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术》新刊 | 【英】弗朗西斯·威特曼：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

金石学家对墓志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不异史家发凡言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其体例、语言与行文类似于史籍，也是《春秋》笔法遗留下来的重要流派与支脉之一。就“文本于经”的传统观念来看，将墓志视为“春秋流裔”是合理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墓志一向为人诟病，被批评说是过多地虚美、曲笔，这应该是史学本位的看法，而忽略了墓志本身文体的需求、功能的特性及适用场合。史笔和史传思维的融入为墓志的书写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墓志也对史笔的运用进行着有形或无形的改造。

“实录”是史传记事最为基本的一项要求，但“历史的还原永远是在重构状态下的还原”，墓志会借贬斥他者来褒扬墓主，涉及具体人事的贬斥会相对隐晦。“蔡邕体”只褒不贬，尽量回避书写墓主人的尴尬和失意等不完美之处。安史之乱后，墓志中的负面经历多了起来，这些不如意以反衬的手法或方式塑造墓主的正面形象，“夫人乃提挈孤弱，南奔依于二叔。自周达蔡，逾淮泝江，寓于洪州”。但史传从《左传》开始就具有浓烈的伦理化、道德化倾向，目的是要表达作者对历史事件意义的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诠释。宋代史学更偏好对具体人和事的褒贬，这两种价值取向相互结合起来之后逐渐影响了墓志的撰写，使得贬抑他者以褒扬墓主的手法在宋代墓志中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而宰相使人说公稍折节以待迁，公乃告以不能。于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然观庸俗，富而溢则骄其子，使沦于欲，若节信所谓“以贿丧精者，往往而是”。　

王安石以孔道辅拒绝宰执的游说来表现其直率的性格和为人，李觏批评富人娇养孩子的风气突出墓主善于培养子女。不论写具体事件还是批评流俗，都是借他者凸显墓主的优秀品质，这种一褒一贬的手法利于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墓志是奉敕或受请托撰写的，人际关系、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会影响褒贬的力度，因而墓志的贬斥会比史书更加隐晦。庆历时期，反对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对改革派进行攻击，使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迅速流产。欧阳修对此无法完全释怀，但吕夷简集团在朝廷内外的势力十分强大，因此他的墓志中不像史传指名道姓，而是一直以官名“宰相”称呼吕夷简。熙宁四年，司马光在吕诲墓志中以“侍臣弃官家居者”“新为政者”指代王安石。元丰二年，范祖禹在刘恕墓志中也以“执政”指代王安石。类似此类的书写方式在北宋得以逐渐定型下来，成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愈益普遍使用的墓志撰写模式。

以史家的笔法撰写墓志，目的在于追求“实录”的效果，但“隐恶扬善”的道德观会影响“实录”的表达效果。墓志要“实录”，就要突破“为长者讳，为逝者讳，为尊者讳”的禁忌，对作者的笔力和话语权等诸多方面要求甚高。墓志写作掺杂着人情、润笔等复杂因素，因而要“实录”是极其困难的。曾巩定位墓志“义近于史”“足为后法”，史传可以“惩恶扬善”“使乱臣贼子惧”，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公论的约束力，但墓志从很大程度上需要“隐恶扬善”，使得“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由此可知，对“恶”的处理方式说明墓志书写趋向高标准的道德意识，其重要目的在于感化所谓的“恶人”。墓志通过树立模范，让人见贤思齐。因此墓志要兼顾“实录”和“扬善”，则必须强调墓主的善举，忽略恶行或用曲笔为其开脱。

在“实录”和“扬善”的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实录”会让位于“扬善”。范仲淹神道碑中所载吕、范和解一事争论千载，《避暑录话》中就此事对欧阳修进行了回护，同时提及仁宗率百官拜章献太后之事确实发生过，但神道碑却记载，因范仲淹阻止而未能进行前述活动。而叶梦得则认为这是误记，欧阳修在王旦神道碑中曾谈及自己撰写碑志时会参考《国史》、实录、搢绅、故老之传进行考证，而此事是范仲淹仕途中的重要事件，欧阳修必定会多方求证，不至讹误。章献太后“服衮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宋代碑志高度“公共化”的前提下，欧阳修出于垂范后世的考虑，记录时并未按照惯例以“实录”的方式写作，其撰写吕、范和解大概也有此考虑。

与此同时，随着北宋墓志的“公共化”，因为需要“扬善”，墓志对正向事件的书写又恢复了之前“贪功”的故态。立储是仁宗晚年重要的政治议题，韩琦、文彦博等许多高级官员都曾劝谏仁宗要尽快立储。赵槩墓志中似乎他以一人之力促成此事，“方是时，皇嗣未立，天下以为忧。仁宗始命英宗领宗正，公言宗正非所以为重，愿立为皇子，仁宗听其言而立之”。普通官员墓志也不能免俗，“尝奏书仁宗，请择宗室之贤者建为皇嗣，以系天下之望”。陈师道所撰曾易占神道碑亦称其为首倡立嗣之人。在纪传体史书中，同一件事入几传是常有之事，不过史书内部可以互见，便于读者还原事实真相。一般北宋撰者仍预设墓志和神道碑以石本或拓本单篇行世，所以写正向事件，谀笔频出，呈现“贪功”的旧态。一言以蔽之，不论曲笔隐恶还是谀笔扬善都让墓志“实录”效果大打折扣。

墓志多撰于墓主去世当下，私人关系也会影响墓志书写。北宋墓志作于墓主去世一至五年，多的则长达数十年，但时隔几十年的情况相对较少。亲友皆在时，撰者就必须考虑生者的感受。如果墓主或家属位高权重，撰者甚至会有所谄媚。韩琦及妻子崔氏的墓志由陈荐撰写，陈荐“从韩琦定州、河东幕府。性木彊简澹，独琦知之最深”，“琦辅政，荐为秘阁校理、判登闻检院、知太常礼院”。因为这层关系，陈荐大体上了解崔氏的生平行实，他通过韩琦刚入仕途、官位日隆、任相三个时段写崔氏的为人和行事。而撰写韩琦的墓志时，韩、陈二人之间的关系影响更加明显。陈荐开篇就强调韩琦的功德“载之钟鼎，书之功录，传之四海内外，如星斗之光，雷霆之音”，自己“谨考次始终大节以书”，但全文选事多且叙事详尽。陈荐的行文立场与韩琦高度一致，如将庆历新政的失败概括为“言未及大施，而不便于己者，毁已兴矣”，并于文中极力反对青苗法。尹洙与韩琦私交甚笃，虽然他为文追求简洁而有法度，但其所撰韩琚（韩琦兄长）墓志行文丰满，并特意强调墓主如何在安化州平乱时建言献策。就戡乱一事而言，被尹洙略去的平定过程才是史书的叙述重点。由此可知，撰者史识、史德再卓越，私人关系都会影响墓志撰写。

墓志写作时相关事件或许尚未尘埃落定，缺乏时间汰洗沉淀，也会导致墓志书写欠缺史传的后见之明。范晔写《后汉书》时距离东汉亡国200余年，恩怨散尽，各种史料已经出世流传，对于资料搜集和书写有益。沈约撰述《宋书》时间近，虽资料充足，但易代之际政治拘束多，叙述多有忌讳，时有曲笔。魏收在《魏书》中揭时人隐私，褒少而贬多，且秉笔未必公允，成书之后群口沸腾，魏收在世时就进行了两次修改。历史撰述需要合适的时间距离，让事件尘埃落定，私人关系消散殆尽，才可以准确地定位和评价人物、事件。然而，墓志多撰于当下，多由帝王敕撰或家属请托，因而对于人物的定位和事件的认知与尘埃落定后可能差异巨大。

毕世安的子孙分别于景德二年（1005）和元祐三年（1088）请杨亿、刘挚撰写墓志、神道碑，两篇文章相隔八十余年，风格和关注点截然不同。杨亿在《宋故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赠太傅中书令谥曰文简毕公墓志铭》中秉承“蔡邕体”的文体规范，不铺述时势之艰辛、过程之坎坷，只大力歌颂墓主功绩并归功于上，而刘挚在《毕文简神道碑》采用“韩愈体”，甄选重点事件详述。文章结构上，杨亿以官职变动为纲撰写墓志，力求无所遗漏；刘挚只选取毕士安推荐寇准、澶渊之盟中促成御驾亲征两件事详述。墓志中澶渊之盟占比与其他职任的篇幅区别不大，神道碑中对澶渊之盟的叙述占有绝对优势。细节安排上，墓志以澶渊之盟发生、发展的顺序书写，笔触落在墓主如何拖着病体谋划；神道碑先写议和成功，后补充毕士安带病赶到行在，坚定帝王信心和安排后续事宜，顺叙写澶渊之盟本末，插叙写毕士安的贡献。神道碑为什么主要叙述这两件事？毕士安举荐寇准，所以他们能通力合作，促成了澶渊之盟的缔结。澶渊之盟拟定时，宋人处于优势地位却厚赂敌国，献计的毕士安承受着非议，所以刘挚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这种书写策略也是为毕士安开脱。元祐三年，关于寇准的功过已有定论，澶渊之盟对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明。经过时间的汰洗沉淀，毕士安神道碑的书写重点显豁而出。

时间序列在历史解释中万分重要，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同一件事的判定可能大相径庭。墓志撰写的时间间隔短，相关事件尚未尘埃落定，难以沉淀出深刻的认知与准确的定位。程颢以道学先驱的身份为人所知，但韩维所撰墓志仍强调他在地方为官和移风易俗的成就。除此之外，时间序列也会影响到作者所收材料的种类及丰富性。大多数撰者的材料大都来自于家属，资料的完备性和丰富性与官方修史活动完全不同，所以墓志的立场和叙事难免有偏向。欧阳修强调自己撰写碑志会参考国史，但欧阳修和王安石撰写梅询和曾致尧的碑志时，如不曾参阅李沆相关史料，就无法得知真宗并未视二人为知己，二人的仕途坎坷也皆源自名相李沆的判语而非“闭于奸邪”。因此墓志撰写缺乏后知之明，这是“以史笔为墓志”无法弥合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