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一名天才？

时间倒流到1968年。

这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日，但对Julian Stanley教授来说今天却显得有点不平常，原来他遇到了一个小男孩，小家伙名叫Joseph Bates，才12岁，非常聪明，但也着实让人心烦。小Bates来自巴尔的摩，在数学上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让小伙伴们望尘莫及，于是家人就把他送到Stanley教授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计算机课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进入了一个周围都是成年人的世界后，小家伙仍表现得极为突出，把一众大人甩开了几条街，甚至在课余时教研究生们FORTRAN编程语言。

Julian Stanley教授

由于不知道该拿小Bates怎么办，所以他的计算机老师就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Stanley教授，因为Stanley正以擅长心理测量学而著称。为了测一测小家伙到底天赋有多高，Stanley给他做了一系列测试，包括SAT入学考试——要知道，在美国，SAT通常是为16—18岁的青少年准备的。

SAT成绩是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Bates的SAT成绩让Stanley大吃一惊，因为他的分数远远超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线，于是Stanley打算在当地找一所高中，让小家伙学习高等数学和科学课程，可是却未能如愿。不过，Stanley还是想办法说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使得小Bates成为了该校一名大学新生。

Stanley亲切地将Bates称为其“数学早慧少年研究”（SMPY）的“起点学生”。作为当前对天才儿童开展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纵向调查，SMPY在45年的时间里追踪了约5000名天才儿童的职业和成就，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成为了一流科学家。这项研究还催生出了不下400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并且为如何发现并开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领域的天才提供了宝贵资料。

Stanley的门生、如今的范德堡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院长Camilla Benbow称：“Stanley想要搞明白的是，该如何发掘出在STEM领域有着巨大潜力的天才儿童，同时帮助他们充分释放出潜能。”事实上，对于Stanley而言，他所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研究这些天才儿童，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彻底激发出这些孩子的潜力，进而改变整个世界。

如今SMPY的首批成员正值事业巅峰，应该说，这批人对科技、社会的影响力很大。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青少年中心为代表，有天赋的少年奇才们在为他们专门打造的“大熔炉”里都得到了很好的锤炼。著名数学家陶哲轩、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流行女歌手Lady Gaga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便是这些人确实成材了。”杜克大学心理学家Jonathan Wai如此说道。Wai综合了11项相关研究的结果（包括SMPY），给出了天才与其长大成人后所取得成就之间的关联。“在测试中名列前1%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一流科学家、商界大亨和政坛精英。”

过去有一种传统观念，即成功的职业生涯主要取决于后天的不懈努力，用句老话来形容，便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显然，上述研究给出的结论与此相悖。SMPY提出的观点是，比起后天的努力和环境的影响，少年天赋更为重要，因此，对于这些天才儿童，理应大力培养。

SMPY

Stanley对开发科学天才的兴趣，是被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纵向调查之一，即Lewis Terman的“天才遗传研究”所激起的。从1921年开始，Terman以高IQ分数为标准，挑选出了一批青少年受试者，然后追踪其事业发展的轨迹。不过，令Terman懊恼的是，结果并不理想，这拨人里成为大科学家的寥寥无几。相反，当时因129的IQ得分过低而未迈过及格线的，反倒涌现出了一批精英，其中包括晶体管的共同发明者、诺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另一位诺奖得主、物理学家Luis Alvarez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同样被拒之门外。

美国心理学家Lewis Terman

在Stanley看来，Terman的问题出在缺乏一种专门测试定量推理能力的可靠方法，否则他绝不会错过Shockley和Alvarez。因此，他决定用SAT试一试，尽管该测试本是用来衡量年龄较大的学生，但Stanley假定它很适合用来衡量年龄比较小的优等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1972年3月，Stanley召集了450名来自巴尔的摩、年龄在12—14岁的“神童”，并让他们参加了SAT中的数学测试，由此成为首次标准化的“天才挖掘”（后来，研究者们又逐步添加了其他一些测试项目）。

当时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发展心理学家Daniel Keating说：“测试结果令人吃惊，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孩子能够解决平时上课时未曾遇到的数学问题、这么多的孩子获得的分数高出一流大学的录取门槛。”

让Stanley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SMPY后来会发展成为一项持续数十年的纵向研究。Stanley的门生Benbow后来还给出了一个建议：将该研究扩展至受试者一生，同时还要纳入对兴趣、爱好、职业及其他成就的评估。

空间能力

“破天荒第一次，SMPY提供了一个大样本基础，将教育领域从对基本智力的关注转向对特定认知能力、兴趣和其他因素的评估。”美国心理学会天才教育政策中心负责人Rena Subotnik这样表示。

1976年，Stanley进行了一项大测试（测试阵容相当强大，由563名13岁“神童”组成，他们的SAT得分位居前0.5%），目的是测试孩子们的空间能力——理解并记住物体之间空间关系的能力。具体包括：将从不同视角看到的物体进行配对；对于以某种方式被切开的物体，判断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截面；估测各种形状的倾斜瓶子的水平面。Stanley想知道，同依靠定量与文字推理相比，空间能力是否能在预测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更胜一筹。

研究者在受试者18岁、23岁、33岁和48岁时对其进行了追踪调查，而这些孩子的发展轨迹印证了Stanley当时的预感。2013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分析发现，人们获得的专利及发表的论著同其当初在SAT和空间能力测试中所取得成绩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事实上，这些发现与其他一些最新研究结果吻合得相当不错，表明空间能力在创造力和技术创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认为，它或许是人类潜能中已知但尚未得到发掘的最大源泉。” 心理学家Lubinski说。他又补充道，在数学或文字能力方面表现尚可但在空间能力方面表现卓越的学生，很有希望成为一流工程师、建筑师和医生。“然而不幸的是，人们通常对这种能力表现得不屑一顾。”

尽管像SMPY这样的研究项目有助于教育机构遴选出有天赋的天才儿童，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这个特殊的族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中东和东亚，比如说中国大陆、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和教育部门都比较关心天才儿童的发展。然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热度就没那么高了，比如说英国就已经决定把原本花在天才儿童身上的钱转投给贫困生。

要不要跳级？

SMPY提供的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让学习能力强的人跳级，可以让他们发展得更快。来看看这样一个对比，对阵双方分别是跳过一级的孩子和同样聪明但没跳级的孩子，结果显示：前者获得博士学位或专利的可能性比后者要高出60%，尤其是在STEM领域，前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要比后者高出一倍以上。事实上，跳级在SMPY的精英人群中并不鲜见，他们知识面广且学得快，从而成为极富挑战性的教育对象。在Lubinski看来，推动这些天才学生进步其实没有什么成本，有时甚至是在给学校省钱。

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觉得跳级对孩子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在社交方面给孩子造成困扰，让他们过早结束孩童时代，还会导致知识缺陷。然而，如今很多教育研究者越来越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跳级会让大多数天才儿童受益匪浅，这不仅体现在学术和职业发展方面，还体现在社交、情感方面。

不过，跳级并非唯一的选择。SMPY研究人员表示，就算是不跳级，适度干预一下——比如说给他们提供大学水平的课程，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就能力突出的学生而言，比起那些很聪明但没有获得高水平STEM教育机会者，获得这种机会的学生在发表学术文章方面的表现明显更胜一筹，且获得的专利更多，职业发展得更好。

尾声

尽管SMPY提供了很多关键见解，但研究人员对于天才与成就的关联仍是一知半解。“即便是天才儿童，发展得也很不平衡，有些人成就突出，有些人则表现平平，个中缘由我们尚不清楚，”凯斯西储大学研究认知能力的心理学家Douglas Detterman说，“智力无法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事实上，动机、个性、努力程度等也很重要。”

上世纪80年代，德国人对于天才儿童也开展了一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慕尼黑天赋纵向研究”，研究对象是2.6万名小天才。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认知能力对于孩子的未来发展很重要，但动机、好奇心、对压力的适应能力等因素则影响力有限。此外，家庭、学校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

事实上，对这些天才研究项目持负面看法的专家和教育界人士也不少，他们觉得那些测试方法并不完善，而且过早地给孩子贴上标签会产生误导，导致部分孩子失去进取心。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的SMPY的忠实拥戴者Lubinski是怎么说的吧：“我们这个社会真是有点奇怪，对于体育竞技领域有潜力的好苗子，人们绝不吝惜时间和金钱，而对于智力领域的小天才，人们却往往熟视无睹。如今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棘手问题，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恐怖主义……而解决这些问题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些有天赋的孩子，我们应该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

http://www.nature.com/news/how-to-raise-a-genius-lessons-from-a-45-year-study-of-super-smart-children-1.20537