制度支持间接影响社会学知识的特征（Chen，2017：133-142），但是胡洁和周晓虹（2013：10-14）却发现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与国家建构的进程之间直接同步。1992年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市场经济研究的热潮；2004年开始倡导的“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彼时中国社会学的新兴议题；2013年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社会学家运用专业知识探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市场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这些带有国家建构色彩的关键词不仅首次出现于增长式微期前端，而且是这一区间的最高词频关键词（图3），并且在之后的增长式微期持续出现（图4）。“市场经济”一词首现于第一轮增长式微期（1993—1998年）开端的1993年，并在此后五年连续出现。“社会建设”初现于第二轮增长式微期（2008—2022年）前的2007年，并在2008年至2013年间集中涌现。2015年后第二轮增长式微态势趋于稳定，此时段持续出现2014年首次出现的“国家治理”一词。具有国家建构色彩的高频关键词是增长式微期的主导词，说明知识关注空间的内容随国家建构进程而趋于集中化和焦点化，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受到社会、经济尤其是政治脉络的直接影响。

至此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从1980年至2022年，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在形式上体现为扇形伸缩。遵循“少数定律”的知识关注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容纳的关键词数量在300~500个。当关键词数量低于300个时，知识关注空间出现空隙，形成基础关键词的快速增长期；当关键词数量达到500个时，知识关注空间趋于饱和，形成基础关键词的增长式微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影响深远，国家建构进程对中国社会学知识变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社会学核心知识与前沿知识的传承情况如何？基于三份期刊3065个文献节点的有向引用网络数据，表1有助于从局部网域和整体网络两个层面确定核心文献。表1上层部分呈现了连出中心度最高的10篇文献。普遍较低的相对中心度说明这些高被引文献在局部层面具有相对重要性，在整体层面不具突出性。例如，渠敬东、周飞舟和应星2009年论文的连出中心度为68，表明该文自发表后被三份期刊中的其余文献引用68次。作为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节点，该点拥有较多直接相连的邻点，在局部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为局部中心点。但这篇论文的相对中心度为0.045，说明在该文发表后的所有论文中仅有4.5%的论文引用该文，其影响力在整体网络中并不突出。

表1下层部分展示了偏中心度最高（皆为11）的三篇文献。普遍较低的相对中心度表明这些文献节点因起到联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而处于整体网络的中心，它们本身并非被后来文献反复引用的核心文献。例如，李培林1992年论文的偏中心度为11，表明该文居于3065个文献节点构成的整体网络的中心位置。但这篇论文的相对中心度为0.005，说明在该文发表后的所有论文中仅有0.5%的论文引用它。这篇文章虽然位于整体网络中心，但并不具有核心影响力。局部网络的中心点和整体网络的中心点意味着核心文献存在于分支领域层面，而非学科整体层面。

（一）分支领域内的知识积累

在使用标准解析度1.0对整体网络进行聚类后，本文以表2展示了高被引文献节点所在聚类的基本信息。被引用量最高的五篇文献皆来自政府行为领域，可见中国社会学界对政府行为议题的高关注度（陈家建，2023：19-20）。剩余高被引文献则集中分布在单位制、教育分层、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集体行动和产权这些分支领域中。依据六个分支领域内文献节点的连出中心度和相对中心度，我们在各个领域分别定位出两篇核心文献。

6个分支领域均有核心文献自发表后每隔1~4年被其所属领域内的前沿文献直接引用。政府行为领域每年都会出现直接引用该领域两篇核心论文的前沿文献；教育分层领域平均每隔1~3年就会出现前沿文献与其两篇核心文献的直接引用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领域的两篇核心文献每隔1~4年被该领域前沿文献直接引用；产权领域的两篇核心文献每隔1~3年就会发展出与前沿文献的直接关系。路风的单位制研究论文和张磊的集体行动研究论文每隔1~4年被各自分支前沿文献直接引用。图5上半部分呈现了渠敬东、周飞舟和应星2009年的论文以及路风2003年的论文的引用网络，表明分支研究领域核心文献与前沿文献的引用关系。作为被引次数最高的核心文献，渠敬东等人的论文从2009年到2021年每年至少被一篇政府行为研究的前沿文献直接引用。作为生命期最长的核心文献，路风的论文在1989年至2020年每隔1~4年至少被一篇单位制领域前沿文献直接引用。核心知识与其后的前沿知识保持直接关系，说明中国社会学分支领域内的知识变迁在实质上以知识积累为主，命题2a成立。

但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图5下半部分李汉林和李路路的单位制研究论文自1999年发表后每隔1~3年被该领域前沿文献直接引用，但这种直接引用关系在2014年后就不再出现；应星在集体行动领域的论文在2007年发表后多年皆为该领域前沿研究反复引用的核心文献，但同一领域2016年后的前沿文献不再与其保持直接引用关系。截至2022年，两篇文章未恢复与各自分支领域前沿知识的直接关系，命题2c在这里未得到支持。

（二）学科整体上的知识遗忘

为什么分支领域的核心文献未能成为学科整体层面的核心文献？这需要考察文献的跨领域引用关系。以一篇核心文献A和三篇前沿文献B、C、D构成的跨领域引用关系A→B→C→D为例，前沿文献B直接引用核心文献A，引用距离为1；前沿文献C和D间接引用核心文献A，引用距离分别为2和3。前沿文献B、C、D可能与核心文献A属于同一分支领域，也可能来自不同于核心文献A所处的分支领域。

图6呈现出与核心文献存在直接引用关系（距离为1）和间接引用关系（距离为2或3）的前沿文献所属分支领域的比重。平均而言，与核心文献存在直接引用关系的前沿文献中，81%的前沿文献与核心文献处于相同分支领域，19%的前沿文献来自其他分支领域。与核心文献存在间接引用关系（距离为2）的前沿文献中，40%的前沿文献与核心文献属于同一分支，60%的前沿文献来自其他分支。与核心文献存在间接引用关系（距离为3）的前沿文献中，12.5%的前沿文献与核心文献同属一个领域，87.5%的前沿文献来自其余领域。这表明，一个分支领域的核心文献大多被同领域的前沿文献直接引用，被其他领域的前沿文献间接引用。换言之，其他领域的前沿文献大多直接引用这个分支领域中基于核心文献发展出来的前沿文献，而非核心文献。这种“即时效应”或“新词谬误”说明实质性知识变迁在学科整体上体现为知识遗忘，命题2b得到支持。如果一个分支领域的前沿文献偏向于引用同领域的核心文献和其他领域的前沿文献，那么不同分支领域的前沿知识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不同领域之间并不具有不可公度性，不支持命题2d。

（三）代际转换

上述实质上的知识变迁至少表明社会学并不只是“充满着喧哗与骚动”而已，它还积累了部分知识（Abbott，2006：60），这种知识积累同样体现在代际更替中（Abbott，2001：23-26）。多数社会学分支研究领域大约有25年的学术生命周期。例如，标签理论、新制度主义和科学社会学在一定时期大放异彩，但最终还是归于平淡。正如阿伯特（Abott,2006：61）所言，“25年大致是一群人提出某些新的思想……培养一两代学生并最终安享晚年的时间跨度”。

项飙（2015）曾宣称2015年象征着中国社会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我们认为2005年很可能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代际转换。从社会学重建的1979年到2005年，李汉林、李路路、边燕杰和周雪光等“知青”社会学家分别在单位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产权等分支领域引领学术风潮。2005年后，以应星、周飞舟和渠敬东为代表的“后知青”社会学家先后在集体行动和政府行为领域形成学术声望。当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产权、单位制等“知青”社会学人的研究范式不仅在当下拥趸众多，而且在事实上“沉淀为一种稳定的、中年的存在”（Abbott，2006：26）。不过，“知青”与“后知青”的年龄分层差异至少表明中国社会学存在代际有别的知识差异。

（四）学科碎片化

阿伯特提供了以世代为基础的解释，而社会学中的内部主义者则发现学科的碎片化决定了社会学知识独有的累积性与遗忘性。社会学容纳了众多彼此松散联系的分支，以至于难以在这门学科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声音（Becker & Rau，2001：121-123）。这种学科碎片化的倾向也加剧了社会学的“失忆症”：鲜见社会学家跳出自身专业领域的藩篱去处理学科整体层面的议题（Baehr，2020：125；Collins，1990：311）。

虽然社会学的碎片化饱受诟病（Manza，2023：252），但这门学科已经走向一个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它的优势而非劣势（Lamont & Swidler，2014：153；Stinchcombe，2001：96-97）。与其谴责理论、方法和研究结果的多样性并试图将它们整合进统一的框架，不如欢迎复调声音和多元方向的存在，因为它们为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提供了机会（Camic & Joas，2003：5）。与这一主张类似，后实证主义的拥趸认为人们在学科碎片化时代已不能就普遍客观的知识积累评估标准达成共识。后实证主义者在判断和解释社会学知识的积累时，主张以社会学传统为分析单元，将每一个传统都视为“一个思想的共识共同体”（亚历山大，2003：48-49）。正是由于碎片化和多中心化，社会学的知识积累才未体现在学科整体层次，而体现为一种发生在不同分支领域内部的、以认知共同体为基础的过程（Zald，2001）。后实证主义知识积累观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政府行为、集体行动、教育分层等分支领域及其学术共同体内部考察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

至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从1980年至2022年，中国社会学的新旧知识传承情况在分支领域中体现为知识积累，在学科整体上体现为知识遗忘。这种知识积累与遗忘过程既发生在中国社会学家的代际转换中，也发生在学科本身的碎片化脉络里。

有学者提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本书，邀请社会学家放下自己的工作，思考这门学科的状况”（Baehr，2020：123）。本文即为我们的邀请，邀请中国社会学人回顾40多年来的知识变迁，因为是时候全面反思这门学科了。表3总结了本文的框架与内容。我们尝试将知识社会学理论引入社会学史研究，并以经验材料和数据分析来验证我们的理论命题。

必须强调，本文仅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基于“少数定律”解释知识变迁在形式上呈现的扇形伸缩，这充其量只能算一种“弱内部主义”，无法深入分析知识空间内部多种逻辑立场的关联与发展。我们考察了知识空间内部的关键词在数量上的变化趋势，但未能深究这些关键词在性质或立场上的分化与综合。其次，宏大的主题和数据的测量决定了本文无法呈现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细致纹理，访谈和传记资料的欠缺也使得本文的外部主义分析难免粗糙。最后，本文未能呈现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复杂面向。多数社会学理论属于经验议题驱动的“中层理论”，以占有的三维度结构框架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就是在以产权结构变革为主题的经验研究中推进的（刘世定，2019：59-66），并且这一框架既能解释中国现实，也能涵盖西方经验（刘世定，2021：497）。除了这类普适性的中层理论，景天魁等人的一般性群学理论和周飞舟等人的地方性“一本一体”理论也是值得重视的成果（谢立中，2023：107）。这只能留待未来进一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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